据《苹果日报》今年6月30日报导：
中信金已与中国中信集团签定策略联盟协约，中信金以116.7亿元取得中国中信集团旗下中信银行所属（中国）100%股权；同时以私募方式引进中国的中信银行资金，取得中信金3.8%股权，成为中资入股台湾金融业的首例，也成为股东会上各界热烈讨论的重点……
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连合召集人赖中强率众至股东会场外抗议，并以股东身份发言表示，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恐持有质量不良的中国政府地方债，花大钱恐怕买到的不是资产而是负债；并质疑这项策略联盟会有泄露个资的问题。
或许正因为是第一次中资入股台湾金融业的案例，才引来如此风波。有论者认为这是金融业的“旺中案”，而中国中信是中国国务院控制的国家战略企业。这种看法认为中国中信承载了中国政府的意志，且北京可以透过台湾中信金这个重要中介来影响台湾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
那么，中信银行如何承载中国政府意志呢？我认为这可以简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历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无一不是中央政府或中央国企的重要干部，二是甫成为台湾中信金股东之一的中信银行亦有超过一半的股份由国家直接持有。至于要说明中国中信战略性金融机构的性质为何，或许没有比“一带一路”更适合的了。
由“一带一路”说起
“一带一路”计划在习近平2013年访问哈萨克时首次被提出，简言之，分成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沿着中国周边由东到西，从东亚、南亚、中亚一直延伸到欧非诸国，从国内城市到周边国家的重点城市，透过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打造基础建设并打通贸易要道。
今天6月24日，中信银行在北京宣布，将联合旗下小大公司提供7000亿人民币投入“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利用中信大量海外业务的利基（niche），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特色优势产业及“走出去”政策等等。第一阶段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有10个重点项目，融资金额超过500亿元，“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有17个重点项目，融资金额近400亿元。
由此可见中信银行在国家经济战略规划与执行的重要性。不由得令人联想起08年国家发改委提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后，香港正式被纳入中国国家整体规划蓝图内，做为配合中国国家战略规划的一部分，其后果如香港青年学者陈剑青所说，香港最终会被边缘化为单一功能来服膺于中国整体安排，自毁其城市功能……
几个“以商逼政”的案例
其次则是这几年在台湾较为人所知的“以商逼政”模式，简言之，这种模式可以归纳成：在中国对台湾有主权宣称，中国又作为经济强国，跟台湾因代工、贸易等原因而复杂交缠日益依赖的经济关系之条件下，中国得以藉由经济优惠来控制台湾政治与社会等领域的影响力机制。
明显的例子包括，在2009年，中方透过高雄在地民意代表跟旅行社牵制、要求高雄市政府停播维吾尔族异议领袖热比娅（Rebiya Kadeer）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否则将禁止陆客进到高雄，减少地方业者的观光收入；或是如2012年的“旺中案”，从台湾出走到中国而成长茁壮的传统产业旺旺集团，08年起回台购买平面、有线等不同媒介媒体，且以言论审查、“置入性营销”等方式来影响台湾对中国言论，并且配合中国对台布局进行宣传，最著名的案例是2011年到2012年收购台湾《壹传媒》以及中嘉有线电视台系统等案。
一如台湾社会学者吴介民所强调的“北京代理人”，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配合北京且协助执行其意志的代理人，上述高雄的民代、旅游业者跟旺旺集团都属此例。
过去六、七年间，这样的例子历历在目，从经民连今年6月9日关于中国中信入股中信金的新闻稿亦显见其担忧，主要有三点：一是有大量广告业务支出的中信金控会透过抽广告来控制媒体跟舆论、二是因为中信金掌握大量信用卡用户个资，可能因此曝露消费者个资而增加其风险、三是透过中信金的贷款审查来影响特定企业。
若从北京角度视之，还包括较为间接且隐而未现的杠杆，因为中信金取得中信国际所有权后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借贷与投资，这样的借贷关系自然会成为北京对台的施力点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一笔交易案发现两组权力机制，一来中信银行作为服务于中国政府政经战略的金融机构，其经济行动同时也是政治行动，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环。二来则是需要在地代理人协助的“以商逼政”模式。但除此之外呢？因此，我将尝试从台湾出发来提出另一组机制，解释金融业的行动与两岸现行的政治经济关系。
“两个中信”之外的金融资本伏流（上）
（施懿伦，来自台湾，目前就读于政治大学哲学系。喜欢香港，尤其喜欢旺角跟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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