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蘋果日報》今年6月30日報導：
中信金已與中國中信集團簽定策略聯盟協約，中信金以116.7億元取得中國中信集團旗下中信銀行所屬（中國）100%股權；同時以私募方式引進中國的中信銀行資金，取得中信金3.8%股權，成為中資入股台灣金融業的首例，也成為股東會上各界熱烈討論的重點......
民間團體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賴中強率眾至股東會場外抗議，並以股東身份發言表示，中信銀行國際（中國）恐持有品質不良的中國政府地方債，花大錢恐怕買到的不是資產而是負債；並質疑這項策略聯盟會有洩露個資的問題。
或許正因為是第一次中資入股台灣金融業的案例，才引來如此風波。有論者認為這是金融業的「旺中案」，而中國中信是中國國務院控制的國家戰略企業。這種看法認為中國中信承載了中國政府的意志，且北京可以透過台灣中信金這個重要中介來影響台灣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生活。
那麼，中信銀行如何承載中國政府意志呢？我認為這可以簡要分成兩部分，一是歷任中信集團董事長、總經理無一不是中央政府或中央國企的重要幹部，二是甫成為台灣中信金股東之一的中信銀行亦有超過一半的股份由國家直接持有。至於要說明中國中信戰略性金融機構的性質為何，或許沒有比「一帶一路」更適合的了。
由「一帶一路」說起
「一帶一路」計畫在習近平2013年訪問哈薩克時首次被提出，簡言之，分成陸上絲路跟海上絲路，沿着中國周邊由東到西，從東亞、南亞、中亞一直延伸到歐非諸國，從國內城市到周邊國家的重點城市，透過亞投行與絲路基金，打造基礎建設並打通貿易要道。
今天6月24日，中信銀行在北京宣布，將聯合旗下小大公司提供7000億人民幣投入「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利用中信大量海外業務的利基（niche），來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特色優勢產業及「走出去」政策等等。第一階段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有10個重點項目，融資金額超過500億元，「絲綢之路經濟帶」則有17個重點項目，融資金額近400億元。
由此可見中信銀行在國家經濟戰略規劃與執行的重要性。不由得令人聯想起08年國家發改委提出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後，香港正式被納入中國國家整體規劃藍圖內，做為配合中國國家戰略規劃的一部分，其後果如香港青年學者陳劍青所說，香港最終會被邊緣化為單一功能來服膺於中國整體安排，自毀其城市功能……
幾個「以商逼政」的案例
其次則是這幾年在台灣較為人所知的「以商逼政」模式，簡言之，這種模式可以歸納成：在中國對台灣有主權宣稱，中國又作為經濟強國，跟台灣因代工、貿易等原因而複雜交纏日益依賴的經濟關係之條件下，中國得以藉由經濟優惠來控制台灣政治與社會等領域的影響力機制。
明顯的例子包括，在2009年，中方透過高雄在地民意代表跟旅行社牽制、要求高雄市政府停播維吾爾族異議領袖熱比婭（Rebiya Kadeer）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否則將禁止陸客進到高雄，減少地方業者的觀光收入；或是如2012年的「旺中案」，從台灣出走到中國而成長茁壯的傳統產業旺旺集團，08年起回台購買平面、有線等不同媒介媒體，且以言論審查、「置入性行銷」等方式來影響台灣對中國言論，並且配合中國對台布局進行宣傳，最著名的案例是2011年到2012年收購台灣《壹傳媒》以及中嘉有線電視台系統等案。
一如台灣社會學者吳介民所強調的「北京代理人」，這種模式的關鍵在於配合北京且協助執行其意志的代理人，上述高雄的民代、旅遊業者跟旺旺集團都屬此例。
過去六、七年間，這樣的例子歷歷在目，從經民連今年6月9日關於中國中信入股中信金的新聞稿亦顯見其擔憂，主要有三點：一是有大量廣告業務支出的中信金控會透過抽廣告來控制媒體跟輿論、二是因為中信金掌握大量信用卡用戶個資，可能因此曝露消費者個資而增加其風險、三是透過中信金的貸款審查來影響特定企業。
若從北京角度視之，還包括較為間接且隱而未現的槓桿，因為中信金取得中信國際所有權後必然會進一步擴大在中國的借貸與投資，這樣的借貸關係自然會成為北京對台的施力點之一。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這一筆交易案發現兩組權力機制，一來中信銀行作為服務於中國政府政經戰略的金融機構，其經濟行動同時也是政治行動，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環。二來則是需要在地代理人協助的「以商逼政」模式。但除此之外呢？因此，我將嘗試從台灣出發來提出另一組機制，解釋金融業的行動與兩岸現行的政治經濟關係。
「兩個中信」之外的金融資本伏流（上）
（施懿倫，來自台灣，目前就讀於政治大學哲學系。喜歡香港，尤其喜歡旺角跟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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