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后，梁振英马上转移视线强调“专注民生”，但本性难移，禁不住又因个人心结──创新科技局而与泛民再生龃龉。
无可否认，政改一时三刻不会再成为社会焦点，但6．18的历史意义值得深思。
表决政改方案的电光火石一瞬间，建制派多位议员离场“等埋发叔”，结果八票赞成，28票反对，大比数否决方案。8比28是历史纪录，有报章发挥阿Q精神，大字标题“场外点票：建制派42人全支持政改方案”，但入不了史册。
北京原先剧本是利用今次政改，一棍打死泛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一锤定音，无商无量，坚持一个泛民无法认可的筛选方案，泛民明知会揹黑镬，但别无选择，只能投反对票。于是，政府把政改停滞不前、普选落空的责任全部推到泛民身上，呼吁全港选民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2016年立法会选举惩罚泛民，vote them out，泛民因“票债票偿”而流失议席，失去在立法会的三分之一否决权，地区直选议席总数少过建制派，分组点票失守，立法会议事规则任由建制派主宰，政府议案为所欲为。
不过，建制派最后“甩辘”（受托人没履行责任），“票债票偿”如意算盘打不响，改写了历史。
阻泛民壮大 不栽培建制
北京一方面视泛民为眼中钉，阻泛民壮大，但另一方面又不栽培建制派成才。这样，对香港政治发展是近忧，也是远虑。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在《明报》7月12日一篇专访中分析，泛民议员角色是“通过辩论，去告诉公众这个议案，以及整个制度的不合理”，建制派议员角色是“坐在那里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有时“局长不仅自己不辩护，还叫我们（建制派）也别发言”，“久而久之，我们建制派的人就觉得，在议会辩论是浪费时间，倒不如落区去见选民箍票”，“这样下去，建制派出不了出色的、优秀的议会人才”。
选民不笨，尤其经过政改一役洗礼，年轻一辈的民主意识日渐高涨，不会满足于议员落区，亦要求议员展现议政质素，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建制派即使以保皇为己任，但多多少少都应该有独立思考，未至于盲从附和，出了事就急急跑到中联办请罪。
然而，北京一方面视泛民为眼中钉，阻泛民壮大，但另一方面又不栽培建制派成才。这样，对香港政治发展是近忧，也是远虑。
过去一年多，特区政府为凸显8．31政改方案多么进步，自然要贬低现行特首选举办法作比较，“有票好过无票，入票站好过在家看电视”的不分昼夜洗脑式电视宣传，客观效果是加深市民认知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及数百票当选的特首如何缺乏代表性，提高了香港人普遍对民主普选的寄望。
如今“捉虫”（自找麻烦）了，政府不断践踏的现行特首选举办法将于2017年沿用，届时自打嘴巴，厚颜地吹嘘有代表性？现实只会是特首的认受性每况愈下，管治愈趋艰难。
去年6月国务院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北京宣示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然后是人大8．31决定，挑战香港人底线，要我们放弃独立分析能力和尊严。可喜是屡次民调结果，接近四成稳定比例的港人企硬反对政改方案，拒绝指鹿为马。将来政府再提出筛选方案，相信这四成比例不会轻易动摇。
1986年高山大会以来，香港历代人接力争取民主普选将近30年，但依然遥遥无期。今次政改，北京断然拒绝公民提名，于是，社会各界提出数以十计其他方案，就算人大8．31决定后，仍有些人致力在框架内设计温和方案，建议政府考虑，但全部泥牛入海。反而见到，温和学者陈文敏教授被左报人身攻击、阻挠升职，图杀一儆百。
30年来，温和换来拖延、无视、打压；另一方式，79日占领，北京也是无动于衷。香港人争取民主，到了十字路口，如何走下去？泛民与公民社会实践不同方式，从中摸索可长期发展的方向，笔者有以下想法：
今次政改，建制派一盘散沙的丑态，与泛民的团结成对比。但不容自满，因为政治力量的定律是此消彼长，盛衰轮替，常见一方在区议会选举惨败，紧接的立法会选举就会反胜。
泛民应经营“同一阵营”
目前，在泛民光谱中没有单一政党可以号令天下，应以经营“同一阵营”为大前提。
钱、权两者皆欠奉的泛民，根本没有分裂的条件，必须意识到持续维系政改期间产生的政治能量、统一阵营至为重要，要自强，才能抵挡北京施加的“一国一制”压力。否则，民主固然渺茫，香港人享有的法治、自由亦不保。
刚过去的7月大埔区议会补选工党候选人胜出，反映泛民团结便有最大政治能量。须承认一个现实，目前，在泛民光谱中没有单一政党可以号令天下，应以经营“同一阵营”为大前提。至于如何互补长短，拉上补下？如何推动新陈代谢？新人与旧人各有什么角色？我寄望泛民在后政改探讨路向的讨论中找到答案，实践验证，不会辜负支持者。
6．18惨败，对北京有何启发？察觉不能依赖特首与建制派争取民心？压迫抑或商量，是一念之间，今次效果是驱使原本肯“埋枱”商量的人流失，勇武抗争的一代抬头？
早前A股过山车，足证中国实际上仍然需要香港，一时之间不可放弃。要保持香港对国家的长期功用，持续安定繁荣，而非添烦添乱，必须从改革政制着手。北京何不让香港成为国家的“民主试验场”，那就不会失信于香港人、失信于国际社会，而且，可以延续百年来香港作为中国现代化试点的历史角色。
（梁家杰，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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