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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的反对者
大专毕业后的区龙宇，当了中学教师，教中文及中史。虽然转过学校，但教师一职，还是做到退休。从他当教师起，就一直有办时政刊物，直至2005年才停刊。作为民间独立，思想激进的刊物，居然能够办了二十多年，当中大部分的经费来自会员所交的会费。区龙宇是当中的长期贡献者，包括金钱与文字。
“我毕业后就办《新苗》双月刊，后来叫《先驱》双月刊。想要思想探索，从左翼的角度批判回归，主张港人要自主。其时当然没有人理我们啦。”
事实上从头起中共所正式承诺的所谓高度自治，本身就大有问题。联合声明规定，政行政首长和主要官员由本地产生后，须报请中央政府任命。要知道国内各省市没有高度自治权，但是它们的各省市长经由本省人大选出后，不须要再报请中央任命。号称为高度自治的香港，却不仅行政首长，连主要官员也要报请中央任命，所谓高度自治，其本质不是十分清楚吗？
这是笔名刘宇凡的区龙宇在1986年于《新苗》双月刊所写的评论。在接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果然指极少数泛民对抗中央，这些“死硬派”即使当选特首中共中央也不会任命，是“坚决斗争，决不含糊”。
不过当时区龙宇的话，并没有人理睬。八十年代的港人移民有之，无奈接受政治现实的有之，庆祝回归的有之，诸如此类，就是没有人起来反抗。
直到1989年，香港才有一次真真正正的大型群众运动，那是有关北京的六四民运。
区龙宇对1989年民运最深的批评，在于司徒华在当年6月7日刹停了全港大罢工。北京六四镇压后，港人义愤填膺，支联会原定在6月7日举行全港罢工大游行。
“89年的问题在于6月7日司徒华停止了全港三罢游行，令巨大的民主运动无法形成，否则的话，香港将出现在战后第一次大型政治罢工，建立真正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民主共同体。”
“香港从未出现一个有力的反对党，那些反对力量很容易就happily accepted（轻省地接受）港英颁布下来的立法局议席，因此司徒华他们八十年代就慢慢全当上议员。当你已经上了政府的船，就会慢慢被政府主导了形势，亦此所以当邓莲如在89年6月7日致电司徒华谈及几个暴徒冲击中资机构，司徒华’考虑了一会，相信她不会骗我，就接纳了她的建议，然后就到电台录音，宣布取消六月七日的游行’。”
他认为那个时候的决定，影响甚至直到今天。
“我们并没有完成反殖的过程，同时中共变得更坏。香港人被殖民多年，但在经济起飞后没有从事过任何反殖的运动，因此无法养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同体，令民主运动积弱。具体的呈现就是今天27个泛民主派的议席，分裂成’九流十家’。我并不是说反殖就一定会成功，但起码可以孕育一个强大的民主运动。正如台湾的情况，在反殖与反国民党下他们发展了强大的反对党。”
“完成反殖并不容易，但起码我们要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力量。现在香港的问题是一旦没有了立法会议席，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三十年来我们的民主运动被收缩成为议会选举运动，这是fatal（致命）的。民主反抗力量在整个社会的下层并没有基础。这个结果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那些民主运动决策者、即当时自由派中产的决定。
不管你认同他与否，区龙宇绝对有资格说出对民主派的批评，因为他与民主派交手得太多了。
1986年反核运动，当年在反核的联席会议里，时任教协副会长张文光收到消息说中央一定要建大亚湾核电厂，着大家不要搞运动下去了，区龙宇就曾与他有过争辩；1989年支联会在维园办集会，就曾禁止过他所代表的新苗社在场外派传单，尽管双方都支持中国民运；1989年6月7日取消罢工大游行后的几天，在6月9日支联会开会，新苗社也是会员，区龙宇在会内派发传单表达不满，同样被禁止，其时今天泛民的大部分人物都在，没有一个支持区龙宇；1993年，从八十年代起已支持立法局全面直选的新苗社加入当时由“前线”刘慧卿成立的“九五直选联合阵线”，争取1995年的选举，与其他仅支持立法局一半直选的民主派分道扬镳，但不久，刘慧卿在开会的时候，主张禁止个别团体在阵线所举行的活动中派传单，更称要严肃处置，她的意见还获得通过。但新苗社认为基于民主原则，阵线不应禁止会员团体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愤而退出阵线。
“我不知不觉也当了泛民反对派几十年了。今日的祸，三十年来已经种了下来，我不客气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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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七十年代
伞运过后香港前路茫茫，很多人感觉曾经属于香港的美好一点一滴流失，各种各样的议题都在被激烈争辩，众声喧哗。
“其实今天大部分论争的关键点都曾经出现过在七十年代：我们港人的身份问题、要不要反殖、如何看待中国政权，如何定位中港关系。只不过是1997年后中英恢复友好，而香港经济同时起飞，因此在经济繁荣下，中英两个政府联合矇骗港人：在联合矇骗声明里矇骗了整代港人。所以在八九十年代没有人再谈前途问题，变成只待民主回归。”
“当然我从来没有被矇骗过，虽然我是少数。”
他笑着道。
“七十年代足以影响香港，影响世界。”
“举个例子，我的启蒙当然是《中国学生周报》，但更多是六十年代西方的民歌。Joan Baez，Bob Dylan，Beatles那些歌手的民歌，影响至深。他们那种反战，以及人道的关怀，影响了年轻人对社会议题的敏感度。”
同样是读《中国学生周报》，受西方民歌所影响，区龙宇走的路却与杨宝熙的大不同。
“严格来讲应该是六、七十年代，只不过是香港太落后。香港太幸运，幸运得我们对很多事情都认为理所当然。我希望新一代的香港人，可以克服那种provincial（区域）的视野。香港是国际级的经济城市，但是在政治文化上则很provincial。今天的欧美再坏，总有相对好的妇女平等，种族平等、环境制度。在六十年代的世界性青年运动前，很多社会保障都并未发展。他们那一代人站出来抗争，是改变了整个世界，把绝对的父权主义、种族主义、不包容都改写了。由于香港太落后，这些世界运动的思潮，在七十年代才传到香港，而且也只涉及数千人的青年。但即使所接触的青年人数少，但都足以改写香港。比如说公务员的男女平等，早期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只不过是七十年代本地的高级女公务员不满意，认为外国已经平等，香港亦要平等。香港其实得益于世界的社会运动。到今天如是，比如说同志运动，今天之所以搞得比较成熟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外国的同志运动作参考。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在我们可以引用外国经验前，他们经历了多少斗争，是如何的痛苦？当年在欧美同性恋是会被扔炸弹的。难道我们就不用经过牺牲与斗争，可以直接引用外国的经验？”
“其实香港人也有种被凝视的习惯，大家经常认为被国际凝视，因此很注重国际形像，谈国际标准，这是没信心的表视。这些国际标准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社会被压迫的人经过多年的反抗统治者才屈服。我们今天很多的成果，不全是狮子山精神而来，更多是从外国引入而来。我们享受了外国斗争的成果，只不过是我们不自觉而已。”
“要回顾七十年代，眼光要放得阔一点，这样才会明白我们是如何走过来。否则我们不会明白为什么自由正在一点点地丧失，因为我们不明白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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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思想的托派
区龙宇是个随和的人，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他是由于我在读七十年代的文献，有很多地方想不明白，冒昧请教于他。每次他回覆我，总是仔细认真，绝无敷衍了事。而且今天，你还会看到他笔耕不绝，最近他就忙于翻译他的英文著作《CHINA’S RISE: STRENGTH AND FRAGILITY》。同时在你读到这篇文章之时，他的雨伞运动检讨应该已经在其他网上平台刊出两集，仍然在写。
如此，到底他怎么理解托派在当下香港的角色？
“托派作为一个名词已经过时，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精神之一可以说是’一切都在运动之中’。托派这个名号本来就不是自己所拟，是史大林要批评托洛茨基之故而起的名号，甚至马克思主义也是别人所定的名号，马克思自己就曾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多时候所谓主义都是对手所给予的名号，半带讥笑与讽刺。只有毛泽东思想是例外，是他自封的。”
“托派这个名词是在三十年代这个历史时空下的产物。及至五十年代基于冷战的缘故，托派一词仍有意思。当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全世界都变成资本主义之时，托派作为一个区分苏联同时区分于右派的社会主义派别就失去其名号上的历史重要性。如果今天仍有年轻朋友自称托派，当然无任欢迎。”
相对于托派作为名词，就是托派作为一种思想。
“托派的思想遗产仍然重要。我所写的那本英文书，其中一章就是解释为什么中共官僚能够高据一切阶级之上。按韦伯对官僚的定义，官僚只是资产阶级的仆人，但中共及苏联的官僚却能在所有阶级包括资产阶级之上，连大财阀也要听令之。托洛茨基对苏联官僚的分析及批判很是深刻，有助我们了解今天中共的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对香港的影响。中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其实是在搞资本主义，而且官僚们在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获得利益。在中共的掌政下，一切的矛盾都会特别激烈。我们在中共的官僚资本主义底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因此分析中共的官僚资本主义，对香港当下的政治行动有指导意义。”
有指导意义，却不等同于有影响力。
“托派今天在香港没有影响力。但这些年头来，资本主义已经走到登峰造极，批评资本主义的声音是多了，也因此左翼或者托派的基本社会理论分析在今天会比过往多了读者，多些人会参考。今天我们应该追求民主主义，立宪民主。在香港，今天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有能力组织强大的阶级运动，连资产阶级都不能。三十多年前新华社就很希望推动一个强大的工商党，但到今天都不成功。从主义的角度来讲，香港是单一政治文化的社会，即是自由主义，更准确来说是自由主义的右派。甚至即使自由主义右派，他们连实现自己的政纲的能力都没有。这如罗永生所说是’虚拟自由主义’，而我的说法则是’港版自由主义’，橘逾淮而为枳，即来到香港的自由主义就把其核心的革命传统都丢弃了。”
“香港的自由主义者软弱不堪，以为自由主义不革命，反对革命，这是错得紧要。马克思主义，或者民主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广义的民主主义左翼，其实吸取了自由主义的人民主权论，人民革命论及人民立宪民主论三个元素。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喊立即实行世界大同，我们谈的是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谈何激进？比如今天社会说基本法要重订，有什么激进？对抗殖民主义，我们不谈革命自由主义，不谈对抗，却走去妥协，被收编，这就令民主运动无法形成。雨伞运动才算是第一次真正的民主运动，有民主共同体的形成。”
“过去三十年的群众运动最多算是选议员而已，并不是民主运动。这两者是不相等的。泛民主流是百分百走议会路线的。”
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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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
由青年到白头，当日质疑基本法，不信任中共所保证的高度自治；被嘲笑被孤立；苦苦坚持出版时政刊物，很难想像区龙宇是怎样的坚持过来。或者在每一个时代里，总有像他这样的人，问题是我们看不看到。
“你这样一直坚持，会觉得孤独吗？”我问。
“也会的，哈哈。不过九七九八年是个转捩点。”
一贯他擅长的社会分析。
“经济上，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低下阶层的打撃非常大，当时很多人的薪水一夜之间减三分一，更多人是失业。同时，政府想搞私有化政策，想把水务、邮政、以及房署、公屋私有化。当时我们所办的先驱杂志仍然有办，有评论有介绍。亦此，房署的公会主席有找我帮忙，与我商讨对策。从那个时候起，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想找资本主义以外的可能性。我于1999年有份创办“全球化监策”，职工盟也会找我们向劳工解释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要反对私有化。在此之前，没有人理会我们托派的主张。其中一个托派或左翼理念最广被接受的时间是2005年在港的反对世贸会议，当时甚至很多学者以至社运朋友也是不懂全球化的问题与对应，所以我们的分析会比较多人愿意聆听。”
当年2005年，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港举行。区龙宇于2004年发起“民间反世贸联盟”，任发言人，成员包括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职工盟、街坊工友服务处、先驱社等组织，负责联系本地和海外组织，举办连串论坛和大规模游行，与世贸会议抗衡。那段时间，媒体经常找他做访问。
“七十年至九十年代末基本上是无人理睬我们，我们派传单也是不可以；但在1997年后的气氛已经改变了；直到2009年反高铁，2010年左翼廿一成立，开始比较多人接受我们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为了这个时刻准备几廿年了，哈哈。所以我们的意见就会有些参考价值，仅此而已。”
他终于谈到自己的感受。
“我现在希望在全面退休前，尽最后的努力，把理念传播开去。我最希望的是有时间读文学，而不是搞政治。真正的知识要在参与运动参与斗争当中才能发展得比较全面。在学苑里读的知识只不过是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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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踽踽独行，深深思索。”
“其实甚至在托派里头，我也是孤独的，因为其他人很快就离开了。当然是有点孤独，但是孤独也给我很多时间深思。”
“政治的辩论往往演变成意气之争。你没有权就会谈民主，有权时就会谈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笑）这是托派老前辈王凡西对我说的事，几十年前我曾受他教益的这句话。”
“我没有后悔。最起码我觉得这样我会清醒一点，知道可能与不可能，不容易受骗。起码，我没有做了些historical incorrect（历史证明错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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