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沈旭晖：《贱熊2》的美国文化浮世绘

电影《贱熊》第一集于2012年上映大获好评，今年推出续集，虽然口碑不及前作，但继续以人类与有生命的玩具熊的“兄弟情”作卖点，仍然有不少捧场客。热闹情节的背后，其实是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一幅浮世绘，没有在美国生活的观众，并不容易理解其深层意义。

《贱熊》与《叮当》

《贱熊》推出以来，不少人将之与日本漫画《叮当》（又译《多啦A梦》）比较，却鲜有探讨两者的差异。《贱熊》主角 John Bennett 小时候，收到一只 Teddy Bear 作为圣诞礼物，祈愿小熊有生命、能成为可以互动的玩伴，想不到愿望成真；《叮当》主角野比大雄则是个小学生，学业成绩差，不时遭同学欺负，幸得22世纪机械猫叮当乘坐时光机到来，不时出手相助，“两人”成为玩伴。

不过，《叮当》在日本社会的象征意义，和《贱熊》的美国，几乎是恰恰相反的。《叮当》自1970年1月连载，此前日本工业高速发展，到1973年石油危机后，才录得战后首次经济负增长，自此唯有依赖不可知的更高科技，也就是《叮当》的未来世界、机械猫和法宝。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在纽约策划日本流行文化展览时，说《叮当》“代表着1970年代的日本，由于电子技术的发达，比起个人的知识与勤勉，反而预测利用机械来解决问题，呈现各种充满着未来魅力的符号象征”。1980年代中泡沫经济爆破后，日本步入“失落的十年”，日本人寻找共鸣，却开始从叮当转移到大雄身上，有学者甚至以叮当和大雄的关系比喻美日关系，虽说比喻不伦，却多少反映日本人面对经济低迷的情感投射。

今天美国国内最切身的，并非对前景的迷茫，而是内部价值观之争：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人生意义等。

相对于《叮当》对未来的彷徨，《贱熊》有没有对美国国力由盛转衰的投射？似乎没有。有否质疑美国价值观？似乎也没有。毕竟今天美国国内最切身的，并非对前景的迷茫，而是内部价值观之争：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人生意义等，才是大多数美国中产的梦魇。对《叮当》观众而言，这些有点无病呻吟，却是当代美国人的大辩论。《贱熊》设定在 Bennett 与贱熊均已长大时（分别为35与27岁），相比《叮当》的童真，《贱熊》则探讨一对“麻吉兄弟”如何一起面对中年身份危机，特别是美国社会对成年公民赋予何种责任和义务。第一集着墨于 Bennett 人到中年而游手好闲，但最终也要成家立室，正反映了主流价值观的条条框框。

《贱熊》的大麻情结

更值得注意的是 Bennett 与贱熊都爱大麻，而“大麻文化”，正是美国社会其中一个最“落地”的议题。自1965年美国通过大麻法案，私下管有和吸服大麻被列作违法行为，直至今天，联邦法例仍然将大麻连同海洛英列作一级毒品，反而可卡因仅为二级。然而早在反战时期，大麻在“地下”被广泛使用，到了冷战结束后，医用大麻亦获得肯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坦承年轻时曾吸食大麻，公开指“吸食大麻虽然是坏主意、浪费时间也不健康，但就个人消费者的影响而言，不比酗酒危险”，又指通过大麻合法化，可让“少数大麻使用者免受不公平的检控和罚款”。美国目前只有科罗拉多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州及首都华盛顿等通过了大麻法案，将娱乐或医疗用大麻合法化，但这在各州一直有不同争议。

美国史丹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汉弗莱斯（Keith Humphreys）形容，大麻总是一个能将美国公众清晰二分的词汇，“一批是在胡士托的反战嬉皮士，另一批则是会毅然远赴越南打仗的主战派”。嬉皮士是1960年代美国的青年思潮，反抗传统规则和当时的政治气候，例如民族主义、战争，也不满资本主义和中产价值观。他们追求叛离社会主流，爱使用能产生幻觉的药物或毒品，令大麻往往与嬉皮士精神扣上关系，甚至将之上升到宗教层次。对保守主义者而言，吸食大麻被视为一种纯綷的享乐主义，乃不负责任的社会行为；但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不但是天赋人权，还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其中的矛盾，某程度呈现于《贱熊》中 Bennett 到底该继续享乐，还是修心养性，当一个能贡献社会的良好公民。电影小心翼翼地尝试证明“大麻”和“责任”两者是没有冲突的，以免开罪国内两大派的任何一方，希望左派观众向往吸食大麻过程的放任，也希望右派看重成家立室的结局。

《贱熊》的法律地位：当动物成为“非人类人”

《贱熊2》又提出了美国社会对一只“有生命的玩具熊”的身份认同争议，例如贱熊要结婚、领养小孩，就被法院要求证明其公民身份，即证明自己是否有能力肩负起社会赋予的义务和权利。“有生命的玩具熊”，自然是在电影中才会出现，但讨论放在美国社会，却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动物权益和大麻、社会责任等讨论，同样是美国这个超发达社会的热点。

近年国际间已有某些动物应否被界定为“非人类人”（non-human people）的讨论，随之而来，也延伸到“非人类人”应享有什么权利。2013年，印度政府禁止海豚表演，理由是多项科学研究指出海豚具有更高智商和感官能力，认为海豚理应被界定为“非人类人”，因此，也应该较其他动物享有较高的权利。去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就有消息指亲俄部队将乌克兰海军训练的“间谍海豚”也一并没收。就海豚应被列为“非人类人”，其中一位主要倡导者是In Defense of Dolphins: The New Moral Frontier作者怀特（Thomas White）教授，他开宗明义要制造新的“道德疆界”，也就是要颠覆人类对动物的既定想像。年前，关注海豚和鲸鱼权益的科学家和环保人士组成“赫尔辛基联盟”，通过《鲸类生物权益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for Cetaceans），认为鲸类生物和人一样有“自我意识”，乃至拥有本身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和人一样有生存权利，捕杀鲸类生物的人也是“谋杀犯”。随着人类对动物的界定出现变化，关于“非人类人权”的讨论，只会更热烈。贱熊最终能享有法律地位，也许预示了美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不过“范式转移”何时在现实世界出现，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