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莫之许：中国为何要推网络安全法

随着《网络安全法》的推行，曾经相对自由、宽松、隐匿的互联网空间就此一去不返，大陆的自由化表达和抗争行动也由此会逐渐失去这唯一的平台。

2015年8月5日，是《网络安全法》征求意见截止日，这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网络安全法》将正式出台，从已有的草案中，若干条款已经引发高度关注，该草案强调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体现和延伸，将“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作为立法宗旨，赋予了管理部门近乎无限的管理权能，引发了“中国将建立国家互联网”的联想。

该草案将网络运营者作为第一责任人，提出了巨细无遗的规定，尤其在网络安全部分，网络运营者有处置违法信息的义务（草案第四十条）、发送电子信息、提供应用软件不得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草案第四十一条）、侦查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可以要求网络运营者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草案第二十三条），等等。此外，该草案赋予有关主管部门处置违法信息、阻断违法信息传播的权力（草案第四十三条），甚至“依法断网”（草案第五十条）。

最令普通网民关注的，则是草案同时规定，确立决定规定的网络身份管理制度即网络实名制，以保障网络信息的可追溯（草案第二十条）。由此，从赋予管理部门超级权能、强化网络运营者全面责任和义务，以及对网络个人用户的实名监控这三个方面入手，形成了一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严密管制的网络空间。

《网络安全法》草案的如此面貌，并不出人意外，近年来，北京强化了对于网络的管控，两年前声势浩大的“清网行动”，尚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在北京眼里，对于互联网的管控，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管理的意义，还涉及所谓国家安全也就是政权稳定，具有最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笔者看来，网络安全对于当局如此重要，与极权体制采用市场化的社会后果有关，极权体制一方面需要引入市场化以提高存续能力，一方面又必须面对市场化社会后果可能具有的颠覆性效应，网络空间则为这一颠覆性效应提供了最为可能的产生平台，从而成为统治者必欲彻底控制的对象。

在市场化改革前的既有极权体制下，体制之外并无所谓社会，不仅一切资源、信息和人身的流动处于体制的绝对控制之下，以单位制与公社制为基本社会单元，所有个体均被纳入体制的直接管理乃至人身控制，体制也因此获得了超乎寻常的稳定性。当然，这样的体制也因此会失去活力，陷入到普遍的停滞乃至匮乏之中，而这种状况的存续，不仅会持续扩大与自由阵营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上的绝对差距，也会引发包括统治群体内部成员在内的普遍不满，从而削弱体制的活力，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威胁到体制的存续，苏联东欧的巨变，就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陆对于市场化的引进，可以看作是体制的自我修补的提升，引入市场化，从根本上是为了克服既有体制下普遍的停滞乃至匮乏，缩小与自由阵营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上的绝对差距，以提高专政体制的活力和存续可能。

应该说，大陆3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统治者的意图：市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克服了普遍的停滞和匮乏，也确实缩小了与自由阵营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上的绝对差距，这也是当前所谓“三个自信”的基础，这一表述也说明，市场化改革自始至终都从属于维持专政体制这一根本目的，而不是如某些乐观者所期待的那样指向体制的进一步转型。不过，尽管收获了上述成果，对于维持专政体制这一目的而言，市场化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市场化需要资金、信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也就需要给予社会成员以相应的人身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消费）权利，必然带来单位制和公社制的解体，也使得广大社会成员脱离了体制的直接管理和人身控制，其次，市场化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各种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此起彼伏，根据不同统计口径的群体性事件直线上升，最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也不可避免地刺激了新兴社会阶层的权利诉求，促成了自由化思想观念的流行，扩大了对于现行体制根本质疑的社会基础。

上述变化，一方面给北京带来了无尽的“维稳”压力，在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令当局始终抛却不下的根本担忧：不受直接管理和人身控制的天量人群，天然地有着与既有体制相对立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对于自由化思想观念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一旦出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或者说危机状态，该人群的上述特征和倾向，完全可能转变为针对体制的根本质疑，形成具有颠覆性的社会运动。这一根本担忧，伴随着整个市场化过程，当下日益刚性化和网格化的维稳体制，正是这一担忧的产物。

相对自由、宽松、隐匿的互联网空间的存在，则为这一可能提供了合适的平台，也因此成为了当局的眼中钉。一方面，大陆并无所谓言论自由，各种媒体平台依旧处于当局的直接拥有和控制之下，互联网也因此成为各种自由化思想观念传播的最重要平台，另一方面，大陆也无所谓结社自由，不可能存在任何正式反对组织，互联网空间尤其是最新的社交工具，为各种非正式的联结乃至抗争网络，以及相应的抗争行动提供了便利，在当局眼里，互联网是不受直接控制的人群与自由化思想观念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聚合平台，不仅如此，一旦出现特定的社会条件，对体制的根本质疑广泛涌现，互联网也是唯一可能的呈现平台，并可能成为颠覆性社会运动的动员平台，也因此，对于体制来说，互联网的存在，更像是“万恶之源”。

近年来，北京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对基于互联网的各种观念传播和抗争行为进行持续打压。这一打击首先针对的已经浮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通过现实的网格化维稳体制，也通过持续的网络清除，对积极分子进行全面管束压制，如最近的7.10律师劫。经由数年来的持续打压，已经极大地消除了任何有组织抗争的发展可能；也因此，在北京眼里，经由有组织抗争的扩大，进而形成颠覆性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已经降到了最低。

可是，仅仅消除掉有组织抗争的威胁，并不能让北京高枕无忧，即使消除了有组织抗争形成颠覆性社会运动的可能，也依然存在特定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出现大规模突发聚集，进而形成颠覆性社会运动的可能，而在这样的运动当中，互联网空间和工具依旧是最为重要的存在，互联网空间以其即时性和覆盖面，提供了最大的爆炸性和颠覆性。对于当局来说，如果能够取消掉这一存在，则不啻是买到了最终的保险，或者说完成了政权安全的最后一块拼图，而这也正是《网络安全法》出台的根本原因，草案内容也完全展示出了当局的如此用心：

强调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和延伸，是为了阻断境外信息的流入，消除对于大陆民间抗争和社会运动的声援和支持；强化网络运营者的责任和义务，则是为了全面清除对于体制的根本质疑声音，消除各种异议表达和抗争行为的存在，最后，网络实名制取消了互联网空间的隐匿特性，有助于当局将积极分子和根本质疑者识别出来，并彻底清除出互联网空间，不难设想，随着《网络安全法》的推行，曾经相对自由、宽松、隐匿的互联网空间就此一去不返，大陆的自由化表达和抗争行动也由此会逐渐失去这唯一的平台。而即使出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北京也能够防止互联网空间成为人群与观念的聚合平台，从而降低大规模突发聚集出现的可能，防止互联网空间成为颠覆性社会运动的策源地，所谓的“依法断网”条款，更描绘了这一确凿无疑的前景。

从维持专政体制的用心来看，《网络安全法》的推行已无任何悬念，自正式进入中国大陆以来，相对于原有的社会管制空间，互联网一直被看作相对自由、宽松、隐匿的虚拟空间，并曾经被寄托过“改变中国”的想像，而根据《网络安全法》草案，一旦该法实施，这一虚拟空间势必与既有的实体空间同样受到严密管制，曾经有过的浪漫想像也将随风而逝去。失去网络这一重要甚至是唯一平台之后，未来中国的民间抗争会呈现怎样的面貌？没有了互联网这一观念和人群的聚合平台，在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人群的大规模突发聚集会出现怎样的行为模式？所有这一切都很难有现成的答案，但无疑，《网络安全法》的推出，将首先带来互联网空间的逐步沉寂，迎来一段难熬的冰河期，而所有这一切，也势必深深地影响乃至改变未来中国的社会进程。

（莫之许，青年学者，独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