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割掉家国的火红──杨宝熙(下)

火红殆尽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泽东之死,对于很多国粹派中人来说是精神甚至信仰领袖之陨落。 同年9...
杨宝熙
七十年代来时路 大陆 香港 政治

火红殆尽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泽东之死,对于很多国粹派中人来说是精神甚至信仰领袖之陨落。

同年9月18日,学联在理工学院贾士域堂举行了追悼大会。经过两天的通宵布置,会场庄严肃穆,毛主席的遗像高悬在礼台中央,台上翠绿松柏,台下是学联、八间成员学生会、院系会、属会及一些院校负责人敬献的花圈。会场内安装了十二部闭路电视机,直播北京百万群众追悼大会的实况。

现场出席者众,超过二千名同学与北京的人民默哀、听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词、唱红歌。北京那边的追悼会结束后,杨宝熙以学联会长的身分致悼词:

“毛主席为我们遗下了宝贵的革命财产,千车万船载不完,过去旧中国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真理和救国救民,奋斗牺牲;今天我们香港青年学生在社会主义祖国的阳光下照耀成长,今昔对比,我们是何等幸福。”

当年声音微微颤动而又坚定的杨宝熙如是说。

当年毛泽东逝世,香港学界追悼者众。图片来源:《香港学生运动回顾》。 摄:卢翊铭/端传媒
当年毛泽东逝世,香港学界追悼者众。图片来源:《香港学生运动回顾》。

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很快也垮台。对于国粹派,“四人帮”一直都是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捍卫者,得知“四人帮”倒台后,第一个反应是当作“谣言”,接下来当中共中央的取态改弦易辙,国粹派就明白事态,陷入思想迷茫:他们所紧紧追随的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他们,他们所投身所奉献的青春,也被彻底否定。很多人因此无法面对自己。

而杨宝熙算是当中一个例外的不例外。曾经的火红,随着文革结束而烧尽。

“我比较特别。一定会失落,因为整个精神支柱失去了。但我现在想反问当时的社会派,或者那些说一早知道’四人帮’是说谎的人: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那几个写手所说的东西是很吸引嘛。对我来说,’四人帮’所说最深刻的是那些他们说了但永远不会做的事。”

“例如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奋斗之类的口号。”

“‘冧’(崩溃)的地方是在这里。我们喝’四人帮’奶水长大,但原来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但’四人帮’所高举的价值,我今天仍然在实践。”

她着力肯定那段历史对她的正面影响。

火红盛极,烧下来的灰烬总是成长的养分。而其他同辈的国粹派,绝大部都被烈焰焚尽,轻风一吹,什么都没有。

“明明是中国内部的党派斗争,却要利用我们搞起香港的社会气氛……可能因为上面(中共)要交报告,声称在下面(香港)做了什么工作。这令我之后与组织切割……但是或者所谓’冧’……即是……个人来说就是非政治化自己:以后关于政治的东西你不要找我,我不想谈政治,我不想看中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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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民族

在杨宝熙的成长故事里头,这样的过去,几乎是理所当然。在中学时起关心社会上受苦难的人,结果于参加了《70年代》,继而参与社会运动;后来之所以参加中大社工队,同样是因为其关注贫苦的在地行动;“四人帮”之所以吸引她,都是因为他们关注群众,尽管他们没有实践。

她的关注点,从来都是人。

“不是,我所关注的是民族,不只是人。”

“那纯粹是好模糊的民族主义:河山、文化、历史、国土、地理、风景,再多一点。到我所谓左倾、国粹派时,我就会把党跟民族结合,成为一体,党与民族为一体。”

“当时有首歌很有名,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整个新中国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带领下才能出现,所以我就会把党国结合。”

这等于是中国共产党把她的民族偷走了,而中共诠释的民族再不是她刚经历知性火苗温柔时期的那个民族。当她认清事实时,已经无法回头。

“即使是六四我也没有觉得需要与中国切割。我当时仍在想那是党派之争:某一派失势,因而出现六四屠杀。这意味着我仍然在共产党里派系斗争的框架下思考,仍未察觉共产党本质有问题。直到九十年代,江泽民成为党主席,谈什么’三个代表’,公开地说会代表资产阶级。哗,然后我想:’咁都得?’那不是共产党了。”

杨宝熙说自从四人帮倒台后,她就没有关心政治。即使她提及八九六四,她也并没有出席那个轰动香港的百万人大游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她“完全无感觉,完全唔关心”。

杨宝熙没有说到的是,她毕业后曾在五育中学任教师,因1982年校方无理禁唱《义勇军进行曲》而发动老师集体辞职抗议。

“不愿想。是逃避一种。”她淡言,没有丝毫火花。

“九七年主权移交也无感觉?”我问。

“也无。”

然而当日曾经批评杨宝熙不懂中国的爸爸就非常高兴。

“我爸爸在1998年才过身,所以他能见证回归。回归当晚我爸爸特意叫一家人出外吃饭庆祝。他好开心,但我就无感觉。我想也没想过九七。”

“想也没想过”,相对于历史书上描述九十年代香港人面对主权移交时的焦虑与不安,是那么的不相衬;而对于杨宝熙,却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昔日“认为外国月亮特别圆”的杨宝熙,在七十年代成为亲中的国粹派要员,到九十年代,她已经无法认可那个中国,变回“不懂中国”。

只是,她不再青春少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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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掉家国

“其实到反国教时我对民族和政权的关系仍有点含糊未明。直至今次雨伞运动就想得好清晰:正因为党与国家民族结合,我一旦切割,就要把所有都割掉。”

“连国家民族也割掉。”

“我并不觉得没有家国是种伤痛。”

曾经为家国痛哭流涕,奉献最美好年少时光的杨宝熙自道。

2012年,特区政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因教材偏颇,被批为洗脑教育,一群七十年代的社运老兵出来绝食,声援学生的抗争。九人的绝食名单当中,就有杨宝熙的名字。

“那是因为反国教绝食是岑建勋所发起。”

岑建勋同样是当年《70年代》双周刊的成员,参与多次社会运动,1973年参加反贪污、捉葛柏运动被拘捕,八九六四后曾与其他人士暗中组织黄雀行动,营救被通缉的北京学生。

要讲杨宝熙因反对国民教育科而绝食,得要将片段回带。

“2003年七一游行,我本来也没有想过要参与。”

“其实我与《70年代》的故人断绝联络了好一段时间。直至1994年吴仲贤逝世,我在报纸看到讣闻,知道出殡时间,才觉得一定要去。所以就开始再接触《70年代》那群人。”

那种“一定要去”的感觉,就像当年她觉得《70年代》反殖民地揭不公义那种精神“好中”一样,仿佛并无他选。

“之后与他们有保持些少联络,及至2003年七一,岑建勋问我去不去游行,既然有人找我,而我又想见回旧朋友,那就去吧。如果不是他们找我,我也不会去。”

至于反国教,除了是岑建勋的联络外,更多的或者是种介乎偶然与不偶然的感应。

“我记得我收到岑建勋讯息当日,我早上去了拜佛,因静坐而出神。当时我已有些断食经验,亦知道何芝君绝食到要进医院,就在想怎么办。当我完成拜佛后就收到岑建勋发给我的短讯,说他们老兵(旧日学运中人)会去绝食,问我会否参加。”

“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沟通,转过头来就收到短讯。若非岑建勋组织,我也不会绝食。”

“我现在相信感应之类的东西,意思类似坊间所讲的第六感,脑电波的沟通。”

当日火红,几近尽褪;然内心心火,今日未灭。未灭之火,是不是因岑建勋之故,都不再重要了。

直至雨伞运动,杨宝熙以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分,见证着她心目中整个党-国-民族的崩坏。今天的她,不再“不懂中国”,而是“没有家国”了。

“连国家民族也割掉。”

她的这句话,余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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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

一路娓娓道来,杨宝熙从容不迫,并没有如她的同代人,连往事也不敢重提。

“有关当时的感受及反思,我其实并不知道他们(同辈的国粹派)如何去想。没有人胆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她与当年学联的同学定期聚会,在会上大家会分享茶余饭后的小道消息,就是没有人会旧事重温。杨宝熙如是说。

“深入的讨论再无出现。”她斩钉截铁。

退任学联会长后,她当老师,做主妇,在社会服务中心兼职,去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出任农业部行政主任,转职为专案主任推广有机耕作,建立“共同购买点”支持社区农业,成立社会企业“自在生活”,继续推动共同购买方式。从红变绿,一切自然而然。昔日国粹先锋,今日农业先锋。

只是,火红如何不再,总有昔日火烫的烙印痕迹。

“你现在回望当年学生运动,会有什么感觉?”我本来以为这一个平常不过的问题,因为整个访谈里,杨宝熙应对所有问题都是笑容挂面,悠然自在。

她沉默。

伴随而来的是哭泣声与她的颤动。

此情此景,与在毛泽东追悼会时哀思奔腾的杨宝熙,已过近四十年。

四十年前的烙印。图片来源:《香港学生运动回顾》。 摄:卢翊铭/端传媒
四十年前的烙印。图片来源:《香港学生运动回顾》。

“其实我自己一个是无法反思,需要有人与我坐谈,把旧事挖出来。我有点翻腾。”

“但我不想用后悔来形容,我觉得这不是后悔。路是自己选,如果我再次身处当年,很老实说,以我这样的背景,我觉得我仍然会这样选。”

话已至此,泪珠凝在这位曾经火红的国粹派先锋脸上。

“除非我参与了《70年代》后不进大学啦。我中学时又不想工作,家里小康,又想搞社会抗争,那当然是进大学。在大学里又遇上那些人,除非遇不上他们,即是有很多’除非’才会这样……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不想以后悔去形容,但是……有很多东西会觉得:为什么自己当年会这样?只能说自己愚蠢与单纯。唯一会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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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唱入云的众声喧哗,总有历史枝干承托。我们的当下,又是在怎样的往昔里生成?

“历史充满各种偶然,却又是那么的必然。”

曾在历史火眼里的杨宝熙如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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