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支付不相识，笑问老外何处来？A Homecoming Vibecheck︱行星酒馆 E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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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与端传媒合作推出的华语离散播客“行星酒馆”，来自旅美媒体人林东尼。东尼曾任美国著名晚间新闻栏目VICE News Tonight的东亚区制片人​​，也是Netflix亚裔社交媒体平台Golden的发起人之一。去年，他辞掉了美国的工作，搬离了定居多年的纽约。在亚洲与世界各地走出来的新老离散者相聚之后，他决定在泰国清迈租一块地和一个果园，并成立了创作空间“此处”。

播客“行星酒馆”是东尼与端的一次合作尝试，用声音记录离开家园的异乡人们所遇到的人、经历的事、以及深刻的体验。第九期行星酒馆，东尼找到了两位曾经在中国长期生活工作的外国朋友 ，他们几年前不得不和北京告别，解封后有机会回去探访，却发现一切都变了，熟悉的人和事都变的稀少，仿佛一场孤单的告别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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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学年，共有211名美国学生在中国留学生活。五年前，这个数字是11,639，规模缩减了超过五十倍。

疫情与封控固然是重要的直接原因，但美国留学生在华断崖式的人数下跌，只是世界全面脱钩加速的侧影。2020年6月，在中国运营27年的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终止了在中国的志愿者计划。美国和平队曾被视为两国共同的外交成果，它的落幕标志著又一个交流沟通渠道的消失。

明面上的退场，仅是断裂的冰山一角。外资撤离、游客骤减、偏见激增、舆论极化——许多中国人选择物理离散的同时，相当一部分已经定居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也一样必须放下自己扎根的土地，寻找新的生活。

现在，疫情封控解除，航班日渐恢复，这些曾经把中国当做“家”的外籍离散者，重新踏上这片土地，他们抱持的又是怎样的心情呢？相隔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三四年，这片土地对他们而言，又是怎样熟悉而陌生的存在呢？

今期行星酒馆，邀请到了两位外籍人士 Matt 和 Ling。 他们都曾定居中国，度过大部分成年时光。在中国，他们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学习当地语言，结交朋友，学著去了解、记录和书写这片土地——而又在某一刻，他们选择了离开。

过去半年，他们先后回到中国短暂停留。藉著两位朋友的“外宾”视角，我想聊聊他们重新踏上不算故土的故土时，经历的轶事和复杂的心情；也分享他们观察到的、这片土地所上发生的微妙变化。

P.S.为了让大家更为舒服地畅所欲言，这期播客主要用英文录制。而文字专栏则附上对谈的全程翻译。

(编者注：行星酒馆EP8为正式访谈之外的番外，可在行星酒馆播客页面第八集收听)

时间轴

02:05“西安户口”的Matt和疫情中搬家的Ling

03:58 旅程前的复杂心绪，到刚下飞机的第一印象

08:37 微信支付与滴滴，国内方便的不方便

13:51 飞盘文化的崛起背后，一些微妙的新现实

16:41 失落与怅惘，地方变了还是我们老了？

20:08 一个反复被提起的挣扎：“为什么还没出国？”

21:38 失落的连结背后，中美语境下不同的创作困境

28:10 一场酷儿舞会背后的思考

30:49 面对断裂，我们还能找到主体性吗？

40:10 新冠后，一场百感交集的婚礼

45:00 记录这个地方，缺席的情感事实

47:28 按摩店里，一场可能不会被记录的对话

51:59 差点忘了，疫情间我们都逃进了工作

57:07 短视频与直播带货的文化冲击

播客精华节选

东尼：今天的主题是“回乡氛围检查”——我们都曾经在国内某处有个可被称为家的地方，在模糊的、地缘政治意义的中国之外，那里有我们的朋友、社群和建立的生活。我知道你们俩最近都回中国旅行了，感觉如何，什么变了，什么没变？不仅是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自己。在深入讨论之前，你们想自我介绍一下吗？

Ling：我叫 Ling，我在媒体行业工作。

Matt：我是 Matt，我之前在中国生活了大约五年。第一年在西安，2010年大学毕业后立即搬到西安，在那里待了一年，然后在北京待了四年。我有点像西安户口，在北京长大。后半段时间我是一名记者。当时我在玩飞盘竞技，有很多机会去全国各地旅行。我上次去中国是2018年12月，2019年没去，后来就疫情了。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次。

Ling：我2018年搬到北京，在那里一直待到2021年12月底。我非常突然和意外地离开了。几个月前我终于回去了，算是错过了北京（封控）非常激烈的时期。

东尼：刚离开纽约，我第一站去的是香港，那是2022年9月。在肯尼迪机场就发现，整个航班都是散落在不同地方的中国离散者。大家的对话都像是，“哦，我刚去阿姆斯特丹，那里上飞机手续比较容易。” 窃窃私语不同的回国路径，我猜这次你们回去，整个过程非常不同。

Matt：过程、感觉都太不一样了。这次回去是为了工作，参加一个中美对话，需要新的学术交流签证。疫情前我有十年商务签证，随时随地可以往中国飞，一落地就给十几个朋友发微信，边工作边见朋友。这次更官方，需要邀请函，然后抽空玩一玩。

东尼：感觉如何？有担心或焦虑吗？

Matt：确实有些焦虑，不少美国人会担心去中国是否安全。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多数时候没问题，但有时候会有点担心。我是正规方式回去的，没太紧张。主要是开心能回去。走出机场那一刻，闻到北京午夜有点污染的空气，我觉得很亲切。很多东西都被打磨得更光滑了。街头的小摊、煎饼之类的东西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但城市仍然有活力。不那么混乱，但依然不错。

东尼：Ling，你也回了北京吗？

Ling：对，但 Matt, 我的经历几乎与你完全相反。疫情期间我回去了几次，做过两次隔离，有点习惯那种繁琐、令人恐惧的过程。这次回去感觉有些奇怪，不用戴口罩？不需要做那些的检测？我可以直接进去？——很多焦虑在出发之前慢慢累积，到达几天之后才松了一口气。但正如你所说，即使在一年之内，城市的边缘也似乎被打磨得更平滑了。某些方面，北京看起来变得更宜居。亮马桥的士绅化就是一个例子，好多回北京的人看到亮马桥都会惊呼：“天哪，这里变美了，发生了什么？”

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时刻是我去北京水果摊买柚子，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一年没吃柚子了。对我来说，柚子和北京这座城市是联系在一起的。

东尼：说到买东西，我有点焦虑，这几年，我的微信和支付宝都不能用了。你们有遇到类似问题吗？

Matt：这取决于你离开了多久。我以前在中国生活时一直用微信支付，直到2018年。当时我觉得来中国的外国人用不了微信支付，是“你们都太Out了”。可这次回去，我花了很长时间重新搞微信支付，最终还是没法用。主要的问题是：它和我原来的手机号绑定，那个号码涉及到一连串的问题，陷入了死循环。后来我试着用支付宝绑信用卡才搞定。我原来从来没用过支付宝。

我犯的一个巨大错误是：我当时选择用美国号码漫游，而不是用中国当地的号码。我能打电话，有数据和Wi-Fi，但像滴滴和共享单车这样的服务，需要发送验证码到手机，我就卡在这里了。

所以第二天晚上，我在外面喝酒喝到凌晨一两点，我发现靠街边拦车的方式已经没法打到车了。我在北二环路边站了大约90分钟，没有一辆车愿意停。几乎绝望了，甚至想考虑偷一辆自行车算了（笑）。我住的酒店大概两个小时的步行距离，我有脚伤走不了那么远。最后我是真的站在一辆出租车前面，拿出一张一百块钞票，：“司机师傅，麻烦您停一下，我给您100块，我要去的地方真的不远。” 在北京，四处走动真的不容易。

东尼：你等于靠搭便车回去的。

Matt: 我给钱了！但是说服他花了好大劲，我也付出了远超正常价格的费用，真是太难了。我在北京的时候和中国外交部的人聊过中美关系。我就提到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想让美国人回来，你们可能得在机场设个站点，给每个外国人一键搞定微信账号、银行账号什么的。”我的原话是，“中国现在方便到了不方便的地步”，如果你在这个系统内，一切似乎都很酷，很容易。但如果你不在系统里，你就彻底完蛋了。

Ling：我的经历还没那么糟糕。我还是能叫到车，但回去时，像极了五年前刚到中国时的感觉。那种不便太久没经历了，都已经忘了。我的手机号被注销了，第一天到的时候，弄了个新号，重新绑定所有应用。但我的新号实际上还是别人用过的。比如我想订餐，用新号注册美团时，应用就告诉我：“哦，不好意思，这号已经有人在用了。”我就是“这人到底是谁，拜托从我手机里离开好吗”的感觉。所以有三天我还挺不适应的，使用这些APP已经是曾经的肌肉记忆了，但是一抬手才发现，这号我没法用。

东尼：听完我还挺焦虑的。美国原来有个手机套餐，一个美国号码可以关联一个中国号码。后来这个套餐随着贸易战就消失了，我失去了中国手机号，国内所有的服务也一并都没了。

Matt：你就是贸易战的具体受害者（笑）。这就是脱钩。我的环境里，人们总是谈论各种各样的技术脱钩。虽然生活还是在表面上继续，当我们失去一些简单的联系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恢复的事情。可能“不舒服”这个词有点过了，但确实有一些新的现实。比如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超级喜欢极限飞盘。我在西安和朋友成立了一个队伍，还当过“北京大哥”队的成员。我当时非常投入，想要发展中国的极限飞盘运动。我热爱这项运动。那也是我最喜欢的认识中国朋友的方式。我特别喜欢文化融合碰撞的感觉，觉得特别美好。当年我总是在队伍里强调，我们需要平衡，不要全队都是外国人，让更多中国朋友参与进来，让他们来带队。

这次回去，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极限飞盘在中国一下子火起来了，成为小红书上最时尚的运动，参与人数翻了好几倍，非常疯狂。我以前的团队，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比例大概是三七开，或者四六开，现在变成了九五开，几乎全是中国队员。从某种角度看，这正是我当初在中国想要加入的团队的样子。

过去，我们练完就出去吃烧烤，大吃大喝，下午一点就喝醉了。现在（因为参与者结构的变化）聚会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一小群人去吃开个包间，不喝酒，食物更好吃了，环境也更安静平和。这让我不禁思考：我喜欢的东西，有多少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喜爱，有多少是对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的喜爱？我不知道，这种体验是我想要的，却又和我想象的有些不同。这项运动也变得更官方、更官僚化了，现在甚至出现了“飞盘腐败”这样奇怪的事情。

东尼：飞盘腐败？

Matt：极限飞盘机构内部的腐败（笑）。这让我反思文化融合是什么，转变又是什么，挺有趣的。

Ling: 对我来说，回去的感觉里更多的是悲伤，而非不适。我听说很多人回去都有这种感觉，你会怀念一些曾经的事物，已经消失的东西。有点像人们在北京的某个黄金时代生活过，回去时发现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很多人看来，我2018年搬过去之前，北京美好的东西已经消失了。但当我到的时候，还是目瞪口呆：这里有这么多事情可做。我爱上了这个地方。北京让我喜欢的一点是在其他任何城市无法再现的，就是社交圈子的流动性。大家都很友好，陌生人转眼变熟人，熟人转眼变朋友，那种速度和方式除了北京我从未找到过。这次我仍然能感受到那种氛围，但有所放缓。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走进一间酒吧，遇见二十个我认识的人，而他们又会带来新的朋友。这次那种氛围消退了不少，我很怀念它。

东尼：我经常会陷入这种怀旧模式里，但我也挺困惑。过去三四年，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分离、封锁、脱钩，但我也从二十多岁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所以我分不清，怀念的东西，究竟是自己的青年时光还是那时的文化氛围？

Matt：我原来特别讨厌有些上一辈人，老气横秋地说，“2010年的中国已经不好了，95年的中国才是精彩的”。我就会想，“哥们儿，随你的便吧，我自己去体验当下的生活”。我有些还在那儿的朋友，仍然在做一些非常酷的、文化碰撞的事情。我现在老了一些，失去了与那里很多人的联系，大部分朋友们也离开了。但那些东西总是存在的。小小的种子和新芽总是在那里。也许2023年会有点像1981年的奇怪版本，从一个超级严格、混乱的封锁时期走出来。我很怀旧，又不想被怀旧情绪困住。

东尼：我完全理解。肯定有一些地下的东西在发生，说不定有很多非常酷的独立杂志，只不过我太老了没有门道。

Matt：像纽约那边很多中国离散者、移民，以及二三代亚裔圈子的事情非常酷，非常特别。

东尼：确实。我有次去了一个派对，是曼哈顿的“杂碎”精品店以《青蛇》为主题的派对，每个人扮成不一样的法海、小青，派对上放徐克的电影。我觉得太酷了。在那个空间引用的文化线索，街上的人完全都不懂。

Ling：我看到在中国国内反复出现的一个讨论是：我究竟应该润出去还是留下来。当然，我接触的社交圈子大部分是媒体和NGO工作者。大家聊起来，肯定有很多对纽约的羡慕。很多人就想，我在这里再也没有空间做想做的工作了。也有很多人担心离开后会失去更多，尤其是NGO工作者，担心完全失去与社区的联系。很多人听到在国外的朋友问，“你怎么还没出去？”，感到压力不小：“我在这里还有事情要做。这里有我连接着的一整个世界。”纽约无疑有美妙繁华的、充满活力的社区，而且好大一部分社群在推特上还很风光，而中国国内的社群相比起来没有那么多的活力，但仍有线下的、隐蔽的社群活动。

东尼：我在类似圈子的朋友们，在出国的问题上同样纠结。很多人挺痛苦的。一方面，出去也有一大堆烦心事，一堆移民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你得思考需要放弃什么。在地的痛苦与幸存者的内疚，我们都在这两者之间摇摆。

从疫情后的远行开始，我意识到的是，我们怎样才能重新找到在地的联结？我已经三四年没用中文认真写作和创作了。我以前总觉得，我了解我的受众，但一转头，很多时候我已经看不懂他们讨论的东西，不知道如何去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事了。与此同时，我为美国受众写了很多东西，但其中90%的工作其实是在解释。可能最后，人们大概能理解，“这是中国那边正在发生的事”。但现在我用中文写作，看到许多中文的评论，它们的重点是，“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创作上带来的反馈，重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从中获得多得多的快乐和认可；而以前我在美国的工作非常卷，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份无法被填满的空洞，那是一种未被满足的情感联结。

Matt：是的。

Ling：我们都曾在媒体工作，熟悉这种微妙的东西：现在你如果把地下社群曝光给外界，本身就会给它带来很多风险。光是把聚光灯照上去，就已搅乱了一些东西。所以在北京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当一个观察者，而不是给他们打一盏聚光灯？我在北京最后一天去了一 酷儿 voguing 的舞会，纯粹为了体验，而不是让其他人更清楚地看见TA们。我的角色不是观察和解释，而是享受，沉浸其中。我看到这样的活动仍在进行，非常的感动。当然，那活动不是在市中心，也不是上海的艺术博物馆，没有水晶吊灯和酒商赞助。就是在没人知道的厂房里。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能够体验到这一点，不用翻译，不用解释，真的很棒。

东尼：太美了。我在清迈也去过一些家庭音乐会和DJ现场，年轻一代的中国离散者创造了很多很酷的东西。过去几年我一直专注于工作，实际上没怎么享受生活。去年晚些时候，打开我的YouTube，满屏都是英文，就是一些美剧片段我一遍遍看。现在我打开 YouTube，我愿意看更多中文内容（我发现不少中国 YouTuber 内容比英文世界更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经历过这种感觉，我突然找到了一些勇气，去注视一些我过去不太敢注视的东西。

Matt：我一直在想你之前在播客里说的一句话，“你上次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卧槽，好像那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特别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完全沉浸在生活体验之中的，不会去想“我该怎么平衡这些东西，怎么解释这些生活？怎么利用这些体验？”听你播客里采访其他嘉宾，我才意识到我在纽约的生活有多卷。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看与工作无关的中国内容。我不看中国的电视剧或电影，因为我工作已经和中国相关了，而且都是些 bad vibes。我不需要更多。可最近我开始想，我想要接触相关的文化，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最近开始看《甄嬛传》，我想工作之外去和一个文化创建真实的联系。

Ling：能把生活和工作的分离很好，可我几乎完全相反。当它们相互交融时，情感会变得很复杂混乱。就比如我们这次的旅行，Matt 你是为了工作，有任务要完成。可我甚至说不清楚为什么来。我算是为朋友婚礼来的，也想和一些朋友重新建立联系，但我想再次体验和观察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切可能变得很混乱，很情绪化。

我去 Voguing 舞会，就是想参与那种氛围，看看那里还在发生什么。与此同时，我也在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比如，酷儿空间在未来还能继续在这里存在吗？这些空间正在迅速消失。我很矛盾，有时我真的不想考虑这些，但这又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东尼：你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我都要哭了。你觉得酷儿空间未来还能继续存在吗？

Ling：和我2020年在上海比起来，简直是180度大转弯，更不用说2019年在北京的时候了。那时北京 LGBT 中心在酒店屋顶举办派对，成百上千的人去。现在那个组织甚至都不存在了。这次去的派对算是成功举办了，但对比一下，上海(2020年)的舞会，500人在外滩的艺术博物馆，壮观的水晶吊灯之下，全国各地的人都飞过来参加。这次规模小多了，也许只有一百人在五环路开外。但人们还是非常开心地参与。

那天是万圣节，大家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可能是这辈子我在北京见到渔网袜和高跟鞋密度最大的场合。而且我注意到了，屋子一边全是公主礼服、高跟鞋、疯狂妆容和到处都是穿环的人，另一边是五个板寸发型的中年男人，穿着黑夹克坐在沙发上，一脸震惊的样子——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Matt：不管怎样，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棒的教育体验。

Ling：老实说，这甚至有点可爱，因为他们太格格不入了。

东尼：当我感觉在失去对这个地方的连结时，最直观的冲击是：我不再知道什么是被允许的了。以前，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会说，你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这就是中国的运作方式。我会想，那是因为你们笨（笑）。即便外面的人觉得这是个黑箱，我也模糊知道红线大概在哪里。但过去四年，我有种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再知道了。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恐惧。作为创作者，如果我失去对环境的判断，我还怎么信任自己所讲的故事？但是现在我终于意识到，如果我不开始讨论这些，我将永远不会重新找回失去的触觉。

Matt：带着目标的体验和自由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最喜欢的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中，几乎所有人在某个时刻，都只是在中国生活，而并不是以媒体的视角来讲故事。你有时间慢慢吸收一切。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我在西安教英语的那一年，那时几乎没人在乎我的观点，我只是在慢慢地体会这个世界。在这种重新熟悉的阶段，或者重新建立联结的时候，尽可能虚度一点时光，而不需要带着目的做什么事——当然，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很奢侈，尤其更多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回去。

Ling：像一张白纸一样去观察一个世界有其好处。在某些方面，我们都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当你已经吸收了很多观点，观察的时候就会带着预判寻找印证。我自己也是这样——这不是在贬低我的观察。回国前，我已经了解到现在有很多人过得不太好，我和朋友聊完后（也确实如此）。但我不可能反过来说“我只跟北京小圈子里20个人聊过，那不算，其他地方一定非常棒！”。

Matt：人们看同一场灾难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过去四年的中美关系，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直到最近都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这个判断在宏观层面相当准确。

但是在微观的层面，如果你找到自己的小天地，感到融入和投入，也许能够感受到一点自主性。比如我现在所在的AI和科技领域，我可以看到一点点合作和进展、一点点我能做的事情，和那种宏观评估相比，这超级激励人。我愿意这样，而不是当一个评估者，大喇喇说：“评估结果出来了，局面烂透了”。

Ling：我也在尽可能多地放下宏大叙事，拥抱不同的微观视角。目前情况并不美好，而我一直在想，“乐观”和“虚假希望”之间的线在哪里，什么时候乐观会变成盲目的空想，你永远不想混淆两者——但说不定虚假希望是一件好事？如果你做音乐，你仍然可以创作你喜欢的，只是有时候要剔除90%想说的内容。

东尼：我来分享一件有些奇怪的乐观精神。最近一个老朋友刚离开中国重新旅行，她说：以前你告诉人们我来自中国，人们会问哪个城市，家乡在哪里，那些片汤问题。但现在全世界都共享了一个糟糕的经历，COVID，每个人都能抱怨他们的政府有多蠢，生活有多糟糕。所以大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联系。我记得她的原话是，寰宇之内皆傻X。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们更加亲近。

Matt：要是两国人民都能听到对方怎么骂自己政府的抱怨，那会是一种真正的联结体验。可惜更多人相信对方国民都与他们领导人的立场一致。

Ling：也许大家能被这种糟糕团结起来。

东尼：太好嘞，我们解决世界和平问题了：秘诀就是虚无主义（笑）。

Matt：东尼，你的归属感是怎样的？你现在住的地方怎么样？

东尼：我现在住的地方有一个活跃的中文离散社群，他们创造了很多相遇的场域。不断有朋友、父母来访，感觉故乡在反过来拜访我。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陪很多朋友经历了很多和世界重逢的过程，很多感觉正在苏醒。不过回过头来，每一个道别的重量也变大了，现在告别的时候，都有一点苍凉之感。你们呢？

Matt：我对你的经历特别感兴趣，听这个播客的时候感觉在做隔空的心理咨询，播客里的人很多都处在刚刚离开，或者刚刚到来的状态。听到大家现场消化这个过程，非常疗愈。

东尼：Ling 这次回国还参加了朋友的婚礼？

Ling：对，婚礼在湖南，有非常多情绪。一方面，这是两个好朋友的婚礼，另一方面，这是一场新冠之后的中国婚礼。和很多四年没见的老朋友重聚，既是团圆，又是婚礼，还是怀旧之旅。

那种感觉好像是，“一切都改变了，我很惆怅。我曾经在这里爱过、心碎过。我原来有好多好朋友在这里，但是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五都已经不在这儿了。剩下的百分之五告诉我他们现在并不开心。”

我能感受到，中国的很多东西变了。疫情也把我们改变了。我当时是年轻人，现在有点老了。把这些情绪梳理清楚是很难的，它们全都纠缠在一起。如果把这些伤痛都归因到这个地方，也许对这个地方不公平；而这个地方又确确实实地改变了我，这对我自己也不公平。

我在中国的最后一天，整个人是很懵逼的。在很多道别之后，我骑着车在北京漫无目的地四处乱逛，最后停在了箭厂啤酒，一家没啥情调的餐馆。那里曾经是那种有点烦人的 expat 去的地方，现在就剩下使馆外交家庭去了。我坐在那儿吃着一个卷饼，梳理着过去两周经历的种种情绪，我就开始哭。中国变了，但也有很多是少年时代的流逝、朋友的改变。

婚礼时有一个细节，我见到我2020年后就再也没见过的朋友。上次见她的时候，我们在后海玩儿。那是一月份，一帮胆子大的朋友要往冰冷的湖里跳。我没跳，我当时想我等明年再跳，但我再也没有跳了——因为已经没有和我一起做这件事的朋友了。

东尼：天哪，这不就是你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Ling: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根据好玩的事情来安排生活的，比如周末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做。记得有个周末我们搭公车去了崇礼，带了五大桶的啤酒。这些事我现在已经不会去做了。还有一次，一帮朋友突发奇想，决定在淘宝买同款卡通连身睡衣，所以我就有了大象头的连身睡衣。

Tony: 这又是中国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了。

Ling: 更大的一点是，每个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不管是不是中国人——对中国的观察，都无可避免地受到主观经验的感染。很多英文媒体的报道，往往在强求报道者没有自己的主观视角。但并不应当要求故事都要讲成“这就是中国”、“中国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记录和写作中国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后海跳冰湖、荒谬连身衣那样的私人经历。我们的经验塑造了我们的观点——而这个很基本的点，现在要被拿出来讲，其实是有点好笑的。

Tony: 这点上我的感受太深切了。英文世界很多对于中国的报道着眼于记录事实，但并不在乎背后情感的记录。“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人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媒体业内有个玩笑说法，就是只有三种故事“好的中国”、“坏的中国”、“疯狂的中国”。但事实上情感是比之细腻的多的多，也承载了更多不同维度的事实和真相。而美国社会的情感，则被记录和讨论的多得多。美国受众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感觉到什么，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影响巨大。

Matt: Matt：这让我挺难过的。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情感真实”，需要看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显然，许多故事没办法在中国内部被讲出来。而很多时候，记者们没有条件，也没有媒介来传达这种情感的真实，除非你恰好有个独特的平台，可以在不“clickbait”的情况下用声音、视频来捕捉真情实感。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没有被翻译过来，没有办法被国际观众理解。

Ling: 播客也许是可能的媒介。比如我们在这个播客聊的很多东西，我不可能把它们放进一篇文章里面，因为没有这样的空间。举个例子，你能看到很多关于青年失业率的文章，数据说失业率高达20%。但是这次回到北京，我真正把它放进上下文里感受到这个数据，是去按摩的时候。我有很严重的腰痛问题，有间按摩店的按摩技师阿姨常好，我们深聊了一个多小时，从一带一路谈到最近来的俄罗斯移民，什么都聊。真正打动我的是，她聊起了她和她女儿的关系。

她大概六十来岁，在按摩这行干了十二年，她是哈尔滨人。她说，刚进入这行的时候从哈尔滨到北京，非常开心，觉得终于可以离开家乡去看这个世界了。而且她比父母赚得多，钱越赚越多，日子是在往前跑的——“我想要给女儿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她的女儿也刚当了妈妈，所以她成为了祖母。但聊起她女儿的时候，她的语气却有些复杂，感觉女儿的生活似乎没有她那么好。因为女儿大学毕业就一直“在北京混，看看能不能在体制外工作”。女儿尝试了一年，放弃了，说还是想在体制内工作。回到哈尔滨，结婚生孩子，找到体制内的工作，挣的钱只有她的四分之一。她提起女儿，“她也不想去探索其他地方，不想旅行。”但与此同时，这个六十岁的祖母在到处hustle, 还刚去了泰国和香港。

我第一身感受到了这种倒退的感觉——也许“倒退”不是恰当的词，但是确实“前一代看不起后一代”，因为后一代想要的（普通工作中的）稳定和安全已经不存在了，而他们也不太想做按摩师这样的体力劳动。 这种张力你在（英文）文章里是很难找到的，你只会读到百分之二十年轻人失业了。

东尼：另外一个让我感受到文化差异的是短视频文化的崛起。朋友的家人来访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上一代人完全沉浸于短视频里。我自以为是重度手机用户，后来发现和他们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Ling：这次回北京，最让我惊讶的是整个文化多么热衷于直播。我读过相关的故事，也做过报道，但那都是第二手的资料。回来看到的直观感受是，每个人以及TA的妈妈都想进入直播电商行业。有人辞职当主播，有人看俞敏洪，想着如果他能成功转型，也许我也可以买个夹克或者什么的。我在长沙去婚礼的途中在餐厅吃饭，看着四个人围着饭菜，鸦雀无声，他们用最先进的摄像设备直播那些饭菜。给我按摩的阿姨说，“好像现在的年轻人只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进体制内，一个就是直播带货”。

东尼：在概念上，我明白直播行业的热潮。但我亲眼看到时，才意识到——这是我不在中国时发生的事。我没有见证它的崛起。而之前很多科技带来的社会改变，我是从早期见证过来的，比如微信支付和美团、饿了么。我和它们有直接的联系，它们也改变了我的生活。但是直播带货和我的生活完全无关，所以感到非常奇怪和陌生。

Ling：就是这样。比如微信和其他应用，你是那个先体验它的人。可能两年后《纽约时报》报道出来说说每个人都在用微信。但这次是我们先看到麦肯锡的报告，说有50%的中国人尝试过直播电商，你就想，那太疯狂了。然后你去了，你就发现，这几乎涵盖了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Tony: 这次回去之后，你还觉得这个地方——中国，北京，亮马桥，无论你怎么定义——是你的家吗？

Matt:：你可以有无数种定义“家”当的方式。但是我到那里时，的确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感受到了一种踏实感，有种舒适区的感觉。我想起我人生中一个有意义的阶段，在那里发生的事，以及我的成长。虽然一切都都变了，但是在物理上置身于那个地方，还是会有情感被勾起来，

Ling：这是一个相当纠结的问题。我大部分成年生活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在那个城市度过了22到28岁这个阶段。而当年那种感觉，我还没有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找到过。因为疫情，我离开得太突然，没有告别派对；没有和认识的人、曾经的地方好好地告别。一切都有些令人扼腕。这次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一种告别。我终于可以向前走了。这有点让人难过——但是对很多离开的朋友而言，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就像一个没有熟人的告别派对。所以它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家，但它也不再真的是家了。我对此有些矛盾。我期待在别处重新创造我在北京所拥有的生活，但我不认为我会在北京重现那些。

东尼：自从我们确定聊这一期之后，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词盘旋，叫“近乡情怯”。越靠近故乡，越有更多情感上的纠缠。感谢今天两位一起来和我解绑这些情绪。

Ling: 谢谢！

Mat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