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之后，母亲将胎盘轻轻地送回了海洋。”
BBC一个纪录片中，一个皮肤黝黑的巴瑶人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几乎被木屋外的海浪声吞没。这些海洋游牧民族，通过这种方式将生命的最初归还给潮汐。送回海里的胎盘，浮浮沉沉，无形的脐带牵引着海的族人，提醒着他们与这片海的连结。
生命的开始，似乎总与水有关。胎儿在黑暗的子宫漂浮九个月，浸泡在羊水中，破水而出的瞬间，重现人类最初从海面爬上岸的场景。爬上岸的我们学会用嘴巴呼吸，长出双脚用以行走，演化出双手用以觅食与争夺。我们离开海面，海水从身上滴落，越走越远，适应了陆地的干燥，也忘却了海洋的湿润。如今，每日对盐的需求，成为我们对海洋唯一的记忆。
生命的初始，我与母亲的距离，我曾经的“海洋”，随着多年分离与远行逐渐拉长，而腹中生命的成长，却又在这条路上添了新的距离，仿佛回头已无路。
淹没
我不禁想起某个重要日子的前夕，与母亲发生的争吵。她披头散发，原本硬挺的头发在发胶的作用下根根分明，像一团挣扎的荆棘。她坐在客厅尽头的沙发上，双手紧紧抓住沙发边缘，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黑夜在她身后的玻璃窗外展开，行驶中的船儿划破平静的海面，月光洒在水波上，碎成一片片银色光斑。远处的山峦在夜色中渐渐浓重，城市灯光如遥不可及的星点，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这样安静的夜晚，刚爬上窗台的宁静被她的质问击碎，消失无踪。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面对她的咆哮，我的内心也被撕扯着。
我站在原地，喉咙像被什么堵住，想说的话在舌尖打了个转，却又咽了回去。她的眼神穿透我，落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她每一次的咆哮，我都选择推门离开，等我回来，她又再次咆哮。这样的进出，像一场假戏真做的演出，一个扮演苦情的母亲，另一个扮演要爱的小孩，没有人喊停，也没有人真正离开。我用力摇摇头，试图忘记她的怒吼，还有那些在咆哮中即将离家出走、彼此不靠近的牙齿。
她哭诉父亲对她的伤害，将那一代沉积的苦痛与怨怼，大雨倾盆浇灌在我这个二十世纪的女儿身上。她用钱财编织一张细密的孝网，期盼我能安然地在其中停泊；而我想要的，却是一声母亲的关怀问候。两种语言在我们之间交错，却始终无法相融，像两条平行的河流，彼此奔腾却不曾交汇。这一夜在我们之间划下深深的裂痕，也让原本就不甚亲密的情感变得遥不可及。
最终，我离开了她咆哮的小屋。沿着山坡缓缓走下，来到那片曾在母亲身后闪耀的海面前，静静伫立。海风轻拂，潮声低吟，那一刻，我尚未知晓，腹中已有一个生命在静静成长，悄无声息地度过了整整一个月。
几个月前的寻常夜晚，我梦见了这个生命。梦中的他诞生后，家人认定我无力照顾，于是将他带回家中，安顿在客厅墙上的木箱子里。我与他短暂分离，待我来看望他时，健康的宝宝透过玻璃与我相望，他看到了我，我也同时看到了他——某种魔力让我们认出彼此。心中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爱意，超越坚硬与偏见，在守护和崇拜之间，不可质疑地存在着。醒来后，我晃了晃枕边人，将梦的细节告知，他睁大双眼，不可置信的神情。原来同个夜晚，我们竟梦见了同一个生命。
当他们得知消息时，几乎每个人都比我更兴奋。那种喜悦背后，隐藏着一种向自己内心的探问——“那我呢？”反应各有不同：有的当即宣布登记结婚，婚礼定在阿根廷；有的盘算搬家，说是为看更开阔的海；有的只说今日阳光太好，若不爬山，实在辜负了这天气，至于孩子的事，且搁着罢。也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能告诉我女友吗？”
丈夫的大哥最先知道。他涨红了脸，在手机镜头那边喊来嫂子。嫂子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即连声追问丈夫，西语说得又急又快，笑声像一串铃铛。这欢喜也确乎感染了我，然而不过片刻，我又回到了原先的心境——不大高兴，也不很沮丧，只是平平的，像一碗晾了半日的温水。这件事在我体内发酵、成形，而纯粹快乐的感受却始终离我遥远。我总想起那些幽暗的日子，我滑入混沌湿暖的空间，与肚中生命一同感受，耳畔传来有规律的心跳声，咚咚，咚咚。看不见周遭事物，只有微小的恐惧，微小的渺小，微小的孤独。醒来时已是黑夜，恍惚间竟分不清身处子宫或现实。
听见自己呕吐的声音，手轻轻地放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一种朦胧的无力感悄悄攫住了我。过了好些日子，这感觉依然挥之不去。长久缠绕的颈痛，忽然像一道闪电劈中了我的后背，稍稍盖过了肚皮那份紧绷。那一刻，我竟感到一丝解脱，仿佛短暂地夺回了自己的存在，不再滑入那黑暗、潮湿而温暖的内部世界，去感受那生命的微动。
我在一条又一条陌生的街道上徘徊，看见一个又一个家庭带着孩子在广场上玩耍。孩子摇摇晃晃地往前走，母亲紧紧跟在后头。这画面曾无数次打动我，让我目不转睛，如今却让我感到茫然。我似乎看到自己被抛入了生命的循环，而这循环又似乎淹没了“我”的存在和成长。
在这拉锯中，我努力想起爱的模样。我爱我的丈夫，可是接下来的日子，我能爱上腹中的生命吗？没有什么是必然，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我仍然无法预见，自己是否会成为那个跟在摇晃孩子身后，用双手围成圈，准备接住跌倒孩子的母亲。
独立，依附，分离，独立，依附，分离，独立。这无尽的循环让人害怕，让人想起春去秋来，叶落又长出新绿。生命、死亡、宿命的重量，第一次这么真实地靠近我。我在自然的循环里挣扎、困惑，依然没有答案。因着新生命即将到来，我那若有似无的存在，正逐渐让位给新生命的需求。我一半是我自己的叛徒，一半是新生命的叛徒。或许，真正的存在不在于被看见，而是在于那份悄然流动、永不停歇的生命律动。消失，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面对这样的景象，我开始反思自己对母爱的期待与恐惧。
堕入
圣诞节时，我们回到西班牙。家人朋友知道这个消息时，许多竟高兴得落泪，颤抖着将我拥入怀中，我也数次感动落泪。丈夫的父亲兴奋地想要把自己的名字给了未出生的孙儿，眼里闪着期待。我笑着摇摇头，不置可否，尚未知是男孩还是女孩。
丈夫的母亲端详着手中的B超图，轻声反驳：“说不定是女孩呢。”她一直都喜欢女孩。怀着二胎的二嫂突然红了眼眶。她下意识摸了摸自己隆起的腹部，我们相视而笑。未来的一个月里，我们将共享这段奇妙的时光——两个生命在我们体内悄然生长，就像并排栽种的树苗，在看不见的土壤深处，下一代的根系早已悄悄缠绕。
这个生命与我如此贴近，我成了他，也知道自己无法逃离。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疼痛，鼻子常常处于半封闭状态，清晨和夜晚，是喷嚏爆发的时间。而此刻，一阵蝴蝶振翅般的胎动从肋下滑过。这温柔的触碰让鼻腔的灼痛突然静止——像被按下暂停键的暴风雨，只剩下翅膀扫过玻璃内壁的细碎摩擦声。我为此颤抖，摇晃的身体似在提醒，你终将因为另一个生命的触动而触动。
有时不得不转开身去，躲避那些温柔抚摸肚皮、眼神慈祥的人儿，害怕自己眼中的不确定和偶尔闪现的凶光会伤了这些和谐，更怕自己说出不符合母性光辉形象的句子。我固执地做着一些扫兴的事情，拒绝成为一个容器，母亲在成为母亲之前，她是她自己。我愈发沉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自己创造的生命之下来回踱步。
爱，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它不是一声响指，就能让一个刚怀孕的女人满溢母爱；而是随着时间流逝，与子同体的相处，睡醒时的呢喃，肚皮下的游动，不经意间唱起的儿歌，以及那些午后收拾婴儿衣物的时光，一点一滴慢慢积累。
怀胎五个月时，我搬进了这间海边的公寓。新刷的墙面，刚漆好的门扉，推开窗，海风携带着咸味扑面而来。鼻子的敏感却未因环境改变而舒缓，喷嚏总比意识先行，空荡的屋子里，它被放大、折叠，再抛回给我。直到我慢慢将屋子填满生活的声音与气息，它才稍稍收敛。
这期间，我得到了一张书桌。那天我在码头等候丈夫从邻岛运回一件意外获得的古董花梨木桶柜。灰蒙蒙的天气里，我目睹了老妇放生石蟹的仪式，也看见孩童在海旁石阶上快乐捕鱼。当那艘老旧的街渡小轮缓缓靠岸时，我看见了它——一张深红色的书桌，在灰蓝的海面上格外醒目。这张书桌结构巧妙，放下盖板后便成为一张理想的写作台。我将它安置在床边，与父亲亲手打造的高背木椅相得益彰。木头的香气在夜晚幽幽散发，瞬间带我回到童年的衣柜——那是母亲将我藏匿其中躲避兄长暴怒的避难所。
父亲做的红木家具，曾固执地伫立在童年的房间里，开合间，见证着四个女儿与一个野蛮儿子的成长。三十年后，同样的木香让我意识到，气味的连结远比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更为牢固。丈夫曾提议将来可以在桌面上为新生儿换尿布，我表面应允，心里却早已将它据为己有。在这短暂的三个月里，它只属于我和我的文字。
我知道，当新生命降临后，这张书桌终将让位给尿布和奶瓶。但此刻，它是我创作与思考的圣地，是混乱生活中意外获得的珍宝。这里成了我专属的避风港，让我在纷乱中找到一隅安放心灵的空间。
散落的书本在墙角繁殖——Toni Morrison、Simone de Beauvoir、Rilke、J. M. Coetzee、Federico García Lorca——像是未被驯服的野马，仍试图在妊娠的疆界里奔腾，奢望夺回自我和想像。书堆最上头，土耳其女作家Elif Shafak的那本《Lait Noir》(黑奶)，封面黑得发亮，倒像块煤，静静地烧着，引文页折着角：“当写作的墨水化作育儿的乳汁，当稿纸布满婴孩的呕吐痕迹，我终究懂了——母性，原是一门持续自我湮灭的艺术”。
法语里，谈恋爱叫“tomber amoureux”，直译是“坠入爱河”；怀孕叫“tomber enceinte”，便是“坠入孕期”了。一个“坠”字，道出人生许多况味。想来人生诸般大事，莫不如是——爱情也罢，怀孕也罢，都是这般不由分说地坠将下去。这种“坠入”的动作，从高到低，从上到下地跌入一种状态，充满突然性、不由自主性。它不是那种火车在铁轨上运行的左右摇摆，而是自由落体摔落在地。如今左臀隐隐作痛，许是“坠入”孕期时，摔得太突然、太急，骨盆先着了陆。
“母亲与艺术家同样活在碎玻璃上，区别只在于，前者假装感觉不到痛。”
左臀的隐痛持续提醒着那个“坠入”的瞬间——就像在西班牙南部小城一个鱼市看见的龙虾，在透明水箱里突然剧烈弹跳。摊主说那是在蜕壳。龙虾的壳不会随着身体长大，它只能在壳变得狭窄紧绷时，破壳而出，重新长出一个更适合身体的新壳。蜕壳之前，龙虾体内分泌激素，让旧壳慢慢软化，新的壳在下面悄悄成形。当时机成熟，它吸入海水，身体膨胀，借着水的压力把旧壳撑裂，挣脱出来。
当医生抱出婴儿，轻轻将他放在台面上，会稍微放开手，让婴儿感受那一瞬间的“坠落”感。这不仅是观察婴儿反应的方法，也是婴儿初次坠入这个世界的瞬间。
痛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成长和突破。爱，也许就是带着隐隐的痛楚，让生命更加坚韧。
寻找
从前总要想像同个画面才能入睡：我从山上缓缓落下，沿途看到往上而去的床、床褥、纸巾、花朵、岩石、云彩，乃至人类放掉的气球。而我坠落之地是一片柔软的海面，我放心落下，落下，落下，缓慢地看到不同的生命，在未落至海面前，沿途的风景已将我抚慰，我坠入梦乡。怀孕后却不敢再想像这个画面，腹中生命让堕落失去轻盈。肚皮日渐隆起时，安全意识也跟着膨胀，浪漫的坠落被谨慎的细节取代。如今常在凌晨苏醒，看着天花板在黑暗中渐渐浮现，奶白色晨光从窗帘孔隙渗入。梦儿不再出现在清醒的记忆中，只是漂荡在混沌之间，代我继续那未竟的堕落。
腹中胎儿听着外界声音，隔着肚皮，如同潜水者潜入海中听见海面上的世界，浑厚模糊。在一系列声音中，她也许会认得那个每日每夜出现的声音——那个很少唱歌，却总伴着海浪声和风声，温柔靠近“海面”与她说话的声音。
行走街上，孕妇的肚子成为公共领域，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对此发表意见，可以触碰，可以展露善意和歧视。大人多半不怎么在意，走得匆匆，像是习惯了这样的风景。倒是小孩和宠物，眼里带着一种纯真的好奇，轻轻靠近，用鼻子嗅嗅，用手摸摸，他们看见这个生命。孩子会轻声问：“她以后会记得我吗？”
来到孕育生命的后期，我渐渐忘却了旅程初始时那剧烈的呕吐与晕眩。如今，更多的是在闲暇时光里，无论是在咖啡厅、人群间，岛上还是轮船上，我都在寻找她的脸庞。她早晚两次的打嗝声，成了我想像她出生后，蹬向空中那双肉肉小腿的温柔线索。一次活动，一位参加者与我攀谈，她的脸庞异域而美丽，深深印在我心头。后来在另一场活动上，再见她时，我怔住了，这张脸似曾相识，却又模糊不清。待分享会散去，众人拥入咖啡馆，她坐于我对面，轻声说她曾见过我，我方才想起她来。她那浓眉如画，笑容年轻明媚，混血的气质如阳光洒落，我不由自主地将她想像成腹中生命未来的模样，轻轻脱口一句：“真是可爱。”众人闻言，皆露疑惑之色。
我也在梦中见过她许多次，其中一幕尤为深刻。那时，她还只是个在地上爬行的婴儿，忽然间便长成了少女的模样。她站立在木瓜树下，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小裤子，阳光洒落在微卷的棕色发丝上。她抬头望向我，目光坚定而严肃，轻声说道：“妈妈，这座岛是你和爸爸的世界，我得划船出去，找自己的活法。”
我的岛，与她的岛，终究不同。她会在自己的海洋里漂流，跌落，然后升起。
有时不禁想，肚中的胎儿会做梦吗？她会做什么样的梦？这个尚未见过这个世界的生命，只靠听觉去想像，她的梦境又会如何呈现呢？会有母亲温柔的声音，父亲轻轻的吻吗？还是日常物件的声响？她的梦更多是以感觉与听觉为主，而非视觉的呈现，而这些感觉又与母体紧密相连，脐带传递的不仅是营养，还有情绪与爱。
行走在家的树荫下，我想到丈夫那边的养分，女儿自然去吸收，我也乐见其成。可我这边的养分，却让我有些担忧。大多数女人因为生了孩子，慢慢和母亲和解，而我，却走了另一条路，不愿让母亲接近我的女儿。
我一直希望的是，与另一个生命一同体味人生，而不是带着沉重的期待去教导她。朋友曾说，是女儿教会她做母亲，而不是她教女儿学什么。女儿的自然需要，会告诉她该怎么做。连梦里的女儿，也总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现，从未是“女儿”。
我从不知道如何满足母亲的期待。自由惯了，听她说我被“洗脑”了也无所谓。母亲让妹妹送来一个生育符，借此曲折向我道歉，我只是礼貌地谢了。母女之间，不只是母亲和女儿，也可以是朋友，甚至陌生人。
我感激生命，感激新的生命让我走进她的人生，见证她的生命，待她成长时参加她的毕业典礼，飞去她的城市参加她的婚礼，关心她的健康与快乐。正因如此，我心怀感恩。
循环
多年漂泊于外，从南方的湛江一路走来，经过法国、西班牙，最终落脚香港。这一路的行旅，如潮水般冲刷着我对故乡的记忆。那曾经熟悉的雷州话，渐渐在舌尖淡去，成了文化深处的一阵颤抖。童年的声音变得模糊，熟悉的人也渐行渐远，我成了故乡的异乡人。嘴边残留的家乡话，说出来竟引得哄堂大笑。
以前曾想，若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要用母语与他对话，因为那是离我最近的话语，是最自然的话语，小孩听着我自然的话语，他感受到语言里的自信，语言承载的信息也一样真实可靠。我如是想，殊不知我竟弄不清何种语言是我的母语，在乡下说雷州话，到了七岁以后就到了城市，说白话，与家人、同学朋友、老师、出门见到的人都说“白话”。后来，法语西班牙语成为我最常用的语言。回到香港后，从白话转换到广东话，“得啊”、“么啰”、“得”等尾音统统删掉，改为“左”、“冇”⋯我曾无数次在没有停顿、不带怀疑的正常对话中得到愉悦，以之当作是自己融入这个地方的标志。在融入的过程，也在稀释我曾经的文化和思维模式。
这语言的断裂，恰似我与母亲之间未曾言明的距离。我们说着同样一种语言，但都有自己的“方言”，在这个方言中，有不理解与距离，也有各自的表述，是一方之言。我在努力想起自己的方言的同时，亦深深感受，我已经站到了对岸，遥望回不去的童年。
“哈能度奶做咪啊？（那个人在做什么？）”
我望向岸边的母亲，黄色的身影在灰蒙蒙的天色中格外醒目，仿佛为这片灰暗添了一抹火光。她头顶的大树在风中轻轻摇曳。母亲忽然站起身，朝海边走近几步，双手举起手机，对准了我们的方向。她执着于那放大的画面——海面、轮船、海另一边的山、云朵，还有女儿和女婿，在她的镜头下都被拉近了十倍。她似乎在仔细端详什么，却又似乎什么也看不清，镜头里尽是颗粒，模糊而失真。
海风轻轻拂过，带着咸湿的气息。我没有再看岸上的母亲，但思绪却像被什么牵绊着，始终留在岸上。她的身影在镜头后显得格外专注，却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疏离。她的世界似乎总是隔着一层镜头，看得见，却触不到。
当母亲的身影渐渐淡去，肚中的踢动却愈发强烈。岸上的母亲，海中的女儿，还有腹中的生命，三者身份在时间与空间中交织流转。我将上一代看作是海另一边的母亲，而将下一代看作是岛的女儿，然两岸都不足以形容人类的复杂情感。我们从未真正学会如何成为母亲，因为每当一个孩子诞生的同时，一位母亲也在悄然诞生。母爱，正是在这不断的循环与转折中，慢慢生长、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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