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困难东亚》：重构日本帝国殖民地刑务所记忆

两场战争遗留下的产物：东亚现代监狱的建造

东亚惩罚袭产的形成，其背后的关键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两场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形塑了当时的地缘政治脉络，而东亚的惩罚实作，就是在这个脉络之中发展出来的。发生在这两场战争之前的明治维新，和这两场战争一起形塑了日本的目标：成为第一个西化的亚洲国家，并让日本踏上一条很快便能将殖民势力延伸至东亚、东北亚的道路。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日俄战争是为全世界都带来转变的“第零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Zero）”。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式监狱成了这种军事化扩张的重要标志（不论是日本、或是西方国家，都在努力进行这些扩张），而当代社会则在尝试理解当时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产物。这类监狱遗址的其中一个案例，是首尔的西大门刑务所（Seodaemun Prison），那里已经变成一座博物馆，呈现对抗日本帝国势力的韩国独立运动（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的历史。另一个案例则在日本奈良，亦即近期撤除的奈良少年刑务所（Nara Juvenile Prison），那里正准备改装为旅馆；甚至有传言指出，其中一间旅馆将会由颇受欢迎的无印良品经营，让该品牌的粉丝都非常兴奋。这些监狱遗址再利用的不同模式，凸显了大卫．罗文索（David Lowenthal, 1998）的论点：“袭产并不是历史。”虽然历史研究的是过去，但在袭产制造（heritagemaking）的过程中，使用过去的方式却是受当代的考量所主导。循此，本书的目的便是阐明惩罚袭产的构成──这些监狱的过去，在今日是如何被使用的。

一系列的跨境对话，最初始于二〇一四年；这些对话尤其关注东亚惩罚史发展百年遗留下来的产物，试图将中国、韩国各地殖民时期的监狱，串连进一个由惩罚遗址组成、彼此连结的体系之中。这些对话之中有一个最具企图心的目标，便是一连串的提名活动，希望能将一些重要的遗址联合申报列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遗产名单。这些对话激起了一系列的问题：韩方与中方透过这场合作，试图记忆的是哪些东西？从日本、以及其他曾被日本占领的地区（比如台湾）而来的访客，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殖民记忆的？现代监狱作为一种惩罚、监禁的建筑，我们很少视为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令人喜爱的袭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不再使用的监狱，置于袭产地景（heritage-scape）之中呢？即使暂时撇开世界袭产的政治不确定性，重新讲述各国殖民时期建造的监狱历史的这个企图本身，也是一个相当有趣、但很少被研究的主题，而这本书，就是在尝试贡献一些心力。

把不再使用的监狱变成袭产的复杂过程，既包含惩罚袭产的有形面向，也包含无形面向。有形的面向在于，一如澳大利亚监狱遗址（Australian Convict Sites）那样，建成袭产（built heritage）会变成重要、但备受争议的观光场址；无形的面向则在于，在许多后殖民社会里，从本地社群的角度来看，那些进行惩罚的实作方式或多或少，都是在殖民者建立的制度之上发展出来的，而且那些制度大多是在战争和侵略行动之后，从十九世纪开始出现的。为了深入检视惩罚袭产的有形和无形特征，我们必须谨慎追溯现代监狱的问世，尤其是它们被引入东亚的历史。现代监狱的建造，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有著紧密的关联，因为建造监狱，对于确保司法主权（jurisdictional sovereignty）、展演现代性，以及遏制异议分子、叛乱者、社会及经济危机这些事情来说，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刑罚学（penology）和犯罪学（criminology）领域的学者也认为，现代监狱的发明是惩罚现代化的一个成就。然而，对于被殖民的社群来说，惩罚的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扩张等过程一起出现的，一如前述澳大利亚监狱遗址的案例那样，为“大规模运送囚犯，以及欧洲强国透过囚犯的现身和劳动来进行殖民扩张”的历史，提供了“今日仍存的最好例子”。简言之，监狱作为一种机构、也作为一种在特定外交压力之下建造的惩罚建筑，就伫立在现代性和殖民性的交叉点上。因此，去探究该时期的监狱为何在后殖民的社会里，会被理解为代表残忍、不人道的殖民监狱，而非现代性的场址，就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惩罚的再现与记忆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79）曾在《监视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之中，对惩罚进行了很有影响力的理论化，他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可以开始理解为何殖民监狱大部分只会被理解为殖民监狱。傅柯针对“人道主义是现代惩罚改革背后的关键驱力”的这种论述进行了挑战，并主张惩罚的现代技术，是受经济理性主导而生的，目的是为了让新的权力的政治经济得以实现。新的惩罚技艺已经创造体现于一个新的身体政治（politics of the body）；套用傅柯的说法，这个新的身体政治，就是透过环形监狱（Panopticon）创造出顺从的身体。此外，这个为了服务现代惩罚体制，而创造顺从身体的现象，不只发生在监狱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环形监狱的机器之中，被其权力的作用包围，而这种权力也是由我们自己带来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一如傅柯的阐述，惩罚的现代技术“必须像是一种没有露脸的凝视，这种凝视会将整个社会体（social body），转变成一个感知的场域”，这种趋势，不只呈现在监狱上，也呈现在工厂、医院和军营里。换言之，从现代监狱和更宽广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来看，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展现了监狱本身可以透过精心散布各处的（自我强加上去的）监视来达到目的，并整合进日常生活的规训机制之中。

相较于为惩罚进行社会理论化，本书更希望探究惩罚（以及惩罚的转变）是如何透过刑罚袭产被记忆下来的。我们主张，这种袭产影响了人们今日理解惩罚机制的方式。关于这点，我们描绘了现代监狱（也就是权力的经济，以及惩罚的技术政治）如何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西方引入日本时，被以人道主义加以论述，以及这件事如何在日本殖民地的多个监狱上头留下印记。此外，我们也探究了这些监狱是如何透过被视为建成物袭产的方式来记忆的（而殖民者就是在那些建筑物之中进行不公的惩罚实作），以及关于这类场址的论述如何经常忽略了对惩罚实作的跨境移转、超越殖民与被殖民二元对立的复杂理解。

现代监狱本来就是殖民的产物；第一批现代监狱的概念化和建造，是十九世纪晚期帝国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从一开始，惩罚改革者便会前往伦敦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彭顿维尔监狱（Pentonville Prison）进行考察，而这些考察是监狱旅游在十九世纪的早期样貌的例子，而且其中许多考察人员是从殖民地的大城市出发的。考虑到这个脉络，本书考察了位于前日本占领殖民城市的三组监狱建筑群，思考它们是如何被当作袭产而被记忆下来的，借此理解过去的殖民历史是如何影响今日的。关于现代惩罚改革和殖民统治之间的模糊关系，在回应那些监狱近年来被转变为袭产的发展时，这样的论述似乎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希望阐明对监禁的多种解读方式，并将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造的现代监狱进行历史化（historicizing）的工作，借此质疑监狱被视为袭产的方式。我们也质疑，傅柯对于惩戒的思考，以及惩戒如何透过矫正措施和意识形态“创造出”现代的个人，于惩罚袭产的打造之中，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被同意、被记忆──以及更重要地，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反驳（和不被反驳）的。

惩罚／矫正、殖民现代性，以及困难袭产（difficult heritage）

我们关注东亚地区除役的监狱如何被转化成为袭产，检视了关于现代监狱各种彼此竞争的描述，这些描述是从各种不同的理论发展出来的，包括但不限于国族主义、殖民主义、刑罚学以及社会学；同时，我们也检视了当这些除役的监狱变成袭产时，这些描述是如何被选择性地结合进来的。我们针对几个已经除役、位于三个前日本殖民地的监狱，进行了一场跨国的研究，这些案例分别位于台北、嘉义（台湾）、首尔（韩国），以及旅顺（中国）（见图0.1）。本书对监狱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解读方式，将这些监狱视为一种特定的殖民产物，其在过去的角色、以及现今（将其视为国家袭产）对其进行整修的行动，都和惩罚高度关联。然而本书也留意到，当代将监狱视为袭产的使用方式，容易将殖民现代性多面向的过程，简化为压迫和暴政的简单理解。参观某个刑罚袭产的访客，在看著那些控诉殖民者违反人性和主权的展览内容时，似乎不会注意到傅柯提到的那些在规训凝视之下的特定权力技巧。被建来剥夺囚犯行动自由，借此实行监禁的现代监狱，经常被简化地再现为羞耻和死亡的袭产，而今日，后殖民的社会则会将其归咎于之前的殖民者。

本书所呈现的研究，是透过二〇一三年二月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的多次参访所进行的；在这段期间里，我们观察并和各个场址的行为者进行了半结构式的访谈。为了理解某些特定的叙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我们在本书中特别花了心力讨论那些行为者，比如策展人、主管，以及博物馆的官方人员，这些人都能在这三组案例研究的场域里，直接影响袭产化和协力工作的过程。我们也处理了这些监狱博物馆里的展览内容，并思考这些内容如何为记忆提供了特定的方向。本书进一步使用了各个监狱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历史文献研究，借此将今日的权力动态放在一个更宽阔、变动中的地缘政治。本书也使用了从中国、韩国和台湾取得的相关媒体报导，以此作为第三个面向，并对其评估，借此捕捉各国国内、以及国际的政治气氛。对话会在各个场址和情境之中发生，而行为者也会在那些场址和情境之中进行惩戒袭产的打造行动，借由将这些场址和情境结合在一起，我们希望描绘出，那些让艰难的历史被用来服务今日、形塑未来的过程。此外，我们也认为，惩罚和监禁被记忆的方式，如何、以及为何反映了后殖民城市，如何试图透过纠正过去，来重述当下的理解，而这件事本身也将袭产的实作带入和惩罚的制度化相关的对话之中。换言之，惩罚不只可以被视为一个主题，也可以被视为袭产本质的一部分。

这场横跨四座城市的探究之旅，紧跟著贯串本书的三条讨论线：惩罚与矫正、殖民现代性，以及困难袭产。这三条线将监狱重新脉络化，认为监狱“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其反映了一个建构出来的、对监禁场所的社会需求，以及已经持续超过百年的必要的监禁。对监狱观光和／或监狱袭产的研究，不太会花时间去理解监狱功能的历史性变化，会如何对监狱周遭的都市脉络带来影响；其实这些影响就算在监狱除役之后，也可能会持续存在。本书检视了一座历史监狱，如何在不同政权之下被设计、建造出来，然后被部分拆除、保存、重新开发，试图借由谨慎地探究历史惩戒地景，来填补前述的研究空缺。本书揭示了，监狱如何被选择性地转变成袭产，而监禁的记忆又是如何被重新放在国族主义的框架中看待──该过程，可能会反过来监禁这些东亚城市的记忆，而不是让其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