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人案判刑，“首要份子”戴耀廷囚10年最重，其余被告最低4年2个月｜Whatsnew

《国安法》最大案、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中，45名罪成被告今日（11月19日）上午10时于暂代高院原讼庭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 从2021年1月6日被告被抓捕、首次提堂至今，案件已处理接近4年。 此为“颠覆国家政权罪”首案。

今日开庭仅10余分钟，法庭宣读众被告刑期，他们被判囚4年2个月到10年不等; 法官又指不打算在庭上读出判刑原因，判词已刊载于司法机构网页，及后于上午10时29分散庭。

被视为“首要分子”的戴耀廷判囚10年，其余三位“首要分子”区诺轩判囚6年9个月、赵家贤判囚7年、钟锦麟判囚6年1个月。

其余人士被视为“积极参与者”，判囚4年2个月至7年9个月不等。 其中认罪被告的刑期在4年2个月到5年7个月不等，不认罪被告在6年6个月到7年9个月不等。

新界东参选人、“墨落无悔”发起人之一且不认罪的邹家成判囚7年9个月，为第二重；“三投三不投”发起人且不认罪的吴政亨判囚7年3个月；新界东参选人且不认罪、不求情的何桂蓝判囚7年；卫生服务界功能组别参选人且不认罪的余慧明，新界东参选人且不认罪的梁国雄，新界东参选人且不认罪的林卓廷判囚6年9个月。

保安局长邓炳强指，判刑已经反映罪行严重性，当局会研究个别被告刑期再考虑是否上诉。 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任何人不能以民主为借口，逃避及破坏法治，并强烈反对某些西方国家意图抹黑香港法治。

47名被告因组织或参与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选，被控《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1人认罪、16名不认罪，最终仅两人脱罪。 他们为香港公民社会中不同政治光谱的政治人物，包括活跃政坛多年的泛民主派、呼声渐高的本土派、社运或工运领袖、政治素人；也包括法律学者、记者及商人等。

《国安法》列明，对于首要或者罪行重大分子，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有辩方代表求情时曾提出，颠覆罪的刑期分级制并不适用，因为案件是以「串谋罪」、而不是《国安法》控罪定罪。 他们认为法庭判刑时应以普通法原则，根据《刑事罪行条例》，按被告参与程度、罪行严重性判刑。

最终，法庭认为本案涉及串谋，因此《国安法》22条的处罚类别（三个刑期分级）并不完全适用，但可作为参考。

另外，对于戴耀廷代表律师指，法庭不应审视《国安法》前的行为，因它们在当时并不犯法，法庭对此表示接纳，但指出被告在《国安法》后自愿并继续参与初选计划。 为了评估案件严重性和各被告角色等，法庭不能不审视检控期前的事实和情况，但强调被告不是因为个别在《国安法》前的行为被判刑。

判刑重点：首要分子、积极参与者？ 量刑起点如何决定？

本案中，控方指宪法学者戴耀廷所提出的“35+公民投票计划”，目的是通过选出最有胜算的候选人参与官方选举，取得立法会70席中过半数的议席；初选参与者同意，成功取得立法会多数之后，会以“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要挟，要求政府满足2019年反修例运动提出的“五大诉求”。

根据基本法第50到52条的规定，若立法会否决预算案，特首可解散议会，若重选后的议员否决同一份预算案，特首就必须下台。控方指，初选参与者明知道政府不可能满足“五大诉求”，故初选参与者是决意触发“前所未有的宪制危机”，颠覆国家政权。

其中，国安法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非法手段要件即滥用《基本法》赋予议员的反对权、无差别否决预算案；而由于所检控的罪名还有“串谋”，控方所指的计划实际上有无实现，都不影响定罪。

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陈仲衡、李运腾会如何考虑被告参与程度、罪责、求情内容，以及大部分众被告的判刑分级、刑期轻重、关柙长达约1360天后的剩余监禁日期揭盅。

法庭指订出每名被告的量刑时，已考虑过谋划的非暴力性质。 “首要分子”戴耀廷、区诺轩、赵家贤的量刑起点是15年监禁，钟锦麟为12年。 由于4人较早期认罪，均可得三分一刑期扣减。 而区、赵、钟因“协助控方在审讯中作证、对法律无知及过往在公职服务上有贡献”，获再扣减刑期。

根据《国安法》第33条，被告若“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最终，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三人均减刑49-55%，在众被告中减幅较大。 2023年开审时，3人与商人林景楠转为控方证人作供，4人求情时均有要求套用33条减刑。 林景楠最终减刑仅22个月。

被控方指为“初选组织者”之一的吴政亨，法庭视其为“积极参加者”，量刑起点为7年6个月，最终法庭认为他可能受戴耀廷“误导”，扣减3个月刑期。

法庭认为杨岳桥在公民党积极行事，具领导地位，以8年作为监禁起点，最终因他早期认罪和公职贡献扣减35个月刑期。 《墨落无悔》声明书发起人邹家成、张可森、梁晃维则被法庭视作比其他同为初选候选人的被告更积极，以8年为量刑起点。 其余被告量刑起点为7年。

14名不认罪的罪成被告的减刑幅度有限——不认罪不求情的何桂蓝未获任何刑期扣减外，其余被告只减刑3-6个月。

部分被告求情时，曾向法庭建议其判刑分级、建议量刑、因认罪而有三分一刑期扣减等等。 例如戴耀廷的代表律师指，他是「其他参与者」，建议量刑起点为3年，认罪后扣减至2年。 亦有部分被告陈情时并无说明相关建议。

对于部分被告以罪行的“不可能性”为求情理由，法庭拒绝接纳辩方认为谋划必然失败，因此应从轻处罚的说法；接纳“对法律无知”的理由对部分被告适用，但对律师背景的戴耀廷及杨岳桥则“显然并非如此”。

《国安法》后，国安罪行囚犯在庭上和狱中的减刑情况有所改变。 Telegram煽动案被告吕世瑜于2022年承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原获法庭从判囚5年半减刑至3年8个月。 但控方指其刑期须受限于最低刑期，法庭后改判被告囚5年。 2023年8月，吕世瑜上诉至终审法院被一致裁定败诉，法官指国安法为刑期订立上下限“具强制性”，除非符合国安法的减刑情况。

而23条《维护国家安全法》通过后，《监狱规则》亦有更改，以往在狱中行为良好或可再扣减三分一刑期、可提早获释，但国安囚犯须证明不会不利国安才可获减刑。

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法律学院法律及国际事务学、港大法律系前教授戴大为（Michael C. Davis）形容，“与《国安法》法例比较，是次刑期为中等程度; 与被告行为事实比较，是次刑期严重。 (Compared to the provisions in the NSL these sentences are in the mid-range. Compared to the facts of the defendants’ behavior the sentences are severe.)”

戴大为向端传媒解释，不能忽视被告被判囚，仅因他们组织初选，并计划在胜出后利用《基本法》规定的策略向政府施压，以履行《基本法》的承诺，而这在其他司法制度中是“正常政治（normal politics）”，候选人对社会有强烈责任感，亦值得赞扬。

对于法庭将被告只界定为“首要分子“和”积极参与者“，无人属”其他参与者“，戴大为认为一旦政府和法庭决定将任何参与程度视作中等程度（middle category），除了被归纳为最高程度（top category）的几位被告外，其余都会默认情况下（by default）被视为“积极参与者”。 他说，“他们参加初选这事实争议不太大。 参加初选是否构成犯罪，是有所争议的地方。“

《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1A列明，如律政司决定复核刑期，须在刑罚21天内提出；另外第83Q指出，被告人可在判处刑罚日起计28天内提出刑期上诉。

黄之锋：“我爱香港！ Bye-Bye！”、家属：“（牢狱）一日都嫌多”

判刑在即，众被告的家属亲友、律师团队以及记者挤满3号庭，仅有5名公众可以进入正庭。 早上10时，45名被告陆续走进被告席，黄碧云一头白发，向公众及家属席挥手; 吴敏儿、杨雪盈脸上有笑容。 戴耀廷向公众席挥手微笑，又展示OK手势。 梁国雄与被告席上的妻子陈宝莹挥手微笑，林卓廷、尹兆坚、岑敖晖等人亦向亲友挥手打招呼，谭凯邦、张可森分别展示OK手势。

不少被告不愿坐下，站立看向公众席与亲友以眼神示意。 保安不断要求家属亲友坐下，亲友中有人喊道：“睇唔到啊！”惩教人员亦对被告道：“现在不是（监狱）安排探访，准备判刑了。”

在法官迅速交代完45名被告的刑期后，法庭马上休庭。 被告旋即被带离，他们离开前看向公众席与亲友道别，有家属悲恸落泪，有家属笑着张开双臂与被告挥手。 家属、记者亦被要求离开。

黄之锋离开法庭前大喊：“我爱香港！ Bye-Bye！”

判刑后，何桂蓝的Facebook专页发布贴文，“痛苦其实好难，甚至冇可能分担，真正可以穿透墙内外嘅，系意志。 苦难令‘我哋’出现，但无法令‘我哋’成长; 以苦难嚟维系嘅共同体，只能喺苦难中无限轮回——定义身份嘅唔系苦难，而系我哋究竟点样面对佢。”（痛苦其实好难，甚至无可能分担，真正可以穿透墙内外的，是意志。 苦难令‘我们’出现，但无法令‘我们’成长; 以苦难来维系的共同体，只能在苦难中无限循环——定义身份不是苦难，而是我们究竟如何面对它。 ）

何桂蓝还写道，“由衷希望你都有勇气面对自己、继而打开自己，体验世界，感应他人，唔再停喺‘思想自由’嘅幻觉之中。 你要喺现世自由。”（由衷希望你都有勇气面对自己、继而打开自己，体验世界，感应他人，不再停留在‘思想自由’的幻觉之中，你要在现世自由。 ）

邹家成亦在判刑后于社交媒体发文指，“活着需要希望，没有希望根本难以坚持。 活在不安的环境，我们更要心存希望。 今天是判刑的日子，对于刑期我绝不乐观，但我看见希望。 因为即使重获自由之日仍相当遥远，我们总算看到终点。”

社民连主席、被告梁国雄妻子陈宝莹甫走出庭外，即对传媒高呼“冤狱，一日都嫌多。”梁国雄被判6年9个月，她表示对判刑心里有数，没有惊喜没有惊吓，唯一是觉得这是冤狱。 她说，被告所做的”无差别去否决财政预算案“、参加初选，是利用《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利，去迫使执政者顺从民意，”这是何罪之有呢？ 根本是合情合理合法“。 她表示对判刑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

不过在这情况下，陈宝莹认为结果是预料之内，她希望家属和在囚的人，不论刑期多少，都能乐观地面对，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现在你要说不同的意见，无论对于经济、民生到政治，你要表达不同的意见时，大家都要去准备所付出的代价。”她说，“但是我会强调，如果我们所做的事合情合法合理时，我们不应该被恐惧吓怕，因为我们做的事完全是《基本法》或者人权法所赋予给我们的公民权利。”

毛孟静丈夫 Philip Bowring 在庭外表示，刑期终于揭晓，对等待已久的他们来说是个解脱（relief）。 他说妻子在狱中已差不多4年，之前花9年时间当民选立法会议员，为市民做好事（doing good work），“她得到了什么？ 她得到了50个月在狱中的刑期。 （What she gets from that? She gets 50 months in jail. ）”

刘頴匡女友黄于乔在庭审后接受传媒访问，指自己心情平静，「刑期在我的预算之内。」被问到判囚并未达终身监禁，她会否感到松一口气，「这些牢狱一日都嫌多，不能说 relief。」她又认为相关判囚高达10年，会令人噤声。

「2021年到现在，好像上演了一场『大戏』。 今天虽然判了刑，但这场戏还没落幕，在整个历史之中，今天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中段。 终结在哪里呢？ 是什么呢？ 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看到。」她说，「我不觉得判了刑，这些政治事件就等于终结。」

刘如今因七一立法会暴动案服刑，与其4年5个月的初选案刑期不能同期执行。 「都没办法，这几年我们都学习了有时有些事是要接受的。」

「现在我会想一步一步过好自己的生活，等他出来。」她说。 「希望大家都过好每一天，尽量凭良心做事。」

民阵前召集人陈皓桓在判刑后随即在庭外接受传媒采访，警员举咪指记者阻塞通道，并在陈皓桓身旁围橙带，着陈和记者绕过法院旁才采访。 他对传媒指，不觉得是次裁决很少或很多，认为裁决对于曾参与初选的60万人、和反修例游行的200万人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打压。」他又说，判刑对被告、家属和其朋友来说是「解脱」，因审讯在过去的3年8个月一直拖延。

不过陈皓桓补充，「这对香港来说并不是解脱，这个判刑对香港未来的经济或民主运动来说绝对不是好事。」他相信，全球在关注香港的司法制度和《基本法》是否仍能让市民行使权利，并希望政府、法庭和市民思考是次判刑对香港的影响有多大，以及香港如何走下去。 「当政府经常说应变识变求变时，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拖、怎样变，这是香港市民、商界、国际社会在问的问题。」

岑敖晖太太Nicole对端传媒表示，「判刑结果不可以说合理，但比预期中好。」她指按之前其他案例，原本两人预计将判得更重。 岑被判囚4年6个月，她粗略预计可以于下年获释，但仍不清楚会否有其他扣减计算。 「其实平静，没有大感觉，比较担心量刑较多的人。」她说。

接下来的周末，她将去探望岑敖晖。 提到获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她回答：「返屋企唞吓啦。」

前屯门区议会副主席黄丹晴与被告张可森同为前屯门社区网络成员，张被判4年11个月。 他说有朋友被判一定年数是不开心的事，但在这年代、社会和法治制度下，有一个「比起预期」短的刑期，可叫作「在一个很不幸的时代，可以放松少少下来」。

但是，他补充，有不同人被判10年、7年，他的心依然很难过。 「因为大家不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可能希望在法律上寻找公义时，但原来是犯法的。 在这一刻的香港里，亦是无奈要接受的事。」

旁听者：见证时刻、关心判词、与记得初选案的人相聚

开庭前清晨气温骤降，下起大雨，数百名旁听人士穿风衣、撑伞排队，长长人龙从法庭外延伸，不少人从前一夜开始轮候旁听。 警方布防重重，大批警员和警车在庭外及附近一带驻守，亦出动「剑齿虎」装甲车。 警员一度从队中带走曾建成、外号「女长毛」 雷玉莲等社运人士，搜查其随身物品。

与2021年3月1日首次提堂有别，今日庭外未见示威。 社民连副主席周嘉发在昨晚11时到达法院，通宵排队。 他说社民连当年举起黄布抗议，仍可表达，但现时简单的抗议都无法进行，以「一个比较喜欢抗议的政党来讲，好像丧失点基本尊严」，但尺度如是，「都只能够尽量去调教一下」。

周嘉发原本想着已有很多人排队，自己来到亦进不了正庭，打算在外等消息，但看到旁听师一早排队，觉得「于心有愧」，于是昨日前往排队。

「整个47人案基本上标志着公民社会崩塌的开始，亦令市民有很多的恐惧在内心。 当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命运一直都没有一个结论、一个判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重要时刻需要在现场见证一下。」周嘉发表示。

周嘉发形容众被告为「热心街坊」，是「社区内比较有知识和魄力去担当代议士位置的人」，跟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 对于他们要遭逢这个「厄运」，他觉得任何香港人都会感到难过。 他续说，47人案带来白色恐惧，政党、关注组和媒体在大抓捕后相继消失，「对于整个公民社会的伤害相当严重，亦是不可逆转。 所以判刑还会有什么余震带给社会，都实在很难判断。」

对于案中被告、同是社民连成员的梁国雄和岑子杰，周嘉发说大家知道判刑不是控制之内的事，不是很乐观，但希望他们尽快获释放。

昨晚没带过夜的装备，周嘉发便以伞挡风，跟其他排队人士聊天、独个看书至凌晨四五时睡着。 他在看小说《盖层纪》，当中讲述主角见证社会运动的心路历程，同时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在出柜时又遇到打压。 「这两种都好像是世俗不容许、反叛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好像几赤裸去表达：如果你做一些很离经叛道的事情，到底要背负着多少的代价。」

同案脱罪的李予信亦在今晨4时多到场排队。 他说，这类案件给人的印象是「某些被告面对的事、被告的责任和后果」，但他认为案件关乎社会的开放度、自由度和集体如何看待这议题，所以寄望更多人可以关心和讨论案件，并细读判词的逻辑和原理，了解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李予信解释，法治其中之一个重要因素，是社群如何看待法庭判案。 公众的观感和怎样对照判决对社会发展有重要意思，「我理解那种的沮丧和那种无力，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去关心。 因为这件事是决定我们社会的走向，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去参与其中。」

由被告转为旁听人士，李予信说他从自身的角度抽离了， 不希望大家「个性化了一件很集体的事情。」他觉得市民分享感受或资讯，了解来龙去脉，总比给某一小撮人去定性这宗案件好。

「真正去定性这宗案件的意义、对于后世发展的意思，是人、是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他希望带出这个讯息，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

30岁的阿星（化名）从事教育和文字工作，是自由工作者。 他今早6时来到，排在较后位置，但至少希望让庭内的人和香港市民知道仍有人记得这件事。 他认为现时很难再有集体的公众活动，这次机会难得，让他和理念相近、仍记得初选案的人相聚。

他对判刑不感乐观，预计会重判。 阿星说，初选案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不只是被告参与或支持初选，也有香港市民支持这理念，而他是其中之一，「但很可惜的是，最后承受这个很重的政治后果，只是这45人。」对于不认罪的被告，阿星觉得是「勇气的彰显」、「现世当中，香港有一种政治良心的理想，让后人或者我去学习，或去感受到这分气魄，是不容易的。」

判刑日前夕晚上，据《法庭线》报道，庭外有逾70人排队待领公众筹号。 其中因「小彤群抽会」煽动案被捕的李盈姿一度被警方包围，她向《集志社》表示，警员指她在Facebook朋友限见帖文写的「全世界出西九」为「煽动」，要求她删除。

另外早前有传媒指判刑日几天前，法院外疑已出现「排队党」聚集。 据《独立媒体》在11月17日报道，当时公众席的队伍有13人自携椅子排队，他们多数戴上口罩。 记者逐一询问排队原因、旁听的案件等，但未获回应。 《集志社》记者在11月18日向队头十多人查问为何提早排队，亦没得到答复。

回顾47人案时间线

时值2019年反修例运动，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历史性大胜。 戴耀廷其后多次撰文，提及立会有财政权和调查权。 他推算若民主派取得35+，可以否决预算案，令特首辞职、政府停摆等，最终中央把《国安法》套用于香港，引致西方对中国实行政治及经济制裁。

2020年初，民主派立法会前举行初选的讨论展开，各区组织协调会议。 6月，有候选人发起《墨落无悔 坚定抗争》声明书，表明会运用《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包括否决权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

7月11日、12日一连两日，初选在国安法下如期进行，逾61万港人参与投票，远超原本设下的17万目标; 本土派和抗争派背景的参选者大胜。 政府随后取消12名非建制派参选人的参选资格，并宣布押后立会选举。

2021年1月6日，警方大举拘捕55位组织及参与初选的民主派人士，指他们涉嫌违犯《国安法》中的「颠覆政权罪」，当时全数人获准保释（除因另案分别服刑、还柙的黄之锋及谭得志）; 同年2月28日，其中47人被正式起诉。 2023年2月6日，案件才正式开审，直至2024年11月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