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28记者手记：他们躲在后巷桥底，待囚车开近才冲出来喊叫

晚上8点，法院地面大堂炸出一阵欢呼。这是2021年3月4日，我们和大量前往声援的民众，一起等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大家围起来，定睛看著一个婆婆手中电话的“被捕人士关注组”Telegram频道，上面写著法庭刚宣布、获保释的15名被告号码。“但我们不知道号码代表谁啊，有名单吗？”人群四散去查看自己电话。最初站在中心的婆婆突然颤著身子，走到一边哭起来呢喃道：“能不能不只这15人呢？继续宣布啊……”

人们浸沉在这10分钟的释怀中。法院外，一列警察突然奔跑、作势拘捕，我们马上跑开去查看。法庭很快传来消息，15人被批保释后，律政司旋即提出复核，他们会在48小时内被带往高等法院。全部人继续还柙。

47名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于2月28日被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告囊括香港民主运动中不同光谱、世代的人：有过往不太被年青一代认同的泛民人物黄碧云、杨岳桥等，有在反国教及雨伞运动中活跃的新生代黄之锋、岑敖晖，也有在反修例运动中支持升温的何桂蓝以及本土派人物邹家成、刘颕匡等等。

原本，在香港司法程序中，被告提堂、裁判法院批准是否保释，是一个快速的过程，但来到2021年，香港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提堂聆讯。47名被告遭通宵扣押后，再经历整整四天四夜的保释聆讯。期间，他们处于一个奇怪的状态：既不是正式被扣押，也不能取得保释许可外出。多日以来，家属连一条干净的内裤也没能交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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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宣布，由于被告和律师众多——47名被告、数十名律师挤满了聆讯的主庭，因此每个被告只有一名家属可以进“延伸庭”观看电视转播，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家属求公众让出筹号的呼号。我们和其他记者也只能够透过延伸庭的直播镜头，有限地观察和听见主庭的一切。又因为法律对保释聆讯报导有限制，控辩双方的争持、裁判官的提问，以及被告的姿态神情，经过一层层隔阻，最终抵达记者，达到公众面前，已面目模糊。

很多受访市民告诉我们，这场检控，他们必须在场，他们能做的也只有在场。审讯一次过处理47人的不同案件，单是提堂已经历时4天、接近40小时，是香港史上极为罕见的情况。人们难以想像，待这些被告正式开庭审讯，再待判决出炉，在正式获得罪名和刑期之前，他们将被羁押多久。

庭外的人，自知无法拉近自己和47名被告之间的距离。晚上，他们追赶黑漆漆的囚车，连里面坐著什么人也不知道。白天，许多人待在庭外，在警察不那么多的时候钻空子，高喊口号，仿佛不这样喊一喊，就没机会了。

口号、铁闸、菜肉包

连日来，社交媒体出现许多前往法庭声援47人的呼吁，不用上班或能够请假的人们，不断前往法院门外。由于听审的公众席有限，许多市民明知道去了只是排队，但也照常前往。第一天，长龙绕著法院大楼绕了四分三个圈，第二天、第三天，旁听人龙逐渐缩短。

3月4日，天气转凉、细雨绵绵，人群看起来更是有点稀疏。我们从队首走到队尾，人们有的用伞挡住混著雨的寒风，有的用卫衣帽子罩住自己的脑袋，只露出一双眼睛，也有的人穿起陌生人派发的塑胶雨衣。

法院的地理位置不便，除法院小食部外，10分钟路程内没有一间餐厅。人们连日在法院外声援，很快构建起一个流动的小社区。中午时分，一个中年女子和小孩到处派发参蜜，也有人向排队人士派三文治、炒饭、意粉和热哄哄的鸡蛋。人们隔著在铁闸，传递著食物和饮料。法庭里的人，只要有时间吃饭，大抵没有一个是饿著的。

除了审讯庭和延伸庭那几度不能轻易进入的门口，一道铁闸也隔开了法院地面大堂和在东京西街排队等候的群众。这道庞大的铁闸原本是开放的——法院地面采取开放式的设计，但不知何时开始，法院长期落闸。

3时许，铁闸内有人叫喊起口号，“释放政治犯！”、“香港人加油！”口号声如雨洒落，铁闸外的大家也和应起来。警察迅速在街上拉起一条橙带，并以数名警察为一小队的阵容，驻守在铁闸前面的一小段路。一时间，铁闸外的人们作鸟兽散，纷纷退后。

“现在你打我一下，我喊声救命也不可以吗？”一个穿著紫色羽绒的白发婆婆坚持站在原地，继续大喊口号。另一位银发女士不动声色地继续吃手上的菜肉包。在队尾，一个法律系学生在数名警察紧盯的目光下，阅读著中国现代文学学者钱理群撰写的《绝地守望》——一本讲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下如何想像和选择的著作。

警告的浪潮不断涌来，冲擦之后，剩下顽固的沙石。

即使进入法院大楼，公众知道的也不多。岑子澄和朋友陈哲生都是大陆来港读书的大学生，这天他们在外排队时，一直盯著手机的telegram频道，接收最新消息。后来，两人从陌生人手上拿到轮候筹，但这张筹号只能让她们进入法院，还不能去公众席旁听，最后她们只能在冰凉的地面坐著。

陈哲生中间上了一趟厕所，经过一楼记者室时，突然听到转播中的一把女声，在庭上喊出“言论自由”四个字。到底在辩论什么？她著急地蹲下来，挤到门缝去听。

“这宏大的历史瞬间，竟然是我前往厕所的途中，蹲下来时听到的。”陈哲生说。

入夜后，法院外声援的人更多了。不少人收工赶来，西装革履，独自一人站在街口。有人买了饭盒、热饮，设好物资站。稍早之前，警察曾要求众人清理物资，一些人陆陆续续把装满食物的纸皮盒搬走，晚上，又带著物资默默回到原位。

法庭原定夜晚7时开庭，但久久没有动静。记者室也早已人头汹涌，许多人坐在地上工作。法院的记者室离地面两层楼高，门一开，缝隙中便传来楼下市民震耳欲聋的加油声。这是初春的夜晚，空气中渗著寒意，市民的口号声里，有著另一种温度。

7时半，人群唱起“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巡逻中的警察，突然向铁闸内外的人展示紫色旗帜——这是港区国安法生效后，警方新增的颜色警告旗，警告在场人士有可能违反国安法。一个警员高举摄影机，他身后的同僚搭著他膊头，指示他把摄影机指向开口喊话的市民。

我们向警察查询多次：“请问拍摄是作什么用途？他们是潜在罪犯吗？”警察始终没有回应，只是把镜头移过来，对准我们，发现是记者后，又移开。

铁闸内外的人们看到紫旗，继续对喊口号，摇晃著手机灯光。一时半会，分不清谁在闸内，谁在闸外。“好像回到了2019年，”有人这么说。

“个人故事”

法庭内并不寻常。被告人数众多，他们原本应坐在法庭后侧的玻璃房，现在不得不坐到过道边。律师团队庞大，原本法庭内设置的记者和公众席位，现在塞满了数十个法律代表。

一开始，即使在开庭前，延伸庭或记者室都能够通过麦克风来接收主庭的声音。聆讯第一日，被告们有意无意的聊天声透过麦克风传了出来，何桂蓝唱了歌，岑敖晖说“切忌怀忧丧志”，林卓廷得知麦克风收音后，大喊向太太表白，高压的气氛一下子吹进了风。这些法庭花边也很快传遍社交平台。不过很快，开庭前，转播电视不再发出声音，只有看不清人脸的画面。

每日10小时左右的聆讯，一连四日，坊间称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提讯，一场世纪提讯，甚至一场人道灾难。被告们要面对的，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的心理高压，还有无法定时的一日三餐和被剥夺的睡眠。首日聆讯，控方准备不足，法庭多次休庭，裁判官原本计划通宵审讯，直到有被告晕倒，才宣布休庭。

自这天起，连续四天晚上都有被告因身体不适而送院。直到聆讯进入第二日，身为执业大律师的被告刘伟聪为自己自辩、提及自己已三日三夜没有冲凉，法庭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裁判官命令惩教署安排被告们冲凉。这夜休庭返回看守所后，他们终于可以冲凉，用的是冷水。

保释申请陈词中，被告的各人经历与故事，回荡在法庭内。不少人提及他们的亲人，成长的经历，投身政界和社运的契机，又或是，即将面对漫长审讯与刑期的困难。他们有人即将成为父亲，有人家中有年迈的父母，有人还希望与恋爱对象结婚。

不过，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9P条，对于保释聆讯，除了少数基本信息，保释申请的陈词内容均不能被报导或传播。但外面的人们极为渴望了解庭内的消息，了解法庭对于国安罪保释的衡量，因此每当有零碎消息踩著法律的灰色地带，流出社交媒体，马上就被疯传。

中学生李咏琪连续四天罢课来法院。即便报导被限制，她还是从Instagram读到不少聆讯内容，她说自己突然感受到这47人在法庭面前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以前他们是政治人物，帮助其他人，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不被允许换衣服的普通人。”

审讯进入第三日，辩方大律师终于提出，希望法庭放宽报导限制。多位大律师起身向裁判官说明，放宽传媒报导对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基于国安法的法律依归与实务考量。裁判官回应指，“我不太明白，个人故事和公众利益有什么关系？”法庭最终决定，不能放宽报导限制。

对于法庭外的大量市民而言，庭上的发言，不仅仅是个人故事。47人中，有13名民选前立法会议员，23名民选区议员。回看数据，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非建制派获55%票数，拿下41%席位。反修例运动后，2019年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中，非建制派取得逾80%席位，较上届27%有大幅增长。

到了去年的民主派初选中，61万市民投票，选出他们认为应该在2020年立法会选举中初选的人士。

“我有份在初选投票，我也是一份子。”50多岁的张梓峰这么认为，自早上9时开始，他一直在庭外守候，“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只是一线之差，他们只是走前一步，尽力之后踩了线。”

张梓峰以前活跃在本地左翼团体，2019年，反修例运动炙热，不少素人开始考虑参选，走入体制，希望议会线、街头线和国际线互相配合，当时有人也曾建议他出选区议会，他觉得自己没有学识水平便打消念头，“如果我当时去选，可能我也在里面的。”

油锅

小雨断断续续淋至午夜，停了。

几乎是宣布保释结果的同一刻，近百警察开始驻扎在法庭外每一个街道的出入口。一名女警在对面街口手持咪高锋，向庭外留守声援的市民喊话，要求他们往长沙湾站方向离开。原本聚集在庭外的近200名市民，被不断推进的警察防线，推离法庭。

法院外短短几日形成的民众空间被切断了、封锁了。不消半小时，法庭外的通州街和东京西街上已没有市民，只余警察们看守著空荡、湿濡的街道。

岑子澄和陈哲生留到了最后。她们说，不公开的审讯，在大陆是常见的。“如果在大陆，你是不可能在场的，”她看著身为记者的我们说。反修例运动以来，人们总是聊起，香港会变得和大陆城市一样，她们不太认同。

“大陆是温水煮蛙。”岑子澄说，陈哲生续道：“在香港，是把青蛙直接扔进一个油锅里，有的被惨烈的炸死了，有的旋即跳出来。”

散庭后，听审后的数十名家属和公众涌出法院大楼地面，不少人互相拥抱，乌压压的人群，没人想马上离开。有被告的党友或亲友走出来，面向公众发言，数十个镜头旋即包围，近百记者层层围坐。不远处，有人拥抱著痛哭，在扰攘的地面大堂中，还能清晰地听见低沉的、止不住抽泣的声音。站在外围一圈的市民，见状大喊，“加油啊，加油啊。”

一架救护车在大堂停了好一会儿，救护人员才终于把患者带出来，人群和镜头又一拥而上，有摄影记者尝试拍摄，但什么也拍不到，也不知道上面躺著的是谁，车上迅速拉起窗帘。人们继续大喊，“加油啊，撑住啊。”

陈哲生和朋友还在。“你们觉得留下的香港人在油锅面前，是不是只有被炸死或跳出来的可能？”我们问起。“不是的，”陈哲生说，“我觉得这些香港人，就是被炸断了一条腿，但还没死得的状态。”

夜色压得人喘不过气。香港被抛入另一个时代，原本的结构、肌理、血肉被快速震散、拉扯，连一条街道未来还能否容纳民众，都成了未知数。西九龙裁判法院外，人们以往会留守在法院外的通州街上，追赶，送别囚车。这一夜，通州街被警察拉起橙带，封锁、切割成一段段。送囚车的人，被警察驱散，他们躲在后巷、桥底，待囚车开近，才冲出来喊叫，也有的干脆顺著被驱赶的方向，一路走到荔枝角收押所。

这一夜，直至午夜12点，还有人站在收押所外的马路，对著遥远的牢房亮起手机灯光，唱歌。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岑子澄、陈哲生、李咏琪、张梓峰为化名。）

（梁思行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