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俄匪”到“自由人”，台湾解密档案中的陶普斯号真相

【编者按】回溯历史伤痕的时候，我们常会惊讶发现，即使战争的对象更换，政权一代代更迭，但相似的场景总是一再重演。揭开半个多世纪前从未被人聆听过的故事，看到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深埋的伤疤，会不会让今日的我们，获得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的线索呢？

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国夹缝之间。美苏冷战的年代，海峡两岸对峙更甚今日，蒋介石为获得更多政治筹码，扣留苏俄与波兰等共产国家的船只，软禁其船员。这些船员被亲美阵营定义为“俄匪”，但回到苏俄又被奉为抗美英雄，甚至树立雕像纪念；留在台湾的，则声称自己向往自由，甚至连共产国家的国籍都抛弃。斯人已逝，我们无从印证谁的信仰是真心，谁的选择是被迫。然而，我们可以做的是，从情报机关的档案中抽丝剥茧，将“匪”与“囚徒”还原为“人”。

生而为人，我们可以定义“我是谁”吗？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否给了每个人充分的自由，去决定自己以什么身份在何时何地而活，甚至，死后以什么名字被铭记？我们是否相信人人都应有这种自由？这些问题，适用于冷战年代，也适用于此刻和未来。

《苏俄船员藏身台银招待所深居简出唯一消遣看电视大庭巨宅几分神秘・六水手共谱思乡曲》——这是《自立早报》1988年3月10日刊出的一篇报导。

其中提到的“台银招待所”，位于宜兰礁溪温泉胜地，但居住其中的却是6个神秘的苏俄人，还有中华民国军情局与国安局的官兵。

6人被中华民国政府扣留已达34年之久，另有1人甚至在入住前已自杀，此事却在当年才第一次为外界所知。媒体蜂拥而至，但营区门禁森严，记者只能从外围观察。

他们究竟是谁，从何而来？为何被囚？这个疑团，直到今年3月，才有了更详细的解答。

今年2月28日，修正后的《政治档案条例》开始施行，原本因为国家安全或对外关系而限制应用的已解密政治档案内容，也因而开放大众应用。3月，端传媒申请到国防部军情局“安抚小组”和国家安全局“宜朋专案”的两份档案，共计12个卷宗，合计2500页。当中记录了军方如何管理这批俄籍船员的经过，其中有预算书、核销单据、租屋契约、照片、工作成员档案、与上级的公文往来，以及管理日志等档案资料。

档案记载，1954年5月24日，苏联的远洋油轮“陶普斯号”自黑海沿岸最大港口敖德萨（Odessa，现为乌克兰南部大港）出航，28日在罗马尼亚的雅康斯坦察港装载了11607.16公吨的照明煤油，计划运往美苏冷战的东亚前线：共产中国的上海港。

船上有49名船员，其中，27岁的陆伯克（Vsevolod V. Lopatyuk）是厨师和水手。他离家之时，与家中的母亲、太太和刚满两岁的女儿道别。

殊不知，这一次出航竟几乎跨越了整个冷战才能返航。他与其他6名船员一起被中华民国政府扣留，辗转台湾多地为囚，30多年后，1人自杀、2人病逝，余下4人中，有3人于1988年回到苏联。

最后一个回去的是陆伯克，他在1988年选择归化中华民国国籍，在电视访问宣称要“做个自由人”，却又在5年后，终回到故乡敖德萨。那时，敖德萨在1991年的苏联解体后，已经变成了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也从一个27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轮椅上的中风老人。

7人中还包括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各省出生的卡瓦略夫（Anacol M. Kovalev）、萨柏灵（Vladimir A. Sablin）、皮沙诺夫（Boris A. Pisanov）、柯尼格（Valentin I. Kniga）、纪莫夫（ Zhorka M. Dimov）与卡马札恩（Mikhail M.Kalmazan）。他们上船那年最年长的29岁，最年轻的21岁，在船上分别担任电机技工、船员、轮机船员等工作。

档案记录他们多次企图潜逃，包括“1966年6月4日外援勒勃究克（陆伯克）潜走，至美国大使馆请求赴美”、“1972年卡瓦略夫一员出走至新竹三姓桥附近被警卫截回”、“ 1970年3月8日，勒勃究克（陆伯克）、卡瓦略夫二员乘夜晚散步出走至台北美大使馆”，等等。

而扣留39年中，军情局曾超过10次提出遣返计划，希望说服蒋介石与蒋经国遣返、释放7名船员，联合国与美国也多方施压，但都未能救出7人。

重重疑点随之浮现，究竟这些苏联船员在台湾的景况如何？有否受虐？冷战角力下，蒋氏父子为何不肯放手？而陆伯克为何在其余6人或死或回国之时，却选择留在台湾？他真是为了对“自由”的信仰吗？他又为何在过世前5年，突然回到苏联解体后的敖德萨？

档案公开之时，7名当事人，以及下令扣留陶普斯轮的蒋介石，皆已逝世多年。端传媒获得陆伯克女儿於敖德萨的住址与电话，但联络未果。敖德萨因始于2022年的乌克兰战争而遭受俄罗斯轰炸，至今仍在战乱之中。

在台湾，我们采访到少数曾参与此案的生者，包括俄文翻译官、退伍前官拜上校的凌锡忠，以及第一位将此案公诸于众的前立法委员蔡中涵等，在解密档案与口述记忆的帮助下，试图接近历史的真相。

出航：被“自由中国”扣留的“俄匪”

一个难解的疑问是：这20名船员所申请或接受的“政治庇护”，究竟是不是出自他们的意愿？

甫撤退来台的蒋介石，受到韩战影响，才终于在美援下逐渐站稳脚步，随著韩战落幕，美苏冲突由热转冷。而国民党政府自1949年后开始施行“关闭政策”，限制所有外籍航空器及船只进入中国领海港口。历史研究显示，表面上，中华民国政府配合美方要求的台海中立，但实际上，美方仍透过在台成立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ce Inc.）”，暗中以情报支援，默许或希望中华民国军队及反共游击队，不顾台海中立地继续“干涉外轮”。

多数情况下，国民党军方仅是扣留各国商船，将船上货物充公、查缉人员数日后放行。然而，在1953、54年间，曾有三艘波兰、苏联被指为“接济共匪”的轮船遭到劫持扣留，其中最为轰动引发国际关注的，就是陆伯克上船工作的——陶普斯号油轮。

根据蒋介石秘书沈锜的回忆录，1954年6月22日上午，蒋介石接见西方公司负责人强斯敦，后者表示“苏联油轮三艘，最近运油经过香港”，“美方望我政府加以拦截，不知我方态度如何？蒋公说下午可以答复。”

第二天，蒋介石下令派出丹阳、太康、太昭三舰，在巴士海峡劫持了陶普斯号，并将其押运到高雄港内的17号码头。

船上49名船员皆被困，直到7月，船员们发起四天的绝食抗议。对此，蒋介石回报以200名军警上船，以武力强行制伏，把船员装上以黑布覆盖的车辆，送到高雄市区分批隔离。8月，蒋介石指派曾在黄埔军校担任其俄文翻译的亲信，时为国防部总政治部（后称为政治作战局）委员卜道明，负责对49名船员的争取与宣教，而侦讯、搜情的工作则交由海总二属署长赵志麟全权负责。

一年后的7月，军情局表示有21名船员愿意接受“政治庇护”，半途却有1人反悔在医院企图自杀。而后，外交部介入再次确认众人意愿，最终有20名船员签下政治庇护同意书。其余的29人则于当年7月23日飞往香港，在法国大使馆秘书杜斯亚的协助下，转交给俄方人员。

而20位“投奔自由世界”的船员，是在何种待遇下接受“政治庇护”的呢？在外交部1955年〈陶普斯油轮处理报告书〉的纪录写道：“全体船员下船接受我健康检查后，即分批安置于高雄最优美之水泥公司、碱业公司、工矿公司三招待所居住。”报告书还记录了，每个招待所中都备有两名西厨，为其提供西餐，且菜单每周更换一次，以调换口味。

在报告书写到船员因“受中国政府之优厚待遇，及自由中国民主作风之薰陶，并回忆过去在苏联及船上受到共产主义迫害之可怖”，才会转而“请求自由中国政府与以政治庇护”更强调：“彼等向往自由及追求真理之欲望，并未因为共产主义之灌溉而灭绝；一旦获得奔向自由之机会，其本然的人性潜在力，因之获得激发。”

然而，苏联总工会于1921年所创建的《劳工报》，在1993年11月3日曾以《来自秘密档案馆——油轮上的水手“陶普斯号”》一文公开了由苏联海运部（Ministry of the Maritime Fleet）的Victor Bakaev在1955年8月9日提交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且列为“最高机密”的报告，记载了29名返苏船员的口述经历，回忆其同袍接受政治庇护的过程：

“夜里警卫将女人送入Kovalev的牢房，Kovalev殴打了她、赶出牢房。警卫回以殴打报复，使致肺疾，在严重的疼痛与死亡恐惧下，Kovalev签署了政治庇护”。

“四等船副Zibrov、驾驶员Lukashov、电动导航员Anfilov、驾驶员Eremenko在审讯过程中被灌醉，且被分别监禁牢房中，到了晚上，有女人被送入他们牢房中，到了隔日早上，蒋介石党羽（Chankayshists）要求付费。他们付不出钱，于是他们受到审判、苦役和死亡威胁。屈服于蒋介石党羽的挑衅和恐惧，他们才签署了政治庇护的申请书。”

我们难以判断上述两段纪录何者为真，也无法忽略两方可能皆有政治宣传、夸大或粉饰情事的意图。一个难解的疑问是：这20名船员所申请或接受的“政治庇护”，究竟是不是出自他们的意愿？

在接受政治庇护的20名人中，有9人于1955年10月申请赴美，而赴美9人的命运是，当中5人受到苏联派员接触而返回苏联，其余滞留美国生活的4人被苏联判死刑，但因身在美国而未有执行死刑；多年后，其中3人下落不明，1人后来患有精神疾病，回到苏联在社福机构中度过余生。而留台的11人中又有4人于1958年2月前往巴西，最终也受到苏联接触而返。最终受到政治庇护的20人中，余下7人在台，曾几度请求前往美国，但因前例而遭到美方婉拒，此后，7人便滞留在台。

滞留：跟监、管训下的自由囚徒

中华民国政府为此案付出了极为可观的金钱与心力。既然如此，为何不放他们回去？

从档案可以见到，7人在台30多年，一直受到当局监管拘留，而其与台湾本地政治犯的苦牢生活、或一般人民在戒严下的生活间有何差异？档案公开的线索中，我们找到曾参与此案的俄文翻译官——凌锡忠上校，今年71岁，他于1982年从政战学校毕业后，第一份任务便是担任四名俄籍船员于宜兰拘留期间的翻译官，他亲身参与了陆伯克的归化和最终的遣返。

1959年5月，7人自桃园看守所获释后，被移至北投房舍“集中管训”。此次解密的档案中并未明确记录时间，但皮沙诺夫回苏联受《Родина（祖国）》杂志访问（1991年第5期）时提到，他们是在1962年从北投被移送到新竹安置，再到了1977，才被迁到礁溪台银宿舍。

根据档案资料，1975年9月20日纪莫夫自杀后，军情局将余下的六人，迁居宜兰礁溪的台银宿舍，宿舍建筑为木造平房，有客厅、个人房间和厨房等，房舍间为草地院子可种植花草，另有围墙将房舍隔开分成甲乙两舍，其中甲舍住著陆伯克、萨柏灵与卡瓦略夫，一墙之隔为乙舍，则住著皮沙诺夫、柯尼格与卡马札恩。

“他们一大早起来在院子里面散步。就坐在那边聊天聊两三个小时、刚好跟吃午饭。吃完午饭就睡觉。午后，有的人就在宿舍里头散散步，照顾园子里的植物。有的人要去钓鱼，去市区购物。”凌锡忠这样形容6人的日常。

不过，这些生活日常都在官兵的“跟监”下发生。“我就讲说你散步吗？散步陪你去，你只要想出去，我们会说，喔可以，我们就可以陪他出去。”凌锡忠说，“我们有专门的有两位士官长，专门陪他们进出。”在“宜朋专案”与“安抚小组”的预算书中，有一项每月支付的额外津贴，名为“跟监费”，支付给负责陪同他们出行的士官兵。1985年的纪录中每月的“跟监费”为6000元。

营区设有内外两哨以管制进出，确保船员在离开营区时都有官兵的陪同。另外，为了不要刺激外员的情绪，官兵著便衣执勤。在“宜朋专案”的档案中，每月以“外员言行重要记录报告表”记录船员值得关注的行为、由哪位官兵陪同离营，其离营的行程概述。若有事件发生，也会将事件经过和处理方式详加记录。这些报告每月上缴国安局的上级主管。

这些言行纪录中有时透露出七人滞留在台的心境感受或精神状态，在1986年6月11日举行端午节暨庆生餐会上，档案记录了萨伯灵的发言：“餐会开怀畅饮，致萨员过量失态，自1500起即自言自语、大发牢骚，称来台三十二年至今妻子、儿女、事业、财产等均一无所有，甚为激动。”

1986年12月24日，柯尼格曾在酒后发牢骚说：“不能单独外出，没有自由。”而一旁的皮沙诺夫则对陪同人员说：“他醉了，不要理他，明天就好了。”

1985年3月8日，陆伯克在当日上午11时从礁溪宿舍房舍中把纱窗卸下后，再翻墙出逃，以下节录自“安抚小组”档案中的约谈纪录：

问：“你知道自己不对了吗？”

答：“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再出走了。”

问：“你知道什么不对了吗？”

答：“当然就这样跑掉是不对的。”

问：“你知道不对，为什么要跑呢？”

答：“因我脑子里一直想到有人要杀我，所以我就跑了。”

问：“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谁要杀你？”

答：“我于上周四晚间十一时左右听到有人以俄文交谈，误认组长及翻译官要带人手杀我，即使组长及翻译官不在我亦有这种想法。”

问：“你要知道这次行为是大错特错，以后绝不可再犯，这次姑念你年纪已长，不再做追究，不过以后绝不可以再犯，没有人准许，绝不可外出。”

（中略）

答：“是。如果以后我有不良念头时，我会事前向长官们报告。”

我们也能从言行纪录中了解到，船员和监管官兵间的相处情形，例如，1987年5月27日：“外员柯格尼、皮沙诺夫至礁溪太子大饭店餐饮及特别康乐，餐饮间皮员乘兴向卢组长表示‘彼并非坏人’，且尽兴而返。”同年的6月26日，“外员勒勃究克（陆伯克）购买啤酒及菜肴二道，请全体同志暨外员食用，以祝贺其女三十七岁生日，彼感怀颇多。”

除了档案中的文字纪录以外，凌锡忠收藏了数本与此案相关的相簿，为其生涯留作纪念。其中几张为他们在礁溪时期的生活照，皮沙诺夫穿著夏日便服，蹲在两只鹅前面，像是在对鹅说话，后面看似还种了一些芭蕉树。凌锡忠说：“他喜欢一个人独处，所以就在院子里弄了一个自己可以活动的地方。”

在新年期间，照片中的卡瓦略夫脸上有一点笑意，状似轻松地瘫坐在藤椅上，手上夹著一支烟。而藤椅后头是一张茶几，上面放了一颗装饰好彩球、彩带的小圣诞树。右边的墙上挂了一份1983年的月历，上头以红色的毛笔字写著大大的四个字：“恭贺新禧”。

照片中，滞留台湾的船员种花种草、养鹅抱猫、或私酿葡萄酒，房间墙上挂著世界地图，若是不知缘故，光从照片上看这几位年事已高、有著外国面孔的老人，略显福态地在圣诞树前笑得开朗，恐怕让人以为他们是退休到南国度假养老的西方人士。

但事实上，他们这些状似轻松的生活照乃是监管人员所拍摄。而他们除了日常生活受到监管，情欲需求也被管理。国安局在每月及特别节日，都编列了在宜朋专案中被称为“特别康乐”的预算，用以排解他们的情欲需求。

在礁溪香槟大饭店的地下室，设有当时全礁溪唯一的Piano Bar。据凌锡忠的说法，国安局的干部会在餐会前询问伴游小姐的意愿，“我们会帮他们安排一个小姐一人一个，就是愿意吃完饭，愿意做那种，那个到房间的，那就给他安排在旁边，先培养气氛。那个特别康乐，就是说他们会到小房间去。吃完饭让他们特别康乐完以后，（我们）再就（把船员）带回去了，回家。”据凌锡忠说，礁溪一带的酒家小姐流动率高，加上外员不能外宿，凌锡忠并未有见到他们与女侍固定或长期交往的情形。

“特别康乐”通常被国安局安排在节日如新年、端午或每月生日庆祝活动之中，船员们对此也相当重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总会穿上全套西装、整新的衬衫和擦得发亮的皮鞋出门。

这些西服也同样来自军情局。在1980年“安抚小组”的档案中记录了，当年仍有6名船员健在。11月，军情局向美仑西服社订购单价4800元的毛料混纺西服6套、海马牌衬衫12件、三枪牌特大号内衣裤各12件和6双皮鞋等，当年度6人所花费的治装费共计58176元。

根据同份档案，军情局每个月给付每人津贴3000元，另请1名厨师以4800元的伙食费照料三餐，还有另外编列4500元的“特别康乐”费，“安抚小组”当年每个月支出新台币107550元。到了圣诞节和新年等节日，军情局另外安排节日的预算，如1980年的“圣诞节特别旅游暨康乐活动”预算为36800元。

若再加上宿舍每月租金26000元，加总起来，政府每年花费在拘留俄籍船员的费用估计落在150万元至170万元之间。这还未计入修缮宿舍、维修座车、及不定时的医疗等额外支出，以及国安局军官和官兵们，从上至下近十多名雇员的薪酬。可见中华民国政府为此案付出了极为可观的金钱与心力。既然如此，为何不放他们回去？

救援无果：蒋氏父子的冷战筹码

“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请我们释放杜阿普塞号（陶普斯号）船员时，蒋公确曾说过应以中共释放美俘为条件，但杜勒斯并未答复：‘这意思很好，可以加以研究。’而是说：‘不能因为敌人做了一件错事，我们也跟著做不对的事。’”

最初，行政院指示国安局管理留台7人，国安局一开始将他们转交其下级单位军情局办理。为此，军情局于1959年成立了“安抚小组”，但此次调阅到的“安抚小组”档案仅始于1979年，结束于1985年。而后，根据凌锡忠的说法，由于1984年底发生“江南案”，美方大为愤怒，派人来台调查，蒋经国担心若“陶普斯号案”受到牵连也引起关注，军情局会承受不住压力，因而指派国安局接管此案，在局内成立“宜朋专案”的工作小组接续任务。

相较于此前的安抚小组，“宜朋专案”更著重于照护船员的情绪，移交公文中写到“著重于外员心理、情绪之掌握，采取以服务、照顾代替管理”。“宜朋专案”的档案始于1985年，结束于1993年。

“安抚小组”档案中一份“对俄籍船员处理之研究”记录下后来的发展。他们初期作为反共心战工作的对象，观光、受到招待、录制广播，巡回台湾各地出席爱国反共的宣传活动。到了1956年，“宣传活动结束之后，生活趋于正常，逐表示反悔，故要求返俄，并无理取闹，制造困扰”。当年的12月1日，国安局前局长郑介民指示军情局前局长张炎元将“无理取闹”的七名船员“秘密扣押”在桃园南崁看守所进行看管，直至三年后，1959年5月，军情局成立“安抚小组”后7人才从看守所中“开释”。

开释的具体原因未在纪录中载明。不过，国安局一份文件统整“陶普斯号”案以来的处理与经过，记录了中华民国政府曾明确接获6次来自国际社会的关切，包括苏联政府、家属透过美国大使、联合国代表、在美的民间基金会、澳大利亚与日本的红十字会、美国国务院官员来函询问其近况并希望转交家书或要求会面，中华民国政府皆予以婉拒，或未直接回应。

惟1970年，有6封家书透过美国大使馆转交给其中6人，6人试图回复，然而却被军情局扣下，在同一份中档案写到：“船员家书经转发外员后，外员极为激动再提遣返苏俄要求，渠等回函，本局以其内容上有不妥，均未予转寄。”此后，军情局再也不曾允许7人与外界通信。而根据另一份1981年的〈对当前迟留在我国的俄国船员遣返回国〉建议案中的统计，在过去的27年期间(1954-1981)，船员曾正式提出40余次的请求，希望能遣返回俄。

除了各国外交空战的交锋以外，7人自看守所“开释”后，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实际上是被移至北投房舍接受管训，再被移送到新竹居住。

1960年3月8日，台北，总统蒋介石参观美国核动力潜艇时，参观船员宿舍。摄： Pictorial Parade/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根据外交部1955年的档案纪录（编号A303/0044/199/0006），以及蒋介石秘书沈锜所写的《沈锜回忆录（一）》，原本暗中支持“关闭政策”的美方，却在蒋介石拘留陶轮船员后态度转向。美国大使蓝钦曾数度向蒋传达，美方希望能将俄国船员释放遣返之意。沈锜回忆录中写到，1955年3月，美国国务卿来访蒋介石之时，和蒋讨论了美方对于陶普斯号案和反攻大陆的想法。

同年的8月3日，沈锜记录了蒋介石所主持的宣传会谈：“蒋公曾特别指示要让外国记者了解杜阿普塞号（陶普斯号）船员获得自由，与中共释放美国俘虏之间的关系，其实蒋公记错了一点：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请我们释放杜阿普塞号（陶普斯号）船员时，蒋公确曾说过应以中共释放美俘为条件，但杜勒斯并未答复：‘这意思很好，可以加以研究。’而是说：‘不能因为敌人做了一件错事，我们也跟著做不对的事。’”

然而随著时间过去，除了船员的反共宣传逐渐失去说服力，蒋介石对这7名人质能改变局势的期待，也未曾实现。实际上，在台7人一直受到美苏政府、各国民间团体，与反共组织“反布尔什维克民族集团”等的各方高度关注。在此压力下，军情局所负责的这7人管训工作，实为动辄得咎的棘手任务，犹如“烫手山芋”。

这34年来，军情局曾研议、提出超过10次遣返计划，如在蒋公崩逝百日特赦之时、或借以美国卡特总统提倡人权等，不断尝试以各种时局或政治变动为由，想说服蒋氏父子遣返船员。

这些提案包括，1961年6月，军情局建议“对外援个别遣送国外及个别辅导就业”；1968年5月，建议“外援在台成家立业实施办法”；1975年7月建议“对外员以遣送回国（或第三国）”；1977年7月9日建议“届美国总统卡特提倡‘人权’保障时机，透过美国（或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关系将外员与以遣返（或第三国）”。

然而，这十余次遣返计划都被“暂缓”、“缓议”，未能成行。

从档案纪录上来看，有时上层会回复明确的驳回理由。例如，1978年军情局第11次提案遣返船员，纪录写到：“经研议以现阶段中美关系正遭‘美匪建交’冲击之时，本案具有高度敏感性，若贸然实施，可能酿成重大风波，对民心、士气均有影响，不宜实施。”但多数情况下，无论是来自蒋介石或蒋经国的回复，经常仅有寥寥几个字：“阅”、“缓议”、“暂缓答复”。

而这十余次之中，就属1970年为船员7人离家最近的一次。

那年3月，军情局第3次提案上书，希望能透过美方将7人遣返俄国，因严家淦出国，当时的代理行政院长蒋经国，批示了“基本同意”后，再呈议总统蒋介石时，最初他批示了：“暂缓”。而到了4月，由于前文所提6封家书之故，蒋经国呈议总统蒋介石，希望能透过美方的协助来遣返船员。5月20日，终于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可以照办”。

10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正式向美国务院转达此遣返计划，却收到美方答复，怕苏联将借此做不利美中双方的外宣，转而建议，由国际红十字出面处理较为妥当，并明确指示，他们将派请国际红十字会的名誉代表赫氏，来台协助处理本案。但当台湾行政院将美方的答复专报给总统，10月29日，蒋介石批示“暂缓答复”后，就再没下文。

歧路：自杀、病逝、归国、留台

在质询和媒体的压力下，国安局终于正式启动了遣返程序。

船员在台滞留了30余年后，都成了需要特别照护的老人家，档案记录中，就医纪录占有不小的篇幅，他们从牙齿、骨头、泌尿道、高血压各式病症，且因为每月的庆生等活动，多有过度饮酒的情况，“每月仅有10多天生活正常，其余时间经常酗酒，且有情绪起伏、高血压和肥胖等慢性症状。”

1984年，57岁的卡马札恩因身体不适送医治疗期间，癫痫发作急救不治，以死因心脏麻痺、高血压病逝于宜兰市救仁医院。两年后，60岁的卡瓦略夫因胃出血、多处溃疡于罗东博爱医院两度手术后，因心肺肾功能衰竭不幸病逝。

至此，7名俄国船员中已有2人病逝、1人自杀，余下4人被安置在宜兰礁溪。其后，苏联要求将在台去世的3人骨灰送回。国安局带著陆伯克前去祭拜并取回骨灰，再请葬仪社替骨灰坛换新，才装箱派员运送到新加坡代表处，请他们转交家属。

档案中也记录了三人的丧葬安排，于43岁自杀的纪莫夫，在档案中以死因“脑中风”、国籍“美籍”被送去新竹火葬场火化，骨灰存放于新竹一同寺。而卡瓦略夫和卡马札恩则分别以“王厚光”与“马正平”之名在宜兰申请火化，骨灰存放于礁溪的福岩寺。

研究此案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教授傅乐吉（Sergey Vradiy）说明，由于共产社会下人们普遍没有信仰，因此逝者以佛教仪式入殓并不是太不敬的事。但令纪莫夫的儿子感到愤怒的是，当他收到骨灰坛时没有收到任何相关说明，骨灰坛只是被摆在桌上，他甚至不知道里头是父亲的骨灰。“他们（轮船公司）给他（纪莫夫儿子）钱，但他根本不知道这（骨灰）是谁。”

1988年3月，国民党籍的前原民立委蔡中涵在立法院质询此案，“中华民国政府扣留俄籍船员长达三十四年”一事才走入大众视野。民进党籍的立委黄煌雄时任国防委员会成员，他接力蔡中涵的质询。在立法院开议的第一届罕见地跨党派合作，两人共同监督此案。

2024年4月，蔡中涵接受端传媒访问表示，他当年基于人道理由提出质询，但也不断受到国防部、外交部甚至行政院的关切，请他不要再问了。但他秉持著“能救一个是一个”的心情，没有松手。但他从未在台真正见到这些俄国船员，他回忆，等到质询几个月后，国安局才终于透露礁溪宿舍位址，但当他去拜访时，众人已被秘密迁往花莲基地。

但在质询和媒体的压力下，国安局终于正式启动了遣返程序。国安局先是以问卷询问余下的4名俄国船员，然后与外交部正式开始拟定4人的遣返计划。

皮沙诺夫与萨柏林填写问卷的最初原文如下：

“我是皮沙诺夫，1929年出生于高加索边的塔尼斯克城，我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长期以来，未能决定我去留的态度之错误而留下来的。”

“我是萨柏林，1933年出生于瓦隆聂斯克省的乡村地区，在台期间，由于未能与人们自由住在一起，无法说出在台生活之感想。”

但经过国安局的辅导后，这两段文字最后并未列入正式公文纪录中。他们归国后，苏联媒体指他们在台湾受到非人道的虐待，甚至有人近乎失明。

国安局也曾多次劝陆伯克返回俄罗斯，但他却选择留在台湾：“该组再三向勒员表明此次为其返俄之最后机会，否则尔后将须做长久居留之打算时，从勒员（陆伯克）之言谈及神态中显示其居留我国之态度甚为坚决”。

接受遣返的3人回国后，苏联再度透过新加坡外交部转达要求遣返陆伯克，但陆伯克仍选择留下。

陆伯克的身心状况似乎比其他3人更为严重，档案中对陆伯克的侧写为“刁猾善变，经常酗酒，然平日喜劳动，曾有出走3次、殴打外员多次之纪录，并因思亲心切，精神与情绪时好时坏，较难管理，其特征为上颚装有活动义齿，秃发，睡眠状况差，每日需服用安眠药2粒。”

时常有纪录写到陆伯克苦于深夜无眠、喃喃自语，或是神情忧郁，官兵会劝他多做一些劳动工作，或许能缓解心病。1985年11月29日的纪录写到：“外员勒勃究克（陆伯克）近月来每日均主动清洗餐厅地板并整理花圃，借以寻找精神寄托，情绪十分稳定。”

陆伯克究竟为何事所苦？又为何不肯回家？

凌锡忠听局里的前辈说，陆伯克在新竹期间，似以语言或行动霸凌纪莫夫，“（纪莫夫）跟其中的一个人，有可能是受到其中一个人打压，然后心情不好才上吊。”并且，其他船员认为是他需为纪莫夫的自杀负责。于是，在1975年的自裁事件后，余下的6人分成两派，一见面就会起冲突，国安局才将6人迁至礁溪。

这起自裁事件，一度被认为是陆伯克拒绝回到俄国的主因，因为他害怕回去会被报复、审判。在国安局上签给时任总统李登辉1988年的公文《对苏俄油轮“陶甫斯”号船员勒勃究克乙员请求继续居留我国之处理政策研析与建议》的手写初稿中这样记载：

“由于陆伯克与乙舍柯尼格、皮沙诺夫及自杀的纪莫夫素来不睦，一直分舍隔离居住，不相来往，且柯、皮两人认为陆伯克须对纪莫夫自杀一事，负起全部责任，故其恐于返俄后遭彼等报复或法律制裁。”但这段文字后被红笔划掉，未列入正式公文。

最后一人：归化中华民国的“自由人”

台湾作家蔡易澄于2023年11月出版的《福岛漂流记》中，有一篇以〈在那名为自由的时间里〉为名的短篇小说，一半是以美、俄、中、台的历史档案、出版物、电影为基础，试图拼凑出此案真相的非虚构写作；另一半则是以小说的方式，揣想了陆伯克当时的心境。

反共组织“反布尔什维克民族集团”的领导人斯特茨科，曾替陆伯克和纪莫夫等四名来自乌克兰的船员，向蒋介石写信请求让他们离开台湾，进而接受该集团的反共训练。作者在文中以此事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政治上的设想：由于那段接触的经历让陆伯克了解到史达林曾造成乌克兰饥荒，还将上万名乌克兰人送往劳改营，到了1988年，陆伯克就不愿再次回到共产社会，才选择留下归化为中华民国籍。

小说完成后两个月，国家档案局公开新的目录，其中几份国防部的档案也被列入其中，但当蔡易澄去申请调阅，国防部以“此案涉及公共利益将影响军事安全制度之运作”之由拒绝他的申请。

而档案记载的史实是，1988年4月，陆伯克上书时任总统李登辉，要求归化中华民国。信中写道：“贵国在您的卓越领导下，人民生活富足，并且享有充分的自由，这也是我深深喜爱的生活方式。”

11月2日，《联合晚报》刊出报导《最后一名留台苏联船员说：‘做个自由人我喜欢这里’》，节录了陆伯克接受“华视新闻杂志”的访问内容：“只求中华民国政府答应让我住在这里，成为自由的人。”最后还以国语说了：“台湾实在很发达，人也发财，我喜欢这里。”

同月22日，陆伯克在台北市大安区户政事务所办理设籍，隔日于中央日报第八版登报声告：“本人奉中华民国内政部（77）台出字号392号许可书核准自77112归化为中华民国国民特此声告陆伯克”。

归化后，凌锡忠帮他在台北六张犁富阳街租下一间三房两厅的公寓。陆伯克独居于此，他年迈、语言不通且与社会隔离多年，是否能真的成为自由人还未可知，但更确知的是他更加寂寞了。一开始，透过国安局长官的介绍，他被安排去文化大学教授俄语生活会话，但他只去了两次就不再去了，日常生活更加封闭。

国家安全局1993年公文《陆伯克返乌经过及后续有关事宜拟处意见》。图：国家安全局宜朋专案

凌锡忠说，陆伯克有时一早起来，会散步到住处附近的六张犁公墓去，坐在一位顾姓翻译官的墓前，一坐就是一个早上。这位顾姓翻译官的母亲是俄国人，并与7人年纪相仿，俄文流畅，在世时，与7人相谈甚欢。有时公家的经费用凿，他还会自掏腰包让太太做菜，邀请7人至自家喝酒聚会。凌锡忠曾听顾翻译官的儿子回忆当年：“他们闹到家里没有一个碗盘是完整的”。

而这样自由的日子还没过上多久，到了1990年2月，陆伯克因二度中风被深夜送到急诊，档案记录他“右半身瘫痪、无法言语，且排便饮食均不能自主”。国安局临时请托与他相识十多年的退休士官长邴德基从宜兰到台北照顾陆伯克，还加聘两位看护人员日夜轮班。

然而，邴员是民国20年出生的退休军人，当时也已是60岁的老人了。而陆伯克当时重达80公斤、行动无法自主，照护工作繁重。国安局另聘的看护陆续辞职，邴德基的负担不小，宜朋专案在1990年《陆伯克中风疗养有关事宜签请，核示》的公文中写到，邴员工作吃重，且无法休假一事，值得重视。

陆伯克二度中风半年后，1990年8月，一份“宜朋专案”档案中〈留台船员陆伯克之母意欲来台探子之研析〉公文中显示，陆母曾透过苏联驻新加坡领事馆询问是否可以前来探望陆伯克，国安局在文中写到“如系陆母之单纯探亲行为就人道立场考量，自是不宜拒绝”，却也担心因为陆伯克中风的身体状况不佳，“陆母此时来台探亲，对我照顾陆员生活之德意，是否有负面影响”，也担心陆母年事已高，身体状况等考量下，最后认为“本案不宜操之过急”，“先行侧面了解陆母欲来台探子之真正动机及相关资料后再行研处”。根据后来的档案纪录，并未有陆母来台之纪录。

随著富阳街的租约到期，加上陆伯克的二度中风，国安局于1991年7月《留台船员陆伯克住宿迁移案》公文中，研拟陆伯克的照护与居住，曾考虑过要将陆伯克送去养老院安养，但经过实地调查，认为各处疗养院所费昂贵，且担心外界观感不佳。公文中写道，陆伯克“晚年落此情景，于情于理似均不妥”，更担心“若然有人借此炒作新闻，对我国形象仍有负面影响。”最终没有执行。

国安局最后提出了雇用邴德基夫妇照顾陆伯克的方案。由于“邴员与陆伯克相熟13年，彼此感情深厚，与邴员妻小彼此熟稔”，1991年9月，国安局在宜兰租了一间四房二厅的房子，让陆伯克与邴氏一家人同住，邴员的太太煮饭、打理内务，邴员则负责较为粗重的看护工作。没想到这个安排才过了1年，1992年11月11日，邴员就因心肌梗塞住院，5日后便病逝了。

当陆伯克二度中风之际，苏联政权也发生巨变。当时苏联总书记戈巴契夫，在1991年的八一九政变未遂后，短暂地恢复职务，最终仍在8月24日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

1991年10月，适逢中华民国国庆日，苏联中央电视台的东南亚司新闻主任克洛夫（Victor Konnov）及其广播资深评论员秋野（Tsiou. E），应中华民国国际贸易协会之邀来台参加国庆活动。10月5日，亚洲太平洋民主自由联盟秘书处曾主任来函，转达苏联中央电视台一行人“请求晋见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之夫人蒋方良女士，另并访问前滞留我国之苏联籍船员，以了解其健康状况，俾作正面之报导。”

10月9日，国安局在此案的研处意见公文中说明，由于陆伯克已经受过“华视新闻杂志”之访问，访问中已披露陆员归化为中华民国国籍，且“成为自由人之事已众所皆知”，此时若不接受苏联中央电视台的访问，对方“必将产生疑虑，对我做不利之报导，另因陆员自79.2.20中风至今言语不清，行动不便，然由于此期间我政府对之照顾不遗余力，陆员甚为感激，如经陆员亲口向访问人员表达，当可为我作有利之见证。”再综观其他理由，国安局同意陆伯克接受采访，并在档案中指示凌锡忠以外交部之人员身份前往陪同采访。

在10月15日《苏联中央电视台访问留台船员陆伯克经过纪要及研处意见签请核示》公文中写到，10月12日，苏联中央电视台一行人在凌锡忠陪同下前往宜兰拜访陆伯克，凌在途中“先向彼等出示陆员请求留台信函、内政部核准归化证书、陆员身分证、文化大学聘书等原件（影本）及陆员在台生活、旅游照片册（时间约自30年前迄今）、陆员接受华视新闻杂志采访资料带等”，除了在对方要求下“酌留部分照片外”，“余均悉数交由彼等供节目制作之用，并请将部分转交陆员家属。”

公文中写到，为了避免访问人员产生疑虑，凌锡忠在访问中均未表示意见。公文中摘要了访问重点：“（一）陆员得知77年（1988）遣返三船员受到苏联政府妥善安置，目前生活良好，亦表达返苏意愿。（二）陆员承认77年（1988）间曾上总统书自愿请求留台归化我国国籍，经安排至文化大学任教、行动完全自由，唯对询及当时何以不愿返苏则避不作答。（三）陆员表示自79年（1990）中风后，由于行动不便、加以年岁渐长，孑然一身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四）陆员赞誉我国经济发展成就，惟对苏联政府对渠等在台之境遇不闻不问乙事颇有微词。（五）陆员对彼询及家人联系之情形时称，仅于二十年前接获之家书乙封，对于77年（1988）后经由红十字会转交亲自接收之信函三封则似有保留，绝口不提。（六）对询及是否希望亲友前来探视时，陆员则表示拒绝亲友来台探视。”

在这份公文后段特别提及，在此次受访前，陆伯克“从未向我方表达返乡意愿，唯该员于77年（1988）间征询其个人返俄意愿时，曾私下表示，若将来乌克兰共和国（陆员家乡）独立时，或可考虑此事。基于陆员久病卧床、思乡情切，而苏联国内局势亦巨幅改变，当为陆员心境变化之主观因素。”

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来访两个月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告解体。

但端传媒在今年5月访问凌锡忠时，他表示不记得苏联中央电视台曾来访。研究此案的傅乐吉教授也表示他从未看过关于苏联中央电视台当年访问的相关纪录。在档案之外，端传媒也并未找到关于此次访问的影像或文字等任何纪录。

返航：39年青春与3万美金

从陶普斯号的出航到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历史好不容易翻过一页。这一晃眼几乎就是陆伯克的一生。

苏联解体后，1992年，凌锡忠被国防部的培训计划“长春专案”选中，到莫斯科进修。出发前长官嘱咐他，若是有空，就去找找看陆伯克在敖德萨的家人，看他们愿不愿意把他给接回去。凌锡忠抵达莫斯科半年后才安顿下来。到了12月开始新年假期，他便自莫斯科一早出发，几经周折后深夜到了敖德萨，隔日准备要寻访陆伯克的家人。

因为苏联以陶普斯号事件为背景拍摄的大内宣电影《紧急事件（E.A —Extraordinary Accident Ч. П. — Чрезвычайное происшествие）》大获成功，3名船员在故乡成了战争英雄，1988年回家时被赠予房产，在49人中得到最优渥待遇。

陆伯克的家属原先也在补助名单之中，每月会收到黑海轮船公司所给付接近原来薪水的照护金。然而，因为他归化为中华民国国民，即从名单中被移除，照护金也被取消。彼时，他40岁的女儿Elena已和丈夫离婚，在敖德萨两房一厅的公寓中，独立支持著儿子、母亲和祖母，照护金的取消使她再失后援。

所以当凌锡忠拜访陆伯克家人的时候，陆伯克母亲表示希望能接他回家，但女儿对于父亲的照护费用等仍有疑虑。隔了两周，凌锡忠再访敖德萨，这次主要是与陆伯克的女儿到曾聘雇陆伯克的“黑海轮船公司”，协同律师签属放弃轮船公司提供房子的声明书，并协议好轮船公司会支付陆伯克回到敖德萨后的退休金。

除此之外，凌锡中回忆道，陆伯克的女儿也问他：“中华民国政府会不会给钱？”凌一口咬定说：“会。”

“多少钱？”女儿问。

“大概三万美金吧。”凌回答。

凌锡忠回国后，国安局再度询问陆伯克要不要回家。凌锡忠说，陆伯克有答“好”。不过，此时的他因中风而难有完整表达。“基本上你问他什么都会说好的。”凌锡忠说。

就这样，最后一名蒋介石的苏联俘虏，在65岁之际，拖著半身中风的身体、被人用轮椅推著搭上飞机，回家了。

根据“宜朋专案”第5卷，1993年2月7日，乌克兰仍是冬天，谢姓小组长带著翻译官凌锡忠和看护林猛三人，陪著65岁的陆伯克自桃园机场出发，经香港转机抵达莫斯科。他们为避免行踪曝光，夜宿在当时莫斯科留学的台国安局彭员家中。陆伯克时隔39年后回到不负往日的俄罗斯，当晚彻夜未眠。

隔日，一行4人自莫斯科飞往敖德萨，中午就抵达，他们担心时间尚早，恐怕回去没人在家、怕给邻人撞见，又因80多公斤的陆伯克半身中风，行动不便，家住5楼，等他返家之后出门机会不多，问陆伯克是否愿意游览故城，陆伯克也“立表赞同”。

4人雇了一台车，便在敖德萨城中游览，纪录中写到陆称“市容已大异从前”。一行人逛了市区，喝了咖啡，终于熬到了太阳下山。他们并未提前知会陆员家人，傍晚五点半，凌锡忠按了电铃。家中除了厨房、餐厅以外，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住了陆的太太和老母亲，另一个房间则住著陆的女儿和孙子。

陆伯克母亲和妻子在家，下楼见到了轮椅上的陆伯克。档案中写道，39年未见的母亲和太太，神情“冷淡平静”，而陆伯克略显激动。国安局为了避免引人注目，3人便尽快将陆伯克连著轮椅搬上五楼。

女儿和孙子较晚回到家，相见时，陆伯克神情再显激动。根据凌锡忠的说法：“我们平常问他什么，他都会说好，但一回到家样子就变了，像老大一样”。

而令他大感疑惑的是，多年未见的女儿，一见到陆伯克就开口要钱。凌员3人在阳台，见屋内陆员与女儿争执不下，且亲朋好友逐渐聚集来访，小组长感觉气氛不妙，就带队早早告辞。他们当晚就离开敖城市区，一连换了三间旅店，到了郊外的旅馆才落脚歇息，隔日一早，就驱车离开乌克兰。

凌回忆当时，没有预期的大团圆场面，反而是感受到诡谲、危险的气氛。他们3人毕竟是代表了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怕遭当局或陆伯克亲人的报复或拘留，所以不敢久留。档案中也记录下当时的紧张：“当家人得悉经费数目后，其妻与其母均未表示意见，惟其女则表示极端不满，认为我给予之数目太少，并称渠已觅得城内有两个房间之房屋一间，需款美金26000元，交完房款后则所剩无几，并一再拖延经费与文件签收手续”。

但在宜朋专案的纪录中，中华民国政府所支出的“赠陆元礼金及什支”仅有美金20799元，远不及26000元，女儿要如何“交完房款后则所剩无几”？对此凌锡忠说明，由于陆伯克搬去台北以后，国安局在六张犁的富阳街替他租房，且每个月给他两万元生活费，除了节日的礼金外，过年还会加给两万元的红包。

而他在台一人独居，每个月国安局给他2万元新台币的生活费都花不完。且无论大小节日，国安局都尽量安排凌锡忠陪他出游，若遇上年节也都会邀他上凌家吃饭、喝酒。陆伯克与其家人相熟，或许也不觉得自己后日可期，便将每月没花完的生活费都交给凌锡忠。凌锡忠回忆到，陆伯克说，凌的孩子还小，这些钱要让他拿去照顾家人。凌锡忠收下后就帮他存了起来。

到了1993年陆伯克离台之际，凌锡忠把存下的那笔钱再补上一点凑成一万美金，他说：“这么多年下来，毕竟朋友一场”，便把那笔钱带去敖德萨，连同政府的礼金凑成正好3万美金转交给陆伯克的女儿。

是故，陆伯克以39年的青春岁月换来了3万美金。

但查询乌克兰房价的历史纪录，在1993年，首都基辅的一房公寓售价落在7000-9000美金之间，同样的房子在其他大城市只需半价，也就是说，推算陆伯克女儿Elena想要在敖德萨购置的两房公寓，很可能也不超过一万美金。

研究此案的傅乐吉教授，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是否提供了礼金一事感到疑惑。

苏联解体后，1992年乌克兰通膨严重，导致政府大量印钞。到了陆伯克回家的1993年，物价飞涨到10000%，当年度乌克兰人均GDP为1258美元。若凌锡忠的说法确实，陆伯克的女儿Elena收到的三万美金可能是一笔巨富。但傅乐吉于2018年，在他研究此案的初期，便前往敖德萨拜访过Elena。当时她不愿多谈，甚至未邀请他进屋，只是在门口谈话，并说了“中华民国政府骗了她”。但由于他当时缺乏相关资料，并未追问中华民国政府到底骗了她什么。

傅乐吉的怀疑难以考证。我们只知道，多年以来女儿依然住在陆伯克原本的公寓，那笔钱若真足够花用，她何以未曾搬家、亦不见生活有明确改善的情况？但另一方面，Elena的困顿或许不难想像，在她两岁之后就没再见过的父亲，再见时已是一个言语不清且半身瘫痪中风的老人，而母亲也上了年纪，祖母更年逾80。她独自一人要负责3个老人的照护工作，即便收下3万美金，或许也难以从长照困境中翻身。

从陶普斯号的出航到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历史好不容易翻过一页。这一晃眼几乎就是陆伯克的一生。回到敖德萨的5年后，陆伯克第3度中风。这次他过世了，他无法自决的人生也终于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