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冷戰俄匪」到「自由人」，台灣解密檔案中的陶普斯號真相

【編者按】回溯歷史傷痕的時候，我們常會驚訝發現，即使戰爭的對象更換，政權一代代更迭，但相似的場景總是一再重演。揭開半個多世紀前從未被人聆聽過的故事，看到我們生活的土地上深埋的傷疤，會不會讓今日的我們，獲得理解和面對這個世界的線索呢？

這個故事，發生在大國夾縫之間。美蘇冷戰的年代，海峽兩岸對峙更甚今日，蔣介石為獲得更多政治籌碼，扣留蘇俄與波蘭等共產國家的船隻，軟禁其船員。這些船員被親美陣營定義為「俄匪」，但回到蘇俄又被奉為抗美英雄，甚至樹立雕像紀念；留在台灣的，則聲稱自己嚮往自由，甚至連共產國家的國籍都拋棄。斯人已逝，我們無從印證誰的信仰是真心，誰的選擇是被迫。然而，我們可以做的是，從情報機關的檔案中抽絲剝繭，將「匪」與「囚徒」還原為「人」。

生而為人，我們可以定義「我是誰」嗎？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否給了每個人充分的自由，去決定自己以什麼身份在何時何地而活，甚至，死後以什麼名字被銘記？我們是否相信人人都應有這種自由？這些問題，適用於冷戰年代，也適用於此刻和未來。

《蘇俄船員藏身台銀招待所深居簡出唯一消遣看電視大庭巨宅幾分神秘・六水手共譜思鄉曲》——這是《自立早報》1988年3月10日刊出的一篇報導。

其中提到的「台銀招待所」，位於宜蘭礁溪溫泉勝地，但居住其中的卻是6個神秘的蘇俄人，還有中華民國軍情局與國安局的官兵。

6人被中華民國政府扣留已達34年之久，另有1人甚至在入住前已自殺，此事卻在當年才第一次為外界所知。媒體蜂擁而至，但營區門禁森嚴，記者只能從外圍觀察。

他們究竟是誰，從何而來？為何被囚？這個疑團，直到今年3月，才有了更詳細的解答。

今年2月28日，修正後的《政治檔案條例》開始施行，原本因為國家安全或對外關係而限制應用的已解密政治檔案內容，也因而開放大眾應用。3月，端傳媒申請到國防部軍情局「安撫小組」和國家安全局「宜朋專案」的兩份檔案，共計12個卷宗，合計2500頁。當中記錄了軍方如何管理這批俄籍船員的經過，其中有預算書、核銷單據、租屋契約、照片、工作成員檔案、與上級的公文往來，以及管理日誌等檔案資料。

檔案記載，1954年5月24日，蘇聯的遠洋油輪「陶普斯號」自黑海沿岸最大港口敖德薩（Odessa，現為烏克蘭南部大港）出航，28日在羅馬尼亞的雅康斯坦察港裝載了11607.16公噸的照明煤油，計畫運往美蘇冷戰的東亞前線：共產中國的上海港。

船上有49名船員，其中，27歲的陸伯克（Vsevolod V. Lopatyuk）是廚師和水手。他離家之時，與家中的母親、太太和剛滿兩歲的女兒道別。

殊不知，這一次出航竟幾乎跨越了整個冷戰才能返航。他與其他6名船員一起被中華民國政府扣留，輾轉台灣多地為囚，30多年後，1人自殺、2人病逝，餘下4人中，有3人於1988年回到蘇聯。

最後一個回去的是陸伯克，他在1988年選擇歸化中華民國國籍，在電視訪問宣稱要「做個自由人」，卻又在5年後，終回到故鄉敖德薩。那時，敖德薩在1991年的蘇聯解體後，已經變成了烏克蘭共和國的一部分，他也從一個27歲的青年，變成了一個輪椅上的中風老人。

7人中還包括在俄羅斯與烏克蘭各省出生的卡瓦略夫（Anacol M. Kovalev）、薩柏靈（Vladimir A. Sablin）、皮沙諾夫（Boris A. Pisanov）、柯尼格（Valentin I. Kniga）、紀莫夫（ Zhorka M. Dimov）與卡馬札恩（Mikhail M.Kalmazan）。他們上船那年最年長的29歲，最年輕的21歲，在船上分別擔任電機技工、船員、輪機船員等工作。

檔案記錄他們多次企圖潛逃，包括「1966年6月4日外援勒勃究克（陸伯克）潛走，至美國大使館請求赴美」、「1972年卡瓦略夫一員出走至新竹三姓橋附近被警衛截回」、「 1970年3月8日，勒勃究克（陸伯克）、卡瓦略夫二員乘夜晚散步出走至台北美大使館」，等等。

而扣留39年中，軍情局曾超過10次提出遣返計畫，希望說服蔣介石與蔣經國遣返、釋放7名船員，聯合國與美國也多方施壓，但都未能救出7人。

重重疑點隨之浮現，究竟這些蘇聯船員在台灣的景況如何？有否受虐？冷戰角力下，蔣氏父子為何不肯放手？而陸伯克為何在其餘6人或死或回國之時，卻選擇留在台灣？他真是為了對「自由」的信仰嗎？他又為何在過世前5年，突然回到蘇聯解體後的敖德薩？

檔案公開之時，7名當事人，以及下令扣留陶普斯輪的蔣介石，皆已逝世多年。端傳媒獲得陸伯克女兒於敖德薩的住址與電話，但聯絡未果。敖德薩因始於2022年的烏克蘭戰爭而遭受俄羅斯轟炸，至今仍在戰亂之中。

在台灣，我們採訪到少數曾參與此案的生者，包括俄文翻譯官、退伍前官拜上校的凌錫忠，以及第一位將此案公諸於眾的前立法委員蔡中涵等，在解密檔案與口述記憶的幫助下，試圖接近歷史的真相。

出航：被「自由中國」扣留的「俄匪」

一個難解的疑問是：這20名船員所申請或接受的「政治庇護」，究竟是不是出自他們的意願？

甫撤退來台的蔣介石，受到韓戰影響，才終於在美援下逐漸站穩腳步，隨著韓戰落幕，美蘇衝突由熱轉冷。而國民黨政府自1949年後開始施行「關閉政策」，限制所有外籍航空器及船隻進入中國領海港口。歷史研究顯示，表面上，中華民國政府配合美方要求的台海中立，但實際上，美方仍透過在台成立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ce Inc.）」，暗中以情報支援，默許或希望中華民國軍隊及反共游擊隊，不顧台海中立地繼續「干涉外輪」。

多數情況下，國民黨軍方僅是扣留各國商船，將船上貨物充公、查緝人員數日後放行。然而，在1953、54年間，曾有三艘波蘭、蘇聯被指為「接濟共匪」的輪船遭到劫持扣留，其中最為轟動引發國際關注的，就是陸伯克上船工作的——陶普斯號油輪。

根據蔣介石秘書沈錡的回憶錄，1954年6月22日上午，蔣介石接見西方公司負責人強斯敦，後者表示「蘇聯油輪三艘，最近運油經過香港」，「美方望我政府加以攔截，不知我方態度如何？蔣公說下午可以答覆。」

第二天，蔣介石下令派出丹陽、太康、太昭三艦，在巴士海峽劫持了陶普斯號，並將其押運到高雄港內的17號碼頭。

船上49名船員皆被困，直到7月，船員們發起四天的絕食抗議。對此，蔣介石回報以200名軍警上船，以武力強行制伏，把船員裝上以黑布覆蓋的車輛，送到高雄市區分批隔離。8月，蔣介石指派曾在黃埔軍校擔任其俄文翻譯的親信，時為國防部總政治部（後稱為政治作戰局）委員卜道明，負責對49名船員的爭取與宣教，而偵訊、蒐情的工作則交由海總二屬署長趙志麟全權負責。

一年後的7月，軍情局表示有21名船員願意接受「政治庇護」，半途卻有1人反悔在醫院企圖自殺。而後，外交部介入再次確認眾人意願，最終有20名船員簽下政治庇護同意書。其餘的29人則於當年7月23日飛往香港，在法國大使館秘書杜斯亞的協助下，轉交給俄方人員。

而20位「投奔自由世界」的船員，是在何種待遇下接受「政治庇護」的呢？在外交部1955年〈陶普斯油輪處理報告書〉的紀錄寫道：「全體船員下船接受我健康檢查後，即分批安置於高雄最優美之水泥公司、碱業公司、工礦公司三招待所居住。」報告書還記錄了，每個招待所中都備有兩名西廚，為其提供西餐，且菜單每週更換一次，以調換口味。

在報告書寫到船員因「受中國政府之優厚待遇，及自由中國民主作風之薰陶，並回憶過去在蘇聯及船上受到共產主義迫害之可怖」，才會轉而「請求自由中國政府與以政治庇護」更強調：「彼等嚮往自由及追求真理之慾望，並未因為共產主義之灌溉而滅絕；一旦獲得奔向自由之機會，其本然的人性潛在力，因之獲得激發。」

然而，蘇聯總工會於1921年所創建的《勞工報》，在1993年11月3日曾以《來自秘密檔案館——油輪上的水手「陶普斯號」》一文公開了由蘇聯海運部（Ministry of the Maritime Fleet）的Victor Bakaev在1955年8月9日提交至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且列為「最高機密」的報告，記載了29名返蘇船員的口述經歷，回憶其同袍接受政治庇護的過程：

「夜裡警衛將女人送入Kovalev的牢房，Kovalev毆打了她、趕出牢房。警衛回以毆打報復，使致肺疾，在嚴重的疼痛與死亡恐懼下，Kovalev簽署了政治庇護」。

「四等船副Zibrov、駕駛員Lukashov、電動導航員Anfilov、駕駛員Eremenko在審訊過程中被灌醉，且被分別監禁牢房中，到了晚上，有女人被送入他們牢房中，到了隔日早上，蔣介石黨羽（Chankayshists）要求付費。他們付不出錢，於是他們受到審判、苦役和死亡威脅。屈服於蔣介石黨羽的挑釁和恐懼，他們才簽署了政治庇護的申請書。」

我們難以判斷上述兩段紀錄何者為真，也無法忽略兩方可能皆有政治宣傳、誇大或粉飾情事的意圖。一個難解的疑問是：這20名船員所申請或接受的「政治庇護」，究竟是不是出自他們的意願？

在接受政治庇護的20名人中，有9人於1955年10月申請赴美，而赴美9人的命運是，當中5人受到蘇聯派員接觸而返回蘇聯，其餘滯留美國生活的4人被蘇聯判死刑，但因身在美國而未有執行死刑；多年後，其中3人下落不明，1人後來患有精神疾病，回到蘇聯在社福機構中度過餘生。而留台的11人中又有4人於1958年2月前往巴西，最終也受到蘇聯接觸而返。最終受到政治庇護的20人中，餘下7人在台，曾幾度請求前往美國，但因前例而遭到美方婉拒，此後，7人便滯留在台。

滯留：跟監、管訓下的自由囚徒

中華民國政府為此案付出了極為可觀的金錢與心力。既然如此，為何不放他們回去？

從檔案可以見到，7人在台30多年，一直受到當局監管拘留，而其與台灣本地政治犯的苦牢生活、或一般人民在戒嚴下的生活間有何差異？檔案公開的線索中，我們找到曾參與此案的俄文翻譯官——凌錫忠上校，今年71歲，他於1982年從政戰學校畢業後，第一份任務便是擔任四名俄籍船員於宜蘭拘留期間的翻譯官，他親身參與了陸伯克的歸化和最終的遣返。

1959年5月，7人自桃園看守所獲釋後，被移至北投房舍「集中管訓」。此次解密的檔案中並未明確記錄時間，但皮沙諾夫回蘇聯受《Родина（祖國）》雜誌訪問（1991年第5期）時提到，他們是在1962年從北投被移送到新竹安置，再到了1977，才被遷到礁溪台銀宿舍。

根據檔案資料，1975年9月20日紀莫夫自殺後，軍情局將餘下的六人，遷居宜蘭礁溪的台銀宿舍，宿舍建築為木造平房，有客廳、個人房間和廚房等，房舍間為草地院子可種植花草，另有圍牆將房舍隔開分成甲乙兩舍，其中甲舍住著陸伯克、薩柏靈與卡瓦略夫，一牆之隔為乙舍，則住著皮沙諾夫、柯尼格與卡馬札恩。

「他們一大早起來在院子裡面散步。就坐在那邊聊天聊兩三個小時、剛好跟吃午飯。吃完午飯就睡覺。午後，有的人就在宿舍裡頭散散步，照顧園子裡的植物。有的人要去釣魚，去市區購物。」凌錫忠這樣形容6人的日常。

不過，這些生活日常都在官兵的「跟監」下發生。「我就講說你散步嗎？散步陪你去，你只要想出去，我們會說，喔可以，我們就可以陪他出去。」凌錫忠說，「我們有專門的有兩位士官長，專門陪他們進出。」在「宜朋專案」與「安撫小組」的預算書中，有一項每月支付的額外津貼，名為「跟監費」，支付給負責陪同他們出行的士官兵。1985年的紀錄中每月的「跟監費」為6000元。

營區設有內外兩哨以管制進出，確保船員在離開營區時都有官兵的陪同。另外，為了不要刺激外員的情緒，官兵著便衣執勤。在「宜朋專案」的檔案中，每月以「外員言行重要記錄報告表」記錄船員值得關注的行為、由哪位官兵陪同離營，其離營的行程概述。若有事件發生，也會將事件經過和處理方式詳加記錄。這些報告每月上繳國安局的上級主管。

這些言行紀錄中有時透露出七人滯留在台的心境感受或精神狀態，在1986年6月11日舉行端午節暨慶生餐會上，檔案記錄了薩伯靈的發言：「餐會開懷暢飲，致薩員過量失態，自1500起即自言自語、大發牢騷，稱來台三十二年至今妻子、兒女、事業、財產等均一無所有，甚為激動。」

1986年12月24日，柯尼格曾在酒後發牢騷說：「不能單獨外出，沒有自由。」而一旁的皮沙諾夫則對陪同人員說：「他醉了，不要理他，明天就好了。」

1985年3月8日，陸伯克在當日上午11時從礁溪宿舍房舍中把紗窗卸下後，再翻牆出逃，以下節錄自「安撫小組」檔案中的約談紀錄：

問：「你知道自己不對了嗎？」

答：「我知道了，我以後不會再出走了。」

問：「你知道什麼不對了嗎？」

答：「當然就這樣跑掉是不對的。」

問：「你知道不對，為什麼要跑呢？」

答：「因我腦子裡一直想到有人要殺我，所以我就跑了。」

問：「你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誰要殺你？」

答：「我於上週四晚間十一時左右聽到有人以俄文交談，誤認組長及翻譯官要帶人手殺我，即使組長及翻譯官不在我亦有這種想法。」

問：「你要知道這次行為是大錯特錯，以後絕不可再犯，這次姑念你年紀已長，不再做追究，不過以後絕不可以再犯，沒有人准許，絕不可外出。」

（中略）

答：「是。如果以後我有不良念頭時，我會事前向長官們報告。」

我們也能從言行紀錄中了解到，船員和監管官兵間的相處情形，例如，1987年5月27日：「外員柯格尼、皮沙諾夫至礁溪太子大飯店餐飲及特別康樂，餐飲間皮員乘興向盧組長表示『彼並非壞人』，且盡興而返。」同年的6月26日，「外員勒勃究克（陸伯克）購買啤酒及菜餚二道，請全體同志暨外員食用，以祝賀其女三十七歲生日，彼感懷頗多。」

除了檔案中的文字紀錄以外，凌錫忠收藏了數本與此案相關的相簿，為其生涯留作紀念。其中幾張為他們在礁溪時期的生活照，皮沙諾夫穿著夏日便服，蹲在兩隻鵝前面，像是在對鵝說話，後面看似還種了一些芭蕉樹。凌錫忠說：「他喜歡一個人獨處，所以就在院子裡弄了一個自己可以活動的地方。」

在新年期間，照片中的卡瓦略夫臉上有一點笑意，狀似輕鬆地癱坐在藤椅上，手上夾著一支菸。而藤椅後頭是一張茶几，上面放了一顆裝飾好彩球、彩帶的小聖誕樹。右邊的牆上掛了一份1983年的月曆，上頭以紅色的毛筆字寫著大大的四個字：「恭賀新禧」。

照片中，滯留台灣的船員種花種草、養鵝抱貓、或私釀葡萄酒，房間牆上掛著世界地圖，若是不知緣故，光從照片上看這幾位年事已高、有著外國面孔的老人，略顯福態地在聖誕樹前笑得開朗，恐怕讓人以為他們是退休到南國度假養老的西方人士。

但事實上，他們這些狀似輕鬆的生活照乃是監管人員所拍攝。而他們除了日常生活受到監管，情慾需求也被管理。國安局在每月及特別節日，都編列了在宜朋專案中被稱為「特別康樂」的預算，用以排解他們的情慾需求。

在礁溪香檳大飯店的地下室，設有當時全礁溪唯一的Piano Bar。據凌錫忠的說法，國安局的幹部會在餐會前詢問伴遊小姐的意願，「我們會幫他們安排一個小姐一人一個，就是願意吃完飯，願意做那種，那個到房間的，那就給他安排在旁邊，先培養氣氛。那個特別康樂，就是說他們會到小房間去。吃完飯讓他們特別康樂完以後，（我們）再就（把船員）帶回去了，回家。」據凌錫忠說，礁溪一帶的酒家小姐流動率高，加上外員不能外宿，凌錫忠並未有見到他們與女侍固定或長期交往的情形。

「特別康樂」通常被國安局安排在節日如新年、端午或每月生日慶祝活動之中，船員們對此也相當重視，在這樣的日子裡，他們總會穿上全套西裝、整新的襯衫和擦得發亮的皮鞋出門。

這些西服也同樣來自軍情局。在1980年「安撫小組」的檔案中記錄了，當年仍有6名船員健在。11月，軍情局向美崙西服社訂購單價4800元的毛料混紡西服6套、海馬牌襯衫12件、三槍牌特大號內衣褲各12件和6雙皮鞋等，當年度6人所花費的治裝費共計58176元。

根據同份檔案，軍情局每個月給付每人津貼3000元，另請1名廚師以4800元的伙食費照料三餐，還有另外編列4500元的「特別康樂」費，「安撫小組」當年每個月支出新台幣107550元。到了聖誕節和新年等節日，軍情局另外安排節日的預算，如1980年的「聖誕節特別旅遊暨康樂活動」預算為36800元。

若再加上宿舍每月租金26000元，加總起來，政府每年花費在拘留俄籍船員的費用估計落在150萬元至170萬元之間。這還未計入修繕宿舍、維修座車、及不定時的醫療等額外支出，以及國安局軍官和官兵們，從上至下近十多名僱員的薪酬。可見中華民國政府為此案付出了極為可觀的金錢與心力。既然如此，為何不放他們回去？

救援無果：蔣氏父子的冷戰籌碼

「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請我們釋放杜阿普塞號（陶普斯號）船員時，蔣公確曾說過應以中共釋放美俘為條件，但杜勒斯並未答覆：『這意思很好，可以加以研究。』而是說：『不能因為敵人做了一件錯事，我們也跟著做不對的事。』」

最初，行政院指示國安局管理留台7人，國安局一開始將他們轉交其下級單位軍情局辦理。為此，軍情局於1959年成立了「安撫小組」，但此次調閱到的「安撫小組」檔案僅始於1979年，結束於1985年。而後，根據凌錫忠的說法，由於1984年底發生「江南案」，美方大為憤怒，派人來台調查，蔣經國擔心若「陶普斯號案」受到牽連也引起關注，軍情局會承受不住壓力，因而指派國安局接管此案，在局內成立「宜朋專案」的工作小組接續任務。

相較於此前的安撫小組，「宜朋專案」更著重於照護船員的情緒，移交公文中寫到「著重於外員心理、情緒之掌握，採取以服務、照顧代替管理」。「宜朋專案」的檔案始於1985年，結束於1993年。

「安撫小組」檔案中一份「對俄籍船員處理之研究」記錄下後來的發展。他們初期作為反共心戰工作的對象，觀光、受到招待、錄製廣播，巡迴台灣各地出席愛國反共的宣傳活動。到了1956年，「宣傳活動結束之後，生活趨於正常，逐表示反悔，故要求返俄，並無理取鬧，製造困擾」。當年的12月1日，國安局前局長鄭介民指示軍情局前局長張炎元將「無理取鬧」的七名船員「秘密扣押」在桃園南崁看守所進行看管，直至三年後，1959年5月，軍情局成立「安撫小組」後7人才從看守所中「開釋」。

開釋的具體原因未在紀錄中載明。不過，國安局一份文件統整「陶普斯號」案以來的處理與經過，記錄了中華民國政府曾明確接獲6次來自國際社會的關切，包括蘇聯政府、家屬透過美國大使、聯合國代表、在美的民間基金會、澳洲與日本的紅十字會、美國國務院官員來函詢問其近況並希望轉交家書或要求會面，中華民國政府皆予以婉拒，或未直接回應。

惟1970年，有6封家書透過美國大使館轉交給其中6人，6人試圖回覆，然而卻被軍情局扣下，在同一份中檔案寫到：「船員家書經轉發外員後，外員極為激動再提遣返蘇俄要求，渠等回函，本局以其內容上有不妥，均未予轉寄。」此後，軍情局再也不曾允許7人與外界通信。而根據另一份1981年的〈對當前遲留在我國的俄國船員遣返回國〉建議案中的統計，在過去的27年期間(1954-1981)，船員曾正式提出40餘次的請求，希望能遣返回俄。

除了各國外交空戰的交鋒以外，7人自看守所「開釋」後，並未獲得真正的自由，實際上是被移至北投房舍接受管訓，再被移送到新竹居住。

1960年3月8日，台北，總統蔣介石參觀美國核動力潛艇時，參觀船員宿舍。攝： Pictorial Parade/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根據外交部1955年的檔案紀錄（編號A303/0044/199/0006），以及蔣介石秘書沈錡所寫的《沈錡回憶錄（一）》，原本暗中支持「關閉政策」的美方，卻在蔣介石拘留陶輪船員後態度轉向。美國大使藍欽曾數度向蔣傳達，美方希望能將俄國船員釋放遣返之意。沈錡回憶錄中寫到，1955年3月，美國國務卿來訪蔣介石之時，和蔣討論了美方對於陶普斯號案和反攻大陸的想法。

同年的8月3日，沈錡記錄了蔣介石所主持的宣傳會談：「蔣公曾特別指示要讓外國記者了解杜阿普塞號（陶普斯號）船員獲得自由，與中共釋放美國俘虜之間的關係，其實蔣公記錯了一點：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請我們釋放杜阿普塞號（陶普斯號）船員時，蔣公確曾說過應以中共釋放美俘為條件，但杜勒斯並未答覆：『這意思很好，可以加以研究。』而是說：『不能因為敵人做了一件錯事，我們也跟著做不對的事。』」

然而隨著時間過去，除了船員的反共宣傳逐漸失去說服力，蔣介石對這7名人質能改變局勢的期待，也未曾實現。實際上，在台7人一直受到美蘇政府、各國民間團體，與反共組織「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等的各方高度關注。在此壓力下，軍情局所負責的這7人管訓工作，實為動輒得咎的棘手任務，猶如「燙手山芋」。

這34年來，軍情局曾研議、提出超過10次遣返計畫，如在蔣公崩逝百日特赦之時、或藉以美國卡特總統提倡人權等，不斷嘗試以各種時局或政治變動為由，想說服蔣氏父子遣返船員。

這些提案包括，1961年6月，軍情局建議「對外援個別遣送國外及個別輔導就業」；1968年5月，建議「外援在台成家立業實施辦法」；1975年7月建議「對外員以遣送回國（或第三國）」；1977年7月9日建議「屆美國總統卡特提倡『人權』保障時機，透過美國（或國際紅十字會組織）關係將外員與以遣返（或第三國）」。

然而，這十餘次遣返計畫都被「暫緩」、「緩議」，未能成行。

從檔案紀錄上來看，有時上層會回覆明確的駁回理由。例如，1978年軍情局第11次提案遣返船員，紀錄寫到：「經研議以現階段中美關係正遭『美匪建交』衝擊之時，本案具有高度敏感性，若貿然實施，可能釀成重大風波，對民心、士氣均有影響，不宜實施。」但多數情況下，無論是來自蔣介石或蔣經國的回覆，經常僅有寥寥幾個字：「閱」、「緩議」、「暫緩答覆」。

而這十餘次之中，就屬1970年為船員7人離家最近的一次。

那年3月，軍情局第3次提案上書，希望能透過美方將7人遣返俄國，因嚴家淦出國，當時的代理行政院長蔣經國，批示了「基本同意」後，再呈議總統蔣介石時，最初他批示了：「暫緩」。而到了4月，由於前文所提6封家書之故，蔣經國呈議總統蔣介石，希望能透過美方的協助來遣返船員。5月20日，終於獲得蔣介石的同意：「可以照辦」。

10月，美國駐華大使館正式向美國務院轉達此遣返計畫，卻收到美方答覆，怕蘇聯將藉此做不利美中雙方的外宣，轉而建議，由國際紅十字出面處理較為妥當，並明確指示，他們將派請國際紅十字會的名譽代表赫氏，來台協助處理本案。但當台灣行政院將美方的答覆專報給總統，10月29日，蔣介石批示「暫緩答覆」後，就再沒下文。

歧路：自殺、病逝、歸國、留台

在質詢和媒體的壓力下，國安局終於正式啟動了遣返程序。

船員在台滯留了30餘年後，都成了需要特別照護的老人家，檔案記錄中，就醫紀錄佔有不小的篇幅，他們從牙齒、骨頭、泌尿道、高血壓各式病症，且因為每月的慶生等活動，多有過度飲酒的情況，「每月僅有10多天生活正常，其餘時間經常酗酒，且有情緒起伏、高血壓和肥胖等慢性症狀。」

1984年，57歲的卡馬札恩因身體不適送醫治療期間，癲癇發作急救不治，以死因心臟麻痺、高血壓病逝於宜蘭市救仁醫院。兩年後，60歲的卡瓦略夫因胃出血、多處潰瘍於羅東博愛醫院兩度手術後，因心肺腎功能衰竭不幸病逝。

至此，7名俄國船員中已有2人病逝、1人自殺，餘下4人被安置在宜蘭礁溪。其後，蘇聯要求將在台去世的3人骨灰送回。國安局帶著陸伯克前去祭拜並取回骨灰，再請葬儀社替骨灰罈換新，才裝箱派員運送到新加坡代表處，請他們轉交家屬。

檔案中也記錄了三人的喪葬安排，於43歲自殺的紀莫夫，在檔案中以死因「腦中風」、國籍「美籍」被送去新竹火葬場火化，骨灰存放於新竹一同寺。而卡瓦略夫和卡馬札恩則分別以「王厚光」與「馬正平」之名在宜蘭申請火化，骨灰存放於礁溪的福巖寺。

研究此案的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教授傅樂吉（Sergey Vradiy）說明，由於共產社會下人們普遍沒有信仰，因此逝者以佛教儀式入殮並不是太不敬的事。但令紀莫夫的兒子感到憤怒的是，當他收到骨灰罈時沒有收到任何相關說明，骨灰罈只是被擺在桌上，他甚至不知道裡頭是父親的骨灰。「他們（輪船公司）給他（紀莫夫兒子）錢，但他根本不知道這（骨灰）是誰。」

1988年3月，國民黨籍的前原民立委蔡中涵在立法院質詢此案，「中華民國政府扣留俄籍船員長達三十四年」一事才走入大眾視野。民進黨籍的立委黃煌雄時任國防委員會成員，他接力蔡中涵的質詢。在立法院開議的第一屆罕見地跨黨派合作，兩人共同監督此案。

2024年4月，蔡中涵接受端傳媒訪問表示，他當年基於人道理由提出質詢，但也不斷受到國防部、外交部甚至行政院的關切，請他不要再問了。但他秉持著「能救一個是一個」的心情，沒有鬆手。但他從未在台真正見到這些俄國船員，他回憶，等到質詢幾個月後，國安局才終於透露礁溪宿舍位址，但當他去拜訪時，眾人已被秘密遷往花蓮基地。

但在質詢和媒體的壓力下，國安局終於正式啟動了遣返程序。國安局先是以問卷詢問餘下的4名俄國船員，然後與外交部正式開始擬定4人的遣返計劃。

皮沙諾夫與薩柏林填寫問卷的最初原文如下：

「我是皮沙諾夫，1929年出生於高加索邊的塔尼斯克城，我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長期以來，未能決定我去留的態度之錯誤而留下來的。」

「我是薩柏林，1933年出生於瓦隆聶斯克省的鄉村地區，在台期間，由於未能與人們自由住在一起，無法說出在台生活之感想。」

但經過國安局的輔導後，這兩段文字最後並未列入正式公文紀錄中。他們歸國後，蘇聯媒體指他們在台灣受到非人道的虐待，甚至有人近乎失明。

國安局也曾多次勸陸伯克返回俄羅斯，但他卻選擇留在台灣：「該組再三向勒員表明此次為其返俄之最後機會，否則爾後將須做長久居留之打算時，從勒員（陸伯克）之言談及神態中顯示其居留我國之態度甚為堅決」。

接受遣返的3人回國後，蘇聯再度透過新加坡外交部轉達要求遣返陸伯克，但陸伯克仍選擇留下。

陸伯克的身心狀況似乎比其他3人更為嚴重，檔案中對陸伯克的側寫為「刁猾善變，經常酗酒，然平日喜勞動，曾有出走3次、毆打外員多次之紀錄，並因思親心切，精神與情緒時好時壞，較難管理，其特徵為上顎裝有活動義齒，禿髮，睡眠狀況差，每日需服用安眠藥2粒。」

時常有紀錄寫到陸伯克苦於深夜無眠、喃喃自語，或是神情憂鬱，官兵會勸他多做一些勞動工作，或許能緩解心病。1985年11月29日的紀錄寫到：「外員勒勃究克（陸伯克）近月來每日均主動清洗餐廳地板並整理花圃，藉以尋找精神寄託，情緒十分穩定。」

陸伯克究竟為何事所苦？又為何不肯回家？

凌錫忠聽局裡的前輩說，陸伯克在新竹期間，似以語言或行動霸凌紀莫夫，「（紀莫夫）跟其中的一個人，有可能是受到其中一個人打壓，然後心情不好才上吊。」並且，其他船員認為是他需為紀莫夫的自殺負責。於是，在1975年的自裁事件後，餘下的6人分成兩派，一見面就會起衝突，國安局才將6人遷至礁溪。

這起自裁事件，一度被認為是陸伯克拒絕回到俄國的主因，因為他害怕回去會被報復、審判。在國安局上簽給時任總統李登輝1988年的公文《對蘇俄油輪「陶甫斯」號船員勒勃究克乙員請求繼續居留我國之處理政策研析與建議》的手寫初稿中這樣記載：

「由於陸伯克與乙舍柯尼格、皮沙諾夫及自殺的紀莫夫素來不睦，一直分舍隔離居住，不相來往，且柯、皮兩人認為陸伯克須對紀莫夫自殺一事，負起全部責任，故其恐於返俄後遭彼等報復或法律制裁。」但這段文字後被紅筆劃掉，未列入正式公文。

最後一人：歸化中華民國的「自由人」

台灣作家蔡易澄於2023年11月出版的《福島漂流記》中，有一篇以〈在那名為自由的時間裡〉為名的短篇小說，一半是以美、俄、中、台的歷史檔案、出版物、電影為基礎，試圖拼湊出此案真相的非虛構寫作；另一半則是以小說的方式，揣想了陸伯克當時的心境。

反共組織「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領導人斯特茨科，曾替陸伯克和紀莫夫等四名來自烏克蘭的船員，向蔣介石寫信請求讓他們離開台灣，進而接受該集團的反共訓練。作者在文中以此事為基礎，提出了一個政治上的設想：由於那段接觸的經歷讓陸伯克了解到史達林曾造成烏克蘭飢荒，還將上萬名烏克蘭人送往勞改營，到了1988年，陸伯克就不願再次回到共產社會，才選擇留下歸化為中華民國籍。

小說完成後兩個月，國家檔案局公開新的目錄，其中幾份國防部的檔案也被列入其中，但當蔡易澄去申請調閱，國防部以「此案涉及公共利益將影響軍事安全制度之運作」之由拒絕他的申請。

而檔案記載的史實是，1988年4月，陸伯克上書時任總統李登輝，要求歸化中華民國。信中寫道：「貴國在您的卓越領導下，人民生活富足，並且享有充分的自由，這也是我深深喜愛的生活方式。」

11月2日，《聯合晚報》刊出報導《最後一名留台蘇聯船員說：‘做個自由人我喜歡這裡’》，節錄了陸伯克接受「華視新聞雜誌」的訪問內容：「只求中華民國政府答應讓我住在這裡，成為自由的人。」最後還以國語說了：「台灣實在很發達，人也發財，我喜歡這裡。」

同月22日，陸伯克在台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辦理設籍，隔日於中央日報第八版登報聲告：「本人奉中華民國內政部（77）臺出字號392號許可書核准自77112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特此聲告陸伯克」。

歸化後，凌錫忠幫他在台北六張犁富陽街租下一間三房兩廳的公寓。陸伯克獨居於此，他年邁、語言不通且與社會隔離多年，是否能真的成為自由人還未可知，但更確知的是他更加寂寞了。一開始，透過國安局長官的介紹，他被安排去文化大學教授俄語生活會話，但他只去了兩次就不再去了，日常生活更加封閉。

凌錫忠說，陸伯克有時一早起來，會散步到住處附近的六張犁公墓去，坐在一位顧姓翻譯官的墓前，一坐就是一個早上。這位顧姓翻譯官的母親是俄國人，並與7人年紀相仿，俄文流暢，在世時，與7人相談甚歡。有時公家的經費用鑿，他還會自掏腰包讓太太做菜，邀請7人至自家喝酒聚會。凌錫忠曾聽顧翻譯官的兒子回憶當年：「他們鬧到家裡沒有一個碗盤是完整的」。

而這樣自由的日子還沒過上多久，到了1990年2月，陸伯克因二度中風被深夜送到急診，檔案記錄他「右半身癱瘓、無法言語，且排便飲食均不能自主」。國安局臨時請託與他相識十多年的退休士官長邴德基從宜蘭到台北照顧陸伯克，還加聘兩位看護人員日夜輪班。

然而，邴員是民國20年出生的退休軍人，當時也已是60歲的老人了。而陸伯克當時重達80公斤、行動無法自主，照護工作繁重。國安局另聘的看護陸續辭職，邴德基的負擔不小，宜朋專案在1990年《陸伯克中風療養有關事宜簽請，核示》的公文中寫到，邴員工作吃重，且無法休假一事，值得重視。

陸伯克二度中風半年後，1990年8月，一份「宜朋專案」檔案中〈留台船員陸伯克之母意欲來台探子之研析〉公文中顯示，陸母曾透過蘇聯駐新加坡領事館詢問是否可以前來探望陸伯克，國安局在文中寫到「如係陸母之單純探親行為就人道立場考量，自是不宜拒絕」，卻也擔心因為陸伯克中風的身體狀況不佳，「陸母此時來台探親，對我照顧陸員生活之德意，是否有負面影響」，也擔心陸母年事已高，身體狀況等考量下，最後認為「本案不宜操之過急」，「先行側面了解陸母欲來台探子之真正動機及相關資料後再行研處」。根據後來的檔案紀錄，並未有陸母來台之紀錄。

隨著富陽街的租約到期，加上陸伯克的二度中風，國安局於1991年7月《留台船員陸伯克住宿遷移案》公文中，研擬陸伯克的照護與居住，曾考慮過要將陸伯克送去養老院安養，但經過實地調查，認為各處療養院所費昂貴，且擔心外界觀感不佳。公文中寫道，陸伯克「晚年落此情景，於情於理似均不妥」，更擔心「若然有人藉此炒作新聞，對我國形象仍有負面影響。」最終沒有執行。

國安局最後提出了僱用邴德基夫婦照顧陸伯克的方案。由於「邴員與陸伯克相熟13年，彼此感情深厚，與邴員妻小彼此熟稔」，1991年9月，國安局在宜蘭租了一間四房二廳的房子，讓陸伯克與邴氏一家人同住，邴員的太太煮飯、打理內務，邴員則負責較為粗重的看護工作。沒想到這個安排才過了1年，1992年11月11日，邴員就因心肌梗塞住院，5日後便病逝了。

當陸伯克二度中風之際，蘇聯政權也發生巨變。當時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在1991年的八一九政變未遂後，短暫地恢復職務，最終仍在8月24日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

1991年10月，適逢中華民國國慶日，蘇聯中央電視台的東南亞司新聞主任克洛夫（Victor Konnov）及其廣播資深評論員秋野（Tsiou. E），應中華民國國際貿易協會之邀來台參加國慶活動。10月5日，亞洲太平洋民主自由聯盟秘書處曾主任來函，轉達蘇聯中央電視台一行人「請求晉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之夫人蔣方良女士，另並訪問前滯留我國之蘇聯籍船員，以了解其健康狀況，俾作正面之報導。」

10月9日，國安局在此案的研處意見公文中說明，由於陸伯克已經受過「華視新聞雜誌」之訪問，訪問中已披露陸員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且「成為自由人之事已眾所皆知」，此時若不接受蘇聯中央電視台的訪問，對方「必將產生疑慮，對我做不利之報導，另因陸員自79.2.20中風至今言語不清，行動不便，然由於此期間我政府對之照顧不遺餘力，陸員甚為感激，如經陸員親口向訪問人員表達，當可為我作有利之見證。」再綜觀其他理由，國安局同意陸伯克接受採訪，並在檔案中指示凌錫忠以外交部之人員身份前往陪同採訪。

在10月15日《蘇聯中央電視台訪問留台船員陸伯克經過紀要及研處意見簽請核示》公文中寫到，10月12日，蘇聯中央電視台一行人在凌錫忠陪同下前往宜蘭拜訪陸伯克，凌在途中「先向彼等出示陸員請求留台信函、內政部核准歸化證書、陸員身分證、文化大學聘書等原件（影本）及陸員在台生活、旅遊照片冊（時間約自30年前迄今）、陸員接受華視新聞雜誌採訪資料帶等」，除了在對方要求下「酌留部分照片外」，「餘均悉數交由彼等供節目製作之用，並請將部分轉交陸員家屬。」

公文中寫到，為了避免訪問人員產生疑慮，凌錫忠在訪問中均未表示意見。公文中摘要了訪問重點：「（一）陸員得知77年（1988）遣返三船員受到蘇聯政府妥善安置，目前生活良好，亦表達返蘇意願。（二）陸員承認77年（1988）間曾上總統書自願請求留台歸化我國國籍，經安排至文化大學任教、行動完全自由，唯對詢及當時何以不願返蘇則避不作答。（三）陸員表示自79年（1990）中風後，由於行動不便、加以年歲漸長，孑然一身思鄉之情與日俱增。（四）陸員讚譽我國經濟發展成就，惟對蘇聯政府對渠等在台之境遇不聞不問乙事頗有微詞。（五）陸員對彼詢及家人聯繫之情形時稱，僅於二十年前接獲之家書乙封，對於77年（1988）後經由紅十字會轉交親自接收之信函三封則似有保留，絕口不提。（六）對詢及是否希望親友前來探視時，陸員則表示拒絕親友來台探視。」

在這份公文後段特別提及，在此次受訪前，陸伯克「從未向我方表達返鄉意願，唯該員於77年（1988）間徵詢其個人返俄意願時，曾私下表示，若將來烏克蘭共和國（陸員家鄉）獨立時，或可考慮此事。基於陸員久病臥床、思鄉情切，而蘇聯國內局勢亦巨幅改變，當為陸員心境變化之主觀因素。」

在蘇聯中央電視台來訪兩個月後，1991年12月25日，蘇聯正式宣告解體。

但端傳媒在今年5月訪問凌錫忠時，他表示不記得蘇聯中央電視台曾來訪。研究此案的傅樂吉教授也表示他從未看過關於蘇聯中央電視台當年訪問的相關紀錄。在檔案之外，端傳媒也並未找到關於此次訪問的影像或文字等任何紀錄。

返航：39年青春與3萬美金

從陶普斯號的出航到蘇聯解體、冷戰終結，歷史好不容易翻過一頁。這一晃眼幾乎就是陸伯克的一生。

蘇聯解體後，1992年，凌錫忠被國防部的培訓計畫「長春專案」選中，到莫斯科進修。出發前長官囑咐他，若是有空，就去找找看陸伯克在敖德薩的家人，看他們願不願意把他給接回去。凌錫忠抵達莫斯科半年後才安頓下來。到了12月開始新年假期，他便自莫斯科一早出發，幾經周折後深夜到了敖德薩，隔日準備要尋訪陸伯克的家人。

因為蘇聯以陶普斯號事件為背景拍攝的大內宣電影《緊急事件（E.A —Extraordinary Accident Ч. П. — Чрезвычайное происшествие）》大獲成功，3名船員在故鄉成了戰爭英雄，1988年回家時被贈予房產，在49人中得到最優渥待遇。

陸伯克的家屬原先也在補助名單之中，每月會收到黑海輪船公司所給付接近原來薪水的照護金。然而，因為他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即從名單中被移除，照護金也被取消。彼時，他40歲的女兒Elena已和丈夫離婚，在敖德薩兩房一廳的公寓中，獨立支持著兒子、母親和祖母，照護金的取消使她再失後援。

所以當凌錫忠拜訪陸伯克家人的時候，陸伯克母親表示希望能接他回家，但女兒對於父親的照護費用等仍有疑慮。隔了兩週，凌錫忠再訪敖德薩，這次主要是與陸伯克的女兒到曾聘雇陸伯克的「黑海輪船公司」，協同律師簽屬放棄輪船公司提供房子的聲明書，並協議好輪船公司會支付陸伯克回到敖德薩後的退休金。

除此之外，凌錫中回憶道，陸伯克的女兒也問他：「中華民國政府會不會給錢？」凌一口咬定說：「會。」

「多少錢？」女兒問。

「大概三萬美金吧。」凌回答。

凌錫忠回國後，國安局再度詢問陸伯克要不要回家。凌錫忠說，陸伯克有答「好」。不過，此時的他因中風而難有完整表達。「基本上你問他什麼都會說好的。」凌錫忠說。

國家安全局1993年公文《陸伯克返烏經過及後續有關事宜擬處意見》。圖：國家安全局宜朋專案

就這樣，最後一名蔣介石的蘇聯俘虜，在65歲之際，拖著半身中風的身體、被人用輪椅推著搭上飛機，回家了。

根據「宜朋專案」第5卷，1993年2月7日，烏克蘭仍是冬天，謝姓小組長帶著翻譯官凌錫忠和看護林猛三人，陪著65歲的陸伯克自桃園機場出發，經香港轉機抵達莫斯科。他們為避免行蹤曝光，夜宿在當時莫斯科留學的台國安局彭員家中。陸伯克時隔39年後回到不負往日的俄羅斯，當晚徹夜未眠。

隔日，一行4人自莫斯科飛往敖德薩，中午就抵達，他們擔心時間尚早，恐怕回去沒人在家、怕給鄰人撞見，又因80多公斤的陸伯克半身中風，行動不便，家住5樓，等他返家之後出門機會不多，問陸伯克是否願意遊覽故城，陸伯克也「立表贊同」。

4人僱了一台車，便在敖德薩城中遊覽，紀錄中寫到陸稱「市容已大異從前」。一行人逛了市區，喝了咖啡，終於熬到了太陽下山。他們並未提前知會陸員家人，傍晚五點半，凌錫忠按了電鈴。家中除了廚房、餐廳以外，有兩個房間，一個房間住了陸的太太和老母親，另一個房間則住著陸的女兒和孫子。

陸伯克母親和妻子在家，下樓見到了輪椅上的陸伯克。檔案中寫道，39年未見的母親和太太，神情「冷淡平靜」，而陸伯克略顯激動。國安局為了避免引人注目，3人便盡快將陸伯克連著輪椅搬上五樓。

女兒和孫子較晚回到家，相見時，陸伯克神情再顯激動。根據凌錫忠的說法：「我們平常問他什麼，他都會說好，但一回到家樣子就變了，像老大一樣」。

而令他大感疑惑的是，多年未見的女兒，一見到陸伯克就開口要錢。凌員3人在陽台，見屋內陸員與女兒爭執不下，且親朋好友逐漸聚集來訪，小組長感覺氣氛不妙，就帶隊早早告辭。他們當晚就離開敖城市區，一連換了三間旅店，到了郊外的旅館才落腳歇息，隔日一早，就驅車離開烏克蘭。

凌回憶當時，沒有預期的大團圓場面，反而是感受到詭譎、危險的氣氛。他們3人畢竟是代表了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怕遭當局或陸伯克親人的報復或拘留，所以不敢久留。檔案中也記錄下當時的緊張：「當家人得悉經費數目後，其妻與其母均未表示意見，惟其女則表示極端不滿，認為我給予之數目太少，並稱渠已覓得城內有兩個房間之房屋一間，需款美金26000元，交完房款後則所剩無幾，並一再拖延經費與文件簽收手續」。

但在宜朋專案的紀錄中，中華民國政府所支出的「贈陸元禮金及什支」僅有美金20799元，遠不及26000元，女兒要如何「交完房款後則所剩無幾」？對此凌錫忠說明，由於陸伯克搬去台北以後，國安局在六張犁的富陽街替他租房，且每個月給他兩萬元生活費，除了節日的禮金外，過年還會加給兩萬元的紅包。

而他在台一人獨居，每個月國安局給他2萬元新台幣的生活費都花不完。且無論大小節日，國安局都盡量安排凌錫忠陪他出遊，若遇上年節也都會邀他上凌家吃飯、喝酒。陸伯克與其家人相熟，或許也不覺得自己後日可期，便將每月沒花完的生活費都交給凌錫忠。凌錫忠回憶到，陸伯克說，凌的孩子還小，這些錢要讓他拿去照顧家人。凌錫忠收下後就幫他存了起來。

到了1993年陸伯克離台之際，凌錫忠把存下的那筆錢再補上一點湊成一萬美金，他説：「這麼多年下來，畢竟朋友一場」，便把那筆錢帶去敖德薩，連同政府的禮金湊成正好3萬美金轉交給陸伯克的女兒。

是故，陸伯克以39年的青春歲月換來了3萬美金。

但查詢烏克蘭房價的歷史紀錄，在1993年，首都基輔的一房公寓售價落在7000-9000美金之間，同樣的房子在其他大城市只需半價，也就是說，推算陸伯克女兒Elena想要在敖德薩購置的兩房公寓，很可能也不超過一萬美金。

研究此案的傅樂吉教授，對於中華民國政府是否提供了禮金一事感到疑惑。

蘇聯解體後，1992年烏克蘭通膨嚴重，導致政府大量印鈔。到了陸伯克回家的1993年，物價飛漲到10000%，當年度烏克蘭人均GDP為1258美元。若凌錫忠的說法確實，陸伯克的女兒Elena收到的三萬美金可能是一筆巨富。但傅樂吉於2018年，在他研究此案的初期，便前往敖德薩拜訪過Elena。當時她不願多談，甚至未邀請他進屋，只是在門口談話，並說了「中華民國政府騙了她」。但由於他當時缺乏相關資料，並未追問中華民國政府到底騙了她什麼。

傅樂吉的懷疑難以考證。我們只知道，多年以來女兒依然住在陸伯克原本的公寓，那筆錢若真足夠花用，她何以未曾搬家、亦不見生活有明確改善的情況？但另一方面，Elena的困頓或許不難想像，在她兩歲之後就沒再見過的父親，再見時已是一個言語不清且半身癱瘓中風的老人，而母親也上了年紀，祖母更年逾80。她獨自一人要負責3個老人的照護工作，即便收下3萬美金，或許也難以從長照困境中翻身。

從陶普斯號的出航到蘇聯解體、冷戰終結，歷史好不容易翻過一頁。這一晃眼幾乎就是陸伯克的一生。回到敖德薩的5年後，陸伯克第3度中風。這次他過世了，他無法自決的人生也終於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