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MeToo一年后：愿为浮木，为彼此打造方舟

“我想特别提出一件事。”

被粉丝们暱称为阿源的艺人暨图文作家郭源元，在我问起她去年（2023）6月引起轩然大波的那篇 MeToo 社群贴文时，她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希望你在写报导的时候，不要写出大牙的名字，如果需要提到，请你写‘同业’这样就好。”

还来不及反应过来，阿源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很快地接续说明：“我不希望她的名字出现，因为我不知道一直提起这些事对她来说会不会是二次伤害，我很乐意谈这个议题，也觉得有需要谈，可是通常提到我的这件事，就一定会提到大牙，我不希望她再有受伤或难过的可能。”

阿源缓缓说出这些话时，我们头上的灯管似乎微微地闪烁了一下。

“去年的事件之前，我并不认识她；在那件事过后，我虽然和大牙有一些连系，但并不频繁，我从媒体上得知她在这个事件过后陷入了重度忧郁，所以真的很不希望因为我提到她而让她再次受伤⋯⋯”阿源试图解释她劈头便这么说的原因。

她诚挚的眼神与坚定的语气，让我立即感受到：她是反复思考过后，才在再度对这个议题发声以及保护另一个女性之间，找出了这个可以平衡两者的解法。

我们随即说明接下来也有访谈大牙（周宜霈）的计划，请阿源放心；同时，阿源此刻的话，也让人无法不回想起，差不多就在一年前，阿源在社群媒体上写下的长文中，最后那段话：“现在说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不想让大牙一个人。”

不管是2023年或2024年，无论是她的所思所想甚至所为，就是这么简单。

“不让你孤军奋战”

阿源所考虑的事情确实有其必要，因为在2023年6月席卷台湾的 MeToo 发声潮之中，她的发言与稍早之前另一位艺人大牙密切相关，难以被独立看待。

2023年5月底，一位女性政治工作者在社群平台发文，自称因当时《人选之人：造浪者》剧集中的名台词“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而受到鼓舞，决定揭发政治工作中的性暴力内幕，以此为起始，社群平台上引爆了一连串的发声，高峰期落在前一个多月，余波则至今未歇，遍及政治圈、教育圈、文艺圈、演艺圈⋯⋯各领域的诸多揭露与声援，令许多台湾民众彻底体认到性暴力在台湾有多么常见，又因为其特殊性而多么容易让受害经验成为黑数与暗疮——而其中最受瞩目的揭露之一，就是大牙说出11年前，在出差香港时曾被当时的老板陈建州（艺名黑人，现为台湾职篮 P. LEAGUE+ 副会长）闯入饭店房间、意图不轨的事件。

由于事件中的两造都是知名艺人，这则发文引来了极大的关注，受到指控的行为人陈建州随即对出面揭露此事的大牙提告民事诉讼，求偿新台币一千万元，而在提告消息公开的当天晚上，阿源的一篇长文，平静叙述自己在数年前同样两度从陈建州的性暴力对待之下幸存，以这篇发文静静地站到了刚被求偿千万的大牙身边。

在阿源发文同时，当时还完全不认识阿源的大牙，和工作伙伴们一起在公司里，正因为被提告求偿的消息而陷入震惊。大牙的经纪人说，大牙在发声之后，依然想要努力维持正常生活步调，因此隔天的工作行程完全没有更动，努力维持正常作息，然而他们全都没有想到，大牙说出11年前的性暴力事件，得到的竟然是对方的提告求偿。

即便是一年之后，大牙说起这事还是一脸错愕。她想过陈建州可能会否认，可能会开记者会反驳，可能会搬出各种理由试图撇清⋯⋯“但我没有想到竟然是提告，还是一千万这种数字。”

“而且，对方还说如果求偿成功，他要把这些钱捐给妇女团体。”大牙的经纪人简单补充，不需加上任何评论，单是描述事实便能传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感。

“消息传来，我的手机就开始一直响一直响。”大牙看著她眼前空无一物的桌面，微微湿润的双眼仿佛正注视著当时不断跳出讯息、对话框与通话要求的手机萤幕。“手机就放在桌上，没有人去碰它，然后萤幕就一直亮起来，亮起来，亮起来⋯⋯”

我忍不住跟随她的视线，望向那个其实空无一物的桌面，试著想像那个看著手机萤幕不断亮起来的时候，大牙是什么样的心情，那似乎很容易想像，同时也太难真正地想像。

“然后我整个人就是一个，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大牙缓了缓，转而描述当时收到的好友关心。“我接到云歆的电话，她说她气到知道消息后站在路边大哭；她说，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恶劣，然后在帮我想办法。”

要怎么想办法呢？大牙说，当时她的脑子一片浑沌，乱七八糟地转著这样要用到多少律师费，她才刚买了房子，还要缴房贷，如果因此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了，要怎么付这些律师费，如果对方真的告成了会判她要赔多少钱，要怎么筹出这些钱同时还要付律师费。

就在这个时候，她看见了阿源的贴文。

“看见她写下那些事，真的让我非常心疼，我心里觉得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啊，他怎么可以就真的这样把魔爪伸到别人身上。”

对大牙来说，阿源的贴文岂止是百感交集：作为第一个揭露陈建州的发声者，她当然希望有其他幸存者愿意站到自己身边，但这同时也意味著有更多受害经验，那又是她万万不愿意的。。

“源元的贴文很长，所以一开始看到的都是她遭遇的事情，还有事件发生后对自己的质疑，那些我都经历过，真的看了很难过，很舍不得，没有办法一次看完，所以就直接滑到文章最下面，就看到那句：因为我不想让大牙一个人⋯⋯”大牙深深吸了一口气，停顿了一下，眼中含泪地笑著说：“然后，然后就大崩溃啊，公司里每个人看到这句话全部都在那里崩溃啊。”

因为阿源的贴文，与伙伴们抱在一起大哭一场之后，大牙好像才终于回过神来，积极找律师开会、研讨对策，要开始面对这件事。

然而过没多久，对造撤回了民事提告，还没来得及让谁放下心，他们便再度提出了加重诽谤的刑事告诉。

无论自己身上背的这个案子是民事或者刑事，她总之就是“被告”了。

因为揭露一起11年前的性暴力事件，自己竟然会成为被告，这件事，她始料未及——这并不是说，大牙并没有仔细思考过自己说出这件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她想过的，甚至可以说，她想了11年。

“在贴文之前，我告诉了几乎我身边所有的亲友。”大牙告诉身边所有要好的亲人与朋友，是为了让他们在看到新闻时不要过于惊慌，但实际上，大牙身边的许多人，早已知道11年前的事件。

“我先生的话，我几乎是一开始跟他交往时就说了。”大牙说，11年前的那个晚上，她的两位好友就已经在她房里亲耳听见行为人回房后还打来邀她去自己房里的电话；隔日勉强完成工作回到台湾后，她也立刻告诉她当时的经纪人，并且提出要求，希望经纪人尽可能不要安排让她与行为人同处一个空间的工作，经纪人虽然身为男性，但也理解她的心情，只是当时碍于行为人就是他们的老板，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避开。

大牙忍耐著，直到与“老板”旗下公司的合约一到期，立刻走人。

然而她做的不只是忍耐。

11年来的私下走告

在外界看来，她或许是隐忍了11年后终于说出口，但实际上，在这11年里，大牙不时会遇到以为她与陈建州关系很好的圈内相关人士，毫不知情地对大牙提起，大牙总会以严肃的态度告诉对方：“我不喜欢那个人，和他关系也不好，请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他的事情”，如果对方是女性，甚至可能与陈建州因合作而陷入与自己当时同样的困境，大牙也从不吝于说出自己曾遭遇过的事情，希望能够帮助另一个女性事先提防，免于有可能受害的场景。

这是社会上任何圈子、任何阶层，甚至任何性别的人们都在做的事——私下互相提醒避免与什么人共处在什么样的场合，当哪个人开始说什么样的话、开哪些模式的玩笑、做出哪些类型的邀约，就要有所警觉。大牙的工作环境是演艺圈，然而在学校里、职场上，以及需要社交、有明有暗有灰色地带的无数场景之中，都有这样的低调提点，像是差点走向悬崖前伸来拉住自己的一只手，或者已经身陷暗潮汹涌的水域里，足以抓住的一根浮木。

一根浮木，或许只能提供片刻的帮助，然而许多浮木，可能就足以组成一片小筏或者舢舨，让需要的人们能够借此喘息思考，甚至有机会逃离漩涡。

不曾身在其中的人可能很难想像，单单是那样一根浮木有多重要。在这11年间，大牙抛出的无数浮木或许帮助许多人逃过一劫，而在她勇敢吹哨却反遭提告后，阿源的贴文对她而言，何尝不是另一个如同浮木般的救赎？

当然，也有人会说，如果真的受了委屈，怎么不提告呢？怎么不让司法认证呢？这样私下流传，别说帮不了几个人，说不定这些无从证实的耳语也只是有心诬陷，那不是很容易冤枉人吗？

2023年6月，大牙决定发声之后，确实也有这样不以为然的声音。事实上，这样的声音从来不曾停歇，总是出现在各种性犯罪事件的新闻与揭露文章下方，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说著：你去告啊，你去告看看能不能告得成啊，不敢告就是说谎！

以大牙的情况来说，11年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台湾没有属地管辖权，必须在香港提告与进行诉讼，这是提起告诉的一大困难。而大牙在事发后愿意分享幸存经验、当天晚上又有其他朋友作为证人，足以证明她并非捏造事实以毁谤陈建州，因此最终陈建州对大牙提起的刑事告诉获得不起诉处分。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性犯罪事件，都是发生在难以预料、隐密性高的地方，不仅难以取证，有许多时候，行为人之所以敢下手，是基于权势与信任关系，幸存者在事发当下，几乎都是难以置信、无法反应的，更别提搜证以便日后提告了。

就拿大牙与阿源指控的同一个陈建州来说，他不仅拥有艺人与运动员的光环，平时便时常透露出自己在演艺圈与运动圈中的好人缘，而且将爱妻爱子的基督徒形象营造得极为成功——这样的优势，不仅让遭受不当对待的女性在当下感到不可思议、反省自己是不是误会对方的意思，甚至可能质疑自己释放了错误的讯息，就连好不容易脱身之后，也不得不考虑到自己是否能对抗这么完美的形象。

“我欠你的下辈子再还给你”

拥有完美形象却屡次伸出狼爪的，并不只这么一个例子。2023年6月的一连串发声指控里，其中就包括了好几位以爱妻爱家形象著称的男性艺人，在警方介入调查之后，更在知名主持人黄子佼家中搜出存有非法儿童性剥削影片的硬碟，在今年（2024）年初掀起了一片哗然。

这些人的形象虽各有不同，却都堪称正面，爱妻爱家好男人的基本形象少不了之外，有的热心公益，不时有慈善之举；有的跨足文学艺术音乐运动圈，交游广阔，而手上有非法儿童性剥削影片的黄子佼，甚至曾担任多部儿少节目主持人。

不只是形象正面的公众人物，一般人本就不会将自己龌龊猥亵甚至犯法的一面公诸于世，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性暴力下的幸存者，所面对的都是大同小异的困境。

私下互相提醒告诫，是包括大多数女性在内的群体经常用以自保的方式，虽然不可避免地充满漏洞与遗憾，却是在能够采取正面迎击之前所能做的。

“其实我在11年前那件事之后，就一直想，有一天他做的事一定会被发现啊，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的，阴沟里是会翻船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人把这些事说出来制裁他！”

每每回想起那次劫后余生，大牙都告诉自己：只要有人说出受害经过，自己也一定要站出来相挺，可能是第二个或是第三个，但她一定会说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人是真的会做这样的事！

“我没有想到，在这么多年以后，居然是我自己，还是我自己，当那个‘第一个人’⋯⋯”大牙语气里的激昂一下子跌了下来。

一直准备好要当“第二个人”的大牙，其实比谁都知道站出来诉说这些事情有多令人痛苦，且不论必然会有质疑与嘲弄的声音，光是想到自己的名字与形象会再次与对方相提并论都令人恶心不适——即使如此，她坦白地说，即使她知道那有多难，还是会渴望有人站到自己身边。

“那时我收到一些让人很难过的私讯，听说了那个人对别人做的一些事，但很多时候，对方还是没办法突破心防说出口，有一个女生，她甚至跟我道歉⋯⋯”

私讯中，对方说她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受害经验，也做不到公开和大牙站在同一阵线，说出曾遭遇的梦魇，对方只是不断地向大牙道歉，“那个女生说，我欠你的下辈子再还给你。”

这是大牙第一次没忍住眼泪。

不知道谁能忍得住。每一个曾经或差点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甚至只要是拥有同理心的人，恐怕都能够对那个不知名女性的处境感同身受。懂她的不能说，懂她的抱歉，懂她的“我欠你的下辈子再还给你”。

但谁欠了谁呢？大牙、阿源，那位甚至那些没有站出来的女性，都不曾欠谁什么。

“他的提告确实发挥了作用，而这也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一切竟然就停在这里了。”

公开发声的代价原本就十分高昂，而陈建州的提告求偿之举，更让本来就无比挣扎的其他幸存者，在辗转考虑后决定保持沉默。

没有“不快乐”，但也没有“快乐”

无论是大牙或者阿源，具名发声之后，两人的工作邀约都瞬间归零。这其实是她们一开始就知道会发生的事，也早已是她们决定将事件说出来之前考虑过的无数代价之一，即便如此，她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理解。

“不管是厂商，或是制作公司，其实都有透过经纪公司表达关心和支持，那我也很清楚他们的苦衷，毕竟当时很多事情不明朗，大家也难免会担心，如果对方真的告成了呢？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是谁说谎。”大牙与经纪人都不是第一天在演艺圈里打滚，她们很清楚，对方可是拥有广大人脉的圈内人，投资人与制作公司当然难免会担心可能遭到波及，毕竟那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不能等闲视之，只能谨慎处理。

“而且说真的，当时我重度忧郁，你要我去进入另一个角色演戏，或者上综艺节目跟大家嘻嘻哈哈什么的，我是真的办不到。”大牙坦承，当时的自己确实也不适合既有的工作。

阿源则说，自己是因为陈建州对大牙提告求偿的这个举动才决定揭露当年的事件，在写下贴文之前，已经连自己“如果也被告进去的话”该怎么筹一千万都考虑过了，就算没有被告，失去演艺工作也在她的意料之中，她稳下自己，藉著这个机会，专心投入早已想做却始终没有时间创作的图文书；而反被控告加重诽谤的大牙，则陷入重度忧郁。

不断滑手机、点开每一则关于自己的新闻与贴文，甚至将底下的留言全都一一读过，大牙说，她当时就是这样，看著看著就哭了，哭了之后觉得不能这样，就把手机放到一边，然后等到自己不哭了，又拿起来看，看到再次泪如雨下为止。

“我那时还想过，好，如果我被起诉的话呢，那我要去走法院那一关吗？还是说，还是说我在被起诉的时候，就用很激烈的方式结束这一切？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记住这件事情！然后，我又想，可是这个房子才刚买，如果从这里跳下去的话，会影响房价，这样不行，那我就开车，开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然后她老公听到她跟别人讲电话时说到这件事，就很生气，跑来找我告状。”大牙的经纪人表情略带无奈地说。“他就说大牙很不负责任啊，我都跟她结婚了耶，结果她现在要为别的男人去死？怎么可以这样！”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大牙的表情也略为柔和了些，她说，自己是这个时候才发现不对劲，应该要去看个医生，可能必须要借助药物才能撑过去。在先生的支持与陪伴下，大牙的确去看了医生，也按时照著医嘱服药，可是药物的作用让她感觉自己好像和这个世界之间有一层透明的隔绝层，让她只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无法“感觉到”，从6月到12月，她都在药物的影响下处于这样的状态，虽然没有“不快乐”，但也没有“快乐”了。

2023年12月19日，全案由台北地检署侦结，大牙获得不起诉处分。她说，从这时候开始，她才真的慢慢、慢慢地开始转好，虽然还在服药中，但已经在医师的指示下减少药量，情绪也稳定多了。

“他怎么样都已经不关我的事”

想像中，我原以为在发声之后工作量骤然归零的大牙与阿源，对于陈建州至今仍拥有运动圈里的某个头衔职位，应该会感到愤慨不平，毕竟所谓的“取消文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发生在幸存者而非行为人身上，但出乎意料的是，她们两位对此的反应都非常淡然，用她们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其实他怎么样，都不关我的事。”

“我这么做，为的是支持 MeToo 运动，本来就不是11年后突然想讨回公道什么的。”大牙认为，整个 MeToo 运动在她被提告之后突然收束，这才真正是让她忿忿不平的重点。

对于同一个问题，阿源的平静回应，也显示出她拥有相当强大的内在力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乎的是遭遇到这些事件与状况的幸存者，或是我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不是那个加害者或行为人，我并没有将我的焦点放在他身上。”

在大牙的贴文出现之前，阿源已经在密切关注著这场 MeToo 运动，她或点赞、或留言、或转贴，用不同的方式在社群上支持愿意站出来发声的幸存者，就连大牙的贴文出现，她都还没有打算要说出来，直到陈建州对大牙提告。

当时，她心里浮现的那个念头，其实就是她那篇文章中最后一段话：“不想让大牙一个人”。

同时，阿源也强调，与其说是为了大牙，不如说，这个行动的根本原因完全是为了自己。“我知道如果我不说出来，我这辈子都会睡不好，睡不好这件事太严重了，为了下半辈子能好好睡觉，我只能说出来了。”

即便眼前的她看来内在力量饱满丰沛，但阿源也说，她在贴文中的两次事件发生时，与所有曾发生过类似遭遇的人一样，都曾经惊呆、错愕、事后不断怪罪自己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为什么会跟对方独处、为什么当时没有呐喊、没有更强烈地抵抗、没有捍卫自己⋯⋯与大牙不同的是，阿源在第二次事件发生后，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那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再承受别人对我的质疑，因为我已经在不断地怪罪自己⋯⋯”

随著时光流淌，在更多经历中学习与成长，后来的阿源回头看这两个事件时，已经渐渐可以看懂当时对自己的无法谅解、面对当时对自己的批判，并且借由理解当时的自己，慢慢地放下这件事。因此，在大牙说出自己的故事时，阿源心里已经放下了这段经历，也已经放过了自己，她选择说出来，并不为了讨一个公道、要一个道歉，因为她已经放下了这件事，对方要不要承认愿不愿道歉或者有没有被惩罚，与她无关。

那么，她为什么说出来？

“那个特殊性在于，大牙不是只是说出来而已，她还被她所指控的人攻击，这是我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只是不具名的支持——其实在一开始，只是看到大牙贴文时，我本来也就只是打算像我在那之前支持 MeToo 运动的发声者那样，帮忙分享或留言加油等等的，但是，用这种恐吓威胁的方式对待她，我不能接受。”

阿源很快地在脑中思考了许多可能性，找出自己这么做以后可能会承担的代价与困扰，并且一一厘清这些代价与困扰是否可以解决、怎么解决，然后很快地便决定要做这件事，随即告知了家人、亲近的朋友，也对经纪人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这点需要一起承担。阿源强调，之所以是“告知”而非“寻求意见”，也是因为她身边的人们都对她有一定的信任与理解，知道她是个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人，也必然是经过思考与取舍，才做出决定，因此并没有什么反对或担心的声音。

阿源淡淡诉说当时的做法，我却回想起一开始她对我说“不要写出大牙名字”的那时，我接收到的也是礼貌而坚定的告知，一如她始终的清醒态度。

不让别人在心里闹事

贴文发出的隔天，新闻正沸沸扬扬，网路上漫天烽火，阿源依旧照常生活。上完例行的体育课之后，她在闹区的大路口等著过马路时，路边有一个陌生的中年阿姨，恶狠狠地瞪著她，愤愤然地朝她咒骂：“坐享其成！不要脸！”

阿源微微地愣住了一下，随即在心里想：是因为那件事的关系吗？这个咒骂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似乎很可能与她前一天的贴文有关，也可以只当作是走在路上可能会遇到的某种情况，但即使与贴文有关，那又怎么样呢？这也只是她早知自己发声后会遇到的所有可能之一而已，而阿源能做的便是，在确认自己安全的状况下，不让这样的事件影响自己。

她以平常的步伐走过了那个街口，让那句咒骂抛在身后。

同样的强大心理素质，也在她发声后不久收到死亡威胁讯息时，发挥了作用。阿源简单而不带情绪地描述了那个讯息：照片上是带血的刀，与一个手上的伤口，加上一连串中二感强烈的不通顺文句，兼之错字连篇，她无法完全理解那个讯息，但她知道那个讯息里挟带的所有情绪，都不关自己的事，她可能只是一个对方当成情绪出口的新闻点，而她能够确认的是自己都有做好随身的自保措施，她有保护自己的基本能力，这样就够了。

阿源不让别人在她心里闹事，这是她强大的内在力量之一。

我所观察到的另一个内在力量，则是我们通常称之为良知或正义感，而阿源称之为“我希望我晚上可以好好睡觉”的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似乎是从很久以前便存在于她的身体里。

高中读女校时，阿源有一回在下课时挤满女学生的公车上，坐在一个陌生男子旁边，这个男子反穿著外套，外套下方不断传出骚动，发出窸窸簌簌的声音，她起先不以为意，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对方在外套遮掩下当众自慰。

阿源的第一个念头是要赶快离开那个位置，但随即她想到，整个公车上都是她的同校同学，只要她一离开这个座位，就会有另外一个高中女孩补上。

不能让其他女生遭遇这种事。

就像阿源发现大牙被提告求偿千万时那样，阿源用极短的时间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该怎么办”的无数种可能，然后采取行动。她站起来，对著旁边那个男子大骂脏话，把她想得到的最脏的脏话都骂过一遍，而去除掉那些脏话，她的大意是：“你在干什么？你有种把外套拿下来让大家看看你在干嘛啊，你觉得我好欺负是不是！”

她说，当时她手上还有一杯奶茶，还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整杯倒在那个人身上，但是这样公车司机要清理很辛苦，所以她⋯⋯

“什么？你是说，你还考虑到公车司机要清洗座位上的奶茶？”

“对啊，公车司机又没有做错事，这样他太辛苦了。”阿源继续说，她这样大声怒骂之后，全公车的女学生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再也不会有人坐到那人旁边的位置了，这就是她的目的。当时社会风气还没有太多自保的手段，身上也不可能有防狼喷雾，这是她所能做的事情。

阿源骂完之后便按了下车铃，在下一站下车后，她一回头，发现车上所有的女学生都在同一站下车了。

而她走回家的路上却还在想，但是，如果下一站又有完全不知情的女生上车了怎么办？

阿源就这么在一路长大的每一个事件里，做出当下能做的事，思考下一次还能怎么样做得更好一点。从小到大遇见各种莫名其妙的事也没少过，比方说小学的时候就会有学校附近的书局老板摸女学生屁股，高中时也曾经在公车上遇到怪人对她破口大骂、吐槟榔渣，但公车上没有任何人挺身制止或站在她那边。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不是说有人骂我这件事，而是，整辆公车上每个人都视而不见的这件事。”阿源说。“我下车后，嚎啕大哭了一场，那时我的念头就是，未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要站出来，我要做些什么！”

至此，我们几乎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一句打动无数人心的“我不想让大牙一个人”，是从何而来。

也正因为阿源自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路在学习著变得更有力量，她深深知道“还没有力量”的时候，人们遇到权势压迫或突如其来的恶意欺凌时，会多么手足无措，而事后又会如何怪罪自己。阿源不断强调，她并不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跟她一样，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也处在不同的压力之下，她绝对愿意支持站出来的那些人，但如果有人没办法站出来，她也能理解，也希望那些站不出来的人能够得到另外一种支持。

由于自己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加上恰好拥有足够的环境与资源，才有机会从一开始会愣住、会大哭、会责怪自己的那个自己，逐渐长成现在的模样，阿源不愿意任何人因为她在当下选择站到大牙身边，就认为所有幸存者都应该要像她一样。

因为在遭遇事件的当下，她也和每一个人会有的反应无异。“你会在第一时间愣住、退缩，事发后躲起来不告诉任何人，怪罪自己为什么没做什么或做了什么，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我只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不要太苛责自己，要放过自己，因为这就是生而为人会遇到的事情、会有的反应。”

“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因为身为一个女性，或者说我处在演艺圈里，才会遇到这些问题。”许多遭遇，她宁可将其视为人生，因为生而为人，就可能因为人性的复杂，而遇见各种会因人而产生的不同境遇。身在演艺圈，这些事情或许会被放大，成为新闻焦点，然而无论是权势压迫或者性暴力，难道就只会发生在演艺圈里吗？难道就只发生在女性身上吗？

存在于演艺圈，但也不只有演艺圈

我们都知道，并不是这样的。

但同时，我无法不回想起，计划做这个台湾 MeToo 运动一年后的专题报导之初，除了事件焦点中的大牙与阿源，还试图寻找更多电视、电影、综艺等不同影视环境的幕后工作人员，希望从更多角度来探讨演艺圈里的性别议题，但这件事出奇地艰难，不仅没有人愿意具名受访，连不具名地隐晦指出自己曾经目睹或遭遇哪些事件，都极其困难。

有人本来决心要不具名地受访了，思考了几天之后，又决定还是先婉拒；也有一位导演坦白地告诉我，除非不想干这行了，不然实在不可能受访。

“你想想看，把事情说出来了之后，你的工作伙伴会怎么想你？即使你说的是实话，你可能也会被视为一个爱八卦的大嘴巴，这样以后哪个剧组还想找你进来工作？就算不具名地说出自己看到了什么事，当事者看到报导后难道不会开始回想可能是哪些人说出去的吗？”

我当时得到的回复，直白得令人感激，也令人感伤。“最重要的是，不会有人明说你是因为受访所以工作机会变少了，想换掉一个人的理由多著是，一想到这些，谁说得出口？”

2023年6月，台湾 MeToo 发声潮正在高峰的当下，以影评粉专“无影无踪”积极参与并协助许多幸存者发声的影评人翁煌德也表示，台湾的影视圈实在太小了，人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影视圈里比较知名的几个制作和经纪公司正在捧红谁、哪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有背景更有资源，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勇敢发声，甚至只是声援幸存者，对谁来说都并不容易。

翁煌德不无自嘲地说，自己虽然做影评，但也不全然靠这行吃饭，这给予他够出手声援想要支持的幸存者的余裕。他经营的粉专所协助揭露与声援的对象，甚至也不限于演艺圈、不限于 MeToo 运动，几乎可说是一个摆荡于“见义勇为”与“引火上身”之间的粉专。

在2023年的 MeToo 运动，以及2024年黄子佼持有儿少性剥削影片的事件延烧时，都曾在第一时间留言支持幸存者、发声谴责行为人的艺人郭彦均，则认为这些事件都不会是演艺圈独有的现象。他以自己和演艺圈好友们为例，自承工作一天之后都只想赶快回家陪家人，就算是那些萤幕上看起来满嘴胡话的演艺圈好友，私底下也并不是会对异性毛手毛脚的类型。

郭彦均认为，作为艺人，每一件事都会被放大检视，别说什么酒驾或性侵，连过马路都要小心自己有没有好好踩在斑马线，尤其是人人手机都有镜头的现代社会，每趟出门，不管是去便利商店或是去倒垃圾，就是一次被检视的机会。

“我甚至觉得，因为大家都认识我们，所以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必须要比别人更高的！”

郭彦均这么说，听起来也颇有道理，但明摆在眼前的，不就是有那些人，假藉著艺人光环、主持人和善形象、进入演艺圈的敲门砖、表演老师的特殊教学方式⋯⋯等等，遂行他们的私欲吗？

“他们或许的确是做了这样的事，但就像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圈子一样，无论是金融圈、教育圈或任何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人。”郭彦均的话，与阿源认为这是普遍人性的说法，隐隐地彼此呼应。

的确，在任何圈子里，凡有利益往来，便免不了形成阶级，也免不了权势不对等，而权势不对等所能造成的压迫，不仅展现在性别上，也展现在更多难以言说的细节里，所以会有遭受欺凌的幸存者再怎么样也说不出口，所以会有明明目睹了伤害现场却连不具名受访都必须考虑再三的挣扎——我们终于明白，那一切确实存在于演艺圈没错，但也绝对不仅仅存在于演艺圈。

那就是在这个社会里依赖著人与人的关系而活的我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源自于人性的问题，不可能有完全解决的一天，就像是水流之处便可能有漩涡与暗流，那就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事实，但即使如此，或许也并不需要过于沮丧。这个世界，确实离“够好”还远得很，但似乎也并不是没有变好一点点，似乎并不是没有一点点变得更好的可能。

想到在这11年间，一直在努力提醒其他女性“小心那个人”的大牙；想到在大牙被提告后，以极快的速度发文站到她身边的阿源；想到2023年6月那些勇敢说出自身遭遇的幸存者，以及和大牙与阿源那样本来素不相识却愿意拥抱另一个受伤灵魂的每一个人；想到无数个我们曾经从同学、同事甚至陌生人的私下提醒间知道要避开的某些危险；再想想仅仅是一两年前，社会风气还不足以让这么多人愿意站出来诉说自己在性暴力下的幸存经验⋯⋯

那是一根又一根的浮木，这些浮木在暗潮汹涌间载浮载沉，有时候暂时让某个人幸运地得到一点点呼吸的余地，有时候与其他浮木串连在一起，渐渐支撑得了更多人，渐渐能够让更多人加入这个将浮木紧紧系在一起、造出一艘方舟，甚至建成船舶的行列。

水中永远会有暗流，或许我们也难以避免再有人失足与灭顶，可是，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我们有成为浮木、建造船舶的能力。

如果2023年那场 MeToo 发声潮，其中有著“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的力量，那么在一年之后，藉著去年终于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那些浮木，我们再支撑彼此走得更远一点，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