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MeToo一年後：願為浮木，為彼此打造方舟

「我想特別提出一件事。」

被粉絲們暱稱為阿源的藝人暨圖文作家郭源元，在我問起她去年（2023）6月引起軒然大波的那篇 MeToo 社群貼文時，她的第一句話是這樣的。「我希望你在寫報導的時候，不要寫出大牙的名字，如果需要提到，請你寫『同業』這樣就好。」

還來不及反應過來，阿源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很快地接續說明：「我不希望她的名字出現，因為我不知道一直提起這些事對她來說會不會是二次傷害，我很樂意談這個議題，也覺得有需要談，可是通常提到我的這件事，就一定會提到大牙，我不希望她再有受傷或難過的可能。」

阿源緩緩說出這些話時，我們頭上的燈管似乎微微地閃爍了一下。

「去年的事件之前，我並不認識她；在那件事過後，我雖然和大牙有一些連繫，但並不頻繁，我從媒體上得知她在這個事件過後陷入了重度憂鬱，所以真的很不希望因為我提到她而讓她再次受傷⋯⋯」阿源試圖解釋她劈頭便這麼說的原因。

她誠摯的眼神與堅定的語氣，讓我立即感受到：她是反覆思考過後，才在再度對這個議題發聲以及保護另一個女性之間，找出了這個可以平衡兩者的解法。

我們隨即說明接下來也有訪談大牙（周宜霈）的計畫，請阿源放心；同時，阿源此刻的話，也讓人無法不回想起，差不多就在一年前，阿源在社群媒體上寫下的長文中，最後那段話：「現在說出來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不想讓大牙一個人。」

不管是2023年或2024年，無論是她的所思所想甚至所為，就是這麼簡單。

「不讓你孤軍奮戰」

阿源所考慮的事情確實有其必要，因為在2023年6月席捲台灣的 MeToo 發聲潮之中，她的發言與稍早之前另一位藝人大牙密切相關，難以被獨立看待。

2023年5月底，一位女性政治工作者在社群平台發文，自稱因當時《人選之人：造浪者》劇集中的名台詞「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而受到鼓舞，決定揭發政治工作中的性暴力內幕，以此為起始，社群平台上引爆了一連串的發聲，高峰期落在前一個多月，餘波則至今未歇，遍及政治圈、教育圈、文藝圈、演藝圈⋯⋯各領域的諸多揭露與聲援，令許多台灣民眾徹底體認到性暴力在台灣有多麼常見，又因為其特殊性而多麼容易讓受害經驗成為黑數與暗瘡——而其中最受矚目的揭露之一，就是大牙說出11年前，在出差香港時曾被當時的老闆陳建州（藝名黑人，現為台灣職籃 P. LEAGUE+ 副會長）闖入飯店房間、意圖不軌的事件。

由於事件中的兩造都是知名藝人，這則發文引來了極大的關注，受到指控的行為人陳建州隨即對出面揭露此事的大牙提告民事訴訟，求償新台幣一千萬元，而在提告消息公開的當天晚上，阿源的一篇長文，平靜敘述自己在數年前同樣兩度從陳建州的性暴力對待之下倖存，以這篇發文靜靜地站到了剛被求償千萬的大牙身邊。

在阿源發文同時，當時還完全不認識阿源的大牙，和工作夥伴們一起在公司裡，正因為被提告求償的消息而陷入震驚。大牙的經紀人說，大牙在發聲之後，依然想要努力維持正常生活步調，因此隔天的工作行程完全沒有更動，努力維持正常作息，然而他們全都沒有想到，大牙說出11年前的性暴力事件，得到的竟然是對方的提告求償。

即便是一年之後，大牙說起這事還是一臉錯愕。她想過陳建州可能會否認，可能會開記者會反駁，可能會搬出各種理由試圖撇清⋯⋯「但我沒有想到竟然是提告，還是一千萬這種數字。」

「而且，對方還說如果求償成功，他要把這些錢捐給婦女團體。」大牙的經紀人簡單補充，不需加上任何評論，單是描述事實便能傳達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荒謬感。

「消息傳來，我的手機就開始一直響一直響。」大牙看著她眼前空無一物的桌面，微微濕潤的雙眼彷彿正注視著當時不斷跳出訊息、對話框與通話要求的手機螢幕。「手機就放在桌上，沒有人去碰它，然後螢幕就一直亮起來，亮起來，亮起來⋯⋯」

我忍不住跟隨她的視線，望向那個其實空無一物的桌面，試著想像那個看著手機螢幕不斷亮起來的時候，大牙是什麼樣的心情，那似乎很容易想像，同時也太難真正地想像。

「然後我整個人就是一個，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就是⋯⋯」大牙緩了緩，轉而描述當時收到的好友關心。「我接到云歆的電話，她說她氣到知道消息後站在路邊大哭；她說，這件事情怎麼會這樣，這個人怎麼會這麼惡劣，然後在幫我想辦法。」

要怎麼想辦法呢？大牙說，當時她的腦子一片渾沌，亂七八糟地轉著這樣要用到多少律師費，她才剛買了房子，還要繳房貸，如果因此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了，要怎麼付這些律師費，如果對方真的告成了會判她要賠多少錢，要怎麼籌出這些錢同時還要付律師費。

就在這個時候，她看見了阿源的貼文。

「看見她寫下那些事，真的讓我非常心疼，我心裡覺得怎麼可以，怎麼可以啊，他怎麼可以就真的這樣把魔爪伸到別人身上。」

對大牙來說，阿源的貼文豈止是百感交集：作為第一個揭露陳建州的發聲者，她當然希望有其他倖存者願意站到自己身邊，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有更多受害經驗，那又是她萬萬不願意的。。

「源元的貼文很長，所以一開始看到的都是她遭遇的事情，還有事件發生後對自己的質疑，那些我都經歷過，真的看了很難過，很捨不得，沒有辦法一次看完，所以就直接滑到文章最下面，就看到那句：因為我不想讓大牙一個人⋯⋯」大牙深深吸了一口氣，停頓了一下，眼中含淚地笑著說：「然後，然後就大崩潰啊，公司裡每個人看到這句話全部都在那裡崩潰啊。」

因為阿源的貼文，與夥伴們抱在一起大哭一場之後，大牙好像才終於回過神來，積極找律師開會、研討對策，要開始面對這件事。

然而過沒多久，對造撤回了民事提告，還沒來得及讓誰放下心，他們便再度提出了加重誹謗的刑事告訴。

無論自己身上背的這個案子是民事或者刑事，她總之就是「被告」了。

因為揭露一起11年前的性暴力事件，自己竟然會成為被告，這件事，她始料未及——這並不是說，大牙並沒有仔細思考過自己說出這件事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她想過的，甚至可以說，她想了11年。

「在貼文之前，我告訴了幾乎我身邊所有的親友。」大牙告訴身邊所有要好的親人與朋友，是為了讓他們在看到新聞時不要過於驚慌，但實際上，大牙身邊的許多人，早已知道11年前的事件。

「我先生的話，我幾乎是一開始跟他交往時就說了。」大牙說，11年前的那個晚上，她的兩位好友就已經在她房裡親耳聽見行為人回房後還打來邀她去自己房裡的電話；隔日勉強完成工作回到台灣後，她也立刻告訴她當時的經紀人，並且提出要求，希望經紀人盡可能不要安排讓她與行為人同處一個空間的工作，經紀人雖然身為男性，但也理解她的心情，只是當時礙於行為人就是他們的老闆，能做的也就是盡可能避開。

大牙忍耐著，直到與「老闆」旗下公司的合約一到期，立刻走人。

然而她做的不只是忍耐。

11年來的私下走告

在外界看來，她或許是隱忍了11年後終於說出口，但實際上，在這11年裡，大牙不時會遇到以為她與陳建州關係很好的圈內相關人士，毫不知情地對大牙提起，大牙總會以嚴肅的態度告訴對方：「我不喜歡那個人，和他關係也不好，請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他的事情」，如果對方是女性，甚至可能與陳建州因合作而陷入與自己當時同樣的困境，大牙也從不吝於說出自己曾遭遇過的事情，希望能夠幫助另一個女性事先提防，免於有可能受害的場景。

這是社會上任何圈子、任何階層，甚至任何性別的人們都在做的事——私下互相提醒避免與什麼人共處在什麼樣的場合，當哪個人開始說什麼樣的話、開哪些模式的玩笑、做出哪些類型的邀約，就要有所警覺。大牙的工作環境是演藝圈，然而在學校裡、職場上，以及需要社交、有明有暗有灰色地帶的無數場景之中，都有這樣的低調提點，像是差點走向懸崖前伸來拉住自己的一隻手，或者已經身陷暗潮洶湧的水域裡，足以抓住的一根浮木。

一根浮木，或許只能提供片刻的幫助，然而許多浮木，可能就足以組成一片小筏或者舢舨，讓需要的人們能夠藉此喘息思考，甚至有機會逃離漩渦。

不曾身在其中的人可能很難想像，單單是那樣一根浮木有多重要。在這11年間，大牙拋出的無數浮木或許幫助許多人逃過一劫，而在她勇敢吹哨卻反遭提告後，阿源的貼文對她而言，何嘗不是另一個如同浮木般的救贖？

當然，也有人會說，如果真的受了委屈，怎麼不提告呢？怎麼不讓司法認證呢？這樣私下流傳，別說幫不了幾個人，說不定這些無從證實的耳語也只是有心誣陷，那不是很容易冤枉人嗎？

2023年6月，大牙決定發聲之後，確實也有這樣不以為然的聲音。事實上，這樣的聲音從來不曾停歇，總是出現在各種性犯罪事件的新聞與揭露文章下方，他們用不同的方式說著：你去告啊，你去告看看能不能告得成啊，不敢告就是說謊！

以大牙的情況來說，11年前的事件發生在香港，台灣沒有屬地管轄權，必須在香港提告與進行訴訟，這是提起告訴的一大困難。而大牙在事發後願意分享倖存經驗、當天晚上又有其他朋友作為證人，足以證明她並非捏造事實以毀謗陳建州，因此最終陳建州對大牙提起的刑事告訴獲得不起訴處分。

除此之外，絕大多數的性犯罪事件，都是發生在難以預料、隱密性高的地方，不僅難以取證，有許多時候，行為人之所以敢下手，是基於權勢與信任關係，倖存者在事發當下，幾乎都是難以置信、無法反應的，更別提蒐證以便日後提告了。

就拿大牙與阿源指控的同一個陳建州來說，他不僅擁有藝人與運動員的光環，平時便時常透露出自己在演藝圈與運動圈中的好人緣，而且將愛妻愛子的基督徒形象營造得極為成功——這樣的優勢，不僅讓遭受不當對待的女性在當下感到不可思議、反省自己是不是誤會對方的意思，甚至可能質疑自己釋放了錯誤的訊息，就連好不容易脫身之後，也不得不考慮到自己是否能對抗這麼完美的形象。

「我欠你的下輩子再還給你」

擁有完美形象卻屢次伸出狼爪的，並不只這麼一個例子。2023年6月的一連串發聲指控裡，其中就包括了好幾位以愛妻愛家形象著稱的男性藝人，在警方介入調查之後，更在知名主持人黃子佼家中搜出存有非法兒童性剝削影片的硬碟，在今年（2024）年初掀起了一片譁然。

這些人的形象雖各有不同，卻都堪稱正面，愛妻愛家好男人的基本形象少不了之外，有的熱心公益，不時有慈善之舉；有的跨足文學藝術音樂運動圈，交遊廣闊，而手上有非法兒童性剝削影片的黃子佼，甚至曾擔任多部兒少節目主持人。

不只是形象正面的公眾人物，一般人本就不會將自己齷齪猥褻甚至犯法的一面公諸於世，因此無論是哪一種性暴力下的倖存者，所面對的都是大同小異的困境。

私下互相提醒告誡，是包括大多數女性在內的群體經常用以自保的方式，雖然不可避免地充滿漏洞與遺憾，卻是在能夠採取正面迎擊之前所能做的。

「其實我在11年前那件事之後，就一直想，有一天他做的事一定會被發現啊，夜路走多了總會碰到鬼的，陰溝裡是會翻船的！我相信總有一天一定會有人把這些事說出來制裁他！」

每每回想起那次劫後餘生，大牙都告訴自己：只要有人說出受害經過，自己也一定要站出來相挺，可能是第二個或是第三個，但她一定會說出來，讓大家知道這個人是真的會做這樣的事！

「我沒有想到，在這麼多年以後，居然是我自己，還是我自己，當那個『第一個人』⋯⋯」大牙語氣裡的激昂一下子跌了下來。

一直準備好要當「第二個人」的大牙，其實比誰都知道站出來訴說這些事情有多令人痛苦，且不論必然會有質疑與嘲弄的聲音，光是想到自己的名字與形象會再次與對方相提並論都令人噁心不適——即使如此，她坦白地說，即使她知道那有多難，還是會渴望有人站到自己身邊。

「那時我收到一些讓人很難過的私訊，聽說了那個人對別人做的一些事，但很多時候，對方還是沒辦法突破心防說出口，有一個女生，她甚至跟我道歉⋯⋯」

私訊中，對方說她從未對任何人透露過自己的受害經驗，也做不到公開和大牙站在同一陣線，說出曾遭遇的夢魘，對方只是不斷地向大牙道歉，「那個女生說，我欠你的下輩子再還給你。」

這是大牙第一次沒忍住眼淚。

不知道誰能忍得住。每一個曾經或差點在那個位置上的人，甚至只要是擁有同理心的人，恐怕都能夠對那個不知名女性的處境感同身受。懂她的不能說，懂她的抱歉，懂她的「我欠你的下輩子再還給你」。

但誰欠了誰呢？大牙、阿源，那位甚至那些沒有站出來的女性，都不曾欠誰什麼。

「他的提告確實發揮了作用，而這也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一切竟然就停在這裡了。」

公開發聲的代價原本就十分高昂，而陳建州的提告求償之舉，更讓本來就無比掙扎的其他倖存者，在輾轉考慮後決定保持沉默。

沒有「不快樂」，但也沒有「快樂」

無論是大牙或者阿源，具名發聲之後，兩人的工作邀約都瞬間歸零。這其實是她們一開始就知道會發生的事，也早已是她們決定將事件說出來之前考慮過的無數代價之一，即便如此，她們也都異口同聲地表示理解。

「不管是廠商，或是製作公司，其實都有透過經紀公司表達關心和支持，那我也很清楚他們的苦衷，畢竟當時很多事情不明朗，大家也難免會擔心，如果對方真的告成了呢？在那個時候，他們也不知道究竟是誰說謊。」大牙與經紀人都不是第一天在演藝圈裡打滾，她們很清楚，對方可是擁有廣大人脈的圈內人，投資人與製作公司當然難免會擔心可能遭到波及，畢竟那都是團隊合作的成果，不能等閒視之，只能謹慎處理。

「而且說真的，當時我重度憂鬱，你要我去進入另一個角色演戲，或者上綜藝節目跟大家嘻嘻哈哈什麼的，我是真的辦不到。」大牙坦承，當時的自己確實也不適合既有的工作。

阿源則說，自己是因為陳建州對大牙提告求償的這個舉動才決定揭露當年的事件，在寫下貼文之前，已經連自己「如果也被告進去的話」該怎麼籌一千萬都考慮過了，就算沒有被告，失去演藝工作也在她的意料之中，她穩下自己，藉著這個機會，專心投入早已想做卻始終沒有時間創作的圖文書；而反被控告加重誹謗的大牙，則陷入重度憂鬱。

不斷滑手機、點開每一則關於自己的新聞與貼文，甚至將底下的留言全都一一讀過，大牙說，她當時就是這樣，看著看著就哭了，哭了之後覺得不能這樣，就把手機放到一邊，然後等到自己不哭了，又拿起來看，看到再次淚如雨下為止。

「我那時還想過，好，如果我被起訴的話呢，那我要去走法院那一關嗎？還是說，還是說我在被起訴的時候，就用很激烈的方式結束這一切？用這種方式讓大家記住這件事情！然後，我又想，可是這個房子才剛買，如果從這裡跳下去的話，會影響房價，這樣不行，那我就開車，開車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然後她老公聽到她跟別人講電話時說到這件事，就很生氣，跑來找我告狀。」大牙的經紀人表情略帶無奈地說。「他就說大牙很不負責任啊，我都跟她結婚了耶，結果她現在要為別的男人去死？怎麼可以這樣！」

說到這裡，大家都笑了起來，大牙的表情也略為柔和了些，她說，自己是這個時候才發現不對勁，應該要去看個醫生，可能必須要借助藥物才能撐過去。在先生的支持與陪伴下，大牙的確去看了醫生，也按時照著醫囑服藥，可是藥物的作用讓她感覺自己好像和這個世界之間有一層透明的隔絕層，讓她只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卻無法「感覺到」，從6月到12月，她都在藥物的影響下處於這樣的狀態，雖然沒有「不快樂」，但也沒有「快樂」了。

2023年12月19日，全案由台北地檢署偵結，大牙獲得不起訴處分。她說，從這時候開始，她才真的慢慢、慢慢地開始轉好，雖然還在服藥中，但已經在醫師的指示下減少藥量，情緒也穩定多了。

「他怎麼樣都已經不關我的事」

想像中，我原以為在發聲之後工作量驟然歸零的大牙與阿源，對於陳建州至今仍擁有運動圈裡的某個頭銜職位，應該會感到憤慨不平，畢竟所謂的「取消文化」，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是發生在倖存者而非行為人身上，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們兩位對此的反應都非常淡然，用她們各自的方式表達了：「其實他怎麼樣，都不關我的事。」

「我這麼做，為的是支持 MeToo 運動，本來就不是11年後突然想討回公道什麼的。」大牙認為，整個 MeToo 運動在她被提告之後突然收束，這才真正是讓她忿忿不平的重點。

對於同一個問題，阿源的平靜回應，也顯示出她擁有相當強大的內在力量。「我覺得，對我來說，我在乎的是遭遇到這些事件與狀況的倖存者，或是我自己的心理狀態，而不是那個加害者或行為人，我並沒有將我的焦點放在他身上。」

在大牙的貼文出現之前，阿源已經在密切關注著這場 MeToo 運動，她或點讚、或留言、或轉貼，用不同的方式在社群上支持願意站出來發聲的倖存者，就連大牙的貼文出現，她都還沒有打算要說出來，直到陳建州對大牙提告。

當時，她心裡浮現的那個念頭，其實就是她那篇文章中最後一段話：「不想讓大牙一個人」。

同時，阿源也強調，與其說是為了大牙，不如說，這個行動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為了自己。「我知道如果我不說出來，我這輩子都會睡不好，睡不好這件事太嚴重了，為了下半輩子能好好睡覺，我只能說出來了。」

即便眼前的她看來內在力量飽滿豐沛，但阿源也說，她在貼文中的兩次事件發生時，與所有曾發生過類似遭遇的人一樣，都曾經驚呆、錯愕、事後不斷怪罪自己為什麼會讓這樣的事發生、為什麼會跟對方獨處、為什麼當時沒有吶喊、沒有更強烈地抵抗、沒有捍衛自己⋯⋯與大牙不同的是，阿源在第二次事件發生後，甚至沒有告訴任何人。「那時候我真的沒辦法再承受別人對我的質疑，因為我已經在不斷地怪罪自己⋯⋯」

隨著時光流淌，在更多經歷中學習與成長，後來的阿源回頭看這兩個事件時，已經漸漸可以看懂當時對自己的無法諒解、面對當時對自己的批判，並且藉由理解當時的自己，慢慢地放下這件事。因此，在大牙說出自己的故事時，阿源心裡已經放下了這段經歷，也已經放過了自己，她選擇說出來，並不為了討一個公道、要一個道歉，因為她已經放下了這件事，對方要不要承認願不願道歉或者有沒有被懲罰，與她無關。

那麼，她為什麼說出來？

「那個特殊性在於，大牙不是只是說出來而已，她還被她所指控的人攻擊，這是我沒有辦法忍受的事，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只是不具名的支持——其實在一開始，只是看到大牙貼文時，我本來也就只是打算像我在那之前支持 MeToo 運動的發聲者那樣，幫忙分享或留言加油等等的，但是，用這種恐嚇威脅的方式對待她，我不能接受。」

阿源很快地在腦中思考了許多可能性，找出自己這麼做以後可能會承擔的代價與困擾，並且一一釐清這些代價與困擾是否可以解決、怎麼解決，然後很快地便決定要做這件事，隨即告知了家人、親近的朋友，也對經紀人說，接下來可能會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這點需要一起承擔。阿源強調，之所以是「告知」而非「尋求意見」，也是因為她身邊的人們都對她有一定的信任與理解，知道她是個可以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的人，也必然是經過思考與取捨，才做出決定，因此並沒有什麼反對或擔心的聲音。

阿源淡淡訴說當時的做法，我卻回想起一開始她對我說「不要寫出大牙名字」的那時，我接收到的也是禮貌而堅定的告知，一如她始終的清醒態度。

不讓別人在心裡鬧事

貼文發出的隔天，新聞正沸沸揚揚，網路上漫天烽火，阿源依舊照常生活。上完例行的體育課之後，她在鬧區的大路口等著過馬路時，路邊有一個陌生的中年阿姨，惡狠狠地瞪著她，憤憤然地朝她咒罵：「坐享其成！不要臉！」

阿源微微地愣住了一下，隨即在心裡想：是因為那件事的關係嗎？這個咒罵在這個時間點發生，似乎很可能與她前一天的貼文有關，也可以只當作是走在路上可能會遇到的某種情況，但即使與貼文有關，那又怎麼樣呢？這也只是她早知自己發聲後會遇到的所有可能之一而已，而阿源能做的便是，在確認自己安全的狀況下，不讓這樣的事件影響自己。

她以平常的步伐走過了那個街口，讓那句咒罵拋在身後。

同樣的強大心理素質，也在她發聲後不久收到死亡威脅訊息時，發揮了作用。阿源簡單而不帶情緒地描述了那個訊息：照片上是帶血的刀，與一個手上的傷口，加上一連串中二感強烈的不通順文句，兼之錯字連篇，她無法完全理解那個訊息，但她知道那個訊息裡挾帶的所有情緒，都不關自己的事，她可能只是一個對方當成情緒出口的新聞點，而她能夠確認的是自己都有做好隨身的自保措施，她有保護自己的基本能力，這樣就夠了。

阿源不讓別人在她心裡鬧事，這是她強大的內在力量之一。

我所觀察到的另一個內在力量，則是我們通常稱之為良知或正義感，而阿源稱之為「我希望我晚上可以好好睡覺」的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似乎是從很久以前便存在於她的身體裡。

高中讀女校時，阿源有一回在下課時擠滿女學生的公車上，坐在一個陌生男子旁邊，這個男子反穿著外套，外套下方不斷傳出騷動，發出窸窸簌簌的聲音，她起先不以為意，隔了一段時間才發現對方在外套遮掩下當眾自慰。

阿源的第一個念頭是要趕快離開那個位置，但隨即她想到，整個公車上都是她的同校同學，只要她一離開這個座位，就會有另外一個高中女孩補上。

不能讓其他女生遭遇這種事。

就像阿源發現大牙被提告求償千萬時那樣，阿源用極短的時間在腦子裡過了一遍「我該怎麼辦」的無數種可能，然後採取行動。她站起來，對著旁邊那個男子大罵髒話，把她想得到的最髒的髒話都罵過一遍，而去除掉那些髒話，她的大意是：「你在幹什麼？你有種把外套拿下來讓大家看看你在幹嘛啊，你覺得我好欺負是不是！」

她說，當時她手上還有一杯奶茶，還考慮了一下要不要整杯倒在那個人身上，但是這樣公車司機要清理很辛苦，所以她⋯⋯

「什麼？你是說，你還考慮到公車司機要清洗座位上的奶茶？」

「對啊，公車司機又沒有做錯事，這樣他太辛苦了。」阿源繼續說，她這樣大聲怒罵之後，全公車的女學生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再也不會有人坐到那人旁邊的位置了，這就是她的目的。當時社會風氣還沒有太多自保的手段，身上也不可能有防狼噴霧，這是她所能做的事情。

阿源罵完之後便按了下車鈴，在下一站下車後，她一回頭，發現車上所有的女學生都在同一站下車了。

而她走回家的路上卻還在想，但是，如果下一站又有完全不知情的女生上車了怎麼辦？

阿源就這麼在一路長大的每一個事件裡，做出當下能做的事，思考下一次還能怎麼樣做得更好一點。從小到大遇見各種莫名其妙的事也沒少過，比方說小學的時候就會有學校附近的書局老闆摸女學生屁股，高中時也曾經在公車上遇到怪人對她破口大罵、吐檳榔渣，但公車上沒有任何人挺身制止或站在她那邊。

「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不是說有人罵我這件事，而是，整輛公車上每個人都視而不見的這件事。」阿源說。「我下車後，嚎啕大哭了一場，那時我的念頭就是，未來如果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要站出來，我要做些什麼！」

至此，我們幾乎可以清楚地看見，那一句打動無數人心的「我不想讓大牙一個人」，是從何而來。

也正因為阿源自己是在成長的過程中一路在學習著變得更有力量，她深深知道「還沒有力量」的時候，人們遇到權勢壓迫或突如其來的惡意欺凌時，會多麽手足無措，而事後又會如何怪罪自己。阿源不斷強調，她並不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跟她一樣，每個人都在不同的環境裡成長，也處在不同的壓力之下，她絕對願意支持站出來的那些人，但如果有人沒辦法站出來，她也能理解，也希望那些站不出來的人能夠得到另外一種支持。

由於自己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加上恰好擁有足夠的環境與資源，才有機會從一開始會愣住、會大哭、會責怪自己的那個自己，逐漸長成現在的模樣，阿源不願意任何人因為她在當下選擇站到大牙身邊，就認為所有倖存者都應該要像她一樣。

因為在遭遇事件的當下，她也和每一個人會有的反應無異。「你會在第一時間愣住、退縮，事發後躲起來不告訴任何人，怪罪自己為什麼沒做什麼或做了什麼，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我只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不要太苛責自己，要放過自己，因為這就是生而為人會遇到的事情、會有的反應。」

「我並不覺得自己是因為身為一個女性，或者說我處在演藝圈裡，才會遇到這些問題。」許多遭遇，她寧可將其視為人生，因為生而為人，就可能因為人性的複雜，而遇見各種會因人而產生的不同境遇。身在演藝圈，這些事情或許會被放大，成為新聞焦點，然而無論是權勢壓迫或者性暴力，難道就只會發生在演藝圈裡嗎？難道就只發生在女性身上嗎？

存在於演藝圈，但也不只有演藝圈

我們都知道，並不是這樣的。

但同時，我無法不回想起，計畫做這個台灣 MeToo 運動一年後的專題報導之初，除了事件焦點中的大牙與阿源，還試圖尋找更多電視、電影、綜藝等不同影視環境的幕後工作人員，希望從更多角度來探討演藝圈裡的性別議題，但這件事出奇地艱難，不僅沒有人願意具名受訪，連不具名地隱晦指出自己曾經目睹或遭遇哪些事件，都極其困難。

有人本來決心要不具名地受訪了，思考了幾天之後，又決定還是先婉拒；也有一位導演坦白地告訴我，除非不想幹這行了，不然實在不可能受訪。

「你想想看，把事情說出來了之後，你的工作夥伴會怎麼想你？即使你說的是實話，你可能也會被視為一個愛八卦的大嘴巴，這樣以後哪個劇組還想找你進來工作？就算不具名地說出自己看到了什麼事，當事者看到報導後難道不會開始回想可能是哪些人說出去的嗎？」

我當時得到的回覆，直白得令人感激，也令人感傷。「最重要的是，不會有人明說你是因為受訪所以工作機會變少了，想換掉一個人的理由多著是，一想到這些，誰說得出口？」

2023年6月，台灣 MeToo 發聲潮正在高峰的當下，以影評粉專「無影無蹤」積極參與並協助許多倖存者發聲的影評人翁煌德也表示，台灣的影視圈實在太小了，人人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影視圈裡比較知名的幾個製作和經紀公司正在捧紅誰、哪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有背景更有資源，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勇敢發聲，甚至只是聲援倖存者，對誰來說都並不容易。

翁煌德不無自嘲地說，自己雖然做影評，但也不全然靠這行吃飯，這給予他夠出手聲援想要支持的倖存者的餘裕。他經營的粉專所協助揭露與聲援的對象，甚至也不限於演藝圈、不限於 MeToo 運動，幾乎可說是一個擺盪於「見義勇為」與「引火上身」之間的粉專。

在2023年的 MeToo 運動，以及2024年黃子佼持有兒少性剝削影片的事件延燒時，都曾在第一時間留言支持倖存者、發聲譴責行為人的藝人郭彥均，則認為這些事件都不會是演藝圈獨有的現象。他以自己和演藝圈好友們為例，自承工作一天之後都只想趕快回家陪家人，就算是那些螢幕上看起來滿嘴胡話的演藝圈好友，私底下也並不是會對異性毛手毛腳的類型。

郭彥均認為，作為藝人，每一件事都會被放大檢視，別說什麼酒駕或性侵，連過馬路都要小心自己有沒有好好踩在斑馬線，尤其是人人手機都有鏡頭的現代社會，每趟出門，不管是去便利商店或是去倒垃圾，就是一次被檢視的機會。

「我甚至覺得，因為大家都認識我們，所以我們的道德標準是必須要比別人更高的！」

郭彥均這麼說，聽起來也頗有道理，但明擺在眼前的，不就是有那些人，假藉著藝人光環、主持人和善形象、進入演藝圈的敲門磚、表演老師的特殊教學方式⋯⋯等等，遂行他們的私欲嗎？

「他們或許的確是做了這樣的事，但就像這個社會裡的每一個圈子一樣，無論是金融圈、教育圈或任何地方，都會有這樣的人。」郭彥均的話，與阿源認為這是普遍人性的說法，隱隱地彼此呼應。

的確，在任何圈子裡，凡有利益往來，便免不了形成階級，也免不了權勢不對等，而權勢不對等所能造成的壓迫，不僅展現在性別上，也展現在更多難以言說的細節裡，所以會有遭受欺凌的倖存者再怎麼樣也說不出口，所以會有明明目睹了傷害現場卻連不具名受訪都必須考慮再三的掙扎——我們終於明白，那一切確實存在於演藝圈沒錯，但也絕對不僅僅存在於演藝圈。

那就是在這個社會裡依賴著人與人的關係而活的我們，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源自於人性的問題，不可能有完全解決的一天，就像是水流之處便可能有漩渦與暗流，那就是我們所必須面對的事實，但即使如此，或許也並不需要過於沮喪。這個世界，確實離「夠好」還遠得很，但似乎也並不是沒有變好一點點，似乎並不是沒有一點點變得更好的可能。

想到在這11年間，一直在努力提醒其他女性「小心那個人」的大牙；想到在大牙被提告後，以極快的速度發文站到她身邊的阿源；想到2023年6月那些勇敢說出自身遭遇的倖存者，以及和大牙與阿源那樣本來素不相識卻願意擁抱另一個受傷靈魂的每一個人；想到無數個我們曾經從同學、同事甚至陌生人的私下提醒間知道要避開的某些危險；再想想僅僅是一兩年前，社會風氣還不足以讓這麼多人願意站出來訴說自己在性暴力下的倖存經驗⋯⋯

那是一根又一根的浮木，這些浮木在暗潮洶湧間載浮載沉，有時候暫時讓某個人幸運地得到一點點呼吸的餘地，有時候與其他浮木串連在一起，漸漸支撐得了更多人，漸漸能夠讓更多人加入這個將浮木緊緊繫在一起、造出一艘方舟，甚至建成船舶的行列。

水中永遠會有暗流，或許我們也難以避免再有人失足與滅頂，可是，我們並非束手無策，我們有成為浮木、建造船舶的能力。

如果2023年那場 MeToo 發聲潮，其中有著「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的力量，那麼在一年之後，藉著去年終於出現在人們視野裡的那些浮木，我們再支撐彼此走得更遠一點，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