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而家喺边？离开香港后，我想说的是……

“你而家喺边？”是关于港人离散的新栏目，端传媒目前正持续征收世界各地港人的小故事。我们订立了一系列生活化的主题，只要你是在2019年后移民离开的香港人，都想邀请你投稿分享生活琐事和观察。如果你更早离开香港，或非香港人，却对2019年后这一波港人离散有第一手观察，亦欢迎你投稿。请按此了解更多。

你而家喺边？离开香港后，你最萦绕于心的是什么？

专栏“你而家喺边？”第一次跟读者见面，正式开始前先热热身，问问三位分别现居台湾、英国和加拿大的香港人，他们有什么想对身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说？没有事先约定，他们三人谈及的内容，竟和我们事先设下的投稿题目相通。大家的“自白”浑然天成涵盖了工作、饮食、求医等生活小节，让读者们纵观香港移民生活的不同面向。

在这期故事中，有人从工作的细节思考香港与外地的差异（与相同），并在调节身心的过程中，体会到移民和留下均是艰难的取舍。有人到埗后，发现跟同龄的香港年轻人讨论话题离不开柴米油盐，但在这日常的琐碎中感觉到构思未来的可能。有人怀念屋邨楼下的一碗车仔面，以此为起点回溯了多次的迁徙途中，吃过种种滋味背后的文化肌理。

围绕著“生活”和“自由”两大话题，专栏不设思考的边界，也没有标准答案。这个专栏将在周末持续为你带来不同的香港移民故事，愿这些真诚的想法，迸发更多坦率的异地对话。

自由是刮风时仍可走自己的路——夏水，英国中部

比起说什么，不说什么（特别是广东话）反而是常态。

离港逾两年，渐渐习惯英式生活：保持距离。没有挤迫车厢、无处可逃升降机与熙来攘往大街，天地广阔，容你选择不同昔日的生活方式。家母坚持继续与港人圈子围炉问暖，我俩口子更倾向默默过日子。不郑重其事，便能若无其事。

我们大概不属“主流”的移民家庭：没有子女、没楼可卖、手上既无百万储备也没有 COSTCO 会籍。花大半年在网上搜集资料，最终选了一个从未到访的英国中部城巿落脚，托赖很快找到了本行工作，不富贵也饿不死。

有人说这是“出走的勇气”。其实，选择留下打工结婚、买楼生子一样要莫大勇气。只是刚好，我选择回避留下的不安心，你选择回避起身的不安稳，没有一个决定会被所有人祝福，然后都要勇气面对后续的悲喜。

离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感到恶心与绝望，在这里剩下付出沉重代价或自我放弃的选项，眼前也只有一条“由治及兴”的路。但我特别讨厌假装正常过日子，也不再想把“无能为力”修饰成“顺其自然”。唯有出走，才能让自己从日复日的、打气又泄气的生活中改变。

但脱离会让你发现自己的无力与无知。多年生活在高效高薪、可以用钱将责任外判的香港，掩藏了自身的软弱，事实是风险来临时，你可能连最基本自保的能力也缺乏。从煮饭、驾驶到语言能力与独立思考，在异土都强行被放大检视，最终迫使你重新思考生活的定义、重新认识自己并作出取舍。

就说我们常感自豪的“效率”好了，在我的职场里，根本没有人对此感到骄傲，反而更看重生活平衡。上班日常经常都冲击我的既有思维：没有打卡机制，只在门旁放一本签到簿， 大家又出奇诚实地记下自己的上下班时间，哪怕已迟到45分钟；上班半小时以后同事忽然揹起背包，留下一句“这里暖气不够，我还是回家工作比较舒服”就不见了；忽现发现老板在家工作，原来是跟小孩约好遛狗，“嘛，反正用 Teams（注：视讯工具）开会也可以。”

更经典的是圣诞前收到同事电邮，大意如下：“各位，本人即将于圣诞清假，并将关上公司电话，别试图找我，如你有任何有紧急需要（虽然我不认为年尾会有什么急事），请先找上司某某，她能帮你就好，不能也无辧法，这是人生。”

This is just life. 简直是颠倒三观、清理各位港式“黎生”奴性的至理真言。（编按：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网民呼吁“三罢”争取五大诉求，有电视记者采访到一名黎姓市民的想法，他不满示威并说：“我嘅诉求就系想返工，冇其他。”

于是慢慢学懂了放慢过活：哪怕是老板电邮，一律将回复时间单位由“分钟”调节为“小时”；除非明说要即日交货，否则所有电邮上列明的“urgent”与“soon”，全数定性为一至两周内慢慢处理；请假再也不必胡诌理由，摆上姨妈姑姐红白二事，就坦荡荡的说我要休息连放两周，还得到上司教路到克罗地亚哪个小镇旅行最开心。

这些是否英式虚伪？自问功力未足以看透。“别乱说，我在伦敦日日忙呀。”当然呀，以上不过是我的片面观察而非职场之全部，但正如伦敦的一套，也不该是英国的全部。

当工作不太重视——或说不介意——是否高效，当然有一定程度的“代价”：家母最讨厌外出吃饭，等个45分钟食物都未见影踪，“真系等到胃痛”。结果有次不幸言中到医院看急症，从下午5时等到凌晨3时就为了一幅心电图，气若游丝的她仍不忙说句“我喺香港边洗等咁耐！（我在香港才不会等那么久）虽然她已经忘了自己在香港公立医院内说过相似的话，只是当时她说“在私家医院边洗等咁耐（我在私家医院才不会等那么久）”。

对于习惯以钱换时间、买服务的人来说，这种楼下没有商场、饿了叫不到三哥米线、凌晨没有便利店给你衣食、水喉马桶坏了也无法立即叫人来修的日子当然不好过，房间再大、花园再广阔、言论选举再自由也无补于事。

一切都是取舍，不会有任何一个 KOL 可以给你标准答案。

对我来说，哪怕是人到中年， 我仍愿意用低欲望来换取最大的自由。煮饭艰难但有人愿意分甘同味，口音混乱但有人乐意鸡同鸭讲。常挂在口边的“呼吸自由空气”太宏大，我眼中的自由比较纯粹：刮风时仍可走自己的路，飘雨时仍可散自己的步，下雪时也无妨仆自己的街。

这种自由，不缤纷，但开心。

像个正常的年轻人一样思考未来——Peter，加拿大多伦多

早上7时多，终于把响了好几次的闹钟按停。刷牙、煲水、冲茶包、做早餐，然后走10分钟去搭地铁上班……似乎无论在香港还是多伦多，打工仔的早上也是一个模样。

2023年7月我才第一次踏足加拿大。坐上飞机之前，我对这个国家仅有几个模棱两可的印象——枫叶、冰上曲棍球、冬天很冷、还有人们似乎很喜欢说 Sorry——但我却想成为这片陌生土地的永久居民。不知道其他赶来搭“救生艇”的香港年轻人是否一样。

所谓“救生艇”，即是香港遭逢反修例及国安法等巨变后，加国政府给予指定香港大专院校毕业生的特惠移民政策。合乎资格者只需要在加拿大就读至少一年的专上课程，或者累积一年的工作经验，就足以申请永居。因为负担不起学费，所以打工就是我的唯一出路。

到埗一个月，幸好遇上一家电讯公司的华人代理需要同时懂得英文、广东话及国语的推销员——这不正是为香港人度身订做的职位吗？果然，应征之后，我就发现不论是同事，又或者隔壁舖的“行家”，都是香港来的年轻人。

如果在香港，一堆20多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应该会有数之不尽的话题吧？但我和朋友们都发现，来了多伦多之后，大家聊天都离不开柴米油盐。多伦多或许是一个和香港截然不同的城市，但“通胀”和“房价”绝对是两者的共同语言。

单论租金，我跟我的室友两人去年夏天找房子时，地产中介便提醒我们市场竞争激烈。如果刚到埗且未有稳定收入，租客们往往需要预缴半年至一年的租金才能抢到心仪的租盘；地铁站步行距离内的一房单位，月租叫价大约2500加元（港币14200元左右）。以多伦多所在安太略省的最低工资（时薪16.55加元）来算，租金已经相当于基层员工（如我）的整份月薪2600加元，幸好我们是两人合租。

百物腾贵之外，身为电话服务推销员，我每天直视的，还有加拿大的数码鸿沟。为了节省成本，加国三大电讯寡头都积极鼓励顾客上网管理自己的电话服务。定位愈廉价的品牌及计划，就愈仰赖用户自行解决他们的疑难，有些甚至不设客户服务热线；但正正是对智能手机一窍不通的老一辈，才最常使用最便宜的套餐。

如果遇上了问题又没有家人协助，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领著最低工资和微薄佣金的店员，例如我；不过老板当然会希望员工替店铺先收几十元服务费才为客人服务。有时遇到付不起钱的人，我就只能够趁没人看到，做到就尽做。想当然，一两个善意的举动不足以改善一整代人遇到的问题，但至少令我感觉良好。

到底是什么令我要抛低香港的家人、朋友、其实还挺喜欢的记者工作，到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城市替老人们搞懂手机？自问自己不是家园受战火摧残的难民，离乡背井去做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似乎说不过去。

我暂时发掘到的答案是：也许因为与香港令人窒息的氛围保有些许距离，我终于可以脱离“做多一天算一天”的心态，可以像个正常的25岁年轻人一样，思考未来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也许我还是想回到香港陪伴我的家人朋友，也许我最后会爱上加拿大的生活，但起码我知道选择权仍在我手，我仍然感觉是自由的人。

肌肉记忆深处的车仔面之味——K博，台北

我竟然怀念起屋邨楼下的那碗车仔面。

离开香港之后，我再也没机会在凌晨两点买一碗热腾腾的车仔面了。在香港，我曾经积极参与各种草根社区行动组织，常常和伙伴通宵达旦讨论行动策略。从旺角搭通宵小巴回到沙田，下车不远处就是屋邨的车仔面档。

老街坊说，面档老板做了几十年，只是档口换过不少地方。点什么𩠌不紧要，灵魂在于那碗汤——应该是鱼汤底加上味精和酱油吧，喝下去有点咸又有点鲜。我很确定有味精，因为吃完通常都很想饮可乐。真是深夜的邪恶食物。

尽管官方论述中的香港文化是什么“中西荟萃”的“亚洲国际都会”。身为文化研究学者，我视“文化”为生活。见到灿烂的维港、擎天的 IFC、饶富意义的狮子山（编按：狮子山分隔九龙和新界，1972年香港电台剧集《狮子山下》由罗文演唱同名主题曲，这首经典歌曲后来被认为象征一种励志的香港精神，近20年被政府及各界引用），当然会引起刹那的乡愁。

但生活在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走近这些“地标”，除非你在那边上班。平常百姓每日触手可及、深入肌肉记忆深处、交织出一个城市的肌理脉络的，是那些活跃在大街小巷的平民文化 ——那些声音、气味、空气的质感、人与物交错组成的立体动态图景。

离开香港后，我在美国生活了四年，第一站是芝加哥。且不说冬天零下10几20度的日子，光是我居住的社区——犯罪率就令人对“街头”有点却步。在芝加哥，有名的街头食物要数来自美国南方的炸鸡。腌制鸡肉经过高温油炸，外脆内嫩多汁，给严冬下寒窗苦读的留学生带来直达胃肠深处的刺激。

可是，要买这份灵魂食物，绝不是像我们在香港那样“闲庭信步”走到楼下五分钟就能完成的事。我们要开车15分钟来到炸鸡店，店员（以及炸鸡）都被保护在一层防弹玻璃后面，现金和炸鸡都要通过一道在柜台上的旋转铁门传送。炸鸡店顾客通常是身材魁梧的男性，作为身材“娇小”的亚裔，只敢拿了炸鸡就匆匆离开。那刻，这份炸鸡的份量远比我在香港买过的所有煎酿三宝都要重，因为这是靠勇气与信心加持而换来的。

后来搬到纽约，我最爱的是在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孔子大厦旁边的茶餐厅，吃一碗绵密的艇仔粥和一份有正宗“碱水味”的牛腩面。就连临盆前，我也指定先生去“大永旺”打包一些粥粉面作为我“最后的晚餐”。那份乡愁和那份满足，除了是舌尖上熟悉的味道，也是那个油腻腻的地板、师傅用力斩鸡的声音、用广东话点餐的吆喝声、和墙上电视播放著的 TVB 新闻。

在那个空间，我仿佛回到了在沙田显径的茶餐厅，也回到了儿时在广州西关的面店。纽约唐人街，不正正就是这个所谓“省港澳”文化的交汇点吗？于我，出生于广州，成长于香港，在纽约唐人街找到了异地的灵魂之乡，也实在是奇妙。

如今我在台北居住，生活形态有了重大的改变 。我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要兼顾全职工作，几乎失去在街头的生活，虽然说台湾是街头美食之乡。说来奇怪，我在美国生活过的几个城市，到唐人街都能找到味道正宗的香港平民食物，例如粥粉面之类。但在台湾这个和香港只相隔一小时飞机的地方，却从未吃到那份熟悉的平民之味。也许是我不够努力，听说好几间正宗的茶餐厅都在西门町，只是我未身体力行去探索。

但我想，在台湾，更多的是文化的差异。虽说距离近，台湾实属福佬文化、外省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合体，而所谓的外省文化，又是江浙以北的饮食文化为主。对于我，香港的味道是那股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碱水面”的味道，是那份糊糊的粟米鱼块，是那杯浓郁的鸳鸯。

但是这一切，对于福佬文化来说，是有“文化鸿沟”的。虽然近年来台北市出现了不少“港式茶餐厅”，餐厅内甚至不停播放张学友和张国荣，但可惜我暂时未找到一间对味的。当你冠以“港式”头衔，冥冥中注定是邯郸学步。因为茶餐厅就是茶餐厅，讲求的是那份随性的个性，是那些舌尖上的味道，而不是单靠墙上的香港风景画、花阶砖地板或播放粤语流行曲就可以建立的。刚从美国搬到台北生活，发现家附近一间很可爱的餐厅叫做“粟米肉粒饭”，很兴奋的打算去买午餐，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卖粟米肉粒饭，而店员根本连粟米肉粒饭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心碎了。

离开香港，更准确的来说，是离开了那个“身份”，那个会通宵达旦与朋畅谈，在驰骋的通宵小巴中构想一个更好的城市未来的我。那时候的我，会期待一下车就能买到的车仔面，是这个不夜城给夜归人的一声问候：“食碗面，冲个凉，早啲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