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十年猎头，总是为别人做职业规划，但到了自己头上，2023年林盛华还是决定辞职转行。“不好的时候就真的心灰意冷，算了，跑路了，就不干了。”
经济向好的时候，从业者觉得猎头行业很有前景，林盛华前几年专注在线教育行业，以为遇上了对的时机；当经济开始下行时，猎头也比求职者更早地感知企业在收缩、市场变谨慎，他们也敏感地出逃，寻找新的出路。从这些猎头的进退和选择里，可以看到经济在如何变化。
经济晴雨表的属性，决定了猎头像飞蛾一样有着很强的趋光性，猎头最密集的地方也是钱最多和当下发展最好的行业。在多年前这是地产行业，房地产猎头赵兆预估以前中国地产行业最好的时候，涌入了十万以上的猎头，但现在专业做房地产的猎头不超过100个。赵兆强调这是他的保守估计：“以前那是疯狂的发展，不是现在的逻辑。”
而原本主要做互联网方向的猎头吴齐，在这两年行业缩编裁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也将目光朝向新能源、卫星导航、重工业，“反正不停换地方，你跟着国家政策走就没错，什么火你就做什么。”但对另一些猎头来说，虽然还可以从不景气的行业换到另一个景气的行业，就像孙超说自己从互联网换到了半导体行业，但也开始迷茫了，因为他感觉现在没有什么行业好做。
在具体的领域里，猎头数量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整个猎头行业也因为宏观经济下行而收缩。猎头行业发展的好坏一直和经济发展有着很强的关联，在经济好的时候，猎头行业需求不断扩大，从业者数量也迅速增长。据猎聘《2022年猎头行业发展报告》，猎头行业受到2014年中国创业潮的推动高速发展了十年，现在82%的猎企都是在那段时间成立的，但因为宏观经济下行等影响，猎头行业也一年不如一年，2023年很多猎企裁员和倒闭，业内一家大型猎企因为大客户腾讯阿里缩招，这家猎头公司立即做出裁掉近一半员工的决定。猎头们对2024年的就业市场普遍悲观，工作会更难找，融资更加困难，一批公司即将倒闭，考验公司的是怎么在寒冬中活下来。
1. 行业没了
林盛华在2017年决定深耕教育领域时，这个行业在当时还是大型猎企看不上的业务，直到疫情开始后，资本不断注入在线教育，林盛华的专业度也受到认可，他掌握着几大在线教育公司语文科目教研的职位推荐。
但2021年7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被外界称为“双减”，现有义务教育学龄阶段的培训学校，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并禁止上市融资。当时林盛华出差去北京中关村观望形势，每个人都在谈论“双减”，很多公司当即宣布项目暂停开发。
这些庞大的公司并不是一下子倒下，其中不少试图转型，其中一个曾被看好的方向是教育信息化，不少公司开始做进校服务，希望做政府的生意并同时获得家长资源。另一些公司则转型做成人教育。
这也2021年后，林盛华仍然在教育行业徘徊了一两年的原因，但这些机会也并不符合预期。进校服务投入很大但政府回款周期很长，且欠款很难收回，很多公司转型做了一年就发现做不下去。“说白了就是政府没钱，就像疫情时很多人承包路边的核酸检测亭，去年我有朋友在跟政府打官司要核算检测的钱，但只是明确了债务关系，不执行。”
林盛华也为职业教育、考研考公这些新项目找人，但找了一段时间后他频频收到业务被砍的消息。“你发现每天努力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结果。你没有交付吗？你交付了。你没有努力吗？你努力了。你没有去点灯熬夜拼命加班吗？你加班了。但最后你的市场就是这个稀烂的市场，不确定性太大了。”
林盛华也尝试过别的领域。当时上海封城，被管控在家里的林盛华一度把重心放在了作为保供企业的物流公司，在他成为某一家大型快递公司的供应商后，公司把60多个猎头拉到一个群里，让大家去竞争，最后谁成单谁拿钱。“我在群里看到60多个人，我做个屁。”
促使他彻底离开猎头行业的最后一件事，是一家教育深度规划公司欠了他一单四万八千人民币的猎头费用，他把那个入职者微信备注改成“四万八”。2023年4月份，他跳槽到了一家甲方公司做招聘经理。
在教培行业遭遇“双减”的同时，2021年房地产行业也频频出现公司暴雷。房地产猎头赵兆在2019年就预感到事情不对劲。2013年他在深圳买了一套每平米售价三万多人民币的房子，2019年这套房的价格在三四个月内涨到了五六万一平，到后来涨到了11万，当时不只是深圳，全国很多城市的房价都在迅速上涨。
与此同时，赵兆能接到的房企招人订单也越来越少了，2020年上半年还有少量招聘需求，下半年招聘全部暂停。那一年中国政府出台“三道红线”要求，限制房地产公司的负债水平和融资，但为时已晚，房企债务极高，大量外界熟知的房地产企业开始出现债务违约。
赵兆观察，在前些年扩张最快的企业现在都暴雷了。地产行业前所未有的萧条下，刚刚进入公司的应届毕业生是房企裁员的重灾区，也有很多民企员工降职降薪加入国企央企，降薪幅度超过50%。以前99%的房企每年都招聘，2023年只有1%的房企还存在招聘需求，做房地产的猎头几乎都转行了。据他所知，很多离开的人去了保险行业。
2、追风口的人
热钱流向哪里，猎头就去哪里。2016年林盛华和几个同事合伙开了一家小型猎头公司，当时互联网金融行业正火，他们给一家业内有名的互金公司找了CEO。更早之前林盛华也追过移动社交、O2O（线下商机和互联网结合的模式）的风口，后来他发现即便是追风口，也总是在别人后面跑。在中国做猎头靠人脉和感情，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专业度的要求，即使是想赚热钱，前提也是能提早占到位置。
那几年是国内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创投圈流传着靠PPT讲一个好故事就能拿下融资的神话。刚入行时林盛华拿着北京知春路的电话黄页一个个打，找那些拿到投资的创业公司合作。
当时前端开发工程师特别受市场欢迎，阿里的前端开发工程师一天能接到几十个电话，都是两三倍的薪水并给期权和干股的机会。大家看到这个趋势也一窝蜂去学代码，不管是退伍军人还是其它专业的毕业生，在北大青鸟这类IT职业培训机构学习三个月，只要能做出App就可以找到月薪一万八以上的工作。
“你去问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万五、一万八都很正常。就像2006到2008年的股市，随便买一只股都可以赚到钱，你看现在还行不行？我是1988年出生的人，经历过这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林盛华说。
但到了2019年后，移动开发工程师很难找到工作，因为那时互联网公司已经不流行做App了，取而代之的是小程序、大模型算法。
猎头市场鱼龙混杂，不管是做中低端职位还是高端职位，给每个候选人打电话的时候都会自称是猎头。猎头本质上是为不缺工作机会的人找工作，而不是为离职的人找工作，这也是猎头和人才中介的区别。有的从业者定义严格，认为真正的猎头都是针对经理、高级经理等年薪百万级别的岗位。
通常老猎头手里都有两三个支柱型行业，只做一个行业很容易受到周期的影响。除了专业上的积累，猎头也都会建立自己的人才库，一些人来自推荐，一些是主动寻找，当然也有人主动找过来。公司也会积累通讯录，但里面的电话通常都被打烂了。这也让很多猎头更愿意离开公司单干，因为公司能提供的只是电话、电脑、工位和从业资质，但客户的联系方式和招聘方都是猎头自己开拓，而最后业绩收入的80%都分给了公司。
不过林盛华的猎头创业公司不到一年，就因为收益分配不均解散了。2017年他决定深耕教育行业，一边做猎头一边和朋友开线下教育培训机构，自己做了甲方后，他做猎头也有底气跟其他甲方拍桌子叫板。后来因为疫情，他们的培训机构面临了很大的资金困难，合伙人决定不领工资，因为房贷压力，他去了一家教育行业内的猎头公司工作。
疫情刚开始时，尽管线下的教育机构生存危机严重，但在线教育开始迅猛发展。2020年全中国所有的卫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冠名商都是在线教育品牌。各公司不断去做广告投放，购买客户名单，获客成本居高不下。林盛华记得价格战最疯狂的时候，A公司售价2700的课程，B公司会标价2300并再赠送一年。
重要的是，在线教育行业一度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蓄水池”。根据公开报道，“双减”之前猿辅导员工有五万人，作业帮和学而思都有三万五千人，字节跳动旗下的大力教育有一万多人。即使不是师范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在教辅行业里做一对一的讲师或辅导老师。在线教育公司会在低成本的城市建立辅导老师基地，比如西安、成都、郑州等大学生多的城市，且往往会开出当地较高甚至是最高的工资水平。林盛华认为，“从2017到2021年很多大学本科毕业生都被在线教育行业给消化了。如果在线教育仍然在发展，没有被任何政策影响，青年失业率不会有现在这么高。”
3、地产猎头的黄金十年
“房地产行业是中国时间最长、周期最长、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行业，而且目前也还没有死”，即便是现在，赵兆对地产行业仍然乐观。在地产行业，动辄百万千万的薪酬，让这里一度成为猎头最聚集的地方。
赵兆是被钱吸引加入地产行业的。2006年刚入猎头行业的时候，他的客户是富士康、华为等制造业公司，高管职位的年薪一般在30至50万，无意间他听地产猎头说房企高管年薪一百万时，“我有点疯掉了”——猎头收费是候选人年薪的35%，巨大的收入差异让他在2010年彻底转行，那时候各家房企刚开始全国化发展，直到2015年猎头们才整体涌入地产行业。
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两个大规模的刺激。2008年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计划，对房地产行业全面松绑，那时候龙头房企也就几百亿规模，很多房企在冲击百亿规模时逐渐开始启用猎头。2015年中国政府主导开始棚改货币化安置，拆除城市中的老破小区域并给拆迁户现金补贴。这一政策拉动了住房销售，也让房价暴涨，房企的高杠杆操作更加激进，金融风险累积。这被赵兆称之为“地产猎头的急速爆发期”，多数企业从百亿规模逐渐达到千亿规模，猎头们的竞争也变得激烈。
华夏幸福、泰禾、万达等公司，是2012到2015年使用猎头最多的几家房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用几倍的薪酬挖人，平均每年猎头费用超过三千万，华夏幸福曾达到上亿的猎头费用。2015年中梁开始大规模使用猎头服务，这家房企从百亿规模到千亿规模只用了四年时间。
赵兆把房企的用人风格分成了两个阶段，2015年之前用人专精，但2015年之后是速度型，猎头之间比拼的是谁先推荐人谁就取得先机，因为项目太多，企业的用人标准也一直在降低，副总经理可以应聘上总经理的岗位，大公司的部门经理可以去小公司做区域分管领导，公司内部也开始大量和大幅度地提拔，房企高管的年薪能开到上千万，地产猎头做几单生意就能有上百万的业绩。
这给人一种钱不是钱的错觉。虽然年薪开得很高，但相比于巨大的土地成本和开发成本，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仍低于10%，这也导致管理方式大开大合。在地产行业久了，赵兆对这些高薪习以为常，“整个经济体一大半的钱都到房地产了，地产涉及家电、物流运输、建材这十几个周边行业，一旦房地产崩了，GDP就崩了。”
在外资猎头公司工作的黄晓晓习惯从人去评估行业，她感觉地产行业里每个人的价值都虚高，普遍很浮躁，房企里百万年薪的HR总经理在她看来不如外企里工作十年，30万年薪员工的水平，这也让她在决定创业做咨询公司时，避开了当时火热的地产行业，选择了高科技实业。
赵兆从2010年做地产猎头，和地产从业者一起享受了行业上升周期的红利，进入下行周期后他开始一边做自媒体一边服务国企央企。他承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积累了其它行业难以获得的财富，比如能在一线城市有两套房以上的资产，所以他们受到行业下行带来的影响并不大，因此现在他也并不失落，他指出受到影响最大的是2017年之后加入地产行业的人。“这帮人一脚踏进房地产，干了两三年，但是没红利了，也没享受到高工资，又有很大就业压力，转行怎么转？又比不过毕业生，这都很难。”
4、新风口
很多行业因为触及到了政策红线而消失，半导体行业则受益于政治因素，在中美地缘政治摩擦下，国产科技替代风潮兴起，从2019年以来，资本不断涌入中国半导体产业。2017年邓君做猎头进入半导体领域时，外界以为那只是个跟制造业相关的小领域，市场上的机会也少，当时管理层的年薪50万，但两年后，一两年工作经验的从业者就能拿近百万年薪。
资金涌入后市场一片繁荣，抢人很凶。背景还不错的毕业生能收到好几个offer，因为最后入职的往往只有十分之一，公司招人也发很多offer。有的猎头会直接去一些公司楼下举牌子：xx公司有xx岗位xx薪水。有的猎头开始去学校里挖人，一个本科生30万，硕士生50万。
市场上的人才紧缺，很多公司也只能降低招人门槛，甚至生物、化学、环境、材料这些被称为“四大天坑”就业难的专业，只要学校背景不错并会编程，半导体公司也愿意降低门槛招人。一些特殊的领域或者岗位国内从业者不多，猎头就盯着美国硅谷的人才，他们一旦回国就能给到联合创始人、总监这种头衔。
新能源汽车行业也是这样，一家公司从零开始建立自动驾驶中心，两年招了1000多人，每一批招两三百人，其中研发工程师便宜的30万，贵的200多万，公司请了十几家猎头公司，把求职者安排在酒店大堂一字排开面试，一天的时间就能完成面试和发offer。当时成立咨询公司不久，专门为新能源、新材料和半导体产业提供组织发展咨询的黄晓晓描述自己的感受是：“招这些研发技术，跟买白菜一样。”这样的招聘会出现很多人和岗位错配的情况，离职率也很高，只是能完成招聘任务。
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也让邓君公司的人员规模和客户量每年维持着50%到60%的增长，最高一年的增长达到了100%。2017年他进公司的时候才十多人，到后来公司最多的时候接近200人，并在其它城市开设分公司。
不少猎头当时都转向了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行业。之前做互联网的孙超，在2017年开始转行做半导体，2020年他也进入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甚至教培行业裁员之后，一些原本在教育机构线下培训门店工作的人也去了新能源汽车公司，从介绍学习课程变成介绍汽车。
黄晓晓2002年从大学毕业后，先在外企做IT销售，那时她发现很多产品不能在中国售卖，后来中国政府停止使用任何国外产品，IBM的电脑只能卖给联想。再后来她开始做猎头，而这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服务器在海外，90%的集团业务都没法在中国做，印度分公司有几千人，但是中国分公司只有两三百人，生意有很多限制。比如人员外包这种跟大量人员信息有关的业务他们都做不了，国企的生意也做不了。
这也是2016年黄晓晓决定离开外企的原因，政治壁垒越来越强导致外企发展受限，外企给中国分公司的权限也越来越小。不过与她相反的是，很多曾经跳槽到民企的人近些年又在想办法“回流”到外企，特别是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外企年龄歧视没有国内公司严重，职场压力也更小。
5、红利期消失
2022年12月，中国政府放松了疫情管控措施。不少人以为疫情之后经济会变好，一些猎头企业在2023年初新招了人，希望可以打个翻身仗，直到半年过去订单仍然很少，经济和消费的低迷超出了大家的预想，一些大公司开始砍掉直接可见的支出，例如领导力培训，一个知名经济学讲师的课程在去年下半年接二连三被取消。
黄晓晓却不愁客户，因为她们工作核心内容是“降本增效”，这几乎是最近所有公司和组织的优先考虑。超级大公司降本最直接高效的方法是裁员，但大部分公司都还在发展阶段，改进流程、降低物料成本都是会先考虑的。即便如此，不少公司还是走到了裁员这最后一个方法。最近还有HR跟黄晓晓发消息抱怨工作：“去年前半年还在招人，后半年就一直裁员，今年也在裁员。”
2023年5月OPPO芯片设计公司哲库的解散，也被外界视为是中国消费电子公司造芯潮遇挫的缩影。2019年成立的哲库，在四年多的时间组建了3000人的芯片团队，一直对外表示坚持自研核心科技和长期主义，但这家头部公司在2023年突然解散。至于公司倒闭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造芯投入太大，老板不满意成果，有人说是政治因素。2023年半导体行业也更加困难了，拿到融资的芯片公司不多，不仅没发年终奖，甚至也没钱去做研发。半导体的风口来得猛烈但短暂，邓君公司也随之裁员了三分之一。
互联网猎头郑俊的公司，在2023上半年收到的招聘岗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些职位也都体现着“降本增效”：销售人员的岗位特别多且置换岗少，以前走了一个人就要招一个人，但现在不招了。同时招聘周期变长、要求变高，因为投递的简历太多，一些互联网大厂的用人要求提高到非985不看，一些新能源汽车公司则要求必须QS世界排名前100。求职者接到猎头的电话都很开心，但也草木皆兵，猎头给入职者做正常的回访时，也会让对方很紧张：“你是听公司说了什么吗？”大家对于稳定和安全感的需求更高了，只有感觉快被裁了才跳槽，跳槽也很少涨薪，大都是平薪或降薪，黄晓晓的职业规划群里有很多人失业，原来年薪百万的人现在不得不接受月薪两万的工作。
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挫败和不可控的时刻，有时候公司已经发了offer，但临时会说人头批不下来，公司HR会说公司业务在调整，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是因为没钱了。
投资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家管控等因素导致门槛变高，黄晓晓预估今年一些投资公司也会倒闭。现在资本耐心不多，以前按照之前投资互联网公司的风格，要求被投公司不用盈利赶快做大规模，但现在资本会要求公司得有稳定的现金流和利润，但通常实业需要六七年的积累。她能看到自己合作的很多公司净利润在下滑，甚至支撑几个月都很难，她预估一些公司会因为融不到钱而倒闭。这也是考验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时候，收缩的经济环境不再能允许蛮荒增长，2024年很多企业的目标都是尽可能活下来。
这种颓势的出现就像多米诺骨牌，从教辅、房地产、互联网行业传递到了半导体等更多行业，影响着更广更深的场域。郑俊2017年也开始布局新能源汽车和出海，他说出海业务今年还不错，但新能源车的周期也不长。“这几年每个行业的周期都是越来越短的。以前做个行业可能七八年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行业周期也就两三年。”
从教育猎企辞职的林盛华又一次追了风口，他为自己选择的工作是文旅行业的招聘经理，“这是我判断经济下行、没有什么太多有效的刺激经济举措下，政府仅有的抓手了。从进淄烧烤开始，各地文旅都在发力，我给自己找工作就往这个方向来了”，但是他今年也35岁了，他觉得留给自己的机会不多了。
（采访对象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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