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发生在台北的一起1岁儿童疑被保母虐待致死案，引起了全台湾关注。
据多家媒体报导，这名叫做“剀剀”的1岁10个月大男童，疑遭一名保母和保母胞妹虐待。其亲人对媒体表示男童受虐情节严重，指甲遭拔除、牙齿遭打断。
2023年12月24日，刘姓保母称剀剀溢奶，失去生命迹象并送医，抢救后不治。不过过程中，院方发现剀剀有明显外伤，通报疑似为儿虐案件。
刘姓保母与同住家人当时皆否认家暴，称孩子自己跌倒摔伤。但经过检警调查，刘姓保母聘雇来照顾父亲的外籍看护证称剀剀长期受到虐待，并提供私下录影画面佐证。检方遂声押禁见刘姓保母，法院于1月10日裁定羁押获准。
此外，检警发现刘姓保母的胞妹（同为保母）知情并涉案，姐妹俩会在讯息中共享伤害剀剀的情况，刘妹还说“就是要这样小孩才会乖”。于是在2月将其胞妹声押获准。
已有报导指出，剀剀的生母入监服刑、生父失联，原由外婆照养，但外婆无力持续照顾，因而透过新北市社福中心委托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儿福联盟）寻找收养家庭出养。刘姓保母在2023年接受儿福联盟委托照顾剀剀直至出养。没有多久便发生惨剧。（延伸阅读：《是“家”还是“枷”：台湾儿少为什么离家？一定要回家吗？》）
事件直到2024年3月11日才经台北市议员陈炳甫及男童亲友的陈情后曝光。随后引起网民愤怒。网友很快公布涉案的两名保母姐妹全名，并抨击协助男童出养的社工以及儿福联盟。
截至发稿时，全案仍在司法调查中。该事件延烧一周，成为台湾最热门的新闻，引发不同面向的讨论，包括家长的焦虑、社福界的委屈，乃至中央、地方的责任归属与政党纷争。
家长群的焦虑
此次虐童致死事件并非孤立个案。
台湾近年的类似事件，曾有2020年基隆的保母夫妻因未收到保母费用就殴打三岁男童致死遭判刑11年；还有2022年一名担任寄养家庭妈妈的左姓女子在情绪失控下，将两岁的女童虐死的事件。台湾托育系统也不断传出虐童案。2023年还发生了女婴庭庭遭胡姓托育员以棉被盖脸窒息身亡的事件，胡女则在2024年3月5日依过失致死罪遭判3年。（延伸阅读：《新北幼儿园喂药案留下谜团后，台湾家长未能消解的恐惧与焦虑》）
这些案件都引起过台湾家长的恐慌。每有虐童案发生时，家长群组、PTT、社团就会开始转传新闻。
此次虐童事件被曝光后，追责的声音在家长群中广传。PTT 妈宝版有网友留言：“要加重处罚这种保母”。第一时间也有人检讨社工与儿福联盟，八卦版则有网友持续攻击社工，称社工“帮凶、说谎”，更要其他社工“不爽不要做”；也有人发文“难道要低薪过劳的社工为社会安全网扛起责任，叫社工当网子？”
还有家长在 PTT 分享称自己的孩子送保母后身上有瘀伤，他们观察几天后停止送托，并分享验伤并报居服中心与社会局进行调查的流程。
家长的焦虑也催生了对保母的不信任声音和各种“验证”方法的流行。有家长在案发后，在 Line 群组中提出面试保母的秘诀与题库，包含“与家长联系的频率、保母家中同住的人有哪些”等，还互相提醒帮孩子洗澡时可以检查身体情况。
重刑的声音此次也有出现。有家长主动在公共政策平台上发起“虐童致残者，加重刑责；虐童致死者，唯一死刑”修法提案，3月12日发起后两天就获得1万7千笔附议。
警方给社工上铐，引社福界质疑
儿虐案件经常让网民义愤填膺。此次的讨论焦点也溢出了保母本身。
由于此案为出养家庭，涉及社福单位及社工，许多网友接力在脸书上除公布刘姓保母姐妹的全名与家庭情况外，还曝光此案的儿福联盟社工个资。下面的留言除了抨击保母，也认为社工是“帮凶”。甚至有媒体引用不具名的办案人员称“施虐的保母固然可恶，但她（社工）难道没有责任吗？”引来网友叫好，要求检讨社工责任。
儿福联盟第一时间发出声明，澄清出养的流程与外界对该案的疑惑。儿福联盟指出，他们合作的保母都是有合格证书的保母，并受到居托中心的持续管理和访视，社工则会定期访视并记录。该案在送托后，经过三次的访视。直到12月，保母称另名托育的孩子生病，要求改期，但月底就传出憾事。儿福联盟表示，已针对此案成立内部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并承诺改善服务流程，最后向剀剀的家人致歉。
剀剀亲友提供的对话纪录以及相关证据，让警方怀疑社工涉嫌伪造文书，因此将她列为被告，3月12日将她上铐后移送（其后在3月13日以30万元具保）。
上铐社工的画面经媒体拍摄后露出，引起社福界哗然。该社工毕业的台湾大学社工系教授发出联合信批评警方做法：“真相尚未厘清前，社工被戴上手铐的画面，造成社会舆论对社工专业的贬抑，不仅令社工伙伴震恸，亦俨然触发专业社群的集体创伤。”
许多社福界人员也在社群上发出自己“集体创伤”的心情。他们还通过分享繁重的工作经验，说明社工入家访视的困难，指出要透过一个小时的访视看出对方深藏的恶意并不容易，甚至可能引发离职潮。
台北市社工人员职业工会也发出四点声明，质疑警方上铐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呼吁媒体报导不要过度曝光嫌疑人隐私、儿盟董事长不应将责任甩锅给个别社工。其还表示相关主管机关的责任——如卫福部、双北社会局，应及时检讨。
另有一名儿福联盟的社工在论坛 Dcard 上发文力挺儿福联盟，但他也强调，虽不认为该案社工“恶意包庇”，但他认为在现有资讯状况不足的情况下，不应马上判断对错。（延伸阅读：《织一张接住所有人的社会安全网，谁来接住消磨殆尽的台湾社工？》）
此外，有200个民间团体针对警方上铐行为发出联合声明，聚焦在侦查不公开与上铐的正当性。民团认为，该案件受到社会瞩目，但应保障嫌疑人的隐私，警局却未避免不当曝光，让大批媒体拍摄社工遭上铐画面。另外，该社工全程配合调查，也无攻击、逃跑倾向，不应对社工使用戒具。
警方的回应则回避了是否曾邀请媒体采访拍摄的问题，仅指没有向媒体提供相片。在民团发出质疑后，台北市警局长张荣兴于3月13日开记者会表示：“就法律规定来说，上铐没问题，但戒具在媒体前曝光有违比例原则”，因此惩处侦查队长申诫。
中央地方分工责任亦现争执
在检讨个别保母与社工的同时，案件的责任归属也涉及主管机关（卫福部）与台北、新北市政府，更上升到不同政党执政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政党攻击。
此次成为风暴中心的儿福联盟，是成立超过三十年的民间团体，主要业务针对儿童及少年，包含收出养服务、失踪儿童协寻以及儿少保护等工作。儿盟过去在儿少业务上未有重大疏失，惟2019年在内湖斥资3亿新台币买下办公室一度被质疑。
至于本案涉及的出养业务，是指“永久性的转移儿少的亲权”。根据卫福部儿童及少年收养资讯中心的流程，欲出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需要先向合法的收出养机构洽询——包括儿盟、励馨等民间团体和公私立的儿少安置与教养机构。其后，再由社工调查评估、安置儿少、配对收养家庭、试养并申请法院核可亲权。至少要经过一年半的程序，才能最终完成媒合。
在这个过程中，收出养法规与督导由中央管理，而个案服务是由地方政府与民间收出养机构共同执行。本次虐儿事件发生在民间机构暂时委托保母照顾等待出养的阶段。其中权责也就出现争议，也有政党纷争的背景出现其中。
成立于1992年的儿福联盟，创始人包括前国民党籍的立委林志嘉（现党籍为台湾团结联盟）及现任国民党籍立委王育敏等人。民进党籍立委吴思瑶14日就公开呼吁曾任儿福联盟执行长、现董事的王育敏辞去职务。她认为身为卫环委员会召委的王育敏安排在立法院召开专案报告，检讨中央的社会安全网政策，却未利益回避。王育敏后续也受访表示已正式请辞儿盟职务。
台北市长蒋万安则于3月12日在脸书上发文称有人劝他要等行政院、卫福部先把话说清楚，要让儿福联盟好好面对争议，“不要公亲变事主”。该句话遭到台北市议员们批评“卸责”。
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就批评：他检视台北市的会议，从案发至今未讨论过剀剀案，直到3月11日案件曝光才召开检讨会议。他指刘姓保母的执照是北市核发，保母管理也是北市的责任，却“被动等待中央开会”。他也表示新北市社会局将剀剀转给儿福联盟后未通知北市列管，是失职。“儿福联盟社工盲目相信保母、新北社会局丢包、台北社会局漏接下，层层把关全部失灵，导致不幸悲剧发生。”
这些争执之外，针对该案，台湾儿童权益联盟提出三点建议。其指收出养的程序应改善以符合孩童最佳利益；中央、地方与民间合作的空隙造成憾事，从而应“加强儿童出养前，安置期间的法律规范”；最后则是优化与提高访视的比例。（延伸阅读：《接住正在坠落的人》）
长期协助儿虐案件的儿童权益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王薇君，在取得剀剀外婆与亲友的联系后，在3月13日到行政院前开记者会，质疑主责单位卫福部、双北市府与儿盟作为。她表示从事发到现在，三个月没有检讨报告。她还称社工业务繁重，如果没有全面改善体制，再多的社工新血加入也只会失望离去，再多的访视也只是写更多报告，并不会实质降低儿虐案。她进而主张成立儿少办公室，从而不让“一个孩子都不能少、儿少零容忍”变成口号。
而台湾卫福部在3月13日公布六项检讨事项，含收出养规定、安置等事宜。3月15日，其公布检讨会议内容，与会者包含双北市府与儿盟，其中决议，出养由地方政府负责评估必要性、儿少在安置期间，由地方政府办理，若经费不足，中央将予以协助、三岁以下幼童要有专责医师、强化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归属，并提高安置儿少的访视频率。
苗博雅的人稱代詞用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