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是台湾人？新住民和新二代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参与之路

1月13日，台湾大选日，投完票后，21岁的林廷宇从台中搭车只身北上，赶往位于台北市的民进党竞选总部与朋友们会合。抵达时，竞选总部附近已封锁交通，现场已有数万名支持者舞台萤幕上，民进党总统票数一直持续领先对手阵营，现场传来热烈的欢呼声；但林廷宇发现，自己支持的选区立委在落后，心情有些低落。

林廷宇是一名“新二代”。从2016年新南向政策开始后，新住民、新二代这样的用词才成为台湾社会主流使用的名词。过去被称做“混血儿”或是“外配的子女”的他们，如今成为政府眼中的“新南向小尖兵”。在政策鼓励之下，他们从被台湾社会排拒、歧视的外来者，成为政府眼中炙手可热的人才。

新二代就像是在两国中的夹心饼干，生活在台湾，却与陌生又遥远的“母国”息息相关。这些年轻的二代与来自异国的母亲们又大有不同——母亲们大多想隐身在台湾社会，低调再低调，只拚经济不管政治，甚至不愿去投票；但新二代们很多对政治仍抱持理想，希望透过参与政治、公共事务寻找自我认同，改变社会对移民与二代的观感。

根据移民署统计，2023年，台湾新住民的人数超过59万人，取得投票权的人数约有29万人，其中，中国与港澳移民合计为15万，接著以越南11万人为最多；而具投票权新二代约有40万人。换句话说，台湾新住民及其子女已快破百万人，而有投票权的人数占据了台湾选民近4%；纵然数量可观，但在本次大选中，新住民议题并未得到更多关注。虽然几位候选人多少提出针对新住民的政见，但譬如在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刻，就未曾被任何候选人提及。

在台南，一个名为“新二代留声机：移民青年倡议阵线”的团队成员聚集在一家民宿内等待选举结果。18位新二代盯著电视萤幕等待选举结果，在总统票上，他们几乎都选择了民进党，政党票则分属在民进党、时代力量或绿党等小党。他们说，长期观察下来，时代力量与其他小党最关心新住民与移工权益。随著开票过程，愉快的气氛逐渐下降，期待落空，大家发出惋惜声，他们所投的小党皆不过5%票数门槛，没能取得立委席次，全军覆没。

同时间，同属于留声机团队的林廷宇还在台北，他跟伙伴故作欢乐，大声在外国媒体面前唱著民进党的两首竞选歌曲《挺台湾》跟《路》，高唱著“我挺我的台湾，挺台湾！”，并大喊著“We are Taiwanese”吸引媒体拍照。晚间八点半，台上主持人宣布赖清德与萧美琴当选。群众对著刚结束记者会的赖萧两人高喊著“总统好”，不少人激动流泪。

深夜，林廷宇独自搭夜车回到家乡。欢呼声消去，这并不是他和“新二代留声机”的朋友们想要看到的结果。而那句“We are Taiwanese”——也著实碰触到了他长久的痛楚。

“不够像台湾人”

林廷宇与家人住在台中，母亲 Sunny 是印尼华侨二代。Sunny 是长女，一家人在印尼的排华政策下过得艰辛；在印尼大学就读一年后，Sunny 因排华事件中断学业，转而到百货公司担任柜姐。对于自己是如何来到台湾，Sunny 始终未向儿子说明，只含糊说是来台旅游认识丈夫，经不起丈夫强烈追求才答应结婚。

在林廷宇眼里，母亲在台湾的生活有如恶梦。父亲是工地的工人，赚取的薪水勉强能让家庭温饱，但他却多用于吃喝嫖上，经常入不敷出，就连儿子幼时生病，也不带妻小去医院，而是载著女友外出游玩。Sunny 常常得一个人背著儿子，转好几趟公车，来回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到大医院求诊。

因为家庭收入不高，两个孩子还小，Sunny 就得外出打工，经济拮据时就以一包8元新台币的营多面（印尼炒泡面）给孩子果腹。

更甚的是，夫家亲戚待 Sunny 如下人，亲戚对外称她为外佣，丈夫视她为“买来的老婆”，也称她“外劳”。直到林廷宇小学三年级，Sunny 开始有稳定的经济能力，月薪甚至超过丈夫，亲戚才慢慢改变瞧不起她的态度。

在国中前，林廷宇没有因为母亲的身份而被亲友特殊对待，“我长得就跟其他台湾人没有什么两样，口音也听不出来”。直到高中，同学及网友开始用印尼二代身份来嘲弄他，一些同学知道他的母亲是印尼人后会嘲讽他“难怪你长得像印尼人”。上大学后，他参与学校议会，学长姐将他带进地方选务工作，基于对政治的好奇心以及经济需求，他开始大选务相关的打工，这一做就超过三年。但在打工时，有些民众会呛他“你不会说台语就不是台湾人。”

这些，才让林廷宇产生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一直很困惑，什么叫做不够像台湾人？他们用我的新二代身份否定我在台湾的生活经验。”

够不够像台湾人，这是很多新二代的难关。

同属“新二代留声机”成员的刘俊良住在台南，母亲 Belinda 在童书公司工作。Belinda 来自中国重庆，来台湾前是一名电厂的公务员，父母都是老师。当时做惯了安逸工作的 Belinda 很好奇台湾的生活，与丈夫谈了半年恋爱后就决定来台湾。

作为一名有著台湾口音的“中二代”，外界并无法辨识出刘俊良母亲的身份，家族对他们也十分疼爱。但是，他的母亲并没有获得相同待遇，歧视来得很直接。小时候，刘俊良早上八点会被父亲带出门上学，九点，Belinda 则出门上班。邻居看见了，会跟刘父嚼舌根：“小心你太太，你前脚出门，她后脚就跟著出去不知道做些什么事。”还会提醒刘家，小心钱财被中国来的媳妇偷走。

过去，台湾社会认为台湾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外籍配偶为了改善经济来到台湾，加上文化、语言的差异，台湾社会对于新住民的不理解演变成偏见与歧视。采访中，Belinda 与其他新住民受访者都曾遇到被夫家提醒“钱财”的情况。

在工作上，同事无心或有意的话语也让 Belinda 难受，“有人会说，妳会写字（繁体）啊？有时发生大事，两岸关系敏感，同事就说，妳给习近平打电话啊，叫他别打我们。”

直到大学，刘俊良在阅读新住民的研究时，发现文本中的新住民女性与母亲的身影叠合，才有办法体会母亲的为难处境。他主动致电给母亲，但仍有些难为情，只是向母亲分享读到的新住民研究，“我不擅长表达情感，有些尴尬，只是迂回地向妈妈诉说我在研究中读到的新住民惨况”，最后他才勉强挤出一句：“我现在才知道妳一直以来有多辛苦，对不起。”

其实儿时，刘俊良还会大方说母亲来自中国，甚至为自己的“混血”身份感到自豪，直到2008年发生的毒奶份事件（注：中国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三鹿集团奶粉遭检三聚氢胺超标，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累计有30万名婴幼儿患病，出现轻重不一的泌尿问题，此案最后促使食品安全法修订），他开始感受到台湾社会对于中国的不友善。

他从同侪的话语嗅出对中国人的不友善，特别是发生重大事件如毒奶粉事件、太阳花运动或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同学的一句“你妈是大陆人吗？”便让他希望母亲再也不会出现在学校，这样他的身份就不会曝光，他就能隐身在台湾人的身份下。

作为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刘俊良说：“有时候，我甚至会忘记，我不是一个‘纯的台湾人’。但是，社会还是一再提醒我，我可能是个外国人。”

大学时，他希望做出一些改变，鼓起勇气效仿其他新二代，透过一桌美食向同学们介绍母亲的家乡文化。他端出口水鸡与中国制零食，同学们不太习惯重庆的辣味，认为中国制食品也许有食品安全疑虑。他说：“同学们开玩笑说中国制零食充满化学元素周期表，意思是，他们排斥中国制食品”，这些反应让刘俊良难受。直到毕业，已经充分理解自己身份认同的他再度鼓起勇气，向同学们分享自己当时的失望心情。但他笑著说，同学们还是没能理解他的真正意思，只是在他面前开始吃辣，流著汗、表情痛苦地说真好吃。

今年是刘俊良第二次参与总统与立委大选，虽然在偏蓝的家庭成长，但他无法接受国民党的论述，又对蔡英文当时喊出“抗中保台”的口号反感，因此他在第一次投票时，投给了宋楚瑜。这次，他原来选择投下废票，以表达对三组候选人的不满，认为这三组都无法满足他们期待的新住民政策，但后来转投赖清德，因为害怕另外两组候选人当选。

在政党票部分，他选择了时代力量，“时代力量是从太阳花运动后崛起的政党，是从公民社会演变成实质上的政治力量展现，符合我们年轻人对政治的想像，加上他们长期关注少数族群权益，我希望他们不要泡沫化，但这次连不分区的门槛都未通过。”符合受访的新二代价值观的选区立委与政党未能顺利当选，似乎意谓著，在政坛中，他们的声音未能被听见，他们所关注的新住民权益也不是台湾民众最在乎的事。少了立委席次，是林廷宇在开票日这么难过的原因。

“可是我妈妈是中国人，你们不会介意吗？”

基于同样的理由，身为首投族的22岁李依静做出了相同选择——她将总统票投给了赖清德，政党票则投给了时代力量。

李依静的母亲来自中国贵州，她的身份认同也从“混血儿”、新二代转到中二代。

李依静曾任国教署青年咨询委员、“新二代复仇者联盟聚会”——也就是新二代留声机前身——的运作，目前就读中正大学政治系。由于参与课纲审议，也参与过多次与审议式民主有关的营队活动，担任主持议题的桌长，这样丰富的公共事务经验，让台南市的民进党籍议员认识李依静，并邀请她进入议员的行政团队。她听了，便直接告诉对方：“可是我妈妈是中国人欸，你们不会介意吗？”

李依静的母亲名为梦迪，来自贵州遵义。梦迪20岁不到的时候，曾在广州西餐厅做服务员，也在台商的制鞋工厂工作，后来认识了一名台商，他问梦迪为什么不卖家乡产的茅台酒？从此开启了梦迪做茅台生意之路，后续也透过这名台商认识了丈夫，谈起恋爱。一年后，她怀上了女儿。丈夫的家人正式到贵州提亲，她形容自己当时不知天高地厚，没想太多，只想著往前冲。生下女儿后，梦迪2001年来到台湾。

殊不知，台湾的生活与她的想像大相径庭，一到台湾，她与丈夫位于三楼的新房内空荡荡，只有一张床，她感到像是被骗婚一般，再加上没有身份与工作证，让热爱工作与自由的她，像被折断翅膀的鸟儿，困在一幢老房中。

三、四年的育儿时间，让梦迪罹患忧郁症，她虽然也曾在居满两年拿到工作证后去打工（注：2009年修正两岸条例，陆配经许可来台，无需申请工作证即可工作），但受限于学历因素，仅能找到低薪的兼职工作，与她喜欢自己做主、自由的个性差异大。后来，梦迪选择两地来回，在贵州家乡往往一待就是数个月。

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年幼的李依静得学著独立，补习下课后，要一个人在门口等雨停。父亲上班，爷爷奶奶又年长，若等不到亲人、等不到雨停，她只能一个人淋雨回家。她羡慕其他同学，也埋怨起母亲。

直到有一次，她看见母亲遗留在房内的日记，才理解母亲的牺牲与痛苦。后来，她成为最常赶著母亲回贵州的人，她知道母亲在那里是快乐的，有自己的工作、疼爱她的家人，还有靠自己挣来的房子。

李依静也经常与母亲回到贵州，她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在两个国家中做选择。直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发生，她频繁在社群媒体上转发有关的资讯，虽遭母亲阻止，但她不以为意。后来，她从澳门入境中国，遭海关拦下，以机场有同名同姓者为由要做身份检查。那是她十多年往返两岸第一次被带到小房间盘查，也另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

当时，母亲责怪她，说定是因转发跟政治有关的资讯才惹祸上身。走到小房间的路上，她手按著手机上的脸书 App，犹豫著是否要删除资料。在小房间内，海关要求她填写一份非常详细的表格，在国籍那栏，李依静犹豫了几秒写上“台湾”——她不知道，这会让海关作何反应。

那次的经验，吓坏了李依静的父母与在中国的亲友，他们在发生大事件或大选时，都会特别叮嘱她别碰政治。“如果战争发生，因为我对中国家人的好感，可能会让我选择逃亡中国依靠他们。”李依静说，“但经过那次盘查我才发现，我没得选，中国不要我。”

反送中时，另外一件事也带给她莫大的影响。李依静的表哥从军，他们自小玩在一块，表哥也十分疼爱她。当李依静回母亲家乡，因为口音被其他村里的孩子排挤时，是表哥带著她玩耍，让她融入当地，至今，也每逢她生日就会发祝福讯息。反送中时，她看著直播，发现解放军在深圳集结，恰好，她得知表哥人也在深圳。她害怕在直播上会看到表哥的面孔。过了多年，她仍不敢问表哥，当时做了什么？她内心也冒出一个莫大的恐惧：“如果台海发生战争，表哥，你会打我吗？”

从那之后，关心政治也积极进行公共参与的李依静不免提醒自己，不要站在最前线。

“新二代是一个大的集合，中二代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二代的处境可能不那么相似。”李依静说，“两岸关系让我们的认同很混乱。”

李依静表示，她在国族认同上比较倾向从小长大的台湾，但在身份上，她并不是那么肯定，也还在寻找答案。李依静正在进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大专生研究计划的中二代政治认同研究。她觉得，无论是她目前的访谈对象，抑或是她自己，“都不可能选择两者都是，在两岸敌对关系下，身份认同只可能是一个。”

“局外人”

母亲来自泰国的王秋雯，在选择“两者都是”的时候，要比李依静轻松一些。

王秋雯将近30，她的母亲在1992年来台，那是台湾来自东南亚和中国的跨国婚姻开始大幅增加的时候，她也算是新二代中年龄稍长的一位。小时候，王秋雯乐于跟同学分享回到泰国探亲的经验，同学也叫她混血儿；她深受泰国家人的疼爱，她也喜欢泰国的文化，从21岁开始学习泰文、看泰剧。也在2019年的时候拿到了泰国身分证。

但她也曾感受过国族认同混乱。在台湾，她可以大方的说出自己是台湾人，但因为缺乏在泰国长时间生活的经验，她不免困惑“我是泰国人吗？”“以前我会说自己是混血儿，现在不会。母亲是华人，她认同自己是泰国人也是华人，所以我的混合是文化与国籍，”后来，经过学习泰语以及去泰国工作的经验，现在，王秋雯具有泰国人及台湾人的双重认同。

但母亲丽莎始终是台湾的一个“局外人”。

丽莎来自泰国的华侨大家庭，身为长姐，下有四个弟弟，家庭经济状况并不佳，她希望改善家里的生活，听说台湾容易赚钱，生活品质较好，透过早些时候嫁来台湾的姑姑认识了丈夫，并来到了台湾。但是，台湾的生活没有丽莎想得美好，夫家的生活并不富裕，她还得照顾卧病的婆婆，为了生计，她上没几天识字班，就到工厂与一群泰国工人们一起工作。家庭、工厂两边跑，长期下来，丽莎习得一口流利的台语，却看不懂中文字。

虽然台湾政府规定，华侨身份可以拿双重国籍，不需放弃原国籍，但丽莎找不到足以证明华侨身份的文件，又不愿因为归化而放弃泰国籍，32年来，她还没有台湾身份。

四年前，父亲罹癌，王秋雯从泰国返回台湾。父亲的临终前照顾，让她发现，母亲作为主要照顾者，无论在照顾婆婆或是丈夫时，都没能得到良好的医疗协助。遇到重大医疗决策，母亲常对她说：“反正我是外国人，我都不懂，妳是他女儿，妳决定就好了。”

她当时不解，为何母亲明明人在医院，却一直要求她在工作与医院间奔波，让她疲累又无助。在某次父亲病危的期间，母亲在夜里突然惊醒问她：“为什么都没有关于照顾妳爸爸的泰语书？我不知道怎么好好照顾他⋯⋯”王秋雯这才意识到母亲遇到的困难，并请泰国的朋友寄癌末照护的书籍到台湾。

几年前，丽莎曾因白内障动眼部手术，但术前没有获得任何泰语文字说明，这让面临手术的她十分焦虑。王秋雯上网查询，才在茫茫资讯海中捞取到卫福部的泰语手术说明：“卫福部明明有做多语的卫教资讯，但对新住民来说不太容易找到，这很可惜。”

而且母亲已63岁，在缺乏身分证的情况下，未来将无法使用长期照顾政策，这是一项针对65岁以上老年或失能、失智的国民所提供的健康照顾服务。届时，她可能面临独自照顾母亲的难题。而这也会是独生子女照顾新住民父母们将遇到的困难。

就读社工系，现在在医疗院所工作的她，看到许多语言不通的长辈求诊时遇到的困境，“十大癌症的卫教已经普及到多数台湾人都知道了，但不懂中文的新住民住了二、三十年却未能被触及”。目前最多语化的医疗卫教资讯主要围绕著怀孕与母婴照顾，似乎将新住民妇女定位于“传宗接代”，但新住民在照护家人或自身时，却缺乏相关卫教资讯。

“南洋姊妹会”是成立20年的新住民团体，旨在于协助外籍配偶培养中文、亲职教育等能力，亦针对法制修订进行倡议。姐妹会的理事长洪满枝从越南来台已25年，她观察到，南洋姊妹会接触的少数个案已届70岁高龄，新住民们逐渐变老，成为接受长照服务的对象，至于没有台湾身份者的长照需求确实是个极大的难题。另一方面，中年的新住民，虽然具备居家照顾服务的能力，但因为居服员的资格考试是中文，对新住民来说是个艰难的门槛。

“有名字的进步”

选举前，“新二代留声机”针对选举政见开过多次会议，他们的核心关怀聚焦在医疗与新住民及二代的教育上。他们认为这些议题最为迫切。

基于新南向政策，新住民语已经被列入国小的必修。但这一看似立意良善的教育政策，却因为中央与地方的配套不足，导致较少人选择的母语课程根本开不了课。

曾被要求同化、融入台湾，因而经历过失去母语的一些新二代，看到政府突然在2019年的课纲下，推行母语政策，也有许多不理解的。王秋雯说：“多有要求接受母语课程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习母语。”根据内政部2015年的调查，有40%的新二代不会说母语。二代没有自发想认识“母国”文化，却被强迫学习“母语”，王秋雯说，这就如同在新南向政策下，民众不理解为什么要认识新住民、为什么要认识异国文化，最后沦为放烟火式的办活动、吃美食，“表面上有尊重，实际上未能有更多理解。”

在教育上，同为新二代的“跨国衔转学生”在校园面临比在台长大的新二代更大的适应障碍。跨国衔转学生指的是曾居留国外或大陆地区而回台就学的新住民子女。跨国衔转学生因为华语不流利，却得在华语为主的课程中学习，导致学习成效不佳。跨国衔转学生的人数逐年上升，直到2022年，全台约有1000名跨国衔转学生。

下一届总统是赖清德，他在新住民政策上并未提出突破或有开创性的政见，大多是延续旧制并强调会进行修正，如强化新住民专责单位、扩大新住民发展基金的运用等。可以预期，八年前蔡政府上台后所推动的新南向政策，也将持续进行。

新二代们也提出了对持续修正新南向政策的看法，比如境外面谈制度（注：为防止人口贩运、假结婚等情况，外交部与陆委会针对18个国家以及大陆地区人民设有“境外面谈”制度，若台湾人要与上述国家的国民结婚，需通过面谈，才能来台。）林廷宇认为：“既然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就应该废除境外面谈，不应该想跟东南亚国家做生意，有更多利益往来，同时却又怀疑这些国家来的人都想要假结婚、不怀好意，这很奇怪。”

王秋雯也认为，政府为了经济利益推动新南向政策，却没有对新住民有真正的理解，“这只是廉价的尊重。”

本次选举，三党总共提名了四位新住民参选立委。在确定当选的立法委员名单中，有两名新住民代表，分别是获得连任的民进党籍罗美玲（马来西亚）以及民众党籍麦玉珍（越南），比起前两届多了一席。另两名落选的候选人皆为陆配，民众党提名的李贞秀与国民党提名的李霞。

本届大选的新科立委麦玉珍在越南出生，结婚来台20年，曾经历前夫家暴而离婚。家庭与工作的经验，让她理解新住民在台的困境，因而在居住地彰化县成立越南同乡协会及全国性台湾新移民协会。她还创立了新住民党，希望规划完整的全国性新住民政策。2023年在民众党征召下，加入民众党籍，成为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并顺利当选。

民进党的罗美玲获得连任。2020年的立委中，马来西亚华人罗美玲是该届唯一的新住民立委。她在大马成长，以侨生身份来台念大学。罗美玲曾任教师、民间团体干部，并担任过两届的南投县议员，2020年成为不分区立委。曾在立法院成立“台湾新住民权益发展促进联盟”，获得跨党派支持。她曾倡议增加中央部会的新住民比例，也关心新住民相关法案。不过，她的侨生身份受外界质疑是否有代表“新住民”的资格。

而2016年首位胜选的有新住民身份的林丽蝉，这次却未获得国民党的提名。林丽蝉是柬埔寨华侨第三代，1997年结婚来台，在台完成大学与硕士学历。2016年成为首位新住民立委时，林丽蝉受到瞩目，但因在台的柬埔寨新住民并不多，也引起质疑是否能够代表多数新住民的意见。在国会期间，她主要关注的还是在新住民相关法案，例如曾修改国籍法，提出“新住民基本法草案”。

在前两届立委的经验中，两名新住民立委的身份与国籍能否“代言新住民”，是受外界关注的焦点。

但是，洪满枝并不认为有更多新住民立委，就能更好的代表新住民意见，她形容台湾有新住民立委，更像是让新住民成为“有名字的进步”，被社会看见了，“这多少会改变社会观感，但从过去的经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那些新住民立委为新住民们做很多，也许个案上有，但我认为需要整个政党或跨党派有共识，对法案的推动才会有效果。”

后记

台湾的新住民与二代人口逐年攀升，这八年来的新南向政策，也让新住民比例最大宗——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移民洪满枝与二代的王秋雯都感受到地位提升，无论从媒体的正面报导，到民间与政府的各项奖励措施，新住民似乎比较被尊重，但台湾社会对于外来者的歧视与成见并未消失。王秋雯形容“是虚伪的尊重”，“为了获得东南亚配偶国家的经济、语言、文化资源，‘选择’尊重你，但在我们这些新二代眼里，那些都很表面。”

进步是缓慢的。去政府机关开会时，南洋姊妹会的新住民们仍会听到官员称呼她们为“外籍新娘”——尽管多年来，大家一直在抗议这一带著歧视意味的称呼。洪满枝认为，这显示官员的意识，并没有真正进步。如今，姐妹会的成员们则会自嘲是“老娘们”。

身为新住民，“不管你有没有身分证，你有不同的肤色、口音，你就是外国人”，就算认同自己是台湾公民，洪满枝与其他新住民仍未感受到台湾社会将他们视为一份子。洪满枝说，二十年来，她们上街买菜仍然会不断被问相同的问题：“妳寄多少钱回家？妳们是不是会骗台湾人的钱？妳是用多少钱被买来的？”以前她会因为这些失礼的问题感到很愤怒，习惯了台湾社会对移民的不解后，现在听了也会一笑置之。

但是，有时歧视还是会来得猝不及防，前阵子，洪满枝与一群越南姐妹欲搭计程车到医院进行医疗美容，一群越南人聚在一起自然用母语交谈，一名司机听到她们说越南话，就拒载。而回程的司机原本还跟她们用中文聊天，一听到越南话后静默，脸色一沉，甚至要她们提前下车，“我们一直问司机为什么拒载？为什么提前叫我们下车？没有答案。”

比起默默承受偏见的母亲们，二代们更要不断地证明自己是够格的台湾人。李依静第一次使用新住民福利是在特殊选才（注：针对特殊才能、不同教育背景、弱势族群开放1-2%的就学名额）的管道，“同学们都知道这是新住民名额，他们开玩笑，刚好妳妈妈是中国人，你才有办法进到更好的学校。”

“所以，上了大学后我要求自己的成绩不能只是及格。我得要加倍努力，证明我够格。”

那个够格的台湾人的样子，却是模糊的。王秋雯家中四代都是华人，但当她透露自己的身份后，就会有旁人说“难怪妳看起来一副泰国人的样子”——这让她非常困惑，“你们想像中的泰国人是什么样子呢？”

而从小，李依静就要自己积极学台语，应老师要求参加台语演讲比赛，也曾参与国语演讲比赛，她说自己是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变成一个台湾人”。但这份渴望仍然充满矛盾，本就在台湾长大，本就是台湾人的她，还要怎样变得更像一个台湾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