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考公”梦：韩国人为何不再一窝蜂地去当“神”了？

编者按：韩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有人说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几乎可以说是文化奇迹的，外销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说它现代化﹑进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产品领先全球，但这些财阀集团同时是韩国政商勾结问题的病根。韩国知识分子金振京说过，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将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一百年；而韩国更在六十年代后，把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三十年。我们看到的，关于韩国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于此：一个本质仍然保守﹑传统的社会，在极短时间内被资本的流动带到了国际舞台，于是各种冲撞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很少人有空停下来反思，也好像没有必要去反思。

随著K-pop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度愈来愈高，人们对韩国兴趣愈来愈大，想问的问题也愈来愈多：在一个强调儒家价值的社会，生育率为何全球最低？在韩剧外销浪漫爱情时，韩国为何出现被外媒称为“性别战争”（gender war）的社会争议？韩国是“跨国收养输出大国”，但许多被送养的儿童到底去了哪里？为甚么到了韩国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是有那么多被送养的孩子？在社会仍记得世越号惨剧的今天，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属维权会那么困难？

在未来两个月，端传媒将刊出“K-pop背后的韩国”的一系列在地报道，尝试摸索这个跟华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渊源的社会的形状。这是系列的第一篇，关注的是韩国曾经的“考公潮”：在金融风暴后的韩国，公务员曾经是“神的职业”，考公热甚至养活了一整个产业链。但到了今天，韩国人好像开始怀疑铁饭碗到底有没有那么好捧，捧起铁饭碗的代价，会不会是自己被压得面目模糊？

鹭梁津：“汉江奇迹”的注脚

在首尔汉江以南，鹭梁津是两线地铁线的交汇点，分布在大马路两旁的十个出口，把这个地方割成两半——“津”是渡口的意思，所以近江的那边，渔获特别丰盛，有全首尔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白色外墙、像运动场般大的建筑物里，聚满会讲国语的朝鲜族移工，见游客来了，使劲地推销帝王蟹和鱼生。

至于马路对岸，是首尔著名的公务员考试村，你一出地铁站就会知道——整个月台每个转角，都布满公务员补习天王的广告看板。橙色、蓝色夺目的底色，上面一个个穿西装、手臂交叉抱胸的人，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下面是大字标题：“35天内，英文提高35分”、“35天内，韩国历史提高55分”。“导师会让你通过的！”一块看板上这样写着。

这片紧邻政治和商业枢纽汝矣岛的繁华地带，崛起于韩国近代经济史的深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韩国经济紧急衰退，股市崩盘，韩圜大幅贬值，及后宣布破产。解严初期的九十年代韩国本处于“汉江奇迹”当中，在前一年还刚刚加入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韩国流行文化也开始有外销势头。但金融风暴后的韩国，却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会申请紧急借贷，直接失去经济主导权。韩国人把“IMF”（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英文缩写）戏称为“I’m fired”：那一年，130万国民失业，贫困率从不足5％急升至近15％。

8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全斗焕的独裁政府大力扶植三星、现代、SK、LG等财阀发展，让公务员和企业职员薪水差几乎接近5倍——大财团公司，才是人们趋之若骛的地方。但在97后经济一片萧条，失业率高企的韩国，“考公”却倏然成为国民的“정답”（正确答案）：拿铁饭碗的公务员成为了“神的职业”。自“考公”热潮崛起，每一年十多二十万考生竞争各级公务员职位，而根据韩国人事革新部公布的资料显示，国家9级公务员竞争率在2011年一度达到93.3比1的最高点，之后韩国政府开放更多职缺，在2017有22.8万人报考，创下报考人数最高峰，当年竞争率达46.5：1。

韩国一直是个考试社会：要挤进韩国被称为“天空”（SKY）的三大学府（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上补习班刷题必然少不了。升大学的补习班原本集中在市中心的钟路区，70年代政府为改变市中心结构，要求补习班迁走。当中的一部份就迁到了鹭梁津。在这里，超过250家专攻公务员的补习班藏在大厦里，只容得下一张床和小书桌的考试院满街都是。而考生专用套房、食堂、廉价文具摊、24小时咖啡厅自修室也如春荀冒生，聚成人们口中的“考试村”。

过去二﹑三十年，这里反映了韩国的一种时代精神。不过，根据韩国人事革新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23年最基层的国家九级公务员报考人数仅有12万多，竞争率为22.8：1，创下31年来最低纪录；另据一份针对六千名现职公务员的调查显示，有46.2%的人表示想离职和非常想离职。

历经三年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人们理应深感稳定的重要性，但在当下，年轻人们越来越不想进入体制，甚至想离开。考公热潮的消退，一方面体现生活现实考量——公务员薪资调整追不上通胀，时薪还比最低工资都要低，年轻人不想当吃不上饭的“神”。

正在改变的还有韩国的从众文化。在一则关于鹭梁津不复热闹的新闻下，一名网友留言：“之前很多人是没时间和机会思考真正想做什么，现在这样的人变少了，反而是好事”。

“铁饭碗”

公务员需要的是听话、依照上级指示做事的人。

“稳定”，2016年，当时25岁的罗窦熙就是奔著这个来考公务员。

罗窦熙的父亲原本在韩国最大的财阀集团三星工作，在40多岁时突然“被离职”。“他们不资遣你，但整个氛围都是在逼你离职。”大企业的组织文化分层管理、晋升有序，挤不进升迁名单的旧人不走、新人也会进不了。壮年失业后，罗窦熙的父亲只好到处在各种职场流转。

动荡﹑朝不保夕的童年，让罗窦熙特别渴望“铁饭碗”。对于童年郁结最明显的解答，好像就是“考公”。

韩国公务员一共分9级：第9级为最初阶的基层人员，其中又区分为国家职和地方职，一般在街道办事处、市政府等地方工作，最热门的警察和消防员也属此等级，但警消公务员除了笔试，还要通过体能测验；而5级以上则为行政管理阶级，可在行政部门、外交部工作。

罗窦熙在大学期间休学服兵役，被分配到警察局。当时一般警察每个月加上津贴的薪资从250万至350万韩元不等（约1900至2700美元），资深警察更有机会月领4、500万韩元，比起中小企业平均不到300万韩元的薪资更高。同时，还会依照任职的地区和职务内容调整津贴，退休后又能领取公务员年金。罗窦熙就是在这时，被警队的铁饭碗吸引的。

2016年，罗窦熙大学毕业，几乎是立即在鹭梁津开始了他的考公之路。第一次走进鹭梁津看到的景象，罗窦熙至今难忘－－在公务员是“神的职场”的日子，鹭梁津考试村的街头人多得连路都看不见，连用“乌泱泱”来形容都不为过。每一天，他都夹在看不见尽头的人潮里，把双手夹在胸侧，低著头，把自己缩到最小，夹在人群中走到补习班。

补习班学费不高，每月大约不到50万韩元（约380美元），但因为有几百人同时上课，教室位置紧张，只有提早来的人能进到有讲师的教室，其他的人只能到隔壁的教室，看电视萤幕转播课程。所以补习班还没开门的清晨，已经有很多人在门口排队。

为了抢进去有讲师的教室，罗窦熙每天早上6点半出门。在那些拚尽全力考试的日子，他日复一日照表操课，晚上11点半才从补习班离开，中途饿了就走到附近的杯饭（컵밥）街，随便买个当时2000韩元（约1.5美元）的杯饭果腹。杯饭是考试村的副产物——发泡胶碗装着白饭、炒猪或牛肉和芽菜，还配上颗荷包蛋；制作十分钟，站着快速扒吃也用不到十分钟，吃饱就可以继续读书。在考上公务员的目标面前，衣食住行都只是其次。

“大家都是这样的，好像眼中有火。”在鹭梁津待过的人，都知道彼此不是同伴，是竞争者。在补习班一年多，罗窦熙从没和坐在旁边的同学说过一句话。

来鹭梁津的人各有故事。经济系毕业的白道贤就跟罗窦熙不一样：他是被动地来考试的。他本来想在银行上班，2012年大学毕业后，他投过3、40封履历，但都没获聘。母亲不希望白道贤浑噩度日，把他送到鹭梁津：“我妈抓著我的手，把我带到鹭梁津的补习班报名上课。”白道贤不断抗议，母亲只是说：“你做得到。”

一开始，白道贤一天只去补习班4个小时，一方面是因为讨厌念书，一方面也因为自信很容易就考上。他早上10点进补习班，下午2点下课出来以后，就在网吧打电动。

以9级公务员考试为例，考科一共五门：英文、韩文、韩国史、行政学、社会学。200道选择题，作答时间两小时，意即30秒要解一道题。第一次考试结果出来，白道贤落榜了，他很惊讶。这次失败好像在他心里点燃了一团火：他没有放弃，还以更高的7级公务员为目标再考，落榜，再考，再落榜。

如此六年，在白道贤决定可能是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他考过了。“其实像我这样考这么久才合格的人不多，他们很多人考两、三年不成功就放弃了，或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地去考试，我能考这么久，也许是因为我并没有尽全力去考”。

和大部分的考生状况不同，白道贤形容自己不是一个“正常的例子”——备考期间姐姐每个月有给他提供零用钱。因为经济压力比别人少，自然留在这无间考试地狱的时间也能更长一些。

“我还是幸运的。”他这样总结。

曾带领MBC电视台工会罢工的记者李容马，在16年记者生涯里跑过社经政治新闻，他在书中一句总结在韩国当公务员的成功秘诀：“想成功、想出人头地，就绝对不能跟组织唱反调，也不能做出脱离手中有人事权的人可以掌控的行为。”尹锡宇觉得，自己考试失败，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现年41岁的尹锡宇个子不高，修着一头俐落短发，比起普通韩国男生，他更黝黑一些，还能说流利英语。2021年，他在菲律宾做小生意，开spa店和鞋店，但疫情爆发后马尼拉大封城，店里超过三个月无法营业。尹锡宇回到韩国，想等待疫情结束，但都还没等到尽头。“我在韩国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在百无聊赖的日子，尹锡宇想起朋友年前考上公务员，决定一试。因为担心染疫，他没有上补习班，只靠线上课程和自修。那个时候，他一天至少要念12个小时的书。两年前的他，连剃胡子和剪头发的时间都不想浪费，有时候一天能念书念到16小时，即是说，早上9点起床，只扣除吃饭、上厕所的时间，到半夜2点睡觉之前，都是在温书。但他也许是特别会念书，也许是特别幸运，只花了六个月就高分通过了笔试。

但通过笔试，还有面试等著他。尹锡宇起初并不担忧，因为在笔试中拿到高分的人，面试几乎十拿九稳，会被拦下来的是极少数。

但他居然成为了例外。“（面试时）三个主考官对我一个人提问，包括法律题目、个人经历等。但第二轮面试时，主考官一直不满意我的回答，不但打断我，又质疑我没听懂提问，我请他再说一次问题，他又不说。”他最终落了榜。

“我想也许他们（主考官）就是不喜欢我和我的工作经验。”尹锡宇认为自己的创业经历，可能让考官认为他太有主见，不容易使唤，才会在面试时故意刁难他，因为公务员需要的是听话、依照上级指示做事的人。

罗窦熙备考一年多，把全部精力灌注在考试，与当时交往的女朋友吵吵闹闹，最后分手。他考了四次，还是失败告终。他在备考期间，不断在不安和失落中来回，结果罹患忧郁症、恐慌症。“有一天我在厕所，上一刻还在滑著手机，下一刻突然一种恐怖感冒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我只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长达半年时间，他不想和朋友见面，甚至希望成为大家都不认识的人。

但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不愿踏进精神科求诊。因为在他认知中，“要当公务员的人如果在精神科留下纪录，很有可能不被录取。”有志考公的人，大概都深知在韩国，组织就像一台大型机器，而他们的角色是螺丝钉－－一颗稍微跟其他螺丝钉不一样的零件，只会被弃之敝屐。

鹭梁津就像一家工厂，生产的是最吃得苦，最没有怨言的螺丝钉。过去二﹑三十年来，鹭梁津制造了无数的成功故事，但有多少个像罗窦熙这样的人被压得面目模糊，大概没有人记得起来。

吃不上饭的“神”

“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韩国知识分子金振京说过，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将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一百年；而韩国更在六十年代后，把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三十年。这种速度令其无法反思自身文化，亦认为反思是“非必要的事”。 也许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开始，三十年的军人统治，也令权威文化深植社会，也令韩国社会有根深蒂固的，讲求先后辈、服从权威的传统。

但这种权威文化，似乎也非不可松动。

“韩国人有一种跟风、追随别人的习惯，当大家都在考公务员，不知道要做什么的人，就会去跟著做。”罗窦熙认为当年形成公务员热潮的原因，是许多人盲目跟潮流去考试，导致考生数量过度膨胀。但他说：“许多人并不是真的想当公务员。”也因此如今考公务员的人数变少，他一点都不惊讶。

2022年5月，一名在全州的53岁公务员因为地方选举连续两天上班十多小时，最后脑溢血死亡；2021年9月在仁川的一名公务员自杀，他被发现从2020年3月担任公务员以来，加班了1200多个小时，死亡前2个月甚至每周工作超过116小时。类似案例时有所闻，根据韩国民主党议员权仁淑向韩国人事革新处取得的资料显示，2018年10月至2022年6月间，有137名公务员被认定过劳死。

基层公务员工作量高，但薪资却跟工作量﹑或考试难度不成正比。根据韩国人事革新处公布的公务员年薪资料[W4] 显示，2023年年资仅1年的9级公务员者，基本月薪仅177万韩元（约1358美元；不含伙食费、津贴费），但同年的劳工最低月薪是201万元，也就是说，基层公务员连劳工最低薪资都赚不到。

虽然这并非常态，根据韩国最低工资委员会的资料显示，基层公务员过往薪资几乎都高于劳工最低薪资，但在2018年劳工薪资提升后，两者差距才拉大；加上2022年全球通货膨胀严重，公务员的人工加幅还远追不上通膨。

除此之外，根据韩国国会立法调查处的统计，2020年至2022年，地方政府机关收到了79,904件的恶意投诉，其中最多的包括对公务员言语暴力、辱骂（62,295件）、威胁（9,839件）、性骚扰（944件）、攻击（359件）。这些状况，让许多公务员萌生离职念头。

在鹭梁津六年后，终于当上公务员的白道贤，也不觉得自己从此就上了神台。

2019年刚入职时，白道贤月薪仅约180万韩元，扣掉约15%税金，剩余约8成都给了父母，他自己每个月仅花30万韩元。公务员薪金会随著年资增长，如今白道贤晋升成8级公务员，为了多领些津贴，他平日、假日都会加班，现在月薪有将近300万韩元，但扣掉税金后，实际可以领到约250万韩元，即不足2000美元。

在这几年，白道贤也看见不少同僚，因为受不了职场文化和压力相继离职，“刚当上公务员的人一年之内，大概有15%会离职，5年内大概有30%也会离职”，当上公务员后，白道贤才发现工作量比他想像的还多，民众恶意投诉的事件也常发生。加上公务员职缺在2018年曾一度扩大增聘，白道贤也有感晋升的竞争更激烈，加上上级的处事态度保守，并不容许基层跳脱框架行事。

另外，韩国百万名公务员的年金赤字，在2014年高达2兆4千多万韩元，使得韩国政府展开公务员年金改革措施，使得2016年后录取的公务员每月缴纳的年金费率提高，但退休后领取的年金却降低约10.5%，这也是白道贤起初未料到的事。

考试六年，最终职场的现实似乎不如预期，记者问白道贤会不会有想离职的念头。但他深知，像他这样花了很多时间考公务员，又没有其他职场经验的人，要再转职并不容易。所以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和他当初四处求职失败，被母亲拉去考公务员的原因一样。

罗窦熙形容的跟风考试，大概就是像白道贤这样的状况－－没有其他积极的目标、没有迫切的财务压力，被动地、依照父母的建议去考公，不疾不徐地当了职业考生6年，又在保守的公务员职场中学习安分守己。

但像白道贤这种人生故事，曾经在韩国人人趋之若鸳。

而考试失败的尹锡宇和罗窦熙，就没法像白道贤那样，能停止思考前路了。“我当时曾经想向媒体投诉，质疑主考官对我的经历有偏见，才故意刷掉我。”但尹锡宇想想又觉得，面试本来就很主观，根本难以证明对方偏颇，他最后选择接受自己失败的事实。

对于花在考试上的时间，尹锡宇坦言后悔，但也只无奈地总结：“Life goes on。”他后来没再回到菲律宾，在韩国交了女友，结了婚，在一家跨国企业找到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他越来越少想起考公务员的那段过去。

至于罗窦熙，在他决定放弃考公务员后，忧郁症几乎不治而愈。为了存钱，他在各种职场流转，餐厅、物流、手机行、咖啡店，也花了两个月去欧洲旅行，但最后父母一句话“你还不找工作吗？”将他拉回了现实。

罗窦熙先进去一家社会企业公司上班，月薪230万韩元（约1769美元），工作1年多后朋友找他到政府旗下的社会福利中心工作，属约聘职，专门经营社区连结，月薪大约250万韩元。但才做了1年，因为中心裁减人力，他又顿时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一边找工作，一边也把摄影的兴趣拿来赚点外快，帮朋友拍拍照片。现在的他比从前爱笑。“后来觉得，如果当时考上公务员，我可能也会很不适应那种组织文化。”

尾声

我们到访鹭梁津的时候是11月中，首尔接近零度，午饭时间的偎冷的学生们双手插在口袋，零星地走出学院觅食。我们走上窄小的楼梯，进到第一书店，里头汗牛充栋的全是公务员考试用书，书墙隔绝了冷空气。

约7坪大的第一书店在1998年开业，是第一间在鹭梁津插旗的公务员考试专门书店。59岁的书店老板郑大烈说，自己就是鹭梁津的历史：在1999年开书店前，郑大烈也曾是个失意的考生。他当年从第5级考起，但落榜后存款吃紧，决定放弃考试。

但考试失败后，他却乘上这波热潮开起书店，失败的考试经验，成为他和客人交心的桥梁。25年来，他见过鹭梁津杯饭街万头攒动，看过许多考生徘徊在鹭梁津街头多年，也明白考生的心境。“5年以上仍考不过的话，有些人会变成万年考生，失去斗志和热情，形式上反复地准备考试，好像老鼠在跑滚轮，实际上是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在考试，反而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郑大烈说。

十一月的深秋首尔，人们几乎都把自己裹在黑沉沉的羽绒服里。白道贤带我们走到以前补习班大楼的地下室餐厅，熟门熟路地拿起餐盘夹菜，几样韩式小菜配上一个主餐，多种泡面任君挑选，白饭无限取用，7000韩元吃到饱的“考试自助餐”，一次买个10张、20张的餐券，还能更便宜。“现在涨价了，以前才4000韩元。”

2019年开始，疫情改变了全世界，也改变了鹭梁津的生态。午餐时间，鹭梁津路上有些餐厅没开门，有些挂著考试院招牌的大门却深锁，一些考生三五成群经过，让餐厅热闹了一会。但罗窦熙形容的人山人海场面，早就不复返。

韩国统计局的《2023年社会调查》报告中，针对13岁至34岁的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27.4%的人想进去大企业，高于2021年的21.6%；但想进入公营企业和当公务员的只有34.4%，比起2021年的42.5%低了不少。甚至在教育部公布的《2023年中小学职业教育现况调查》中，公务员第一次跌出前10名之外。

《2023年社会调查》报告中也显示，比起2021年，韩国人选择职业的理由中，收入高低仍是最重要的，但重视安定性的比例下降了，反而职场环境和兴趣比过去更受到重视。这显示民众选择职业的因素正在变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具有专门技术的职业、海外就业和创业越来越受到青睐。

“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路书店的营业额，大约占了我们营收各半。”第一书店在2001年开始经营网路书店，幸运地挺过疫情，但周边其他书店有些已关门大吉。

说到鹭梁津没落，郑大烈认为有三个主因，学生在疫情期间适应了线上课程、韩国人口减少和公务员职缺减少。“大概5年前开始，韩国少子化的问题逐渐浮现，因为青少年人口减少，导致公务员职缺也变少，加上疫情爆发，来鹭梁津上课的学生一下子少了很多。大家习惯线上课程后，即便疫情结束，想考公务员的人也不见得一定要来补习班上课了。”郑大烈估计，现在来鹭梁津的考生只剩以往的3成。

在Youtube有这么一个新闻片段：2017年凌晨4点的鹭梁津街头，下著雪的零下10度，记者采访数十名盘坐在雪地排队的学生，他们挨著微光一边看书，一边等待补习班拉开铁门。他们要冲上楼在课室中抢到最靠近讲师的座位。

不知道当年雪地里的考生，有多少人如愿上榜，又是否还有人仍在鹭梁津徘徊。郑大烈跟我们说，他常常在店内遇到一些当到高级公务员的人，带著朋友或小孩来书店，细数当年在鹭梁津度过的岁月，“他们跟我说，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我以前考试时常常来这边买书。”

郑大烈年岁渐长，待在书店的时间越来越少，他说我们能巧遇他，“你们运气真好。”我想起罗窦熙、白道贤和尹锡宇的经历，运气可能是在鹭梁津最重要的东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