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家香港博物館“骨牌式”改造：官方叙事安插时，定要拆散本土文化？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将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列为三种主要的殖民地治理制度，殖民地官方用以塑造他们对殖民地的认知，以确立其统治的正当性。其中博物馆乃是与殖民地考古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安德森论证说，殖民者将殖民地的古迹改造成漂亮的陈列场所，却抽空了其中的宗教与神圣性，改头换面成一个世俗化的殖民统治权威标志。

安德森这个关于“想像的共同体”的重要分析自有其历史语境，他主要是陈述东南亚国家在十九世纪被欧洲人的殖民经验，其中对东方主义有著鲜明的批判态度：殖民者只保留了殖民地的古迹硬件，却忽视殖民地真正的本土传统文化；他们只借用古迹或考古博物馆的展示，宣示对殖民地保育的文明功劳。

香港海防馆：不符当今国家叙事

近日香港政府连番宣布，重整香港几个主要博物馆的架构。其中位于香港岛筲箕湾、由旧鲤鱼门炮台改建而成的香港海防博物馆，将被改设为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重点介绍中国抗战历史。

有亲政府的议员向传媒表示，香港海防博物馆的展览太过集中讲述“英殖年代抗战史”、英国如何帮助香港防卫等事迹，故需改变。而根据政府文件中的历史陈述，中国早于唐代已派兵驻守屯门，鲤鱼门在明清时期则有水师与海盗争夺的记载，说明了早于数百年前，香港在战略地位上已“与中国海防有关”。

表面上，上述官方语论似乎符合了安德森的论点：英殖时代留下的香港海防史，只陈述了能说明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历史内容，却抽走了“自古以来”香港跟中国“血脉相通”的共同历史。但事实却是刚好相反，抽空香港海防史的，其实是特区政府。

海防博物馆所在的鲤鱼门炮台始建于1887年，是当时英军守护维多利亚港的重要军事设施。当时香港不只是英国对东亚的贸易中转站，也是英国在东亚的殖民网络的军事据点。但直至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香港才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发生战争，而鲤鱼门炮台也才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发挥其军事作用，并一度成功阻止日军登陆香港岛。

重光后，香港在军事上失去了重要性，1980年代更因城市发展需要，英军将炮台及附近军营交予香港政府发展。直至1993年，当时的市政局决定将已废弃的炮台修复，并改建为跟香港军事海防主题有关的博物馆，就是今天的香港海防博物馆。

因此，不论从古迹历史还是从策展角度，香港海防博物馆是一个切切实实跟港英殖民军事史关系密切的项目，但这段历史，却不符合现在的国家叙事。

香港人之历史认知：与内地有落差

事实上，当去年（2022年）海防博物馆翻新重开后，我们即发现在馆内新增设的“香港海防故事”常设展览中，昔日曾经存在的三个“英治时期”展览已消失了，却增加了“声影说抗战”、“日军侵华‧携手抗敌”、“日军侵港”及“抗日游击与敌后活动”四个跟“日本侵华”有关的展厅，大大增加了抗战主题在整个博物馆内的比重，却把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据点的角色淡化、抺除。

对博物馆的参观者来说，他们所身处的炮台遗址跟中国抗日历史毫无关系，而他们却在馆内看著琳琅满目的抗战展览。于是，这个军事古迹就成了一个去历史化的展示场所，以宣示国家民族主义的正当性。这反而比较接近安德森的说法。

关于抗战的论述，是典型内地宣传民族主义的主题，却跟一般香港人的历史认知有著不少落差。在香港海防博物馆现有（即2022年翻新重开后）的抗日主题展厅里，主要讲述日本侵华跟侵港是同一场战争，香港的对日抗战主要是支援中日战争，而尤以由中共指挥的东江纵队的事迹著墨最深。

可是，从二战史的角度看，日本入侵香港是在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向盟军宣战后发生的，理应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战场；而在海防博物馆旧有展厅里，不少内容是关于由驻港英军、香港华人军团及加拿大陆军等组成的守军跟日军进行的“香港保卫战”，而海防博物馆的所在——鲤鱼门炮台，正正是见证这段历史的重要古迹。此等内容，博物馆翻新后几乎完全消失。

一直以来，香港人对“八年抗战”（近年中国官方已改称“十四年抗战”）并非没有民族感情上的认同，从过去一直有民间组织抗战纪念活动，如纪念“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事迹中，可见一斑。不过，上一代香港人对二战的集体回忆，却主要是“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而不是抗战，更不是中国官方所陈述的“抗战”。

在英殖时期，官方鲜少向民间宣传驻港英军在香港保卫战中的事迹，反而在回归前后，民间开始陆续还原香港本土历史，这段历史才重新被重视。因此，海防博物馆自2000年启用以来，一直深受香港市民欢迎。对香港人来说，香港的抗战历史跟“八年抗战”在意识形态上不单没有抵触，更是“本土认同”跟“民族认同”并行不悖的表现。

香港民间所一向反感的，是一种过度渲染、过度吹捧的抗战论述。例如，对于国共两军分别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角色，香港民间本来并不特别在意（这也说明了香港过去的“去政治化”特征），但自回归以后，香港人接触到内地对于抗战的官方说法（如“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却全面淡化国军的角色），以及内地媒体对“抗日”和“仇日”的夸张渲染（如“抗日神剧”）等，才开始注意到关于“抗战”的种种叙事。

当香港政府宣布将香港海防博物馆改设为“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时，香港民间对行将改造的博物馆叙事也应了然在胸：将内地官方的抗战叙事直接安插在展览里，并成为新馆的主题，有关于“香港保卫战”、英军驻港等与殖民地（现在馆中已用了“殖民管治”取代“殖民地”的字眼，以符合中国官方不承认香港曾经是“殖民地”的立场）有关的本土历史，将会被洗清掉。

“香港故事”更新工程中：调整方向不难猜想？

博物馆是一个建构集体历史认知的重要场所，它可以因应各种政治需要而有不同的历史叙事方式，但却不可以违背人民的集体记忆。

安德森对于博物馆展示的分析，正说明了殖民者改造被殖民者本土历史的方式，绝少是直接创造出一套全新的历史叙事，而是会在现有的历史硬件上下功夫，抽空了一些能巩固本土集体意识的重要内容（安德森的例子是一些具宗教性和神圣性的仪式），而只保留古迹和博物馆作为空泛的历史展示。这种方式，既维护了被殖民者对本土历史的集体记忆，也能减少被殖民者以本土文化正面抵抗殖民者文化的机会。

香港历史的书写曾经也是这样的论述战场，但其“殖民结构”则远比安德森所描述的复杂。香港民间对香港历史叙事的关注，大概是在回归前的后过度期出现。当时很多研究都指出，香港历史叙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英殖民者书写的香港历史，它强调英国将香港从“渔港”发展成“国际大都会”的功绩；第二类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笔下的香港历史，强调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是民族屈辱，“回归”则是一雪历史耻辱；第三类则是香港本土的香港历史书写，当中强调还原本土历史现实和经验，对前述两类历史书写虽有所批评，但又不全盘否定，而是适度地将它们渗杂在一起。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香港故事”展览，可以说是这些历史叙事之争的产物，历来皆有不少学者分析过当中的叙事方式和政治性，在此不深入讨论。但应当指出的是，为什么一个官方设立的历史展览能引起那么多人的研究兴趣？

某程度上，这正反映了“香港故事”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单纯地迎合官方需要的本土历史叙事，而是一个一定程度上符合香港人集体记忆和集体历史认知的集合，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过去“香港本土书写”对“殖民者书写”和“民族主义书写”的挑战。“香港故事”在2001年8月开始展出，它跟海防博物馆、以及这次香港博物馆架构重组的另一主角——香港文化博物馆一样，都是在回归后数年内设立的，二十年多来，一直深受香港市民欢迎。

必须注意的事，“香港人对文化活动没兴趣”一说并不符合现实。香港市民喜欢参观博物馆，而相比起艺术类展览，历史文化和知识类的展览和博物馆，一向更受欢迎。九龙南端的尖沙咀是香港几个主要博物馆的所在地，例如外形如“菠萝包”的香港太空馆向来是香港的地标；而并排而立的香港科学馆跟香港历史博物馆更是香港极为重要的文化建筑群，多年来参观人数极多，但主要是香港市民而非外来游客。

香港政府提出计划文件，建议将现时香港科学馆改建成一个国家发展成就专馆，除了看中尖沙咀是市中心的地理位置外，或许也跟它毗邻香港历史博物馆有关。自2020年起，“香港故事”常设展已经关闭，官方说法是“进行大规模的更新工程”，至今仍未重开。

若将这次建议科学馆改建成国家发展成就专馆的计划一并考虑，难免令人猜想，“香港故事”的“更新工程”或将需要作进一步调整而继续关闭，而调整方向或许会跟未来国家发展成就专馆的基调呼应，那会否是：将中国官方灌输给内地社会的国家民族主义论述，全盘搬进这个位于香港市区中心地带的博物馆建筑群，目标参观者依然是香港市民，而非外地游客。

香港人不接受国家认同强加之原因

在香港人的国家身份认同的变化上，曾有一个著名的“黄金交叉”：在多项研究数据中均显示，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曾在2008年短暂超越认同自己是“香港人”。那年适逢北京奥运，以大型体育活动对国家身份认同作软性鼓吹之效，这可谓一个相当成功的例子。

但长期来看，以“国家成就”鼓励香港人的国族认同，始终远不及内地社会的成效，中国官方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认清一个香港社会现实：香港人不接受这种硬销、强加的国家认同，是因为香港人的国族认同是有至少以下两个前题：一是不与本土认同抵触，二是需要面对国家正义的问题。

关于后者，香港人对于“恐共情结”、“六四”等问题的集体记忆和情绪，从未在回归后中国官方的硬性政治宣传和制约中得到纾解。而在今天的政治环境里，更是看不到有望缓和的出路；而关于前者，则是一个关于本土文化自我保存的低线：绝不可以国家之名，消灭香港人的本土文化和历史。

从国旗国歌、抗战论述、“国家发展成就”到“伟大民族复兴”等官方意识形态，自回归至今二十多年来，一直持续渗透在主流媒体、文化艺术活动、教育制度里，乃至近年更透过政治和法律手段，进一步加诸香港社会制度之中。博物馆的重设，不过是延续著这一路线。

问题是政府的手法愈来愈硬套，而在香港公民社会几已消失殆尽的情况下，难再有对于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批评声音和讨论空间了。过去香港在文化政策上的缓慢发展戛然而止，甚至可以说，今后再无文化政策，有的只是政治任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建议香港科学馆迁往香港文化博物馆现址一事上看出。

香港文化博物馆“拆件”的象征意义

香港政府官员的说法是，建议在尖沙咀香港科学馆现址设立国家发展成就专馆，并把科学馆搬迁至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现址，而文化博物馆则不会另找馆址搬迁，而是将藏品“重新整合”到其他博物馆。

从文化政策的角度看，这种“骨牌式迁馆”是毫无理据的，它似乎纯是为了让路给国家发展成就专馆；但若选择搬迁科学馆而对文化博物馆进行所谓的“杀馆”（民间说法），则暗含了官方对不同类别博物馆的主次排序：从政治角度看，科学馆比较没政治问题，或甚可透过调节其策展方向，将之与国家科研成就接轨，而成为另一项政治宣传工具。但香港文化博物馆在定位上则难以作类似的政治处理了。

香港文化博物馆是另一个相当受香港市民欢迎的博物馆。现址设于沙田，不属香港城市中心，但对一般香港市民来说也算是一个交通方便的地点。跟“香港故事”相比，香港文化博物馆的策展方向也同属于为保存香港人历史传统和集体回忆而设，但两者侧重点不同：“香港故事”是纵向的，以时序建构香港历史，中间亦有较多风俗传统的内容，较易与国家论述接轨；而香港文化博物馆则是横向地保存香港文化中的独特内容，或具标志性的题材。

例如馆内地下的“金庸馆”、一楼的“粤剧文物馆”、二楼的“李小龙展览”等，另亦有收藏大量香港流行文化藏品的“瞧潮香港60+”展览，以及各类相关的短期策展。例如，今年就趁著歌手张国荣和梅艳芳同是逝世二十周年，分别筹办了两人的纪念展。据报道，坊间歌迷对文化博物馆被“杀馆”感到“绝望”，担心政府不知如何处理这些藏品。

我们难以单凭政府这些计划内容，判断其背后的具体政治考虑。但从效果而言，若真的将香港文化博物馆“拆件”则具有相当明确的象征性。在政治上，香港流行文化本来人畜无害，却往往被在政治上感到无力或失望的群体视作情感出口。

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研究兴起之时，已有不少论述指出，香港流行文化的盛行原因之一，是香港的殖民结构令香港人难以在政治上建立其主体性，因而将动力转向本土流行文化的生产上；又例如多年来香港人对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怀念，不只因为两人皆是香港流行乐坛的天皇巨星，更因为两人之逝挑起了香港人在政治上的徬徨感：两人均在2003年逝世，当年适逢非典型肺炎肆虐和七一游行发生，象征性地作为香港社会一个关键转折点。

因此，如若将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藏品，真的散落于至不明不白的角落里，作贱香港文化文物，在情感上说，会是一种击碎香港文化的举动。坊间舆论一般没有批评“杀馆”计划跟设立国家发展成就专馆有直接关系，但“骨牌式迁馆”的做法似已叫人心照不宣，只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全感，不宣之于口而已。

对文化的低调传承：也感惶惶

近日香港文化圈中有两则新闻：一是独立书店“见山书店”宣布结业，原因是遭到“神秘人”不断投诉，每周均收到政府不同部门的警告信，不堪压力而结业；二是独立出版社“山道文化”亦宣布结业，正式公布称结业决定不涉政治压力，但与主要负责人即将移居海外有关。“见山书店”曾举办不少在现今香港社会环境中属“政治敏感”的活动，而“出道文化”则出版过不少与香港政治和社会运动有关的书籍。

要证明两者结业跟政治打压是否有关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事件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人的集体情绪：从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蔓延到对香港文化的低调传承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所谓“拆毁”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计划传闻，则是把这种集体情绪提升至更广泛和更普罗的层面上。香港民间大可避免将事件往政治上去思考和讨论，但这种无形的情绪压力却会一直累积下去。官方始终因政治任务在身而无视这种民间情绪，这正是官方的政治宣传一直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