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間香港博物館「骨牌式」改造：官方敘事安插時，定要拆散本土文化？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經將人口調查、地圖和博物館列為三種主要的殖民地治理制度，殖民地官方用以塑造他們對殖民地的認知，以確立其統治的正當性。其中博物館乃是與殖民地考古學緊密聯繫在一起，安德森論證說，殖民者將殖民地的古蹟改造成漂亮的陳列場所，卻抽空了其中的宗教與神聖性，改頭換面成一個世俗化的殖民統治權威標誌。

安德森這個關於「想像的共同體」的重要分析自有其歷史語境，他主要是陳述東南亞國家在十九世紀被歐洲人的殖民經驗，其中對東方主義有著鮮明的批判態度：殖民者只保留了殖民地的古蹟硬件，卻忽視殖民地真正的本土傳統文化；他們只借用古蹟或考古博物館的展示，宣示對殖民地保育的文明功勞。

香港海防館：不符當今國家敘事

近日香港政府連番宣佈，重整香港幾個主要博物館的架構。其中位於香港島筲箕灣、由舊鯉魚門炮台改建而成的香港海防博物館，將被改設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重點介紹中國抗戰歷史。

有親政府的議員向傳媒表示，香港海防博物館的展覽太過集中講述「英殖年代抗戰史」、英國如何幫助香港防衛等事跡，故需改變。而根據政府文件中的歷史陳述，中國早於唐代已派兵駐守屯門，鯉魚門在明清時期則有水師與海盜爭奪的記載，說明了早於數百年前，香港在戰略地位上已「與中國海防有關」。

表面上，上述官方語論似乎符合了安德森的論點：英殖時代留下的香港海防史，只陳述了能說明殖民統治合法性的歷史內容，卻抽走了「自古以來」香港跟中國「血脈相通」的共同歷史。但事實卻是剛好相反，抽空香港海防史的，其實是特區政府。

海防博物館所在的鯉魚門炮台始建於1887年，是當時英軍守護維多利亞港的重要軍事設施。當時香港不只是英國對東亞的貿易中轉站，也是英國在東亞的殖民網絡的軍事據點。但直至1941年日軍入侵香港，香港才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發生戰爭，而鯉魚門炮台也才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發揮其軍事作用，並一度成功阻止日軍登陸香港島。

重光後，香港在軍事上失去了重要性，1980年代更因城市發展需要，英軍將炮台及附近軍營交予香港政府發展。直至1993年，當時的市政局決定將已廢棄的炮台修復，並改建為跟香港軍事海防主題有關的博物館，就是今天的香港海防博物館。

因此，不論從古蹟歷史還是從策展角度，香港海防博物館是一個切切實實跟港英殖民軍事史關係密切的項目，但這段歷史，卻不符合現在的國家敘事。

香港人之歷史認知：與內地有落差

事實上，當去年（2022年）海防博物館翻新重開後，我們即發現在館內新增設的「香港海防故事」常設展覽中，昔日曾經存在的三個「英治時期」展覽已消失了，卻增加了「聲影說抗戰」、「日軍侵華‧攜手抗敵」、「日軍侵港」及「抗日游擊與敵後活動」四個跟「日本侵華」有關的展廳，大大增加了抗戰主題在整個博物館內的比重，卻把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的軍事據點的角色淡化、抺除。

對博物館的參觀者來說，他們所身處的炮台遺址跟中國抗日歷史毫無關係，而他們卻在館內看著琳琅滿目的抗戰展覽。於是，這個軍事古蹟就成了一個去歷史化的展示場所，以宣示國家民族主義的正當性。這反而比較接近安德森的說法。

關於抗戰的論述，是典型內地宣傳民族主義的主題，卻跟一般香港人的歷史認知有著不少落差。在香港海防博物館現有（即2022年翻新重開後）的抗日主題展廳裡，主要講述日本侵華跟侵港是同一場戰爭，香港的對日抗戰主要是支援中日戰爭，而尤以由中共指揮的東江縱隊的事跡著墨最深。

可是，從二戰史的角度看，日本入侵香港是在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並向盟軍宣戰後發生的，理應是「太平洋戰爭」的一個戰場；而在海防博物館舊有展廳裡，不少內容是關於由駐港英軍、香港華人軍團及加拿大陸軍等組成的守軍跟日軍進行的「香港保衛戰」，而海防博物館的所在——鯉魚門炮台，正正是見證這段歷史的重要古蹟。此等內容，博物館翻新後幾乎完全消失。

一直以來，香港人對「八年抗戰」（近年中國官方已改稱「十四年抗戰」）並非沒有民族感情上的認同，從過去一直有民間組織抗戰紀念活動，如紀念「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等事跡中，可見一斑。不過，上一代香港人對二戰的集體回憶，卻主要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而不是抗戰，更不是中國官方所陳述的「抗戰」。

在英殖時期，官方鮮少向民間宣傳駐港英軍在香港保衛戰中的事跡，反而在回歸前後，民間開始陸續還原香港本土歷史，這段歷史才重新被重視。因此，海防博物館自2000年啟用以來，一直深受香港市民歡迎。對香港人來說，香港的抗戰歷史跟「八年抗戰」在意識形態上不單沒有抵觸，更是「本土認同」跟「民族認同」並行不悖的表現。

香港民間所一向反感的，是一種過度渲染、過度吹捧的抗戰論述。例如，對於國共兩軍分別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和角色，香港民間本來並不特別在意（這也說明了香港過去的「去政治化」特徵），但自回歸以後，香港人接觸到內地對於抗戰的官方說法（如「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卻全面淡化國軍的角色），以及內地媒體對「抗日」和「仇日」的誇張渲染（如「抗日神劇」）等，才開始注意到關於「抗戰」的種種敘事。

當香港政府宣布將香港海防博物館改設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時，香港民間對行將改造的博物館敘事也應瞭然在胸：將內地官方的抗戰敘事直接安插在展覽裡，並成為新館的主題，有關於「香港保衛戰」、英軍駐港等與殖民地（現在館中已用了「殖民管治」取代「殖民地」的字眼，以符合中國官方不承認香港曾經是「殖民地」的立場）有關的本土歷史，將會被洗清掉。

「香港故事」更新工程中：調整方向不難猜想？

博物館是一個建構集體歷史認知的重要場所，它可以因應各種政治需要而有不同的歷史敘事方式，但卻不可以違背人民的集體記憶。

安德森對於博物館展示的分析，正說明了殖民者改造被殖民者本土歷史的方式，絕少是直接創造出一套全新的歷史敘事，而是會在現有的歷史硬件上下功夫，抽空了一些能鞏固本土集體意識的重要內容（安德森的例子是一些具宗教性和神聖性的儀式），而只保留古蹟和博物館作為空泛的歷史展示。這種方式，既維護了被殖民者對本土歷史的集體記憶，也能減少被殖民者以本土文化正面抵抗殖民者文化的機會。

香港歷史的書寫曾經也是這樣的論述戰場，但其「殖民結構」則遠比安德森所描述的複雜。香港民間對香港歷史敘事的關注，大概是在回歸前的後過度期出現。當時很多研究都指出，香港歷史敘事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 ：

第一類是英殖民者書寫的香港歷史，它強調英國將香港從「漁港」發展成「國際大都會」的功績；第二類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筆下的香港歷史，強調香港被割讓給英國是民族屈辱，「回歸」則是一雪歷史恥辱；第三類則是香港本土的香港歷史書寫，當中強調還原本土歷史現實和經驗，對前述兩類歷史書寫雖有所批評，但又不全盤否定，而是適度地將它們滲雜在一起。

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香港故事」展覽，可以說是這些歷史敘事之爭的產物，歷來皆有不少學者分析過當中的敘事方式和政治性，在此不深入討論。但應當指出的是，為什麼一個官方設立的歷史展覽能引起那麼多人的研究興趣？

某程度上，這正反映了「香港故事」所呈現的，並不是一個單純地迎合官方需要的本土歷史敘事，而是一個一定程度上符合香港人集體記憶和集體歷史認知的集合，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過去「香港本土書寫」對「殖民者書寫」和「民族主義書寫」的挑戰。「香港故事」在2001年8月開始展出，它跟海防博物館、以及這次香港博物館架構重組的另一主角——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樣，都是在回歸後數年內設立的，二十年多來，一直深受香港市民歡迎。

必須注意的事，「香港人對文化活動沒興趣」一說並不符合現實。香港市民喜歡參觀博物館，而相比起藝術類展覽，歷史文化和知識類的展覽和博物館，一向更受歡迎。九龍南端的尖沙咀是香港幾個主要博物館的所在地，例如外形如「菠蘿包」的香港太空館向來是香港的地標；而並排而立的香港科學館跟香港歷史博物館更是香港極為重要的文化建築群，多年來參觀人數極多，但主要是香港市民而非外來遊客。

香港政府提出計畫文件，建議將現時香港科學館改建成一個國家發展成就專館，除了看中尖沙咀是市中心的地理位置外，或許也跟它毗鄰香港歷史博物館有關。自2020年起，「香港故事」常設展已經關閉，官方說法是「進行大規模的更新工程」，至今仍未重開。

若將這次建議科學館改建成國家發展成就專館的計劃一併考慮，難免令人猜想，「香港故事」的「更新工程」或將需要作進一步調整而繼續關閉，而調整方向或許會跟未來國家發展成就專館的基調呼應，那會否是：將中國官方灌輸給內地社會的國家民族主義論述，全盤搬進這個位於香港市區中心地帶的博物館建築群，目標參觀者依然是香港市民，而非外地遊客。

香港人不接受國家認同強加之原因

在香港人的國家身份認同的變化上，曾有一個著名的「黃金交叉」：在多項研究數據中均顯示，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曾在2008年短暫超越認同自己是「香港人」。那年適逢北京奧運，以大型體育活動對國家身份認同作軟性鼓吹之效，這可謂一個相當成功的例子。

但長期來看，以「國家成就」鼓勵香港人的國族認同，始終遠不及內地社會的成效，中國官方似乎從來沒有真正認清一個香港社會現實：香港人不接受這種硬銷、強加的國家認同，是因為香港人的國族認同是有至少以下兩個前題：一是不與本土認同抵觸，二是需要面對國家正義的問題。

關於後者，香港人對於「恐共情結」、「六四」等問題的集體記憶和情緒，從未在回歸後中國官方的硬性政治宣傳和制約中得到紓解。而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裡，更是看不到有望緩和的出路；而關於前者，則是一個關於本土文化自我保存的低線：絕不可以國家之名，消滅香港人的本土文化和歷史。

從國旗國歌、抗戰論述、「國家發展成就」到「偉大民族復興」等官方意識形態，自回歸至今二十多年來，一直持續滲透在主流媒體、文化藝術活動、教育制度裡，乃至近年更透過政治和法律手段，進一步加諸香港社會制度之中。博物館的重設，不過是延續著這一路線。

問題是政府的手法愈來愈硬套，而在香港公民社會幾已消失殆盡的情況下，難再有對於這些政策和措施的批評聲音和討論空間了。過去香港在文化政策上的緩慢發展戛然而止，甚至可以說，今後再無文化政策，有的只是政治任務。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建議香港科學館遷往香港文化博物館現址一事上看出。

香港文化博物館「拆件」的象徵意義

香港政府官員的說法是，建議在尖沙咀香港科學館現址設立國家發展成就專館，並把科學館搬遷至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現址，而文化博物館則不會另找館址搬遷，而是將藏品「重新整合」到其他博物館。

從文化政策的角度看，這種「骨牌式遷館」是毫無理據的，它似乎純是為了讓路給國家發展成就專館；但若選擇搬遷科學館而對文化博物館進行所謂的「殺館」（民間說法），則暗含了官方對不同類別博物館的主次排序：從政治角度看，科學館比較沒政治問題，或甚可透過調節其策展方向，將之與國家科研成就接軌，而成為另一項政治宣傳工具。但香港文化博物館在定位上則難以作類似的政治處理了。

香港文化博物館是另一個相當受香港市民歡迎的博物館。現址設於沙田，不屬香港城市中心，但對一般香港市民來說也算是一個交通方便的地點。跟「香港故事」相比，香港文化博物館的策展方向也同屬於為保存香港人歷史傳統和集體回憶而設，但兩者側重點不同：「香港故事」是縱向的，以時序建構香港歷史，中間亦有較多風俗傳統的內容，較易與國家論述接軌；而香港文化博物館則是橫向地保存香港文化中的獨特內容，或具標誌性的題材。

例如館內地下的「金庸館」、一樓的「粵劇文物館」、二樓的「李小龍展覽」等，另亦有收藏大量香港流行文化藏品的「瞧潮香港60+」展覽，以及各類相關的短期策展。例如，今年就趁著歌手張國榮和梅艷芳同是逝世二十周年，分別籌辦了兩人的紀念展。據報道，坊間歌迷對文化博物館被「殺館」感到「絕望」，擔心政府不知如何處理這些藏品。

我們難以單憑政府這些計劃內容，判斷其背後的具體政治考慮。但從效果而言，若真的將香港文化博物館「拆件」則具有相當明確的象徵性。在政治上，香港流行文化本來人畜無害，卻往往被在政治上感到無力或失望的群體視作情感出口。

遠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研究興起之時，已有不少論述指出，香港流行文化的盛行原因之一，是香港的殖民結構令香港人難以在政治上建立其主體性，因而將動力轉向本土流行文化的生產上；又例如多年來香港人對張國榮和梅艷芳的懷念，不只因為兩人皆是香港流行樂壇的天皇巨星，更因為兩人之逝挑起了香港人在政治上的徬徨感：兩人均在2003年逝世，當年適逢非典型肺炎肆虐和七一遊行發生，象徵性地作為香港社會一個關鍵轉折點。

因此，如若將香港文化博物館的藏品，真的散落於至不明不白的角落裡，作賤香港文化文物，在情感上說，會是一種擊碎香港文化的舉動。坊間輿論一般沒有批評「殺館」計劃跟設立國家發展成就專館有直接關係，但「骨牌式遷館」的做法似已叫人心照不宣，只是基於政治上的不安全感，不宣之於口而已。

對文化的低調傳承：也感惶惶

近日香港文化圈中有兩則新聞：一是獨立書店「見山書店」宣布結業，原因是遭到「神秘人」不斷投訴，每周均收到政府不同部門的警告信，不堪壓力而結業；二是獨立出版社「山道文化」亦宣布結業，正式公布稱結業決定不涉政治壓力，但與主要負責人即將移居海外有關。「見山書店」曾舉辦不少在現今香港社會環境中屬「政治敏感」的活動，而「出道文化」則出版過不少與香港政治和社會運動有關的書籍。

要證明兩者結業跟政治打壓是否有關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事件進一步鞏固了香港人的集體情緒：從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蔓延到對香港文化的低調傳承也感到惶惶不可終日。所謂「拆毁」香港文化博物館的計劃傳聞，則是把這種集體情緒提升至更廣泛和更普羅的層面上。香港民間大可避免將事件往政治上去思考和討論，但這種無形的情緒壓力卻會一直累積下去。官方始終因政治任務在身而無視這種民間情緒，這正是官方的政治宣傳一直失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