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杰：新左派的和平主义系谱，重蹈历史误区的台湾“反战声明”

【作者按】社会主义运动自18世纪末开始发展以来迄今已超过200年，其积淀的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早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本文爬梳1960年代以来欧美新左派对热核战的洞见，以及和平运动的诉求与结盟行动发现，台湾在半年前由四学者发出的“反战声明”在总体路线上不仅承继了新左派前辈们数十年前的步履，并再一次踏上了“反美至上”以及相应而来对民主－独裁政体辨识失准的误区，使之极其容易被认为是独裁政权同路人而遭到边缘化的宿命。

此外，本文特别突出戈巴契夫在1986年后发动的“和平攻势”如何得到欧美社会的认同，迫使好战的美国雷根总统坐上谈判桌进行核武限武协商，相比较下当前习近平政权的军事扩张与领土野心更像是法西斯主义的大国复辟，而以自我缴械式的反战声明诉求和平像极了缘木求鱼。

（倪世杰，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反战声明与台湾新左派？

今年3月下旬的台湾，由冯建三、郭力昕、卢倩仪与傅大为等在台湾学界素富清望的学者发表一份“和平、反军火、要自主、重气候”的“反战声明”，引发台湾政界与社会几许震动。之所以是“几许”，一方面连署人数并不多（仅仅37位学者），另一方面，发起人中，只有卢倩仪为国际关系学者，但她也坦言不了解两岸关系。更缺乏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研究者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预见了其立论不免遭受台湾“爱国者飞弹连”（注1）的砲火洗礼。

而这份声明并不特殊，大体上延续了自2019年以来喧腾于台湾社会，实质脱胎于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依据国族认同分歧而来的“抗中保台 vs. 疑美论”的论旨。所不同者，台湾的“疑美论”主流意见是以中华国族主义为根基，主张“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台湾、中国事务属于一个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外来势力干涉”、“统一问题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而美国就是破坏两岸和平稳定、和平发展的外来势力。然而，在“反美”这一点上，具有新左派（the New Left）（注２）意味的“反战声明”有点意外却又不大意外地成为“疑美论”的“战略支援部队”，站在反美的立场，产生为台湾蓝白阵营的“疑美论”加薪添柴的效应。

在这份“反战声明”中，最核心的要旨是指责美国军事扩张主义，自冷战起在世界各地发动“代理人战争”。卢倩仪在之后的回应文中进一步提出在腐败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下，过去的“军工复合体”（MIC;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摇身一变成为更为复杂的“军事－工业－国会－情报－媒体－学术－智库复合体”（MICIMAT；military-industrial-congress-intelligence-media-academia-think-tank complex），这个复合体即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幕后黑手，“台湾不应遵循利欲薰心的MICIMATT复合体引导堕入战争的陷阱。”而台湾之所以即将落入战争的陷阱，一方面是北京认定美国不断地挑衅中国，另一方面则是民进党政府跟随美国，做美国的棋子。

发起人之一的阳明交通大学荣誉教授傅大为在接受台湾传媒《上报》访问时认为，去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表示访台意愿时，“台湾也可以向对方说因为中国威胁很大，‘以后再说吧’。”这个因果链是相当清晰的：维持帝国与霸权地位的美国，以及追随美国印太战略、自愿为棋子的台湾，一直在挑衅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中国不得不有所反制，但最后倒霉的，很可能是台湾。而同样的逻辑，同样是用在今天的乌克兰，因为北约东扩使得俄罗斯落入了西方国家设下的陷阱，寻衅的乌克兰因此成为被侵略的对象，堕入战争的深渊。

针对“反战声明”而来的论战在这半年间不曾间断，本文不拟直接介入这场争论，而是试著爬梳西方新左派的和平／反战运动实践经验，理解这一份具有台湾新左派况味的“反战声明”。

本文认为，“反战声明”与西方新左派“反美（帝）”传统一脉相承，新左派在冷战期间也认定欧洲必须走出不同于美国与苏联政经体制的“第三条路”，但在实践经验上，西欧新左派在表面上维持与两大集团的“等距”，实则轻重有别，更倾向认为东欧卫星国家共党政权更有可能是实践民主社会主义的同盟者，是反核武和平运动的合作者。新左派对东欧国家的友好与善意反而被东欧共党政权利用，成为对西方世界推动“和平攻势”（peace offensive）的利器，而对内继续镇压异议者，全然违背新左派对保卫人权的积极诉求。

左派必然反战吗？不！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开宗明义就说：“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

左派是否反战？从历史经验来看，左派一直将武装斗争视为夺取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越到东方越是如此。列宁（Vladimir Lenin）、毛泽东、卡斯楚（Fidel Castro）、胡志明、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以及菲律宾的新人民军，哪一个不是透过武装斗争，或者说，以战争手段夺取或企图夺取政权？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开宗明义就说：“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

社会主义者会在以下几个状态下进入战争状态：第一，被殖民地的反帝、被压迫民族斗争；第二，以国内战争为手段的国内阶级斗争；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者，未来势必与其他试图对其镇压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战争。

列宁因此说道：“只有在我们推翻、澈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社会神甫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愿意想，不愿意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而毛泽东则直接继承了列宁关于阶级与反压迫战争必要性的论点（注3），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

没多久后，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发想与负责监造的原子弹，从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验室运出来了。

1945年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改变了人类世界对于战争的想像。原子弹、氢弹、核弹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之后迅速地进入了生产线，奥本海默口中“能够终结所有战争”（注4）的核武器成为人类的一场梦魇。“以战止战”，或者说，“备战才能避战”的思维油然而生。

1955年元月，毛泽东在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教递交到任国书的时候还自顾自地说：“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但就在隔年，毛随即著手指示中国需要发展核武器，1964年，中国在新疆罗布泊完成试爆第一枚原子弹。当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包括美、俄、英、法等四个西方国家，加上中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等四个亚洲国家，以及未经严格查证的以色列，共计八加一个国家拥有核子武器。

如果“战争”本身是值得批判的行为，那么因为各种原因而积极备战的其他国家是否同样需要被批判？无论这些原因包括解放全世界与全人类、反帝／反资斗争，或是担忧帝国主义的入侵？如果左派认为这些战争都是“正义之战”，或者套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逻辑：这都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寻求生存下的自保的行为，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责怪台湾民进党当局积极储备武器？

套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当前的中国与美国又再一次卷入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如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施奈德（Jack Snyder）的著名论旨：联合周边国家制衡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可能是当前台湾欲维持国际上独立自主地位最理性的选择。

但另方面也不得不警惕，当东亚或印太各国储备亚洲火药桶到一定的程度，或有极大可能增加彼此的敌意而使战争成为自我实现预言。但恐怖平衡也是一种平衡，恐怖平衡亦能够提升发生冲突的成本，进而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至于善意能否制止冲突，恶意又要如何转化为善意？那是另外的问题，在后文中我们亦会从历史经验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1950年代苏联的“和平攻势”

二战后苏联的“和平攻势”便是看准了西欧民众厌战的心理，对西欧国家民众进行的统战工作。

每个人都讨厌战争而爱好和平。是吗？至少在心理上，偏好和平应该是普遍的现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基于此，相较于作为恫吓工具的战争，“和平”在相对承平期间充作宣传战、认知战中“武器”的机率还要更频繁地出现。二战后苏联的“和平攻势”便是看准了西欧民众厌战的心理，对西欧国家民众进行的统战工作。

在二战甫结束后的国际情势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两极体系率先在欧洲形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1949年4月诞生，以因应苏联的步步进逼，尤其表现在柏林问题上。美国努力将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北约，描述为为了西欧集体安全的和平目的而生，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对于苏联来说，北约就是西方遂行军国主义的象征。套用在“反战声明”的台湾脉络，北约的存在肯定是对苏联极严重的挑衅行为。

然而，史达林（Joseph Stalin）统治下的苏联非但没有在西欧与美国“硬碰硬”，面对甫从战祸中亟待重建——无论是物质建设上还是民众心理上——的西欧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官员于1949年率先宣传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能够达成“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eistence），这在西方国家称之为“和平攻势”的外交宣传行动，对当时西欧国家徬徨不安且厌战的人心起了软化效果。美国很快注意到这个状况而发动反击，当时国务卿爱奇逊（Dean Acheson）于1950年表示欢迎苏联的诉求，但也提出希望苏联能够与德、日签订和平条约、苏联自东欧附庸国自撤军，放弃利用第五纵队推翻其他国家政权、苏联应对其他国家开放，人员自由往来等意见。苏联当然没有接受。

美国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注5）于1952年8月的评估报告中指出，西欧国家民众的厌战态度“倾向于抑制可能涉及任何增加战争风险的行动，并表现为中立主义、反美主义以及对美国领导人偶尔发表的好战言论极度敏感。这种态度的传播使苏联在心理侵略中继续有效地利用‘和平’这项主题。”、“对许多明智的欧洲人来说，都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现在来自东方的威胁几乎不存在。”心理战略委员会因而警告，在苏联的和平攻势下，西欧国家会展现希望减少军备负担的愿望，同时导致了西欧国家认定，美国坚持军事准备可能基于更多自身利益的动机。

1950年韩战开打，战场在韩半岛，除两韩人民以外，外国参战者包括史达林指定参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美国。苏联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这一场战争展现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并重申苏联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场冲突的愿望。

除了西欧各国共党支持苏联与苏共外，西欧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与左派对这场战争出现分歧的意见，从反战与支持朝鲜反美帝的都有。然而，1956年苏联直接出动红军到匈牙利镇压当地的民主运动后，对西欧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国哲学家沙特（Sean Paul Sartre）、英国的历史学者汤姆森（E. P. Thompson）与传播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都因为这起事件退出当地的共党组织。而在1955年，美国中情局长杜勒斯（Allen Dulles）早已正确地评论苏联：“只是在利用和平攻势争取作战的时间。”（注6）

即便习近平政权已经澈底挥霍掉过去累积下来“和平与发展”的大战略方针所留下的资产，连“和平攻势”的姿态都省了，代之以“兵凶战危”式的口头恐吓以及混合战的兵临城下，在台湾却也制造出与1950年代初期苏联“和平攻势”类似的效果，“中立主义”不就是“大国等距”？反美主义不就是“疑美论”吗？

新左派的和平观与新革命派的诞生

1960年代，在美国与西欧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战争的根源真的只有苏联吗，还是也包括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内？

1950年代同时见证了依循列宁主义与史达林主义的“正统”左派，以及即将诞生的新左派对于和平问题的不同看法。而这当中的触媒，在欧洲无非是先前提到的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在美国则是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

麦卡锡主义压迫言论与思想自由，这使知识分子相当反感，但是美国青年人中的左派并不因此从根本上反对自由主义，与正统左派相反，他们认为只有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才是在未来诞生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很明显地，这些新左派反对的不只是美国保守的政治气氛，他们同时也反史达林主义以及苏联这一套压制的、官僚的与好战的共产主义选项。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发展位于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中心之间的政治空间——现称为“战后新左派”——的政治论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核武的威胁下，“和平”是米尔斯等新左派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对和平与战争，他提出了两个关键的观点，其一是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赢家，其二则是：“战争不再被视为和平的中断；在我们的时代，和平本身已经成为战争之间不安的插曲；和平已经变成了相互恐惧和相互惊吓的危险平衡。”（注7）

米尔斯的悲观情绪反应了在核武时代中战争可能是常态，和平在当代反而处于相对稀缺的状态。相互恐惧与相互渗透意味著，不只批判苏联共产主义发展模式未能带来和平（同时亦更远离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以及解放的目标与理想）之余，西方国家同样在进行从政治到社会到经济层面体制性的军事化。

1960年代，在美国与西欧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战争的根源真的只有苏联吗，还是也包括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内？这是一个深切的反省过程，同样地，我们亦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反战声明”中的“台湾挑衅论”：扈从美帝国的台湾民进党政府，难道不是助长东亚／印太火药桶火势的造火者？

在美、苏两大超级强权进行核武军备竞赛之际，新左派也开启了他们的和平事业。新左派明显地将矛头指向了欧、美国内政治社会，将和平联系起政治自由的论述，如果美国真的是自由之地（Land of the free），为何会藉著反共之名压制言论自由？如非裔美人等少数族裔群体持续受到制度性的压迫而不自由？在这段期间，越战与非裔美人的民权运动提供了这一场和平运动的燃料。

民权运动与和平运动之间的结合利弊互见，有理的部分来自于白人知识分子的和平运动必须找到群众，除了当时不满的青年白人群体与大学生以外，非裔美人的民权运动确实在适当地时刻成为运动的生力军，而同时加入这场波澜壮阔政治／社会运动者还包括了共产主义者、环境保育者、动物权利保护团体、教会以及妇运人士。（注8）

然而，民权运动的激进化却也直接走到了和平运动的理念的对立面，像是秉持族裔－阶级双重解放的黑豹党，一方面秉持仁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了抗缴房屋租金、免费早餐与医疗等社群计划，这些计划与革命教育和招募相结合，但是也使运动越来越激进化，远离了和平与非暴力的精神，回到革命左派的传统，激进化可能只是走回到“正确”的道路，但这条路线加上两运动的结合连带使美国政府忌惮万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因此制定初扑灭运动以及对积极运动人士执行暗杀任务的“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

确实，这个时期的美国非常“帝国主义”，在“反共”、“维持美国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大旗下对内镇压民权运动，对外最著名的莫过于强悍的“反共主义者”尼克森（Richard Nixon）与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合谋下，于1973年伙同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发动政变，利用军事手段袭击智利总统府，左派总统阿叶德（Salvador Allende）因而身亡。但他们也是没啥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在反苏联的共同目标下，1971-1972年间两人接连访中，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与毛泽东会面，并结合成反苏联的统一战线。

1960-70新左派激进化、武装化的路线传递到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西德的赤军（Rote Armee Fraktion, RAF）与日本赤军分别于1970-71年间成立，在推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策划了一连串绑架与恐攻行动。从政治光谱来看，由于欧美国家机器掌握在保守右翼手中，运动就朝向激进左派的方向发展；同理，在苏联与东欧卫星国家，由于共党政府占据了极左的政治光谱，以及“反法西斯运动”的战后传统下，这些国家的异议人士的策略是往右趋向政治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位置也就不足为奇。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环境下，东欧国家的异议人士并未采取武装抗争的方式对抗当局，而是以调适、对话等温和方法与之对话，试图使当局更重视环保与和平的诉求。该趋势尤其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首府布拉格，粉碎了捷共试图以市场化、政治自由化及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国家改革方案之后更为明显。但即使在冷战时代，东欧与苏联的知识分子仍能与西方的同行进行有限的书信与实质交流，而基于“反美帝”的需求，这些铁幕国家的共党政府也乐于利用与美国与西欧国家的新左派联系与活动的机会，扩大其和平攻势以及反美帝、反资本主义的国内宣传。

1980年代：大变动的前夜

END最大的问题在于并未明辨西方民主体制与苏联式的威权体制中间的区别，还在于隐藏在“等距”的内涵下，其实仍然是亲近社会主义的。

1980年代是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这个年代是上一个阶段的暂时性结果，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的开端。1970年代和平运动陷入低潮。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自此陷入战争泥淖不说，苏联的国际声誉大幅下降。当时苏共总书记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在位已迈入第16年，他在西方国家声誉极差，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主导了1968年入侵布拉格的行动。然而，当时西欧的和平运动又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1979年12月中宣布要换装欧洲的核武装备重新获得了能量。另一方面，这也与美国雷根政府改变了过去论述核武的方式有关。

在1982年一份对记者泄露的美国国防部1984-88年国防指导文件（1984-88 Defense Guidance）指出，一旦发生核战，“美国必须获胜并能够迫使苏联寻求尽早结束敌对行动”。核武过去被认为是以战止战的吓阻工具，目的是避免或延迟战争的发生，但是到了1980年代初期变成“赢得战争”的工具（注9），这直接冲击了美、欧公众对核武的认知，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在德国，1981与1983年的反核能电厂与反核武运动达到一个高潮，尤其是后者，1983年10月，超过300万人参加了反核武运动的游行，主要的导火线是美国将在同年12月于欧洲部署高性能的地对地中程导弹，即可携带核弹头，速度高达六马赫的潘兴二号飞弹（Pershing II）。且依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在当时的报导，与过去“反美”的反核武运动不同之处，1983年的游行同时反对美、苏两大强权的核武竞赛。

欧洲的反核运动在1980年代上半叶因为美、苏核武竞赛达到高峰，1957年成立的反核组织“裁减核武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CND）以及在1980年由英国新左派历史学者汤姆森发动成立的欧洲裁军运动（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 END）在这当中扮演一定的角色。END可以看作CND内部的学者专家团体，旨在建立“从波兰到葡萄牙的无核欧洲”。

END最重要的工作是联系起铁幕两端的知识分子，传递东欧反核武知识分子与和平运动者的意见与看法到西方世界，END得到欧洲非共左派、产业工会以及新社会运动的支持，这与汤姆森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采取由下而上，孕育非暴力和平方式，透过开放的公民社会参与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可说是欧洲版“第三条路”的先声，设想欧洲未来的发展道路与多元主义的美国与中央集权的苏联相区别，因为两强的发展路径最后都走向了打压人权与政治自由，以及致力于发展保证相互毁灭的核武。

CND与END以游说铁幕两边的政权放弃核武为最重要的目标，但两者在方法上有一些不同。和平运动是CND最重要的目标，因此，CND更重视与东欧国家官方机构的交流，而END强调草根的，突出人权的重要性与苏联卫星国家官方产生了隔阂，CND的领导人对此产生诸多批判，认为END主张的人权优先政策妨碍了和平运动本身。

东欧卫星国家相当欢迎CND，因为CND一来不会批判他们在人权问题上，从西方国家标准来看的诸多缺失；同时，CND也乐于在西方世界将东欧国家描绘为爱好和平的国家，有利于华沙公约集团对西方的和平攻势，尤其在美国积极地通过北约在西欧部署新核武的时刻。相对而言，重视人权的END比较能够获得东欧人权遭受打压的异议人士的共鸣，东欧的异议者长期遭受国家监禁与监视因此高度重视人权，END与异议人士的交往被东欧共党政府视为干涉内政的错误行为，END因此被东德情报单位Stasi认定为“国家的敌人”。

然而，部分END人士对东德仍具有特别的情感。在END德国工作组的英国贵格会教士奥斯特来希（Paul Oestreicher）曾这么说：“尽管我们对东德非常批评并受到怀疑，但我们仍然对它怀有巨大的情感依恋……我想，我们在东德都有朋友，我认为他们梦想著具有人性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注10）

柏格（Stefan Berger）及拉波特（Norman LaPorte）认为（注11），END最大的问题在于并未明辨西方民主体制与苏联式的威权体制中间的区别，还在于隐藏在“等距”的内涵下，其实仍然是亲近社会主义的，而美国距离社会主义太远，苏联与卫星国家的人权记录虽然不彰，但好歹是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因此，END部分成员反而倾向认为，与美国相较，东欧国家可能更有潜力转化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

现实总是残酷的。直到“苏东波”之前，这些共党国家仍不间断地逮捕和平运动者与政治上的异议者。这当中尤其凸显了掩盖在新左派“等距”修辞下的真实态度：欧洲的新左派当时认为，具备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政治多元主义性质的美国欠缺转化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质地，而东欧欧国家却取得了这张门票。

台湾的“反战声明”倡议学者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心境（注12），我们不得而知，但西欧新左派过往的发展经验确实发生了选择寄希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独裁政体的缺失，这确实是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性”导致的结果。weider und weider（一次又一次），就如同畅销德剧《暗》（DARK）中重复但关键的语句般，台湾新左派的实践又再次重蹈了欧洲新左派的历史轨迹，是偶然，还是命中注定？

戈巴契夫的和平攻势，这次来真的

戈巴契夫的“和解”、“积极通过限武促进和平”的主观意愿带给他的对手：美国，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下使其必须做出回应。

从数据来看，苏联在1970年代集中力量发展核武。美国与苏联在1970年所持有的核武分别占全世界的68%与31%，但到了1980年却出现了逆转，美、苏两国所占的比率变成43%与55%，苏联迎头赶上，恐怖均势继续维持，且苏联在全世界核武的天秤上甚至还比世界其他国家相加还要重些，也证明苏联的“和平攻势”的基础是“保证相互毁灭”基盘的扩大化。

同时，投向军需产业的资源配置也同时牺牲了苏联的民生产业发展，苏联经济在1970年代后期之后严重的停滞，火柴、肥皂、水果等民生必需品陷入短缺困境，民众天天耗费大量时间在国营商店的门前排队购买民生物资，盗买盗卖等投机倒把行为猖獗，“关系”与美元等量齐观，是在黑市中最有效购物通行证。这一切都使苏联民众对政治局的老人政治感到不满与不耐。1985年，苏共最后一个老总书记，年约73岁的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病逝后，年约54岁的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继任苏共总书记，开启了苏联第二波“和平攻势”。

戈巴契夫上台后率先启动裁军计划，并撤出对阿富汗的驻军，1986年在冰岛首府雷克雅维克召开的美苏峰会中，对美国总统雷根呼吁两国在10年内销毁所有的核武器。1988年12月他在第43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撤出在东欧国家的50万驻军，并不再建立势力范围，不干涉东欧国家选择自主发展的道路。力图在国际上展现苏联的“和平”形象。

在这新一波的和平攻势中更令人瞩目的是“欧洲共同家园”（the Common European Home）的构想。这个构想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面向东欧卫星国家，莫斯科放手并鼓励这些卫星国家往自主发展的道路上走，戈巴契夫将东欧作为莫斯科附庸的布列兹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亲手送入历史的黑洞，但也千万别以为这些东欧国家共党政府借此想搞政治自由化，毕竟戈巴契夫自己就没打算削减苏共以及政府的权力，更不想改变东欧卫星国家依然高压的权力结构与国家机器，东德的何内克（Erich Honecker）权力依旧稳固，即便戈巴契夫相当讨厌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Nicolae Ceaușescu），但也没把他搞下台。

第二个层面，也是较对东欧国家政策更重要千倍的层面是，苏联要如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盘大棋。戈巴契夫呼吁西欧国家，建立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为基础的泛欧洲共同体，将北约与华约这两大对立的区域安全防卫组织转化为维护欧洲内部集体安全的新体系。

“和平攻势”之所以是攻势在于这冲击了西欧政治，除了法国这个具有戴高乐主义（反美的独立外交道路）外交传统的国家外，其他西欧国家并未有脱离北约、或者说离开美国保护伞的想法，但戈巴契夫的开放与限武，使得和平政策在东欧与西欧的民间都得到极大的回响。

换句话说，当戈巴契夫开始构想一个“新欧洲”以建立跨越东、西欧地理与政经体制分野的新欧洲身份认同的时刻，美国是否就被踢到一旁了？或者，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当苏联开始与西欧展现友好的态度，是否也意味著下一步将与美国发展出更为和缓的关系？毕竟在1980年代，美国在西欧驻军达到35万人次，并部署高性能、可携带核弹头的潘兴二号导弹，如果与华府和缓关系，美国核弹头对苏联的威胁将立刻降低。戈巴契夫知道不能回避“美国因素”，他表示苏联尊重西欧与美国之间的历史关系，但也希望欧美也能够同样地尊重苏联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不能忽视的政治现实。更早之前，苏联外长谢瓦纳兹（Eduard Shevardnadze）向西德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谈话时否认有意分裂北大西洋联盟。

戈巴契夫在苏联第二波“和平攻势”的核心角色并非无的放矢。透过戈巴契夫短短四年掌握实际政权的时间中，他对国际和平作出极大的贡献，尤其在美国雷根总统在1980年代上半叶通过在欧洲部署潘兴二号导弹、加强在西欧驻军以及发展星战计划的同时，他透过使周边盟友安心、保证美国在未来欧洲政治结构中地位的前提下，借由与美国协商缩减核武的方式促进世界和平。

换言之，戈巴契夫的“和解”、“积极通过限武促进和平”的主观意愿带给他的对手：美国，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下使其必须做出回应。是苏联的具体做法使1981-3年间席卷西欧的反潘兴二号飞弹部署运动得到了答案。

相较之下，中共采取的是迥异于苏联的另一条路，这当然是与习近平耳提面命中共不要走上苏共的老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共党在习近平执政的这11年习近平执政的时代倾向认为，苏共之所以倾覆，是因为受高层党员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影响太深了，以致于忘却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使命，即便习过去不间断地对美国欧巴马总统喊话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则认真积极下饺子式的大造军舰、发展极音速飞弹，并欺骗国际社会持续在南海“围礁造岛”。

在百年屈辱的史观与“枪杆子出政权”的黩武思维下，自2005年以来擘画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和平崛起”形象，在这些年在国际自由民主阵营已经濒临破产，中共的“和平攻势”难以为继。在这样的前提下，去跟中共讨和平无异与虎谋皮，从其对香港与新疆的政策中并无存在任何“和解”的意涵，北京又怎么可能对“大独窟”台湾进行任何实质意义的和解？何况他正在与美争夺全球霸主的路上一刻也不停歇，北京才应是“反战”诉求主要的对象，换句话说，拔出台湾近些年来扩张军事准备的钥匙在北京手上，这一点殆无疑问。

反战声明与“Weeks 时刻”

“你们那么多的中国学者朋友，怎么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声援你们的声明？”

距离1980年代初期欧美和平运动高潮40年后的今天，随著俄乌战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词汇又开始活跃在媒体之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于2023年9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60分钟》（60 Minutes）节目访问时表示：“如果乌克兰沦陷，十年后会发生什么？想想吧。如果（俄国人）打到波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只消把乌克兰、俄国人与波兰分别置换为台湾、中国人与日本（或大韩民国），相信即便是中国“内地”的小粉红们，也不会产生太大的违和感，在东北亚亦会获得普遍的共鸣。是的，台湾不是乌克兰，但乌克兰一直是台湾的一面镜子，2014年西方世界对苏联入侵克里米亚采取的绥靖主义政策于今看来使西方世界苦不堪言，却也使得台海问题在Covid-19疫情后更进一步得到国际瞩目。

于此同时，抗中保台 vs. 疑美论的认知战在台湾也的确打得火热，“兵凶战危”成为台湾蓝白阵营与北京之间暨“九二共识”、“两岸一家亲”之后第三个“通关密语”，直指民进党政府就是华府的棋子、北京的傀儡，只有他们取得政权，两岸才能“和平发展”。这当然是看看就好的笑话，因为在这样的陈述中，恰恰证明了台湾不是棋子、更不是傀儡，只要民主选举存在，台湾民众一直有机会选择国家政策的方向。2000年的陈水扁，2008年的马英九，以及2016年的蔡英文当选，都说明著互异的跨海峡政策取向在台湾都有执政的机会，正是这个虽不尽如人意，但运作已趋成熟的普选代议政治体制，让台湾是拥有自主性的国家，决定扈从还是对抗中国的钥匙，还是紧紧握在台湾人民手上。

“大国等距”同样是具有高度弹性的政治词汇，在逻辑上它可以是既亲美又亲中，或者是既反美也反中。“反战声明”反美立场鲜明，因而不可能是前者，而较可能是后者，但无论声明还是四学者之后的发言中，都难以嗅出反中（共、国）的味道，不禁使人联想到40年前END与CND对美国与东欧卫星国家的真实立场，是否反战声明四学者也存在类似的政治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刻意漠视政治体制差异所带来的政治选择确实是有讨论余地的。

像是CND与END认为东欧卫星国家可能更具备向“更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因此并不介意、甚至乐意与东欧卫星国家共党政权保持沟通管道，反战四学者间坚持反战立场的同时，是否也愿意主动地，不仅向北京“递出橄榄枝”，同时也愿意主动同北京沟通出一套维持跨海峡的和平方案？反战四学者认为应该重回“九二共识”来换取两岸和平，但真的换得来吗？尤其在北京争夺西太平洋领导权如火如荼的当下，欲以九二共识换取北京放弃对台湾领土野心实在有其天真的成分。

但是，如果发动全东亚意义上的限武运动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是通过各国公民社会的国际－跨国－全球网络积极对话下的和平行动，我相信，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尼、美国、加拿大，甚至越南的公民社会都有机会与意愿加入这个网络，届时缺席的，恐怕毫无意外的，只有中国与朝鲜。这就是反映了政治体制的差别带来的实际影响，批评四学者最力的社会学学者丘延亮，不就曾在脸书揶揄：你们那么多的中国学者朋友，怎么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声援你们的声明？

当然，这与40年前新左派面对的困境也还是是类似的，和平与人权关怀孰轻孰重？异议者与受迫噤声者又会怎么看待“来自台湾的新左派使者”与压迫者进行友好的和平谈判？甚至是与已故的英国左派经济学学者，同时也是受人景仰的公共知识分子威克斯（John Weeks）定义下的“法西斯主义”政权进行友好与谈判的目的又是什么？来自台湾的新左派与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沟通一套和平方案的意义又是什么？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注13）

最后，和平意愿在戈巴契夫的“和平攻势”中显然具有不可缺的一席之地。但是当前的习政权似乎已经脱去了“和平与发展”的束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取代，建立起一个彻头彻尾以国族主义为号召的政权（注14），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政权。威克斯曾于2014年讨论中国是否是法西斯主义国家，他列举了检证的三项指标：第一，反对启蒙时代主张的价值，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自由与政治权利；第二，利用组合主义（coporatism）组织社会，压制公民社会的发展，且生产制度的核心仍旧是资本主义的；第三，具有以军事力量扩大领土的野心。

早在2014年，威克斯就认为中共已经具备以上三项法西斯主义的条件，威克斯教授也因此对未来忧心忡忡地说道：“二战前建立的法西斯政权，是由于世界大战而不是内部叛乱而垮台的。更令人警醒的是，比较20世纪与21世纪上半叶，在后者，还没有像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领导下的美国，拥有军事力量强大的政府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联盟，对抗新法西斯联盟的崛起。”

如果说延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印太战略政策的美国总统拜登，堪比当年带领美国度过大萧条以及加入二战的小罗斯福总统，细细咀嚼威克斯教授的10年前的洞见，面对当前美、中G2对峙的大变局，与其“欣庆得人”，协同民主同盟积极备战才是台湾人民欲维系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抉择。在实力缔造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与降低敌意螺旋之间，仍存在许多可以著手的空间，但“反战声明”却提出一条蕴含绥靖主义神髓的投降主义方案，恐怕才是招致台湾社会冷酷批判最核心的原因。

---

注1：中华民国陆军当前有9个爱国者飞弹连，分别部署在台北、新北、台中与高雄等都会区。本文所指的爱国者飞弹量并非指称此在第一次波湾战争一战成名的美制装备，而是指在政治立场上偏向于台湾国族主义、台湾认同发言者的舆论砲火，宛如“爱国者飞弹”。

注2：在这里所称的“新左派”绝非中国语境上、具有高度国家主义色彩的新左派，而是西方世界意义下的新左派，是自二战后，主要是自196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发展出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与过曲正统左派运动的分野在于：（1）不再师法与师承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与西欧共产主义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甚至切割；（2）革命或者推动政治变革的主体不再是、或不再只是工人阶级，更强调知识分子、青年以及公民社会团体在促进变革中的角色；（3）非暴力是重要的行为特征，但未必反对暴力活动，像是切·格瓦拉与卡斯楚的武装斗争就受到新左派的推崇；（4）普遍反对美国与美国帝国主义，理想的社会类型是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

注3：毛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战争对于共产党人之必要性以及界定战争性质的方式，很明确地脱胎于列宁的意见。毛是这么说的：“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注4：在《奥本海默》这部电影中，丹麦量子物理学家波耳（Niels Bohr）询问奥本海默：“炸弹够大吗？能够终结战争吗？”奥本海默回答：“能够终结所有战争”。

注5：心理战略委员会是杜鲁门执政期间国家安全会议下唯一的行政单位，其职责为策划心理战。该委员会于1953年底，在新任总统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的授意下改组为国家安全会议下的“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OCB），该委员会主席格雷（Gordon Gray）在美国核子能委员会主席史特劳斯（Lewis Strauss）的授意下，于1954年04-05月间召开了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security clearance）的听证会。在诺兰（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奥本海默》电影中，这场听证会是重要的转折点，这表示美国在苏联的进逼下，旨在对内清洗的麦卡锡主义进入高潮。

注6：参见Petra Goedde. 2019. The Politics of Peace: A Global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4~p.26。

注7：参见C. Wright Mills. 1958. The Causes of World War III.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2.。

注8：在2021年上映的《尤大与黑色弥赛亚》（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中对这一段历史著墨甚多，推荐给欲了解当时历史发展者的读者。

注9：台湾历史学者周梁楷曾于1998年在《新史学》（第九期第四卷）刊载〈英国史家汤姆森夫妇的史学与社会思想〉这篇学术论文，当中述及了1980年代初期汤姆森的反战论述与时代背景。周梁楷指出“同年（按：1981年），英国国防部门发行一本小册子，名为《抗争与生存》（Protest and Survive），宣传核子武器的必要性。汤姆森一件这本小册子，立刻反击，以同样的标题为篇名，讽刺英、美等北大西洋公约，及抨击苏联等华沙公约（Warsaw Pact）的国家。”（p.19）这当中存在一些史实查证上的错误，借用此处辨正并说明。

在1981年，汤姆森与史密斯（Dan Smith）一起编了一本名为《抗争与生存》（Protest and Survive）的论文集，由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出版社出版。这是为了反击1980年05月由英国民防部门出版的一本名为《保卫与生存》 （Protect and Survive）的宣传手册（但更早几个月相关内容就被记者爆料了），该手册的内容是教导英国民众如何在核战中保卫自己，使自己增加存活的机率。和平团体认为这等于合理化了核子武器，同时，政府这么宣传，显示热核武大战发生的机率提高了。

注10：参见Stefan Berger ＆ Norman LaPorte,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 END and Its Attempt to Overcome the Bipolar World Order in the 1980s," Labour History, No. 111 （November 2016）.p.22。

注11：同上注，p.22.。

注12：笔者曾于2019年02年撰文，隔空与冯建三教授就委内瑞拉议题交换意见。笔者主要的主旨很简单，全球左派不应该再将委内瑞拉的种种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美国干预。毕竟在查维兹（Hugo Chávez）时期，华府即便想要干预也困难重重，为何在马杜洛（Nicolás Maduro）时代，怎么好像一切都变了调？委内瑞拉的破败，既非单是资源诅咒发功，亦非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总统行政权力的集中，加上经济治理的失能。参见冯建三，〈谁不相信“民主”？写在委内瑞拉被孤立的大选过后〉；倪世杰，〈失败的委内瑞拉（上）：撕裂国家，都是“美帝”惹的祸？〉；倪世杰，〈失败的委内瑞拉（下）：穷得只剩下石油的“资源诅咒”？〉

注13：笔者这么说确实存在扎稻草人的嫌疑，但放在台湾现实政治的脉络下，总统参选人郭台铭先是喊出要拿出2000万美元成立“两岸和平协商办公室”，促进两岸和平协商；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则认为“金门大概是和平试验的好地方”，言下之意似乎是是在交出部份金门治权的前提下与中国合作，“政治跟社会制度方面需要做点实验”。再一次证诸在中共武力恫吓下的“和平攻势”，在台湾还是有政治人物买单。

注14：作者曾经比较中共三次历史决议中“民族”（包括族裔群体与国族意涵双重意涵）与“阶级”这两个词汇的变化，发现在毛与邓主导的前两次历史决议中，民族（国族意涵的）词频分别为12次与14次，但是到了习近平主导的第三次历史决议高达93次。“阶级”在三次历史决议中的词频分别为115、117与7次。习近平时代彻底以国族意涵的“民族”取代了“阶级”的趋势是相当明确的。参见倪世杰，〈习近平在说啥（下）：共产主义迷宫的“阶级与国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