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小平（化名）在个人脸书揭露遭性骚扰经验，对象是她最信任的国小老师。这是台湾自5月底爆发MeToo运动后，第一起校园未成年受害的案例。
这名郑姓老师，在小平小学六年级时教他们电脑。在小六生眼中，老师似乎与其他师长不同，很热血、幽默，经常与学生们玩在一起，会带著他们做动画、网页，还曾举办皮卡丘打排球大赛，一起听五月天和S.H.E.，“就像年纪比较大的最好朋友。”毕业后，小平和同学仍经常回去找老师聊天、吃饭，一切如常。
小平首度遭到老师性骚扰，是在她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升上高一的小平像往常一样，回学校找老师借用录音设备，她要录制一首歌送给下个月生日的朋友。老师突然拉她到大腿上坐，抱著她，后来又再从背后抱住她，尽管老师嘴里喃喃说道：“这样不好，你应该要拒绝我，你这样很危险。”
小平忘了是怎么回到家的，她开始不断掉泪，想起白天发生的事，也想到老师称赞升上高中的她越来越漂亮，妈妈则告诫她不要单独回去找老师等画面。
她跟朋友说了这段经历，却得到如此回应：“你到底穿什么回去找老师啊？”、“有时候你穿得太over真的不能怪老师耶。”
她曾问过老师，为什么这样对她？老师先是说“那阵子太累了，我把你当朋友靠著”，后来又说“我真的很喜欢你”。
小平困惑，老师不是一向重视与师母的感情吗。她问老师：“那师母呢？”老师却回：“你先告诉我，你喜欢我吗？”
这段经历终究成为模模糊糊的往昔记忆，考上大学的小平因为参与营队活动，意外地与老师恢复联系。长达四年的社团生活，小平维持著与老师表面的友好，也试图说服自己“想太多了”。直到老师以讨论事情为由，将她约到无人的教室内，试图拉她的手，这一次，小平才认真看待自己的感受——老师让她感到恶心。
十多年过去，原来记忆并不如自己想的模模糊糊，目前已逾30岁的她，从高一到大学的七年间，这件事始终在她心中挥之不去。如今，她要为16岁的自己展开行动，除向学校通报，也搜集、串连更多的受害者。这次，她想要跟自己的挣扎做个了结，不料，却又陷入另个泥沼中。
“我本只想一个好好的道歉”
“本来，我只想要一个好好的、认真的道歉。然后可以告诉自己，已经够了。”
2017年，台湾作家林奕含出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小说说的是师对生权势性侵的故事，书籍出版后两个月余，林奕含自杀离世。彼时已经出社会的小平，听到同事讨论起这本书时提到：“都是高中生了为什么不知道反抗？”她崩溃了，因为她当时也是一名高中生。
“我好生气，我想做些什么让伤痛过去。”小平因此寻求心理咨商，咨商师则鼓励她，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她反复思索，“希望老师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更期望获得真诚的道歉。”她透过朋友传了讯息给老师。第一次被已读，第二次，老师说：“忘了，对不起。”
“本来，我只想要一个好好的、认真的道歉。然后可以告诉自己，已经够了。好好的对16岁的自己、二十几岁的自己说，已经够了。”
原先，小平只是顺著这波MeToo运动说出这段“好像不严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最初没有指出老师的名字，也没有点名学校是“政治大学附设实验小学”，甚至未加上MeToo标签。直到第一位当事人私讯，称她遭到老师性侵，小平才发觉，事情远比她想得严重，而受害者甚至一个一个冒出，此时她才选择揭露老师的全名及学校名称。
“老师骗我，我曾问他，有没有对其他学生做过这些事，他说，没有。我告诉他，让我知道还有其他人的话，我一定会通报。”
她一开始选择相信对方，但收到更多受害者讯息后，她哭著找到政大实小的联络方式，兑现自己的诺言，向校方通报性平事件。
“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错，但如果早一点说就好了。”她不希望再有人受害，除了申诉自己的案例，她也担任起其他当事人的代理人。不过，起初她其实不知道这样的事件是可以通报的。
“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可以通报，从来没人教过我可以进行性平申诉。”因为想帮助其他人，小平想方设法找寻资料，才知道校园性平申诉没有年限。可是，申诉远比她想的困难且艰辛。
小平在申诉的当天，学校即通报校安中心，并告诉她20天内将回复是否受理案件。性平会受理案件后，教评会要求郑师请假不得到校。
程序看似顺利展开，小平却没料到，这仅是一连串令人错愕的开始。
小平接到校方通知，要求她必须亲自回到学校签署通报文件，未做他想，小平踏入了校园，而那些不舒服的回忆也全都回来了。
进到被通知的会议室后，她赫然见到其他进行通报的当事人，校方甚至透露其他人的姓名。这让小平内心开始起疑：学校真的有尽到保密的责任吗？事后，她更在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的协助下认识到，当事人是不需要亲自回校进行通报的。
之后，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小平与其他申诉人们陷入漫长的等待中。
小平谈起那段等待期，“好像很微不足道，但却非常伤害。”小平她们始终在等待，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下一步又要做什么。小平解释，这样的资讯不对等，让她们心情非常忐忑不安，毕竟时间过了这么久，证据散失，她们不知道要做好哪些准备，才能让郑师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不断问学校，但五题问题可能只有三题获得解答。”小平察觉到校方似乎没有太多的应对经验，她只好从主动伸出援手的民间团体获得更多的资讯。又当小平收到调查委员名单后，委员中并没有熟悉国小专业的专家，其中有两名政治大学的教授，有一人甚至是小平国小同学的父亲。委员名单显然没有充分的利益回避。直到当事人反应后，校方才又重组调查委员。
“校园申诉流程虽然很简单、清楚，但当事人不一定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又该注意哪些事。”长期关注且处理校园性平案件的人本教育基金会，此次提供小平关于申诉的建议。执行长冯乔兰说明流程，当事人向学校性平会提出申请，受理后，学校会从教育部性平教育人才库中组成三到五人的调查小组，接著开启调查访谈，小组撰写完报告后交由性平委员会决议，申诉人收到调查结果后，若不服可以进行救济。调查处理过程至少需时四个月。
根据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规定，性平会的处理程序有几项大原则：保密、不重复陈述、不对质、紧急处置。除了当事人及性平会，任何人不得对案情进行了解或调查。调查访谈的双方当事人将是单独秘密受访，不会同时出现在访谈过程。
不过，在不重复陈述这点上，冯乔兰提醒，当事人不要轻易放弃到场陈述的权利。她曾遇到校方要求当事人签下“放弃到场陈述书”，看似为当事人减少负担，但却是放弃了陈述的主导权。
“有些人觉得已经过去了，不想再与过去纠缠、不想再承受，有些人真的很怕被亲朋好友知道。”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疑似校园性骚扰的通报中，由2018年的5982件，到2022年上升到1万
1941件，调查属实的件数则为1551件及1901件。成案率并不高。为了让申诉能够成立，小平除了积极搜集自己的资料，也呼吁其他受害者一起申诉，毕竟多数人的案例都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只能靠大家的力量还原事实。
但像小平这样主动出击的受害者并不常见的，更多的是已无意愿进行申诉的受害者。小平说：“有些人觉得已经过去了，不想再与过去纠缠、不想再承受，有些人真的很怕被亲朋好友知道。”而大多数人、连同小平自己，对于申诉制度也不熟悉，所以，她才在脸书上清楚写下了申诉的过程，希望让其他想进入申诉的人不那么害怕。
过程中，小平犹豫著是否受访，也不断自问“自己到底够不够格”来述说这些经验。但她想著，建立体制的专家学者也不一定走过申诉流程，倒不如，由亲自经历过的人述说自己的沿途所见，以及检视这套相对严谨缜密的校园性平调查流程，是不是禁得起考验。
小平在申诉的过程也思索，自己最一开始要的不是只是一个道歉吗？为什么事态发展至今，她反倒展开更全面的行动？“道歉不是不重要，只是我已经很难再相信对方所说的一字一句。”对她而言，透过行政程序，彻底杜绝郑师再犯的可能，是现阶段更为实际的事。
不知该怎么说，说了有人会相信吗？
“台湾文化很重视‘关系’，有一方虽然不喜欢身体界线被侵犯，但害怕说出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会被破坏。”
小平回忆起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个会明确拒绝不合理身体界线的人。她曾警告一名不断靠近她的国中男同学，最后更直接给他一个巴掌，“我可以对平辈说，我不喜欢你靠我那么近，因为我们是平等的，我不会帮他的行为背后找借口。但老师不同。”
对著“敬爱”的老师，当事人经常没想过碰触身体是不合理的行为，甚至，未从想过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事情发生当下，在身体赶上意识之前，只能僵住无法动弹，也因为太过于害怕，“逃离”这个选项，更不曾出现在她们的脑海中。
在未成年人性平案件中，师对生的“权势”关系，更加深沉默的刻度。当儿少遭遇性平案件，他们的资源不多，能求救的对象可能只有亲属及其他老师，当成人不愿相信他们，就让校园的案件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被发现。
“成人都难以说出口了，更何况是孩子。”冯乔兰表示加害者可能是有良好名声的名师，家长也很信任他，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质疑孩子指控的可信度。包含小平在内的受害者，她们全数都提到之所以沉默的理由——害怕大家不相信我，因为对方是一名受到学生、家长甚至教职员们喜爱的老师。
不仅说词被质疑，受害者们甚至还会遭遇到应该保护他们的人的二度伤害。
王玥好指出，曾有一名小三女童在路上遭到随机性侵，回到家她告诉妈妈，却只得到责备，说她以后嫁不出去、这辈子完蛋了。“来到励馨的性暴力幸存者很常先提起的，是没被大人保护好的创伤记忆，这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伤害，也导致他们后续难以再开口述说。”
王玥好表示，根据教育部统计，各级学校中，性骚扰比例最高的是国中。而卫福部的统计中，性侵被害人有58%是未成年人，尤以国中小、高中占多数。王玥好分析，12岁以下的儿童受保护的程度较高，上了国中后，家长逐渐放手，但孩子的性平意识尚未完全建立，成年人很可能就会挑孩子下手。
“台湾文化很重视‘关系’，有一方虽然不喜欢身体界线被侵犯，但害怕说出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会被破坏。”王玥好指出，无论是在交往关系、师生关系中都可以见到有一人不想破坏关系的和谐，而选择在第一时间隐忍性骚扰行为。
除了不愿成为破坏关系的人，还有更多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王玥好观察到，受过性平教育的当事人能意识到被冒犯，但还缺乏实践力。“台湾课纲只规定四小时性平教育，多是教条式、演讲式的单向教导，但没有不同情境的演练，”她认为这让孩童不知道怎么因应。
根据监察院“政府对防范儿少性侵案件执行成效之探讨”的报告指出，过去10年间，有17件重大儿少性侵事件的通报调查，受害人多达247人，且有76%的加害者是师长、教练、机构的长官，这显示权势关系让儿少不得不顺从而被害。
在对未成年的性平案件中，还有另一个鲜少被注意到的角落，就是补习班。
一名当事人Christina，她在国中时曾经开口向其他老师求助，却没被好好正视，她因而不敢再说出口。补习班中的老师与学生同样存在权力宰制关系，而且不同于各级学校有性平法保护，是当事人更难以开口的幽暗场域。
Christina从国中开始在高雄一处文理补习班补数学，她的成绩很好，王姓老师、补习班负责人特别照顾她，经常以让她超前进度的名义进行一对一指导，结束后再载她回家。Christina的父母非常感激这位补教名师对女儿的照顾。
一日，老师在无人的补习班中将Christina压在墙上强吻，错愕的她只当成一场恶梦，但这个梦却持续了三年。老师后续将她载到汽车旅馆性侵。Christina没有拒绝、没有反应，像呆掉的木头。她曾试图向同一个补习班中信任的理化老师求助，却得到对方轻蔑的回应，这让她不敢再说更多。
十多年来，Christina只能把秘密藏在心底，直到她看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才知道在这世界，她不是唯一受害的人。
举报前，Christina曾要求对方道歉，老师却循线打电话给Christina的父母否认此事。于是Christina决定站出来发声，不再让下一个受害者出现。举报后，高雄市政府目前已要求补习班停业，案件也进入司法与行政调查程序。
协助Christina出面开记者会的时代力量立委王婉谕指出，台湾社会要求孩子要听老师的话，不要有自己的意见，所以当性平事件发生时，孩子可能没有自觉。也可能孩子发现不对劲，愿意说出来，但如果周边的人无法相信他，就会让他们更难开口。
性平事件的加害者往往不是对单一个案下手，也因此，王婉谕呼吁，无论是校园还是补习班案都应该扩大调查，由学校或是主管机关发动。
冯乔兰认为，扩大调查的意义在于让被害者知道“他们可以相信机构”，可以透过机构提供的管道寻求平反，不用流于个人的发声。她更强调，不应针对个案作调查，扩大调查应该入法，才能不漏接。
“想抱抱16岁的自己”
“想对还是高一生的自己说些什么？”她想，唯一能做的，就是抱抱16岁的自己，跟她待在一起。
小平耗费了16年，才鼓足勇气走入校园性平申诉；Christina则花上更漫长的24年，她才将过去的自己重新拼起。
即使遭逢性骚扰、性侵害，她们几乎花上一整个年少人生才得以说出口；实际上，澳大利亚对未成年性骚扰、性侵的全国调查案为例，每位受害者平均要花上24年之久，才有办法开口说出自己的经历。
有鉴于澳大利亚政府针对未成年性暴力事件成立“机构对儿童性侵事件回应皇家调查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著手调查（注1），台湾目前也比照澳大利亚模式做全国性调查，由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起，著手台湾第一次国家系统性访查，搜集被害者的心声，希望遏止机构性侵害再度发生。搜集的对象是18岁以前在校园或儿少安置机构遭受性侵害的当事人及其重要他人（家人、朋友、专业工作者），这项调查目前仍在持续中。
小平也已接受访谈，她提到，过程中会有专人以及心理师负责，她事前虽对重述事件过程感到有压力，事后心情也受到影响，但她仍认为提供自身经验对于改善整体机制十分重要。
她们两个同样在这段时间经历许多挣扎与痛苦，她们受困于老师对她们的好与教导，直到最后才能清楚区分，加害者可以是一名好老师，但同时不应该侵犯学生。
2017年，林奕含以《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引起华语世界的关注。小平与Christina也是因为“房思琪”知道：不是只有自己受害，台湾社会有千千万万个房思琪存在。但五年前，她们只能透过房思琪共情，五年后的现在，她们则站出来为自己、为其他人发声。
“我的勇气怎么长出来的？在这波MeToo下，我有很多支持我的人，除了我的同学们第一时间支持我，网路的支持力量也很强大。大家告诉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很严重。”小平才知道自己不孤单、自己没有错。她告诉自己，我已经够大了，可以决定怎么处理。
“长辈曾跟我说，不要单独去找郑姓老师”，这句话背后隐含的是，老师可能会对小平做出什么事情，长辈不信任她也不信任老师。但如果，长辈可以更进一步跟她解释自己的想法，以及可能发生的危险，或许她在遭到性骚扰的当下，就不会自我怀疑。
Christina则说，希望家长不要再自责，台湾过往的社会环境与文化使受害人不敢说话，希望从现在开始，家长能多与孩子沟通，同理及陪伴孩子，加强性教育，教导孩子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身体界线。
从发文至今一个多月，小平持续透过自己的脸书更新案件进度，指出政大实小仍无扩大调查，也并无提供心辅资源给全校师生，甚至到了现在，仍有许多毕业生、家长以及在校生“不知道有这件事”。
小平鼓励了其他当事人以及关心MeToo的人们，但她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好过一些。我们最后问了小平：“想对还是高一生的自己说些什么？”她犹豫了两天才回复。
她说，直到现在，她什么话都听过，加油打气、鼓励的话，甚至是有人比较现实的告诉她：“妳又不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话可以让她好过一点。她想，唯一能做的，就是抱抱16岁的自己，跟她待在一起。
注1：澳大利亚“机构对儿童性侵事件回应皇家调查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起因于2012年一起大规模的宗教机构内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事件。政府开始调查儿童相关组织（如学校、宗教机构、育幼院、青年感化院、运动俱乐部等）如何处理儿童性侵事件。
调查过程经历了五年，参与访谈的受害者中，年纪最大的是93岁，最小的是7岁。调查报告显示，受害人数超过1万7千名，男性占了64.3%，首次受害有51.5%发生在10至14岁，受害时间平均持续2.2年，受害者平均要花24年才能第一次说出受害经历。
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麦肯·滕博尔（Malcolm Turnbull）指出，报告揭露儿童性侵问题是“国家悲剧”。政府也在2018年10月22日发表全国性道歉。这项调查揭示了如何看见过去的伤痛，并积极预防未来的伤害。同时，也影响了纽西兰、英国等国家进行全国性儿童的儿童性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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