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既然被这个社会抹去了社会角色，我们就回归家庭角色”

从杭州互联网大厂裸辞后，王珂回到浙江金华的家，敲门，见到父母，说了第一句话：“这次回来，就不打算再走了。”

母亲施爱群愣了几秒，父亲王哲眉头一皱：“你辞职不干了？”

厨房锅里的煎饺滋滋冒泡，全焦了。

升不动、卷不动、涨不动

王珂今年35岁，在大厂做了8年程序员，为人佛系，一直升（职）不动；常年加班熬高他的发际线，上了年纪后卷不动；由于无法在职位上取得突破，每月到手的工资完全涨不动。

他知道35岁是中国程序员职业生涯的分水岭。过了这个年纪，职业路径主要有三个大方向：技术专家、公司领导，换个行业重新开始。

前两个方向都行不通，王珂在今年2月做了决定：换个赛道再出发。于是他提溜着行囊回了家，打算从此“就在爸妈家扎下去了”。

父亲王哲在退休前是当地某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母亲施爱群是当地旅游担保公司的会计，用王珂的话说，“我从小衣食无忧，算得上是小康之家。”

从小父母就教育他“工作稳定最重要”，他在大厂的工作，也被父亲认为“虽然高薪，但朝不保夕”。母亲施爱群虽然希望儿子能进体制，但态度稍显温和：“平平安安最重要，你爱做什么就去做，就算回家，我和你爸也养你！”

但等王珂真的拖着拉杆箱回到家时，施爱群却感到不适应：“你让我怎么跟亲戚说？邻居碰见了怎么说？”

王珂说：“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偶尔下楼丢个垃圾、拿个外卖。要是遇见熟人，我就说最近正好回老家出差，或者干脆说公司在金华搞了个分公司，我过来做负责人。”

和王珂一样打定主意待在家的人不在少数。有人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宅家准备考研、考公、留学；有人因为厌倦“职场绞肉机”而从大城市回到老家，想休息一段时间。他们都暂时放弃了社会身份，回归最初的家庭角色：儿子或者女儿。

他们被称为“全职儿女”。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认为，全职儿女是社会失业大潮下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个群体不断增多，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经济严重下滑、萎缩的现状。”

研究当代青年消费行为和心理的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冯翔认为，经济环境不乐观，就业市场不景气，这些外部因素对当代青年，尤其是被职场“毒打”的青年的就业观，起到了颠覆和重塑的影响。

“对于60、70后来说，没有工作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要把他们的心态，放置在他们刚进入职场的90年代，以及千禧年的前十年来观察。”他说，那是一个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年代，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那时中国社会虽然也矛盾频出，“但总体来说，整个社会尊崇的是效率至上，是经济为先。”

但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00后们，在从象牙塔走向真实社会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经济放缓、又逐渐与世界脱钩的社会，“所以他们认为生命第一，工作第二；兴趣第一，责任第二；自己过好第一，他人眼光第二，这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被这个社会抹去了社会角色，那我们就回归家庭角色”

曾钰婷直到现在也说不清，脱离工作、回到原生家庭的自己，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她和两个同样从外地回到家里的高中同学联系过，三人在咖啡厅聊了一次后达成一致：全职回家做爸妈的好女儿，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但也都是家庭社会里不可或缺的成员。既然被这个社会抹去了社会角色，那我们就回归家庭角色。”

曾钰婷此前供职于天津一家做数控机床的制造公司。她1998年出生在山东，本科在北京某211大学读传播学，两年前毕业正赶上疫情封控，再加上北京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内卷得厉害”，于是就近去了天津。公司规模不大，只有几十人，进去两年后，她就成了公关部的副经理，手下还管着3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应届生。

意识到自己有危机，是在去年10月下旬，行政部突然发了业务线裁员的公告，“大意就是眼下经济下行，行业萧条，大家要共克时艰，公司出于控制成本，不得已裁员三人。”

从那时起，曾钰婷就预感裁员的“刀”很快会伸向自己所在的公关部。果不其然，今年2月底，公关部集体裁员，“一个不剩”。

拿到N+1赔偿后，曾钰婷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她不想“以失败者的姿态回家做全职女儿”。电话拨通后，曾钰婷告诉父母，部门来了新领导，自己和对方完全不对付，一气之下打了辞职报告，准备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电话那头传来了“母亲大人”一阵附和：回来休息一下也好，不过这次，你可以圆我们的梦了吧！

在曾钰婷的印象里，山东人对考公务员似乎抱有“独一份的热情”。“酒桌上，在体制内上班的永远坐C位。哪怕你是身家百万、千万的大老板，你在酒桌上的排序，都比不上一个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小科员。”

从小，她就被父母教导“以后端个铁饭碗，多好”。父母都是老家本地的公务员，20岁出头早早入党，“所有在体制内工作了很多年的60、70后都有这种通病：觉得全世界的公司，都应该像机关大院一样；所有理想的工作，都是抱着朝九晚五的铁饭碗。”

回家第一天，父母就敦促曾钰婷：“多买点考公的书，未雨绸缪，得尽快准备起来了。”

“各取所需，父慈子孝”

做全职儿子的第一天，王珂就遭遇了父母的连环诘问。

“你的收入怎么办？社保怎么买？”

“你长期没工作，年纪又不小了，以后的日子找不着工作怎么办？”

“你不打算结婚了吗？不打算生娃了吗？”

凭借在大厂期间积攒的超七位数的积蓄，王珂有了底气，找挂靠公司每月按时缴社保。他告诉父母，短期之内他也不打算出门找工作，因为他和中国超2亿名灵活就业人士（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达2亿人左右，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一样，面对着严酷的就业形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4月分全国城镇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为20.4%，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高。

在王珂看来，这个“含有水分”的数据，统计的还是就业市场上的“生力军”，“年轻人都这样，更别提35岁的我了”。

《2022春季职场跳槽观察》显示，公务员招考、企业招聘岗位的门槛限定在35岁；过去一年中，“35岁+”受访者平均投递简历数量同比增加近四分之一，但获得的面试机会却同比下降二成。同时，因为精力、体能、知识架构等原因，35岁+的群体，更容易被年轻群体或数字技术取代。

“就算现在投简历，大概率也还是找不到工作，不如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王珂说。

而关于以后是否结婚生子，此前在杭州谈过几次恋爱的王珂明确告诉父母：不强求自己结婚，更别提一定得生小孩，“缘分到了就结婚，缘分没到，我就一直在家陪你们。”这最后一句把父母说得又遗憾又感动。

从格子间解放回家的王珂，在第一周就进入了“一天一顿大餐”的“孝子模式”：周一是辣椒炒肉，周二是萝卜牛腩，周三做了清蒸鲈鱼，周四炸肉丸，周五直接给爸妈端上了一大钵莲藕排骨汤。母亲施爱群惊讶地说不出话，父亲则是半天蹦出一句：“你，怎么会做这么多菜？”

在杭州大厂工作时，王珂过的是“外卖盒子几天才扔一次的生活”。但他说回家了要有“新面貌”，于是每天晚上都在手机上翻看“快手菜谱”。“在家做全职儿子，编程不需要做太多，但菜品菜式一定要更丰富，不然老头老太太该抱怨我混吃等死啦。”王珂说。

父亲王哲经常抱怨小区物业的某些设置不合理。乘电梯时，每张业主卡只能刷你居住的楼层，点外卖、买快递都必须到一楼自己拿，因为外卖员和快递员没卡上不来。

这也导致年近70岁的王哲，隔三差五就要一趟趟下楼取件。王珂裸辞回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听到老爸抱怨，“老年人偶尔点个外卖，不就图个方便嘛，还得下楼拿，和我去餐馆吃饭有什么区别！”

王珂回家之后，经常主动给父母做饭，一家三口偶尔点外卖，他都会火速穿好衣服下楼取餐，“我就跟老头老太太说，过去几年我一直坐办公室，现如今有了上楼下楼的锻炼，也是防止长赘肉呀。”

饶是如此，母亲施爱群偶尔还是会认为儿子整天“无所事事”——

“你整天在电脑前敲什么？”“你就跟我们继续这么混下去？”“你，真的不结婚了？”

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这似乎是所有全职儿女在刚刚进入这个角色时，需要向上一代人反复解释的事。王珂总结了一套“各取所需，父慈子孝”的话术，专门应付父母对自己的“间歇性质疑”。

全职儿女也讲“政治正确”

对于向父母解释“全职儿子”的正当性，王珂开辟了“三大战术”：第一，用数据说服。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预计到2035年，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老年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将相继达到峰值。

这些数据，王珂隔三差五就给父母看，有时微信转个相关链接，有时干脆吃饭时冷不丁来一句“我不在你们身边，你们老了怎么办啊”。

第二大“战术”是：用语言感化。“中国人都讲究养儿防老，我主动回家照看他们，对他们来说也合情合理。”王珂说。同样是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中国的养老状况可以归纳为“9073”格局，即90%的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仅有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王珂说，自己有时和父母开玩笑，“有我这个全职儿子，你们就偷着乐吧，看看别人家的独生孩子，不是在国外读书，就是在外地工作。”

有时候，坐在客厅看电视或者刷手机的父母会追问自己，“你还不去找工作吗？”这时，王珂总是开一句玩笑：“我在外地工作，谁给你们开追悼会啊？”

王珂认为，让父母真正接受自己做全职儿子的最关键一点，是在父母面前显示自己“有能力在家赚钱”、“有决心尽孝养老”。自从辞职回家，朋友给王珂介绍了一个教大学生编程的副业，每周在线授课2小时，一月四次，净赚8000元。“再加上我的一些积蓄，应该说还是蛮滋润的。”

为了让父母相信，自己在家确实“有事可做”，对方给自己月结转账截图，王珂每次都会有意无意地透露给父母——或是偶尔在房间大喊一声“终于到账了”。在一次饭桌闲聊时顺口说一句“这个月发薪了，想换最新款式的电脑了”，说完还不忘偷瞄父母一眼，“有时候他们会彼此交换一下眼神，满满都是放心。”

在王珂看来，必要时抖出的养老数据，偶尔感情流露的言语，以及隔三差五帮父母拿外卖、办业务、买菜做饭，都是做全职儿子时必须遵从的“政治正确”。而对曾钰婷来说，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服从父母的“旨意”：在家备考公务员。

一起事先未张扬的“家庭谈判”

曾钰婷不想考公务员。她最理想的生活，是早晨起床喝杯牛奶，吃两片面包，然后在阅读外国小说中等到中饭——加缪的《局外人》、《鼠疫》她刷过N遍，萨特的剧本《禁闭》她读了又读。“他人就是地狱啊，这话说得没错。荒诞的社会，才有各种荒诞的用工分配。”曾钰婷说。午休一小时后，她会在线写写都市言情类的网文，发在好几个平台上，但流量一般，“最多的阅读量也才2000。”

她特别向往一种生活：在知乎成为签约小说作者。“每天就编排写字楼里发生的尔虞我诈，夜间酒吧里的风花雪月，多好。说不定我还能做网红写手！”

但在和父母进行过一次“谈判”后，她决定暂时放弃幻想。那是她回家后的第三天，在床上连看了两天小说的她，被父母“请”到客厅开紧急家庭会议，茶几上摆了两支笔，一本本子，父亲戴上老花镜，摊开写满字的本子，问她：

“你的生活费，以后要我们来出吗？”

曾钰婷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工作不到三年，她只存了三万多块钱，如果父母不接济自己，“我可能会当场饿死。”

看到女儿不吱声，母亲开口了：“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我们年纪大了，你回家陪我们正好合适，这样吧，我们以后每月给你5000元，作为你对我们的照料费，怎么样？”

“当时我就差泪奔了，真的。什么是亲生爹妈？这就是亲爸亲妈！”曾钰婷回忆说。

很快她就意识到，幸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母亲递上一份“大礼包”后，父亲把老花镜往鼻梁上一推，盯着女儿道出了“筹码”：“但你要好好备战公务员考试，争取今年能……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哦对了，争取今年能上岸！”（“上岸”是网络用语，指参加公务员考试或者事业编被录取。）

曾钰婷当时好想脱口而出一句“狡猾狡猾的”，但随后她陷入了思考：在家千般好，无奈存款少。如果接受父母每月5000元的“低保”，意味着需要遵从他们的意志。她很快和父母达成一致：在家备考，做全职女儿+全职考生。父母笑逐颜开。曾钰婷则伸出一只手来：

“既然如此，先把这个月的5000块打给我吧。”

先赚足“女儿费”再说

看着老爸点开微信，输入六位数密码，屏幕显示“转账成功”，曾钰婷放下心来。“全程顺利丝滑，打钱，收款，一气呵成。”

每月5000元的“女儿费”虽然不算多，但曾钰婷表示“完全够用”。“我爸妈基本把伙食费给我包了，五千相当于是零花钱，买点化妆品、指甲油之类的，每个月绰绰有余。”

曾钰婷说，自己还是恪守契约精神的。在“家庭谈判”的第二天，她就网购了行测和申论两科（行测指行政能力测验，两科都是国家公务员的必考科目）的辅导材料，每天在卧室里“埋头苦读”。

每次父亲端着点心而来、或母亲以“帮你洗点脏衣服”为由进屋打探自己的备考情况时，她都会把复习材料“光速”盖住几分钟之前还在“苦读”的二次元漫画或者言情小说，眉头一皱，装出一副不是在刻苦默读，就是在含泪背诵的样子。

“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我的经济基础还没搭牢，那我就先搞钱。与其赚外面的辛苦钱，不如做好全职女儿这个岗位，定期领爸妈发给我的低保。”曾钰婷说。

冯翔认为，和王珂这样的35岁+全职儿女群体相比，25岁的曾钰婷，代表了基数更庞大的新世代的想法。

“他们在职场中失意，自身的角色和身份失真，对生活失望。职业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意义已经不大。所以，儿子可以是职业，女儿也可以是职业，既然是一份职业，我做你的全职儿女，为什么不能问你要钱呢？”

曾钰婷也承认，自己平日并没有照顾父母，“反而是他们来照顾我。”但毫无疑问，她利用父母对进体制极度渴望的心理，“画了个饼”，“考不考得上另说，我先拿好每月的考公费再说。”

此外，她也基本放弃在今年找工作的打算。在5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16-24岁青年人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有3300多万，其中约600多万人还没找到工作。

“我不想成为未来600万，700万，800万中的一员，所以我打算打迂回战，先赚足女儿费，然后看看能不能考公上岸。上了岸，就庸庸碌碌过一辈子；如果没上岸，没准我还能发现自己新的可能。”曾钰婷说。

尽管对于找份“全职工作”不抱太大希望，曾钰婷依然希望在未来5年能尽快存够一百万。“到时就不用再做全职女儿了，我就存一笔定期吃利息，然后再做个全职小说家。能遇见合适的男的就结婚，实在没有的话，我就在小说里创造一个完美人设和我自己结婚、生子。”

和“搞钱心切”的曾钰婷不同，有一笔足以支撑自己躺平积蓄的王珂，没有接受父母主动提出的“每月给你汇点钱”的建议，“虽然做全职儿子，但这个全职是要打引号的。我35岁了，说什么都不能再要父母给我的钱了。”王珂说。

他已经完全卷不动职场了，“要去公司上班，估计我会被小年轻降维打击。”现在，王珂开始在网上搜寻一些可以安心休养的民宿，大理、丽江他都看过，“儿子做腻了，我就找个地方躲起来。”

应受访者要求，曾钰婷、冯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