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兒女：「既然被這個社會抹去了社會角色，我們就回歸家庭角色」

從杭州互聯網大廠裸辭後，王珂回到浙江金華的家，敲門，見到父母，說了第一句話：「這次回來，就不打算再走了。」

母親施愛群愣了幾秒，父親王哲眉頭一皺：「你辭職不幹了？」

廚房鍋裏的煎餃滋滋冒泡，全焦了。

升不動、卷不動、漲不動

王珂今年35歲，在大廠做了8年程序員，為人佛系，一直升（職）不動；常年加班熬高他的髮際線，上了年紀後卷不動；由於無法在職位上取得突破，每月到手的工資完全漲不動。

他知道35歲是中國程序員職業生涯的分水嶺。過了這個年紀，職業路徑主要有三個大方向：技術專家、公司領導，換個行業重新開始。

前兩個方向都行不通，王珂在今年2月做了決定：換個賽道再出發。於是他提溜著行囊回了家，打算從此「就在爸媽家扎下去了」。

父親王哲在退休前是當地某建築設計院的工程師，母親施愛群是當地旅遊擔保公司的會計，用王珂的話說，「我從小衣食無憂，算得上是小康之家。」

從小父母就教育他「工作穩定最重要」，他在大廠的工作，也被父親認為「雖然高薪，但朝不保夕」。母親施愛群雖然希望兒子能進體制，但態度稍顯溫和：「平平安安最重要，你愛做什麼就去做，就算回家，我和你爸也養你！」

但等王珂真的拖著拉桿箱回到家時，施愛群卻感到不適應：「你讓我怎麼跟親戚說？鄰居碰見了怎麼說？」

王珂說：「我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偶爾下樓丟個垃圾、拿個外賣。要是遇見熟人，我就說最近正好回老家出差，或者乾脆說公司在金華搞了個分公司，我過來做負責人。」

和王珂一樣打定主意待在家的人不在少數。有人剛畢業找不到工作，宅家準備考研、考公、留學；有人因為厭倦「職場絞肉機」而從大城市回到老家，想休息一段時間。他們都暫時放棄了社會身份，回歸最初的家庭角色：兒子或者女兒。

他們被稱為「全職兒女」。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助理教授陸曦認為，全職兒女是社會失業大潮下不可避免的現象，「這個群體不斷增多，體現的是整個社會經濟嚴重下滑、萎縮的現狀。」

研究當代青年消費行為和心理的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馮翔認為，經濟環境不樂觀，就業市場不景氣，這些外部因素對當代青年，尤其是被職場「毒打」的青年的就業觀，起到了顛覆和重塑的影響。

「對於60、70後來說，沒有工作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們要把他們的心態，放置在他們剛進入職場的90年代，以及千禧年的前十年來觀察。」他說，那是一個中國與世界接軌的年代，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那時中國社會雖然也矛盾頻出，「但總體來說，整個社會尊崇的是效率至上，是經濟為先。」

但在互聯網時代，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90後、00後們，在從象牙塔走向真實社會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個經濟放緩、又逐漸與世界脫鈎的社會，「所以他們認為生命第一，工作第二；興趣第一，責任第二；自己過好第一，他人眼光第二，這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被這個社會抹去了社會角色，那我們就回歸家庭角色」

曾鈺婷直到現在也說不清，脫離工作、回到原生家庭的自己，對未來有什麼打算。她和兩個同樣從外地回到家裡的高中同學聯繫過，三人在咖啡廳聊了一次後達成一致：全職回家做爸媽的好女兒，這不是什麼羞恥的事情。「我們都是獨立的個體，但也都是家庭社會裏不可或缺的成員。既然被這個社會抹去了社會角色，那我們就回歸家庭角色。」

曾鈺婷此前供職於天津一家做數控機床的製造公司。她1998年出生在山東，本科在北京某211大學讀傳播學，兩年前畢業正趕上疫情封控，再加上北京應屆畢業生的就業市場「內卷得厲害」，於是就近去了天津。公司規模不大，只有幾十人，進去兩年後，她就成了公關部的副經理，手下還管著3個剛從大學畢業的應屆生。

意識到自己有危機，是在去年10月下旬，行政部突然發了業務線裁員的公告，「大意就是眼下經濟下行，行業蕭條，大家要共克時艱，公司出於控製成本，不得已裁員三人。」

從那時起，曾鈺婷就預感裁員的「刀」很快會伸向自己所在的公關部。果不其然，今年2月底，公關部集體裁員，「一個不剩」。

拿到N+1賠償後，曾鈺婷給父母打了個電話，她不想「以失敗者的姿態回家做全職女兒」。電話撥通後，曾鈺婷告訴父母，部門來了新領導，自己和對方完全不對付，一氣之下打了辭職報告，準備回家休息一段時間。

電話那頭傳來了「母親大人」一陣附和：回來休息一下也好，不過這次，你可以圓我們的夢了吧！

在曾鈺婷的印象裏，山東人對考公務員似乎抱有「獨一份的熱情」。「酒桌上，在體制內上班的永遠坐C位。哪怕你是身家百萬、千萬的大老闆，你在酒桌上的排序，都比不上一個在機關單位工作的小科員。」

從小，她就被父母教導「以後端個鐵飯碗，多好」。父母都是老家本地的公務員，20歲出頭早早入黨，「所有在體制內工作了很多年的60、70後都有這種通病：覺得全世界的公司，都應該像機關大院一樣；所有理想的工作，都是抱著朝九晚五的鐵飯碗。」

回家第一天，父母就敦促曾鈺婷：「多買點考公的書，未雨綢繆，得盡快準備起來了。」

「各取所需，父慈子孝」

做全職兒子的第一天，王珂就遭遇了父母的連環詰問。

「你的收入怎麼辦？社保怎麼買？」

「你長期沒工作，年紀又不小了，以後的日子找不著工作怎麼辦？」

「你不打算結婚了嗎？不打算生娃了嗎？」

憑借在大廠期間積攢的超七位數的積蓄，王珂有了底氣，找掛靠公司每月按時繳社保。他告訴父母，短期之內他也不打算出門找工作，因為他和中國超2億名靈活就業人士（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達2億人左右，這個數字還在增加）一樣，面對著嚴酷的就業形勢：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4月分全國城鎮16-24歲青年人失業率為20.4%，創下2018年以來的新高。

在王珂看來，這個「含有水分」的數據，統計的還是就業市場上的「生力軍」，「年輕人都這樣，更別提35歲的我了」。

《2022春季職場跳槽觀察》顯示，公務員招考、企業招聘崗位的門檻限定在35歲；過去一年中，「35歲+」受訪者平均投遞簡歷數量同比增加近四分之一，但獲得的面試機會卻同比下降二成。同時，因為精力、體能、知識架構等原因，35歲+的群體，更容易被年輕群體或數字技術取代。

「就算現在投簡歷，大概率也還是找不到工作，不如先在家休息一段時間。」王珂說。

而關於以後是否結婚生子，此前在杭州談過幾次戀愛的王珂明確告訴父母：不強求自己結婚，更別提一定得生小孩，「緣分到了就結婚，緣分沒到，我就一直在家陪你們。」這最後一句把父母說得又遺憾又感動。

從格子間解放回家的王珂，在第一周就進入了「一天一頓大餐」的「孝子模式」：週一是辣椒炒肉，週二是蘿蔔牛腩，週三做了清蒸鱸魚，週四炸肉丸，週五直接給爸媽端上了一大鉢蓮藕排骨湯。母親施愛群驚訝地說不出話，父親則是半天蹦出一句：「你，怎麼會做這麼多菜？」

在杭州大廠工作時，王珂過的是「外賣盒子幾天才扔一次的生活」。但他說回家了要有「新面貌」，於是每天晚上都在手機上翻看「快手菜譜」。「在家做全職兒子，編程不需要做太多，但菜品菜式一定要更豐富，不然老頭老太太該抱怨我混吃等死啦。」王珂說。

父親王哲經常抱怨小區物業的某些設置不合理。乘電梯時，每張業主卡只能刷你居住的樓層，點外賣、買快遞都必須到一樓自己拿，因為外賣員和快遞員沒卡上不來。

這也導致年近70歲的王哲，隔三差五就要一趟趟下樓取件。王珂裸辭回到家的第二天，他就聽到老爸抱怨，「老年人偶爾點個外賣，不就圖個方便嘛，還得下樓拿，和我去餐館吃飯有什麼區別！」

王珂回家之後，經常主動給父母做飯，一家三口偶爾點外賣，他都會火速穿好衣服下樓取餐，「我就跟老頭老太太說，過去幾年我一直坐辦公室，現如今有了上樓下樓的鍛鍊，也是防止長贅肉呀。」

饒是如此，母親施愛群偶爾還是會認為兒子整天「無所事事」——

「你整天在電腦前敲什麼？」「你就跟我們繼續這麼混下去？」「你，真的不結婚了？」

證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這似乎是所有全職兒女在剛剛進入這個角色時，需要向上一代人反復解釋的事。王珂總結了一套「各取所需，父慈子孝」的話術，專門應付父母對自己的「間歇性質疑」。

全職兒女也講「政治正確」

對於向父母解釋「全職兒子」的正當性，王珂開闢了「三大戰術」：第一，用數據說服。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公佈的數據，預計到2035年，中國將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到2050年前後，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老年撫養比和社會撫養比將相繼達到峰值。

這些數據，王珂隔三差五就給父母看，有時微信轉個相關鏈接，有時乾脆吃飯時冷不丁來一句「我不在你們身邊，你們老了怎麼辦啊」。

第二大「戰術」是：用語言感化。「中國人都講究養兒防老，我主動回家照看他們，對他們來說也合情合理。」王珂說。同樣是來自國家衛生健康委的數據，中國的養老狀況可以歸納為「9073」格局，即90%的老年人都在居家養老，僅有7%的老年人依託社區支持養老，3%的老年人入住養老機構。王珂說，自己有時和父母開玩笑，「有我這個全職兒子，你們就偷著樂吧，看看別人家的獨生孩子，不是在國外讀書，就是在外地工作。」

有時候，坐在客廳看電視或者刷手機的父母會追問自己，「你還不去找工作嗎？」這時，王珂總是開一句玩笑：「我在外地工作，誰給你們開追悼會啊？」

王珂認為，讓父母真正接受自己做全職兒子的最關鍵一點，是在父母面前顯示自己「有能力在家賺錢」、「有決心盡孝養老」。自從辭職回家，朋友給王珂介紹了一個教大學生編程的副業，每周在線授課2小時，一月四次，淨賺8000元。「再加上我的一些積蓄，應該說還是蠻滋潤的。」

為了讓父母相信，自己在家確實「有事可做」，對方給自己月結轉賬截圖，王珂每次都會有意無意地透露給父母——或是偶爾在房間大喊一聲「終於到賬了」。在一次飯桌閒聊時順口說一句「這個月發薪了，想換最新款式的電腦了」，說完還不忘偷瞄父母一眼，「有時候他們會彼此交換一下眼神，滿滿都是放心。」

在王珂看來，必要時抖出的養老數據，偶爾感情流露的言語，以及隔三差五幫父母拿外賣、辦業務、買菜做飯，都是做全職兒子時必須遵從的「政治正確」。而對曾鈺婷來說，最大的「政治正確」就是服從父母的「旨意」：在家備考公務員。

一起事先未張揚的「家庭談判」

曾鈺婷不想考公務員。她最理想的生活，是早晨起床喝杯牛奶，吃兩片麵包，然後在閱讀外國小說中等到中飯——加繆的《局外人》、《鼠疫》她刷過N遍，薩特的劇本《禁閉》她讀了又讀。「他人就是地獄啊，這話說得沒錯。荒誕的社會，才有各種荒誕的用工分配。」曾鈺婷說。午休一小時後，她會在線寫寫都市言情類的網文，發在好幾個平台上，但流量一般，「最多的閱讀量也才2000。」

她特別嚮往一種生活：在知乎成為簽約小說作者。「每天就編排寫字樓裏發生的爾虞我詐，夜間酒吧裏的風花雪月，多好。說不定我還能做網紅寫手！」

但在和父母進行過一次「談判」後，她決定暫時放棄幻想。那是她回家後的第三天，在床上連看了兩天小說的她，被父母「請」到客廳開緊急家庭會議，茶几上擺了兩支筆，一本本子，父親戴上老花鏡，攤開寫滿字的本子，問她：

「你的生活費，以後要我們來出嗎？」

曾鈺婷當時覺得不可思議。工作不到三年，她只存了三萬多塊錢，如果父母不接濟自己，「我可能會當場餓死。」

看到女兒不吱聲，母親開口了：「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我們年紀大了，你回家陪我們正好合適，這樣吧，我們以後每月給你5000元，作為你對我們的照料費，怎麼樣？」

「當時我就差淚奔了，真的。什麼是親生爹媽？這就是親爸親媽！」曾鈺婷回憶說。

很快她就意識到，幸福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母親遞上一份「大禮包」後，父親把老花鏡往鼻梁上一推，盯著女兒道出了「籌碼」：「但你要好好備戰公務員考試，爭取今年能……那個詞兒叫什麼來著，哦對了，爭取今年能上岸！」（「上岸」是網絡用語，指參加公務員考試或者事業編被錄取。）

曾鈺婷當時好想脫口而出一句「狡猾狡猾的」，但隨後她陷入了思考：在家千般好，無奈存款少。如果接受父母每月5000元的「低保」，意味著需要遵從他們的意志。她很快和父母達成一致：在家備考，做全職女兒+全職考生。父母笑逐顏開。曾鈺婷則伸出一隻手來：

「既然如此，先把這個月的5000塊打給我吧。」

先賺足「女兒費」再說

看著老爸點開微信，輸入六位數密碼，屏幕顯示「轉賬成功」，曾鈺婷放下心來。「全程順利絲滑，打錢，收款，一氣呵成。」

每月5000元的「女兒費」雖然不算多，但曾鈺婷表示「完全夠用」。「我爸媽基本把伙食費給我包了，五千相當於是零花錢，買點化妝品、指甲油之類的，每個月綽綽有餘。」

曾鈺婷說，自己還是恪守契約精神的。在「家庭談判」的第二天，她就網購了行測和申論兩科（行測指行政能力測驗，兩科都是國家公務員的必考科目）的輔導材料，每天在臥室裏「埋頭苦讀」。

每次父親端著點心而來、或母親以「幫你洗點髒衣服」為由進屋打探自己的備考情況時，她都會把復習材料「光速」蓋住幾分鐘之前還在「苦讀」的二次元漫畫或者言情小說，眉頭一皺，裝出一副不是在刻苦默讀，就是在含淚背誦的樣子。

「都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既然我的經濟基礎還沒搭牢，那我就先搞錢。與其賺外面的辛苦錢，不如做好全職女兒這個崗位，定期領爸媽發給我的低保。」曾鈺婷說。

馮翔認為，和王珂這樣的35歲+全職兒女群體相比，25歲的曾鈺婷，代表了基數更龐大的新世代的想法。

「他們在職場中失意，自身的角色和身份失真，對生活失望。職業這兩個字，對他們來說意義已經不大。所以，兒子可以是職業，女兒也可以是職業，既然是一份職業，我做你的全職兒女，為什麼不能問你要錢呢？」

曾鈺婷也承認，自己平日並沒有照顧父母，「反而是他們來照顧我。」但毫無疑問，她利用父母對進體制極度渴望的心理，「畫了個餅」，「考不考得上另說，我先拿好每月的考公費再說。」

此外，她也基本放棄在今年找工作的打算。在5月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凌暉表示，16-24歲青年人中，進入勞動力市場尋找工作的有3300多萬，其中約600多萬人還沒找到工作。

「我不想成為未來600萬，700萬，800萬中的一員，所以我打算打迂迴戰，先賺足女兒費，然後看看能不能考公上岸。上了岸，就庸庸碌碌過一輩子；如果沒上岸，沒准我還能發現自己新的可能。」曾鈺婷說。

儘管對於找份「全職工作」不抱太大希望，曾鈺婷依然希望在未來5年能盡快存夠一百萬。「到時就不用再做全職女兒了，我就存一筆定期吃利息，然後再做個全職小說家。能遇見合適的男的就結婚，實在沒有的話，我就在小說裏創造一個完美人設和我自己結婚、生子。」

和「搞錢心切」的曾鈺婷不同，有一筆足以支撐自己躺平積蓄的王珂，沒有接受父母主動提出的「每月給你匯點錢」的建議，「雖然做全職兒子，但這個全職是要打引號的。我35歲了，說什麼都不能再要父母給我的錢了。」王珂說。

他已經完全卷不動職場了，「要去公司上班，估計我會被小年輕降維打擊。」現在，王珂開始在網上搜尋一些可以安心休養的民宿，大理、麗江他都看過，「兒子做膩了，我就找個地方躲起來。」

應受訪者要求，曾鈺婷、馮翔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