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用真钱玩大富翁

家人喜爱玩各种游戏，无论是目前流行的pubg、《传说对决》，或者是经典游戏《大富翁》、《三国杀》、《锄大D》等等，只要谈及胜负的东西，都会让我们游戏瘾发作。在我家，就连“剪刀石头布”都很不单纯——我们会为所有游戏落下注码，拿真实世界的现金提高游戏的乐趣。也许你会说：玩个游戏而已，不用太认真吧？正正是因为我们一家子对太多东西都不上心，唯有增加游戏成本，让游戏变得刺激起来，才能让我们有了兴致。而要说加上现实金钱规则会真会提升到next level的游戏，那必然是《大富翁》。

我家“改良”的大富翁玩法，确实令人血压飙升。首先，游戏里的地产价目会下调，会在数字后面扣减一个零，即是原本400元的地皮，会变作40港元，如此类推。而赌本没有上限，可以按家里每个人的经济状况选择投入多少资金。一般金额可以由几十至几百元，于是掷一次骰的机会成本分分钟是上百块，瞬息之间就会感受金钱上上落落的快感。而为了加快游戏的进度，我家不需要齐集同一颜色的地皮也能建房子。换句话说，只要有一块地皮就能建房子，收取更高的过路费。此外，游戏时间并无限制，可按照玩家情绪调控。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和一般的大富翁无异。

我们玩《大富翁》都是全家一起玩，成员包括我的母亲、父亲、姐姐、我和弟弟。母亲和父亲自我年幼时创业，一直靠著做生意养活一家人，无论对外对内，母亲都是强悍的骨干人物，父亲则为辅助、员工的角色，所以母亲非常擅长关注资源分配的游戏时，而父亲则在角色扮演游戏里更占优势（或许是多年来看母亲脸色训练出来）。姐姐由小到大都照顾弟妹，稳重细心，在侦探游戏的表现较为出色；弟弟则受到大家长年照顾，在各个游戏里均未能展现优势，常常会因为输掉游戏而发脾气。而我是“运气型玩家”，在任何有关运气的游戏都有不错的胜算。

这次我们玩的版本是《大富翁》和香港超级市场“惠康”合作的，除了有为人熟知的香港地名，像是中环、长洲之外，还有些地名会用香港人常买的品牌代替，比如港人喜爱的水饺牌子“湾仔码头”，或是“维他奶”的总部“维他中心”。而水务局这些公共事务地皮则以“惠康”代之。

真金白银，斗智斗勇

开局之前，我们掷骰决定先后次序。目前这一局的顺序为姐姐、弟弟、父亲、母亲、我。而为了避免某些玩家（我母亲）资产雄厚、以本伤人，我们将赌本上限设置为300元。

我家人玩大富翁的习惯是见地就买，所以先掷骰的人拥有极大优势，因为他们能更快到达心仪的地皮。游戏开始不久，姐姐和弟弟就利用了排序优势，率先夺得地皮。他俩几乎每次掷骰都能成功买地，尽管地皮还不是贵价的，但这些操作仍重创我们排在之后行动的玩家。运气一般的母亲首四轮都无法购得地皮，甚至需要向银行支付税项。而我和父亲的情况也不乐观，不幸经过那些刚被他人购买的地皮，要支付最便宜的过路费。在第三、四轮，姐姐购入停车后一行的地“御品皇广场”和起点前一行、位于贵价路段的“维他中心”，不免遭受其他玩家的抱怨和指责：“你买光了我们的地，我们如何玩下去？”、“她待会一踩其他地就破产，要卖地”。

在游戏里优势太强会惹来其他玩家的“艳羡”，没有人想输，也看不得他人好。

第五轮，母亲终于购得较值钱的地皮“旺角”和“家乐牌道”，同样是第三行的地里比较昂贵的，拥有潜力。而父亲只购得较为便宜的长洲、惠康和中环，都属于少地一族。我就持有游戏里最贵的果仁村、雪厂街、两间米厂和监狱后一行地皮的鲗鱼涌。弟弟的地皮多，在各路段皆有土地，可惜大多集中于比较平价的地皮。最具优势的姐姐夺得多块地，但是手上流通资金不多，当她踏中尚未有人购买的薄扶林（全场第二最贵的地皮）时，却面临资金不足的危机，差23元才能凑够买薄扶林。母亲提出买地换钱，建议姐姐出让尖沙咀。尖沙咀、旺角和家乐牌道皆是黄色地皮，母亲购得地皮的话，就会占满黄色地带，将能在此处收取双倍的过路费，是对所有人的严重威胁。

大家劝喻姐姐不卖尖沙咀。我说：“你还是不要勉强？”

姐姐反驳：“不买？益你呀（使你得益）？”

随即母亲便提议高价收购尖沙咀30元（比原本地价多出4元）。

父亲对姐姐说：“你卖了黄色地带，待会就生命没希望。”

纠结了一轮，姐姐还是没有卖掉尖沙嘴来买薄扶林，母亲没有得逞。下一轮掷骰，弟弟则中了薄扶林，并顺利购得该地。依照目前情况，弟弟和姐姐的地皮数量相约，可是姐姐却没有游戏最贵的地皮。而没有足够地皮的母亲和父亲显然劣势。他们可以看到最终结果不会乐观，开始干扰其他玩家。

父亲在抽“机会卡”的时候，读出卡片文字“今天是你生日，每位玩家需要支付你10元”，以及“你可以直达起点”（领取金钱）。起初我们都被他的演技所骗，乖乖掏钱，直到我抢去他手上卡片，才发现他明明拿到厄运卡——“立刻进入监狱”。大家一方面懊恼低估了他的奸诈，一方面计算之前被骗了多少钱。因为此时，父亲即使没有很多地，还能维持著一定资本，输得不多。即使在向我们收过路费时，他也趁大家没有戒心，骗我们收取高价：

我们问：“中环的过路费多少？”

他会说：“30元。（事实上只是3元）”

有时他还出老千，为了掷到理想的点数，手会贴得桌子很近，几乎是“放下”骰子。

母亲的奸诈也不遑多让，她为了得到最佳点数，会趁著大家不留神时移动骰子，即使多次被人察觉也没有放弃。为了在旺角的地皮上建屋，她在大家没有注意的情况下，骗大家自己掷了“二”，随即引来我们哗然：

“你咩人嚟㗎（你是怎样一个人啊）？”并强制她多掷一次。

结果这次她需要给过路费予弟弟，她说：“有没有搞错啊？呃钱党（骗钱的）。”

我们反驳：“你先呃人打咗骰（你先骗人打了骰）。”

移动骰子仅仅是她作弊的前菜，她还会将别人地上的房屋偷偷推向自己的地皮，自己的地皮无中生有，以此来索取更高的过路费，一旦被人发现，也只会说：“那些屋自己跑过去。”

因为父母多次不守规则，大家的警觉心都渐渐加强。每次问讯路费，也会加多一句：“是不是真的？”查证后发现是假的话，我们也毫不意外。

姐姐又一次看到母亲偷偷重掷骰时，感慨：“我们之间的信任愈来愈薄弱。”

白热化阶段，每块地皮都有房屋，有些还不只一间。大家不约而同掷骰逗留尖沙咀，那里仅仅是一层房子已要收11元过路费，两层房子39元，要走完这个商圈至少都要付一百多元，这令原本不多地的玩家更显劣势。父亲更是情愿坐监而不给钱，还感叹前路茫茫。游戏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因为拥有最多土地的人随著时间会累积到更多资本。

游戏之外的游戏

弟弟说，玩太久《大富翁》会很痛苦。游戏中段，弟弟要进监狱时，父亲向他推销监狱通行证：“二百！二百！”弟弟回道：“太贵了，我情愿坐监。”父亲又说：“一百！一百！”弟弟：“不出来了。不出来了。（你卖）二十元都不出来。”因为在监狱里至少不用给过路费，大家反而享受坐监，人类面对没有胜算的未来的确会想“摆烂”。游戏结算，拥有最多地的姐姐是唯一的赢家，其他玩家都输几十至几百不等。不过银行的钱比姐姐的都多，或者（卖地的）银行才是唯一的赢家。

我不时听到有人比喻香港就像是个玩到一半的大富翁。这也不难理解，香港可以发展的空间极为有限，红利早已分派完毕，年青人就像晚起步的玩家可以向上流的难度颇大，或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跻身上流。大部分人情愿“work-life balance”，即是将打工赚来的钱投入旅行、消费和享受，而不是去搏一把当上富豪的心——阶级早已定好，就不作无谓的努力，就像玩《大富翁》时的爸爸，总是提不起劲，抱怨一句：“因为他们比我早起步。”

父亲少时学业成绩不好，颇为叛逆，最早前他是当厨师的，认识母亲后才“从良”，当上售货员，总算有份稳定的工作。母亲则因为年仅十八岁时便生下姐姐和我，早早便出来工作，担任售货员，负上养家的责任。所以父母有点“太年轻”就为人父母，才会和孩子一起玩乐。起初我不知道他们在九十年代的Disco认识，还相信他们编的“父亲挡子弹救母亲”的英雄救美故事，以为父母亲是一对乱世佳人，而我就是浪漫的产物。父母家境都不富裕，赶不上在号称投资买楼的黄金时期七十年代购置物业，后来只能看著楼价只升不跌，不断工作生存赚钱带孩子。即使经历了沙士时期的楼价暴跌，也没多余存款购置楼房。其实这种情况不能单单以“错过”去理解购置物业这件事，和很多香港人一样，他们因为基层的身份无法积累资本买楼“翻身”。

到了我这一代，现实中，我是书店店长。在港设店，租金是主要的财政压力，占支出的一半甚至更多。我们在热门地带油麻地设店，一百至二百多尺的地方每个月索价二万多港币。而早前结业的荔枝角分店，即使不是位于香港的经济命脉，地方尺数比较大，也要价接近港币四万。卖书的毛利低，不少小书店都设在旧楼、唐楼、工厂大厦里，就像“序言书室”位于旺角唐楼高层，“乐文书店”也是在唐楼经营，和“夕拾闲舍”在观塘工厦；鲜少看到书店出现在地舖，也仅仅看到“我的书房”、“猎人书店”等在深水埗设地舖，当然深水埗的租金相比香港其他核心地带更为相宜。位于上环太平山街的“见山书店”，能在如此贵价的地段有一间单幢复式的书店更是仅此一间。

谈及香港书店的分布，虽然港岛和九龙的租金一般比离岛及新界贵，但是书店都倾向在这些贵价地皮、旺区上开店，即使像我们书店选址时，也是决定选择九龙荔枝角而不是新界荃湾。这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读者的活动范围是港岛及九龙。不仅是书店，不少文艺场所比如是艺术馆、展览都是设于港岛及九龙，比如是中环的大馆及香港大会堂、尖沙咀的艺术馆等等，这些高价地方有其文艺地景、文化资本，喜好文艺的消费者大多都出没在这些地方，这些拥有共同文化、阶级相近的人们聚集，让空间的价值提高。在香港有不少旧区重建的项目里，会将旧区改建成拥有“文化气息”的地方，以文化往地方贴金，比如是刚刚落成不久的中环街市，改建后有奶茶店、小食店、食店、饰品店等进驻，是“文青”会愿意行逛的地方，其中的消费也不低。政府也在其他地区尝以建立文化地标，好像是位于新界的南丰纱厂、荔枝角的D2 Place，都是以文化气息作为卖点，去令土地增加价值的例子。

其中旧区重建谈及的“士绅化”问题，最广受人讨论的地方是深水埗大南街。深水埗的居住人口大多都是低收入家庭，但近年来有不少咖啡店、书店、皮革店等文青店舖进驻，单单是大南街已有三间书店，吸引不少外地来的文青前来消费。当中的店舖收费和深水埗其他为本地居民服务的店舖一定有所落差，连带当地的租金、物价上升。文化也可以作为提高地价的利器，既因为文化是一种阶级的品味，也是扩展、发现新型商业模式的策略。

其实《大富翁》版权方在2016年时曾邀请香港人投票决定新版本地图，当中离岛区和新界区的变化最大，离岛由五个地点减至一个——长洲，新界则新增了大围、马鞍山、大埔、荃湾、天水围等等。外国人视角下的香港，他们必去的离岛在整个游戏二十二块地皮里占了约四分之一，而在香港人眼里，那些多人居住的地区，即使没有旅游书谈及的地标，比如香港仔和鸭脷洲，都应该进入游戏版图里。

不过，今日的这些新加入的地方也高攀不起。我们一家在鸭脷洲的一角落玩著，真是有种“后设”的味道——“鸭脷洲应该没太平山贵吧？”“不会，我们自己都住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