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海养老院：老人去世一年后，讨要真相和赔偿的家属们

（特约撰稿人 朱暹）

今年2月底，张爱娟一行人终于去医院确认遗体。

“瘦得皮包骨，嘴巴张得很大，脖子伸得很长，人是曲卷的，脚弯着的，一看就不是正常的死亡......老人完全是在一种饥饿、扭曲的状态下死的。”

张爱娟的婆婆于去年3月29日在上海市周浦医院去世。老人原本住在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下称“东海”），由护工照顾，已近四年。离世前几日，她被东海以“核酸阳性”为由，转运至上海浦东新区周浦医院（下称“周浦医院”）。后者为上海首批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之一。

去年3月，上海多家养老院发生院内感染。被称为“上海规模最大的老年护理医院”的东海亦爆发感染，陷入混乱，数名医生、护士和护工外出隔离。东海通过护工公司和家政中介招聘了几批临时护工，但部分新护工并无护理经验，许多无法自理的病人得不到正常照顾。

一位在东海去世的核酸阴性老人的家属相信，家人是因缺少照护而“饿死”。当时，他从其他家属等各方了解到，院内死亡老人数量保守估计在100人以上。真实数目不得而知。

去年6月，上海解封后，部分家属陆续前往东海交涉。多位家属称，核酸阴性逝者可得到1.5万元“慰问金”，阳性逝者3万，有人则经过长达几小时的谈判后得到5万。也有少数家属仍在四处奔波，寻求真相，不愿妥协。52岁的张爱娟就是其一。一年过去，老人遗体仍被保留在周浦医院的冰柜中，至今未火化。

老人去世半个月前，张爱娟的丈夫刚收到东海护工发来的视频。镜头中，一位胖胖的老太盖着毛毯，坐在窗边晒太阳，精神不错。护工对她说：“阿拉（我们）拍支视频发儿子看噢，让伊（他）放心噢。”她“嗯”地应声。

张爱娟后来得到的种种证据显示，婆婆的死亡确实存在不少谜团。“我替我们家老人感到冤屈，她不该死啊。”

荒谬的核酸

东海院内感染前，张爱娟的婆婆已在这住了快四年。东海老年护理医院是光明食品集团旗下的一家国有卫生事业单位，成立于2002年，目前床位约1900张，集“老年护理、老年医疗、老年康复、临终关怀”于一体的医养结合服务，下设心内科、神经内科等10个临床科室，以及24个病区。此前，除了19病区有接收外院转入的骨科病人外，其他病区大多为有基础病、瘫痪或失能的老人。

去年3月24日，东海一名医生给张爱娟打来电话，称老人被感染，将转运到周浦医院。她询问是否有阳性报告。对方说没有，又表示自己在外隔离，不知道老人情况，让她打医务科的电话。

因医院没有出示阳性报告，年近百岁的老人还在骨折恢复期，张爱娟不同意转运，希望老人能留在东海。医务科科长向她表示会去申请。次日，张爱娟又打去电话，科长表示昨日有14人转运，还没来得及转运她家老人。张爱娟重申“不要转运”的诉求。

转运是贯穿“动态清零”的重要一环。去年3月上海爆发感染初期，在方舱医院未建成之前，阳性患者会被转运至上海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治疗或观察。3月24日，上海嘉荷新苑方舱医院作为首个投入使用的市级方舱，主要收治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开启了上海方舱隔离的序幕。有报导称，去年4月初江苏和浙江省也向上海“支援”，为阳性患者的密接者提供跨省隔离的酒店房间各3万间。

接下来几天，另一东海工作人员接听时称，老人情况很好。张爱娟要求拍摄老人的视频给他们看看，对方应允，但一天天拖着，始终没有传来。她每天两三个电话打去，直到对方让她不要老打电话，“你们老人很好的。”

那些天，她和丈夫都睡不好、吃不好，心烦气躁，很担心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担忧在29日被验证。晚上接近9点时，周浦医院打来电话称，老人在上午10点55分过世了。张爱娟一下子无法接受。一是他们并不知道老人已经被转运至周浦，二是老人过世10个小时后家属才被通知。

张爱娟追问，老人何时从东海转到周浦。对方称是3月28日上午9点。但29日白天，她打电话问东海时，对方仍表示老人“很好”“放心好了”“有人照顾的”。“所以说，作为子女，对他们没有看法吗？老人到底哪一天转过去的，哪天死亡的，我会信任他们吗？”

进入4月，周浦医院发来死亡医学证明，又打电话催张爱娟写遗体火化的委托书。医学证明上，“直接死亡原因”一栏写着“多器官功能衰竭”。张爱娟不接受这样的死亡证明，她质疑“多器官”是什么器官，“是肺，肾，还是肝脏？你不能笼统地糊弄老百姓。”

再加之没有阳性报告，未确认过老人遗体，张爱娟不同意医院火化，并告知：“没有我们家属的委托书，任何人或单位都不得擅自处理我母亲XXX的遗体。”对方回复：“你的意见收到会反馈的。”四天过去，她未收到答复，又要求医院把抢救记录、视频、转院单都发过来，也没有结果。

老人去世后，张爱娟不断向东海索要核酸阳性报告。

她打电话给曾长期照顾婆婆的Z姓管床医生。“我一直和他要，他说‘你别问我要，你手机上也可以查’。”对方教她在“随申办”上查，随后两人在电话中一起查询。“随申办”是上海政府推出的政务服务APP，在“核酸查询”的“老幼核酸助查”里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就可查询未成年人和60周岁以上人员的核酸结果。

查询结果显示“阴性”，两人都傻眼了。屏幕写着，数据由上海市卫健委提供，2022年3月24日11时07分采样，3月27日11时45分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混乱在当时的上海并非孤例。《财新》去年4月报导，一些家属被东海打电话通知老人确诊阳性后，自行上网查看最新核酸记录，仍是阴性。

去年4月2日，一段“上海市民与疾控中心对话”的录音也在网上流传。该市民表示其父亲因密接被安排在酒店隔离，最新一次核酸检测在“健康云”（注：上海“互联网+医疗健康”公共服务的统一入口）上的结果为阴性。在4月6日核酸检测报告查询功能迁移至“随申办”之前，上海市民通常在“健康云”上查询结果。但随后父亲又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称其核酸检测为阳性，准备转运。该市民在通话中质疑“健康云”的数据是否真实有效。

据张爱娟提供的通话录音，当她询问“阴性怎么要转周浦”时，Z姓医生沉默数秒，而后说：“这（转运）是疾控出的数据。”张爱娟回忆，医生表示，他们是根据“上面（疾控）”发的名单转运老人的。

婆婆被转运的原因始终未能解开。但到了去年7月中旬，东海又给张爱娟传来一份核酸阳性报告，收样、检测和报告日期均为2022年3月24日，与前述阴性报告同一天，但没有具体的采样时间。检测单位为浦东新区疾控中心，送样单位为距离东海约六公里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爱娟认为这份报告没有可信度，她感到气愤，“从3月24日到7月初，都说没有阳性报告，那你到7月14日怎么又传给我一个阳性报告呢？”

此前张爱娟还在手机上查到，老人逝世两天后，3月31日15时03分仍有一次核酸采样记录，检测时间、项目和结果均显示“检测中”。为此，今年初她向浦东新区卫健委信访办提出，想要知道3月31日采样的检测结果。不久，对方寄来答复意见书，称“2022年3月30日核酸检测报告为阴性”。

“我说要检测结果，31日的，他们答非所问，写30日。”张爱娟说，“那你说是阴性，她死也是阴性，转运也是阴性，没有阳过，她怎么死亡的？”她强调，如果有阳性报告，那她能理解东海将老人转运治疗，但如果没有，那么老人转运和死亡就是院方的责任，是“人为造成的”。

漏洞百出的材料

与那些在东海逝世的老人家属情况不同，张爱娟一家不得不同时与两家医院周旋。随着搜集到的材料越来越多，疑问也越来越大。

今年3月初，张爱娟从周浦医院拿到了婆婆的入院记录、检查报告单等资料。其入院记录上写着“核酸阳性2天”：3月23日核酸筛查阳性被隔离管控，3月24日复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患者精神萎靡，无发热、无咳嗽、无头晕、无头痛、无咽痛、无肌痛、无鼻塞流鼻涕等不适。

张爱娟找到周浦，要求提供23与24日两天的阳性报告。对方称他们没有，老人是从东海转过来的，让她去问东海。东海则表示，他们没有写过“两次阳性”，这是周浦写的，让她找周浦要。“滑稽吧，你们两个院推来推去，说明根本就没有阳性报告，只有阴性。”张爱娟说，“要是有，你为什么不提供呢？”

周浦提供的检验单中还有一份3月30日的核酸阴性报告，采样时间为3月29日10时02分，距离死亡去世时间只有53分钟。但“随申办”APP上没有这次检测相关记录。

她还指出，周浦提供的这些报告单上还存在许多漏洞。例如，与“采样、送检、出报告”的正常顺序不同，一份标本为“静脉血”的检验单上，送检日期为2022年3月26日22时30分，而报告日期却更早，为26日22时22分。另一份检查尿素、尿酸的单子，采样时间为26日22时58分，送检时间却为同一天22时47分。

更离谱的是，老人的年龄也从97岁变成了80岁。她质疑，连最基本的年龄都不对，这些资料可能真实吗？今年2月底，他们家去周浦看老人遗体，医院当时也给他们看了这些检验单。“我那个阿哥就发火了，说这谁啊，80岁，我妈80岁啊，他开始发火骂他们了。”周浦的人当场承认错误，称可能是他们搞错了。

入院记录写着的“患者于3月25日由120转运来我院”，也与之前周浦在电话中所说的“3月28日”不同。记录上的“既往史”，除了婆婆本身有的脑梗、高血压和股骨粗隆间骨折，还写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缺血性心脏病”。但张爱娟表示婆婆并没有心脏病。

长期医嘱单子上，3月28日13点被标记了“告病危”，但医院当时并未通知家属。他们第一次接到通知，是老人去世的十个小时后。还有出院小结费用，张爱娟称，她将明细中所有项目的价钱加起来，离单子上所写的总费用还差75元。“这些东西造假造得太粗糙了。”

这些材料被她一一叠好，整理在档案袋里。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讲述这个事情，每个日期都被她深深记在脑子里。

坚韧是刻在张爱娟的骨子里的。去年，她坚持不愿让核酸检测人员把棉签伸进喉咙。她向对方争取“吐唾液”检测，起初被拒绝。“我们国家做核酸，有鼻拭子、咽拭子、痰液，”她拿出文件给对方看，“不是有的吗，是你们没有学习到位啊，还怪我，是你们拒不执行。”吵到最后，对方便同意了。后来，张爱娟都自己带杯子过去，把唾液吐在杯子里，他们再用那根棉棒在里面搅搅。

面对周浦，张爱娟的诉求是得到老人去世前的真实资料。但她现在一打电话给周浦，找某个负责人，“他们就回避我，‘啊他不在，你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而与东海的谈判也并不容易，这几乎是所有家属的共识。

去年夏天，陈林一家到东海谈判。他的家人于去年4月初在东海去世，核酸检测为阴性。3月初最后一次探视后，陈林接到医院通知，3月6日全院封闭，家属不能进入。此后一直到家人去世，陈林再也没有收到东海的消息。院方给出的起始“慰问金”为1.5万元。与陈林家谈判的是一位东海管理层的人，态度恶劣且强势。去之前，他们就听其他家属讲过。

陈林家老人做过气切手术，平时住在专门的气管病房，有两名护工照顾六位老人。护工每天需要消毒气管导管，为老人排痰，还要打碎食物并用胃管喂食。负责他们病房的护工早在3月26日就外出隔离了。陈林认为，当时东海内部“乱哄哄”的，从家政公司新来的护工也不知道每个老人的情况，肯定不会那样细致照料。那时他便怀疑，要么是气管没有消毒导致肺部感染，要么老人是饿死的。

新护工的确见证东海内部的混乱。据端传媒去年4月报导，当时一名临时护工表示，她们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不敢瞎喂”，老人只能硬挺着，“有的连饭都吃不上，真的是太可怜了。”另一护工称，当时有很多医生护士都是外院过来援助的，并不是长期照料老人的人员。该护工于3月25日进入东海，并在10病区和23病区帮几位离世的老人穿衣服。其中一位光着身子的老太太，手脚僵硬变形，身上只垫着尿不湿。

有家属透露，东海去世老人家属群中有一姑娘的父亲六十多岁，虽不能行走，但脑子灵活，还能用手机。去年，她父亲在最后一通电话中告诉她，自己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他还听到医院里的老人在叫，情况很惨。

家人去世后，陈林便向东海索要抢救记录和监控，但当时没有给。到谈判当日，东海又拿出一份记录，显示曾抢救半小时。他认为这是事后补的材料。他们再次要求院方出示病房监控，对方表示时间过去太久，已经没有了。

面对陈林一家提出的许多关键疑问，对方概不回答，称自己不是当事人，不了解具体情况。在老人死因上，院方不承认老人饿死，而是脑梗后遗症，综合各种基础病去世。但去年4月，医院打来电话告知老人逝世时，说的死因是“肺部感染”。“他说，你们不是医生，不懂的，她原来这个毛病就不行了。”

陈林发现，东海谈判原则是不承认、不下结论，只谈“慰问金”。“也不说赔偿，就是慰问金。”谈判前，陈林家了解到，有家属最高拿到5万金额。当天吵了数小时后，他们最终也得到了这个数目。

有的家属就不那么幸运。去年年底，有家属火化了老人遗体，因为一直被“冰”着，家人心里不安，压力太大。后来他再去找东海，院方已不搭理他，“到现在也没处理，没有赔偿。”还有一家属在谈判时，院方让他先收下3万抚慰金，火化后再另外赔偿他。但当他火化完再找东海，对方却抵赖称，已经给过他3万了。

谈妥“慰问金”后，陈林火化了家人遗体，把骨灰寄存在殡仪馆。他们打算在冬至日转移去墓地。12月全国解除封控后，一家陆续感染，又被搁置。3月底的一个雨天，陈林终于取出寄放了数月的骨灰盒，驱车前往离家50公里外的海边公墓。他们去年买墓地时选择了壁葬，把骨灰盒嵌在大理石墙壁里，花了7万。

与东海正式交锋

去年父亲去世，加上缠身多年的拆迁官司，张爱娟在11月才与东海约好面议。临行前一周，她临时居住的酒店又被封控，没法过去。因房屋被征收强拆，张爱娟一家在这个酒店已经住了两年多。今年2月底，她才开始与东海面谈交涉。负责处理她们家纠纷的是那位Z姓医生。张爱娟称，该医生目前已升为医务科科长。

双方焦点集中在老人3月24日的核酸结果、为何转运、死亡原因、是否积极治疗，以及赔偿金额。

张爱娟认为，东海提供的3月24日核酸阳性报告为假。对方表示，如果她觉得是假的，她可以去告。“如果你那个（阳性报告）是真的，那我这个阴性报告是什么呢？难道你说上海市卫健委是假的吗？你敢说这句话吗？”但对方也没有不认可阴性报告，只是回避这个问题。

张爱娟也想知道老人逝世的原因。死亡证明上并没有写明是什么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只在“促进死亡，但与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无关的其他重要情况”一栏写了脑梗死后遗症。

她质疑，如果真按照医院所说的，老人核酸为阳性，为何24日没有任何药物使用的记录。医院一般会将有效期24小时内的用药记录在临时医嘱上，但她从东海拿到的临时医嘱显示，3月19日之后老人没有再用过任何药物，直到24日14时写了“今日出院”，而后又有黑色字迹改为25日23时出院。对方回应，他们没记录不等于没做。“你最基本的用药记录都不记了，你会做吗？我就问他。”

据张爱娟提供的录音，面对用药的质疑，对方还称：“您也看到了，它这个新冠呐，它是不需要什么药物治疗的呀。”张爱娟很愤怒，“得了新冠应该是要积极治疗，怎么是无需治疗了？”

她想调出老人在东海的用药流水明细，上面可能有老人每日服用降压药的记录。但对方让她先办理老人出院手续，再给她明细。张爱娟拒绝，一旦办理，她们家就和医院没有任何关系了。

赔偿金额的谈判也很艰难。2021年下半年，婆婆曾在东海摔倒骨折。当时院方称是老人自己在床上摔跤受伤的，但张爱娟丈夫在周围无人时问过老人，她表示是护工给她洗完澡穿衣服时摔的。此次面谈，张爱娟提出要婆婆骨折的赔偿。

对方反问，当时他们家为什么没有提出赔偿。张爱娟称，那时老人还在骨折恢复期，本来想做伤残鉴定，又觉得有些折腾，就想着直接和医院谈赔偿，但后来上海发生疫情，接着又封控了。“没想到疫情一落，人都没了，你还怎么弄啊，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后面发生什么的。”

对方又称，老人后面可以坐轮椅了。“他意思是不要赔偿，老人骨折都可以坐轮椅了，恢复得蛮好的，赔什么啊，一副耍无赖的样子。”张爱娟想到这又来气，“我说，她恢复到轮椅了，不代表你们就没有责任了，不代表她没有骨折过、没有经历过痛苦啊。”

张爱娟称，婆婆体质很好，原本还想着给她办百岁大寿。老人八十多岁时，两人还常一起到处旅游、爬山。婆婆的妹妹如今也90多岁了，还能自理，一个人烧饭、看病，做什么都是自己。“如果她不是这次摔跤和疫情，她的状况会很好的。”

那时，婆婆的医疗费也让家属先结账，“让我们先出，说（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张爱娟指出，骨折的责任应由东海承担，而不是不在身边的家属，要求医院退还医疗费。“老人是你们照顾不当引起的骨折，还让我们出医疗费，根本就不合理。”对方推卸称是护理公司造成的。张爱娟回复，他们是委托东海照顾老人，而不是交给护理公司，第一责任人是东海。

张爱娟称，如果老人还活着，按照最低等级的十级伤残鉴定，起码也要赔十几万。她也向东海提出，按照国家对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75周岁以上人员以五年计算（注：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修正）》）。“他说，你讲的那个赔偿那么多，按五年计算。我说，这个是国家赔偿上有规定的，不是我定的，这个三万块倒是你们医院自己定的。”

张爱娟坦诚，如果院方愿意好好谈，她也会退让些，只要能够妥善解决，很多东西她也不再追究。但目前院方的态度让她感到心寒。“都‘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给3万块。我说，你定的价吗，一个老人的命你们定了3万，而且她不该死的。他说，那你意思是说，她不转周浦，就不会死了吗？”

张爱娟一直希望东海能让有职权的人出面，而不是由一个刚升为科长的前管床医生和她谈。

“医院要拿一个‘错了就错了’的态度来，要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不是一味回避。”张爱娟说，“我们老百姓也知道维权很困难。我说，我不追究你医疗事故什么，最起码你要有个明朗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医院现在领导都不出面。”

“不管你（赔偿金额）拿多与少，最起码你拿个态度出来，你好好得到家属谅解，把事情处理，就没事了。他就是不出来。”她认为，对方不肯出面的原因，是因为没办法回答她提出来的很多问题，“所以个个都在逃避。”

以前，张爱娟和这位谈判的Z姓医生就因“过多检查、过度用药”的问题有过冲突。

一次她查看老人用药明细，发现医生开了促进心脏康复的中成药，每天接近一百元，那个月开了三千。在那以前，张爱娟都没有打过账单。她问了护工才得知，婆婆平时并不吃这种药，只吃高血压的药。Z姓医生还给老人开了很多检查项目，但实际上也不做。“就是套用医保！他还隔三岔五给她查梅毒，可笑不？”

后来Z姓医生与她明讲，如果他们不拿这个赚钱，能怎么办。又商量说，两个月开少一点，一个月开多一点。她没有明确同意，告诉对方“不要过分”，此后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年3月中旬，和东海第三次交涉的最后，Z姓医生表示，会去和领导商量她提的赔偿问题，让她回去等电话。但过了清明，也没有人联系她，东海还在拖延。“这么长时间，都一周年了，都不给她有个妥善的解决方法。”

她又主动打了一次电话，对方态度冷淡，仍坚持就给3万。

漫长的维权史

在东海维权前，张爱娟有过四五年与权力部门打交道的经验，这些经验和她坚韧的性格，让她没有像其他家属那样过早妥协。从2016年起，张爱娟一家因为房屋征收拆迁的事宜一直在打官司。考虑到老人的健康安全，他们把她送去了养老院，2018年又送进东海。

张爱娟把这几年打官司的行政裁定书等材料都保留了下来，夹了厚厚一叠。有人对她说：“哎呀你样样东西都学会留证据。”她很无奈：“我本身也不懂的呀，我们什么都不懂，也是被逼出来的。”

她丈夫身体不太好，房子强拆和老人去世的事，都是张爱娟在跑。她常常睡不好，“实际上靠我一个人，精神上也挺累的。”很多人一听他们家的事就说：哎你一个女人，还能怕你能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一个女人，我就不能处理事情吗？我说你就把女人看得很懦弱。”

2016年9月5日，静安区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决定征收张爱娟一家四层高的自建房。此后几年，张爱娟一直就征收过程中政府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进行起诉。2020年，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中院”）做出征收决定和补偿决定案的一审判决后，张爱娟在规定时间内上诉至上海高级人民法院。而后，在静安区政府申请“强制执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二中法院行政裁判书中，却写着张爱娟家“未提起上诉”，并宣告“准予强制执行”。

2020年9月1日早晨，张爱娟正准备出门，突然被一阵砸窗撬门声惊吓到。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闯入她家中，将她打倒在地，抢走手机，几个男的又扯着她头发推上一辆面包车。那天她丈夫在回家路上，离家还有几百米时，被五六个人打倒后抬上面包车。她女儿因身体不适正在床上休息，也被几个男的从被窝里硬拖强拽下来，推上车。家就从这一天起被推倒了。

他们被送去一家酒店。张爱娟和女儿住一间，被24小时盯着，无法出房间门半步。房间位于2楼，面积不大，有两张小床，张爱娟估计不足十平方米。看守的黑衣保安人员，两小时换一班，一班两人，有男有女。男的在房门外守着，女的有时和张爱娟挤着睡觉，有时坐椅子上。张爱娟要求带女儿出去看病，被拒绝；她的手指在强拆那天手伤，要求出去治疗包扎，也被拒绝。那时还很热，但房间里无法开窗，他们没有换洗的衣服。厕所里还有摄像头，张爱娟只好拿纸塞住。

第三天，张爱娟再次向看守人员提出，放她们一家出去，保安称街道领导不同意。趁对方在门外商量事时，张爱娟一脚踢上房门，反锁。她用前两天讨来的热水壶砸破窗户，向外呼救，有路人听到后报警。她准备钻出窗户，但门被踢开了。保安人员冲进来要打她，张爱娟拿起两块玻璃架在脖子上说：“你们再进来一步，我就把自己抹死。”

为稳定张爱娟一家的情绪，她们被安置在另一家公寓式酒店，直到现在仍住在这里。砸窗户那天，刚好有人去她丈夫房间，让他签署同意房屋拆迁的文件。至今，他们家都还未签字。

如今张爱娟家所在地成了一块绿地。百度街景地图意外留下了他们家过去几年的样貌。从2013年那条街上还有一些小餐馆，到2019年只剩下他们一家矗立，邻居均已被拆，东边还出现了一座新建的高楼。

过去房子还在时，他们做饭馆生意，一个月有几万收入。从2018年不被允许营业后，他们家就断了收入，那时靠着丈夫每月不到三千的退休金。强拆后，张爱娟家生活过得很节俭，她向地方政府申请生活困难的补助，但不被受理。

这块地是张爱娟的公婆在解放前攒钱买下的，自己造了房。张爱娟夫妇在20多年前再重新翻建。婆婆到去世时都不知道房子被强拆的事。他们不敢告诉她。

“如果我们老人不放在护理院，房子也不拆，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张爱娟说。

尾声

张爱娟打给过婆婆生前的另一名管床医生，希望院方尽快出面解决。对方让她不要再打来。“我说，你让我别打你电话，原来是你管她平时的救治用药，我们老人是怎么死，你不明白吗？”

“我说，上有天下有地，你们作的恶，不要认为我们没看见就不知道，心里就不明白。”

“我说，您给我说，她是怎么死的。”

“我说，不要以为你们说的好听，好像对她抢救，抢救了吗？”

医生不再说话，只是叹气。“他说，我也没办法。”

3月底，张爱娟把两个医院的出院小结、检查单等所有材料递交浦东卫健委，提出要调查这些有漏洞的报告是否真实，要求追责并尽快解决问题。两周后，她收到了寄来的答复。

但张爱娟被气到一夜没睡着。对方没有解释3月24日的核酸为何存在两个结果，也没有重申那天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更回避了张爱娟指出的其他材料造假问题。

信件仅答复：“您反映婆婆XXX2022年3月24日1份核酸检测出2份结果，故质疑检测结果准确性。经核实......疾控中心2022年3月23-24日期间连续收到两份XXX的样本......采样时间2022年3月23日13时10分......采样时间2022年3月24日5时7分......疾控中心于2022年3月24日完成上述两份样本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反馈至送样单位。故不存在您担心的检测造假情况。”

这份文件的落款为2023年3月13日，但张爱娟是3月22日才投诉的。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张爱娟、陈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