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经拍摄人物纪录片，在人和作品之间两难

特约撰稿人 王纪尧 陈卓斯

【按】香港一出以六位千禧年代出生女学生为追访对象的纪录片英华女学校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备受争议，在正式上映后第4天便宣布停止公映。社会上开始关心纪录片中拍摄者和被摄者的权力关系与互动、拍摄同意书授权的法律效力、儿童作为纪录片中被摄者权利等问题。 纪录片伦理鲜有地成为香港社会热话。4月16日，香港电影金像奖揭晓，《给十九岁的我》获得最佳电影，联合导演郭伟伦在台上的得奖感言，“香港拍纪录片嘅导演，请你继续努力去拍纪录片，唔好惊，因为时代需要拍纪录片，用镜头纪录我哋发生嘅事，记住唔好熄机，继续拍，唔好惊，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这一段话再度引发公众愤怒，两周之后，郭伟伦去信英华女校，向金像奖大会，英华及《给》团队致歉。

纪录片理论是纪录片工作者需要面对的难题，但并非非黑即白的问题。在纪录片资源相对丰厚的台湾孕育了不少导演，也拍摄了不少追踪式的人物纪录片，耗以多年的时间去拍摄一些人的成长故事。

《端传媒》访问了三位不同背景、有拍摄过追踪式纪录片的台湾纪录片工作者，并从他们的拍摄伦理思考的中，窥探到底纪录片伦理这把漂浮不定的尺该放在何处？又该如何促使他们在人的和作品的两难中取得平衡？

“同意”拍摄背后代表什么？

“那张纸，它重要吗？”

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导演为了取得被摄者的同意一般必须签署正式的文件，至于具体条文的内容，则视乎不同的情况而定。

贺照缇解释，同意书的作用事实上牵涉到利益和买卖。当第三方，如电视台和发行商上需要购买纪录片作播放或上映等用途，这一纸同意就提供了一个法律的基础。“所以要看那张纸是怎么写的，它很大程度保障了导演，可是它好像不只是对导演重要，对吗？”

“同意”背后，对贺照缇来所是一个漫长的关系建立。“这长到即使她说同意拍摄，我也开始拍了，那也不表示影片能够完全被同意在所有的状态下可以放映。”

贺照缇早前用了七年时间追踪拍摄两位花莲偏乡少女的成长故事，2018年完成纪录片《未来无恙》。 片中主角辉珍（化名）生于破碎的家庭，面对母亲酗酒、遭家人性侵但必须勇敢，而另一位主角沛颖（化名）就投入爱情，更在成为妈妈之后和小生命一起成长。她透过社工进入拍摄场所后，从取得拍摄的同意到剪辑，她都深思熟虑。

纪录片拍摄在两人15到18岁，跨越成年关卡的阶段。贺照缇原本的拍摄计划是想跟拍一位社工，两位当时只有15岁的女孩只是来参与社工正在进行的青少年礼仪师计划，但后来她就被两位少女的经验所触动，把镜头转向她们。从取得拍摄的同意到剪辑，她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贺照缇忆述，女孩子们对于何谓纪录片还是没有认知，她们的印象只是停留在预设的剧情片。女孩对于拍摄过程有很多疑问：“我要演吗？”、“为何你们（导演和拍摄团队）要一直来？”

“她们觉得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也不会抗拒，拿到素材真的不难，但真的利用她觉得好玩而拿到素材吗？作为导演要知道这对于她的未来和生命代表了什么。”

不同意拍摄，导演怎么办？

女孩的男友曾经拒绝拍摄。“我们一开始很融洽，等他长大了有自主意识，他愈来愈是个大人。”面对直接的拒绝或间接的排斥，即使是遇上纪录片的关键或重要场景，她也会选择关掉摄影机。“到底什么是重要？对什么来说重要？对谁重要？”

另一位导演杨逸帆亦在拍摄过程中遇到有人不愿意被拍的情况。

杨逸帆花了7年去完成纪录片《学习的理由》，他拿起摄影机的时候只有14岁。

“你觉得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他坐在镜头后问了片中一个核心的问题。纪录片四位主角都是另类教育学校宜兰县人文国民中小学的九年级生。他曾经期待四位主角立安、沛玲、雨萱、兴豪在接受重“自由发展”和“适性教育”的另类教育后，更有想法去面对升学考试，但最后也只能纪录到他们的兴趣和自信被考试的压力淹没。

在杨逸帆的拍摄过程中，面对升学考试压力迫近，不少在校同学对对于杨逸帆拿着摄影机在学校奔走的身影感到厌烦。“有些同学连署不想要被我拍摄。大概20几个人，有3分之一左右联署。”纪录片中其中一个画面，是他在学校的走廊拍摄立安的时候，同学在白纸上画了一只中指，以示不满。“那个就是明显干扰到人家，所以要我们尽快离开的画面。拍摄是一个动态的协调过程。有时候为了不要让他们不舒服，画面也没有拍到那么好看，但也要尽量让他们感受到诚意。”

即便是主角，也曾经直接拒绝拍摄。“在某些张力发生的当下，人是最脆弱的，不想被看、被拍。你看的影片的时候你大概会看到，有些画面是远远地拍，或者用动画、事后回溯的方式取代。”这些片段在约临近升学考试的时候就是出现得越频繁，而杨逸帆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在作品和被摄者的感受之间取得平衡。

“我都是拍朋友，坦白讲真的没有什么同意书”

把导演吴耀东的名字打在网路搜寻器上，关于他以往的专访中，出现的最多共同关键字，大概就是“辜国瑭”、“一夜猝死”。

辜国瑭（Tom）是吴耀东纪录片作品《高速公路上游泳》（1998）和《Goodnight & Goodbye》（2018）的主角，在第一部片中两人还是研究所的学生，辜台大出身，及后患爱滋病和躁郁症，人生起起落落。多年之后，吴耀东再度联络辜，想要拍摄另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辜却在碰面之后第二天卒逝。

观众对于两部纪录片的评价两极，有人称是“神片”，也有评价认为吴耀东这两部片“充满了粗暴”“非常自私”，两片甚至因此成为不少纪录片伦理课上的教材。 记者问导演是否害怕聊这个话题了，他笑着说：“我已经身经百战了。”点燃了一根香烟后，眯起眼晴对我说：“来吧！”

1996年，吴耀东是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研究所首届的学生，《瑞明乐队》是他的第一份纪录片作品，在他的眼中，当时也就是第一份在南艺大交给老师的作业而已。“以我跟瑞明乐队成员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学长们，没有想到什么同不同意书的问题”，即便他之后的作品《高速公路上游泳》，拍摄的对象辜国瑭也是校内的学弟，加上纪录片对于那个年代的台湾来说，还是比较新，因此当时作为“创作菜鸟”的吴耀东，基于本身自己与被摄者的关系，也只有口头承诺，坦言没有太着重在签订“同意书”这一块。

长时间追踪拍摄后，吴耀东很快意识到他自己心底很重要的三个字不是“同意书”，而是几乎同出一彻的“凭什么”。他认为拍照和拍影像最大的不同就是，拍照的人可能拍一拍就可以走了，但拍影像是实时的，要拍半个小时的话，不计算什么预备时间，摄影机也起码在那边架上半个小时，“从观景窗看出去的东西已经是你自己的，从来没有客观中立这些事情。”然后还要在剪接台上经过修剪、拼贴、重整。

虽然《瑞明乐队》后来得了“台北电影奖”中的“非商业类台北特别奖”，有一些公开放映的机会，但让吴耀东难忘的却是乐队鼓手韩立刚的一席话，“这一年的生活，这一年我们生命的某种状态，被浓缩成一个40分钟的影片，到时候阿猫阿狗，只要去办了一张借览证，就可以去图书馆、电影资料馆的影片架上把『我们』拿下来观看 。”

那时候的吴耀东确实是有点小打击，毕竟这个作品得奖了，但朋友们好像没有特别为他高兴，后来吴耀东才知道，曾经真的有电视台的人来拍瑞明乐队，然后中途就被他们骂了出去，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能够成功拍摄，也是基于和成员间的朋友关系与互相信任。

事至如今，吴耀东认为摄影机前后的这种权力关系是无解的，也不是一份“同意书”可以解决的问题，他能做的也只有不讳言地承认自己当时也就是来用他们来完成一份纪录片作业，“我喜欢看朋友热血、忧郁、烦恼、焦虑、开心的样子，但是作品完成后，就像立刚说的那样，他们就被放在架上了，他们就在那里了。”

等待成长与自我接纳 制造选择的“余地”

即使受访者同意拍摄，但完成后来又不同意放映了，那导演又该如何是好？到底推倒重来，还是半推半就也要完成纪录片？

虽然贺照缇在拍摄未来无恙但时候与两位女孩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但是她们各自的生命也有不可抹灭的创伤。要赤裸裸地把这些故事放在大银幕上，她也曾经犹豫会否成为毁掉别人人生的导演。她脑海重复着各种的情境：“万一真的走在路上有人认出她怎么办？她会不会觉得很受伤？”

“我觉得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用一个时间撑出一个余地来，再多替着对方留余地。换句话说，就是等她长大，等她们她们年纪大一点，会开始工作赚钱、经济相对比较稳定， 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发表纪录片。”贺照缇不时也会关系两个女孩的状况，聊天的内容包括影片会公开成什么状态、会在哪里比看到等问题。“我会问她你觉得怎么样，以一种很积极的同理心去跟她谈，所以我们的对话常常都很intense（情感浓烈）。”

在杨逸帆的经验中，片中的主角立安曾经也对影片很反感。立安在意见不合时也会把摄影机挪开，甚至拒绝在毕业后与杨逸帆会面。立安当时认为他只拍摄到体制的不好，但就没有呈现好的一面略为偏颇。同时，杨逸帆也留意到影片纪录了立安在基测前后的变化并引起了一些不安。

“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会表达我的考虑，但作为一个朋友也会旁敲侧击去问他有盲点和不愿意面对的地方。如果他真的不愿意面对，我也会尊重。随着时间过去，我听了意见之后我会做调整，然后也建议他要不要思考看看，下次再给你看新的版本。”最后，影片是经过全部主角的同意才上映的。

导演看见了，但什么需要被社会性地看见？

“这个天秤到底谁对谁错，矛盾到底有多严重，除了被拍摄的人和导演之外没有人会知道。即使观众光看影片呈现出来的关系也不会知道，所以这时导演的角色就很重要，因为可以去毁掉一个人，也有可能在这个关系中让对方有很多的力量。”贺照缇在《未来无恙》追踪拍摄中反思导演在其中的角色。

她在不同的专访和文章中都透露和受访者有很亲密的关系，甚至一度在其中一位主角遭性侵被送去政府机构，认真考虑成为寄养家庭，这个亲密的关系让她肩负起更沉重的责任。“我跟她之间是什么都可以说的，但是因为我们旁边还有一个摄影机，当东西都被录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必须去决定，哪些东西可以社会性被看到。”

即使导演有决定权，贺照缇在放映前仍是会先让被摄者观看纪录片。“要避免一些我已经思虑周全，但是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他们会有他们的思考，避免发生个万一。”

杨逸帆拍摄的人是儿时的玩伴，在拍摄前就有一定的友情基础，但该如何拿捏这种关系和拍摄的距离也是另一种学问。《学习的理由》用了追踪式拍摄手法，但跟拍的范围仅限于学校，而没有拍摄在主角们在家里的情况。“主角们希望在家可以有自己的隐私和好好休息。我也有想过说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整体上这不是他们想要被拍的方式，我尊重。”

纪录片的产出除了拍摄、剪接。还需要以耐心、尊重和温柔堆叠的空间。面对作品和人的生命，导演还是会经过各种挣扎。杨逸帆说：“对我来讲这几个主角是最重要的观众，我希望他们看到自己的样子是真心喜欢的。”

一通电话 《高速公路上游泳》停放十年

后来，吴耀东迎来他在研究所的第二份作业——《高速公路上游泳》。这也让他跟学弟辜国瑭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开端。 吴忆述，一开始除了是他要完成学校的功课以后，辜国瑭之所以让他拍，原因是辜当时想在爱滋运动上出一点力，以他的经历现身说法，籍由纪录片的媒介，发挥其社会功能，因此影片中会提及到辜的男同志身份，患爱滋病、躁郁症，有自杀倾向，曾经被男室友强暴，不断进出精神病房等等的生命经历。

作品制作完成后，吴耀东和辜国瑭之间有一个约定，每一次的放映必须经过两人的同意。有一次辜国瑭希望把片子拿来参与一个爱滋团体的放映活动，更自己身体力行地设计宣传海报，吴也是非常赞同的。

然而，在一次辜回老家时，不小心把海报放在桌面上，被母亲发现了。由于辜国瑭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公务人员之家，而他本来也是国立台湾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从小受众人宠爱，他的母亲是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儿子是同志身份，而且还曾患爱滋。后来她找了学校的老师，辗转间也找到了吴耀东，在那一通电话中，吴形容听到一个妈妈这样的话语心里很难过，吴妈妈甚至把律师都搬了出来，利用各方的压力制止一切的放映。

那时候，吴耀东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原始录影素材、正片，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不放也没问题，但只有一件事情，国塘也觉得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这样做。”吴耀东把球丢回给他们一家，挂了电话后，吴自己碎念了好一阵子，“我把一个妈妈弄成这样。”

《高速公路上游泳》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中，获得了小川绅介奖。回台后，吴选择尽量低调，一些小众的放映，他也大多会推掉，也没有再去过问影片有否影响辜一家的生活，

这部片子被吴耀东“雪藏”了十年，直到2008年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他直言，再度放映这件事，其实没有问辜国瑭，“我的理由很白目，也十年了，不如解禁吧。”然后在一些放映中，也会有观众问吴耀东，有否觉得自己当初是“消费”了辜国瑭。

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时，辜国瑭也有在现场，那时日本观众没有问导演问题，反而是问国瑭的感觉，吴耀东形容那时国瑭回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只有一句，他说“我觉得自己变勇敢了”。辜国瑭的这句话，吴耀东铭记至今。

吴耀东一直认为自己是用生命经历去拍摄他人的生命史，面对外界的评价，即便偶然受伤，他也无法控制，“我不必也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去向谁言说，即使伤口结疤了，伤痕依旧在。”

十年后的田野 在剪接台上让导演死

《Goodnight & Goodbye》是《高速公路上游泳》的续集，20年后的这部新作，源于公共电视委制编审王派彰的拍摄企划邀请，让吴耀东再次踏上寻找辜国瑭的路上，在答应王派彰前，吴耀东心里有个底，“如果辜国瑭每天酗酒，活得像一个流浪汉一样，这部片我就不拍了。”

记者追问，“为什么？”

“这才叫剥削啊，他已经堕落到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还要拍他？”但吴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会“拍到辜国瑭死”，这也是对吴的焦点争议“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继续做？”

在 《高速公路上游泳》时，辜曾经在旅馆的门口对吴耀东说过一句罗密欧的台词，“Goodnight, Goodnight, Goodnight.”然后就把门关上，不要他进去继续拍。后来在写企划时，事隔多年，他把那句对白记错了，写成了《Goodnight & Goodbye》，辜国瑭死了，吴一语成签。

“真的是在我见完他的那个晚上，早上他就 Goodbye了，这样不把片子做出来，行吗？”

整个访谈中，吴耀东不止一次提到，无论在拍摄时有多大的拉锯，在剪接台上，导演是有绝对权力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最让人深刻印象的是他把大量的NG镜头都放在正片中，同时也“逼迫”被摄者必须要讲，讲了观众才有内容看，甚至把指令被摄者用“演”的过程，也剪进了影片中，“所谓NG的东西其实就是把透明度放出来，我不怕毫不修饰地跟大家说，你在影片中看得出来我对他的讨厌，只是因为我敢放，你才看得到”，《Goodnight & Goodbye》里的吴耀东，辜国瑭重逢的第一天，还在跟他翻旧帐、斗嘴、揶揄，气到要把他烧成灰。

直到隔天辜国瑭断气，吴耀东站在他的家门外，那天太阳很大，住辜家隔壁另一侧的阿伯跟他谈起了很多国瑭生前的落泊生活，酗酒度日，家里连电费也没钱缴，只能到邻居家看电视，弟弟因赌博欠下巨款，父母相继过世，日常三餐会在小学同学的小餐厅解决，靠着住在台南的亲人接济的日子。那一刻的吴耀东才意识到事隔十年，在等警察和救护车来的时候，他竟然才真真正正的做起了纪录片的前置作业——辜国瑭的田野调查。

“你有觉得在国瑭死后，你才开始做一个负责任的导演吗？”记者问。

“在他死后，我才开始知道他的心意吧。”吴耀东说。

《高速公路上游泳》是吴耀东带着对辜国瑭不配合拍摄的愤怒而剪成的，他视之为“阴差阳错”地被称为“神片”，“也许正好是在当时那个阶段，世界没有太多这样类型的影片，然后我也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不知道它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主要是我把当时我们两个人的重要时光记录了下来。”但在《Goodnight & Goodbye》的制作上，摆在柜子里的记忆卡，整整一年，吴完全下不了手，尤其是那天晚上的40分钟，那个戴着蛙镜像是在“挑衅”摄影机的辜国塘永恒定格。后来剪接师段佩瑶接下了这个重任。他们看回所有的毛片素材时，熟悉纪录片这把双刃刀的吴耀东说，“这次让这个人死”。

他指着片中的自己。

吴耀东在《Goodnight & Goodbye》里有没有“死”，这是观众自行解读的部分，如同他在《瑞明乐队》中引用吉他手戴崇源的一句话，“摄影机是不祥的，它将带来魔咒，带走你的灵魂”。

“拍纪录片的人，就是有一种原罪，国塘解脱了，他绝对是在那边笑着我们在进行这个访谈，他妈的，他一走了之，留我一个人，我还得活下去，带着原罪活下去。”，吴耀东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