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带来了转机，新思想和新结构正在革命中生成——专访缅甸民主活动家顺雷伊

对很多缅甸流亡者来说，湄索（Mae Sot）是他们从缅甸到达泰国的第一站。它位于紧邻缅甸克伦邦的泰国西北部边境上，而边境那一边克伦邦无休止的冲突，几十年来不断为这里带来流离失所的逃难群体。湄索也向来是缅甸劳工、小商人往来频繁的地方；多年的流动中，这里几乎已经变成一座缅甸城市——到处可见缅语标识，每家餐厅和商店都有缅甸雇员或是会讲缅语的泰国人。在庞大的缅甸集市和聚居区中，一些缅甸人的父辈就在这里出生，他们频繁往返于边境两端，政治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回到那一端生活，变坏了就过来这边。

在2021年2月政变发生后，缅甸“春天革命”（Spring Revolution）的流亡社群也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所。政变两年后，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尽管关于缅甸革命的消息在国际媒体上几乎销声匿迹——尤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这里的苦难和斗争几乎被遗忘了——外国人几乎只知道这里发生了政变，就连“春天革命”这个名字都没那么响亮。时至今日，缅甸城市中的反政变示威已经难以为继，抗争者被捕、被酷刑折磨、被杀害，一部分人跑去丛林组成了“人民防卫军”（PDF），加入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势力游击作战；另一部分则流亡到泰国，在线上继续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CDM）。

2023年2月，正值缅甸军事政变两周年，我来到湄索，走访“春天革命”的流亡群体。这里的缅甸流亡社群与我在曼谷和清迈遇到的，申请到学签、或有国际机构支持的缅甸人完全不同，他们大多是在军政府的名单上的抗争者，护照被注销，只能偷渡过来。在湄索，他们并不打算融入泰国社会，而是在位于这座城市不同安全屋的各种组织中，参与这场还在进行中的革命。

我在这里认识了丁扎顺雷伊（Thinzar Shunlei Yi，以下简称顺雷伊），1991年出生的她，是目前缅甸在全球范围内最知名的民主活动家之一，也是没有护照的流亡部队中的一员。顺雷伊出生和成长于缅甸的军官家庭，这使得她后来成为反军政府的民主活动家的经历显得更加传奇。在她成长为民主活动家后，她的父亲、已退休的前军官几度接到了军方情报人员的电话，威胁他管教好女儿。在军方发动政变后，父母知道不可能阻止女儿继续抗争，于是只好公开发声明断绝父女关系以自保——当警察上门时，父母便告知早已失去了女儿的联系。她与法国记者纪尧姆·帕约 (Guillaume Pajot) 合著的自传《我与缅甸军政府的斗争》（Mon combat contre la junte birmane），不久前在法国出版。

2021年2月缅甸军事政变发生后，严酷的镇压和迫害导致大部分缅甸抗争者只能匿名活动，顺雷伊是为数不多的高调实名反对军事政变的年轻一代缅甸活动家。因此，当昂山素季作为缅甸民主符号因罗兴亚难民危机而在国际社会声誉破产后，年轻且英文流利的活动家顺雷伊成为了西方媒体追捧的对象，甚至有媒体将她比作“第二个昂山素季”。但这也为她在缅甸社会内部招致更多骂名，昂山素季仍然是缅甸集体意识中的民主女神，很多年轻人甚至政变后把她的形象纹在了身体上。而顺雷伊却一直以昂山素季的批评者著称，到了昂山素季再度入狱的今天，任何对她的批评都更难被接受。很多缅甸人认为，她批评昂山素季，只不过是想取而代之。

2017年，昂山素季民选政府执政期间，缅甸若开邦发生了针对罗兴亚人的大屠杀，造成70万难民，昂山素季在海牙联合国国际法院上公开为军政府辩护。但在那时，缅甸的主体族群缅族人上街示威捍卫她，也因而对罗兴亚人面对的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顺雷伊曾在那时公开表达对昂山素季的谴责。到了2019年，缅北克钦邦的政府军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之间发生严重冲突，造成近万人在国境内流离失所。此时，越来越多反战年轻人开始在大城市里抗议，表达对昂山素季无力完成其许下承诺的不满——她曾承诺将解决与寻求更多自治的边地少数族群数十年的冲突。在仰光组织抗议的青年反战群体中，17人被捕，并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起诉，顺雷伊就是被捕的青年反战活动家之一。当她被释放后，却开始收到了各种辱骂信息，只因她对昂山素季的异议。

顺雷伊的抗争道路无疑是艰难的，面对军政府的威胁的同时，也要承受拥护昂山素季的缅甸大众的误解。但是，在这个泰缅边境的小城市，她对缅甸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在军事政变发生后，当军队将枪对准了主体族群缅族的抗争队伍，缅族人开始同情罗兴亚人以及其它少数族群的遭遇，为自己曾经的缄口而悔恨。时至今日，旧宪法被革命废除，新的宪章在不同族群的不断协商中诞生，革命对缅族主体意识发生了巨大冲击，人们开始重访缅甸自独立以来未竟的“联邦”议程，讨论少数族群如何在未来的缅甸国族建构中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

在革命打破的僵局和所提供的全新未来面前，在团结所有族群的共同斗争之中，顺雷伊说，她不再感到孤独。他们将是一个崭新缅甸的第一代人。

以下是顺雷伊的访谈。

端传媒：可以简单介绍下你从缅甸军官的女儿，转变成民主活动家的心路历程吗？

顺雷伊：2007年藏红花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只有16岁。你知道的，我成长于军政府家庭。在那一年，我在那个军队大院里，好奇外面在发生什么，为什么那些和我一样，或者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都在街上抗议。我爸爸妈妈对我说，没什么，那只是一些叛逆的人。在那时，所有我能接触到的媒介上的信息，都是高度审查过的，那些支持民主运动的声音在那些媒介上很难发出来，而我更不会被允许走到街头自己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的家人会说，街上不安全。

再到之后一年，造成14万人死亡的“纳尔吉斯”热带风暴发生时，我想要去南部做志愿者，但是我的母亲还是不让我去，说那里会有严重的流行病。然后就到了2010年，缅甸民主转型终于来了，我的家人无法再阻止我对民主化转型的好奇心——什么是民主价值？我们为什么突然有了选举？为什么需要有选举？军政府的思维模式大概类似于：一个党、一个系统、一个人民，所有事都需要统一。这是我成长的环境和思维，所有事都是有秩序的，所以在军政府突然开始主导民主转型时，使我产生了很多困惑和疑问。

军队明明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统治，可以永远这样下去，此前人民的反抗运动始终都没有胜利过，为什么军队自己想要多党制民主？为什么拟定了《2008宪法》？尽管《2008宪法》远未达到我们所追求的人权和民主原则，但它让选举在缅甸诞生了。民主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被选出来，甚至是反对党，比如“全国民主联盟”（NLD，昂山素季所在的党派）。军队统治集团们自己脱下了军装。从1988年的8888民主运动开始，他们花了30年时间来意识到，它们需要转型了。

缅甸《2008宪法》

8888民主运动

端传媒：很多分析认为在当时西方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已经使得缅甸的经济难以为继，已经危及到了军政府的统治，所以它们在2010年不得不以民主转型的方式，换取西方解除制裁。

顺雷伊：军政府才不在乎经济。看看现在，政变后货币跳水，西方撤资制裁，经济急剧下行，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从一开始它们就不在乎。我认为，2010年前后决定民主化转型的时候是缅甸主动背离中国的一步，不然的话，缅甸完全可以走越南的一党专制的改革道路，但是军政府没有，而是选择了多党民主制。让“全国民主联盟”可以参与其中竞选，最终把昂山素季推上那个位置的制度——那在当时是西方乐于看到的。但是，军政府不想被追究曾经所作所为的责任，所以它们只允许一种缓慢的转型，依然控制议会中1/4的席位。西方政府鼓掌庆祝，来自西方的投资大举来到缅甸，而中国开始感到受到威胁，比如在2014年，中国投资的缅北克钦邦的密松水电项目，就在抗争下停建了。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民主转型允许了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抗争的权利，所以在民众的抗争中，缅甸政府对中国说了“不”。缅甸政府不信任中国，不过它们也不信任西方，所以想要找到另一条道路。

端传媒：你在之前采访里反问，军政府一直都是深层国家（deep state），一直在民选政府背后，为什么要发动政变，太愚蠢了，只会让人们更恨它。所以你现在有答案了吗？

顺雷伊：军政府认为，在“全国民主联盟”手里，缅甸正在四分五裂。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开始抱怨说“全国民主联盟”做得并不好，从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尤其是在罗兴亚难民危机之后。缅甸的众多族群中，一些族群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出更强的民主意识和进步价值，而另一些更小的族群则没有，它们也总在族群矛盾中处于弱势；甚至在一个族群内部也有更边缘的分支族群和更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支族群，它们间也有权力关系。缅甸这么多年族群间的战争，导致很难彼此信任，那些感到受其它族群压制的族群，就会寻找保护它们的“父亲”——当“全国民主联盟”做得糟糕的时候，它们就开始转向军方，寻求军方的保护；如果军方做的很糟糕，它们就去寻求“全国民主联盟”的保护。这两个势力就像是缅甸的两个权威“家长”的角色，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父权思维，也是后殖民处境带来的受威胁感。事实上，建制自身也充满了不安全感，担心被社会运动威胁、被缅甸西部不断成长的穆斯林势力威胁。

罗兴亚难民危机时，昂山素季就国际社会针对缅甸军方的“种族灭绝”指控，在海牙联合国国际法院（ICJ,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站上被告席为缅甸军方进行辩护，这让外界认为昂山素季和军方沆瀣一气，但其实，二者之间一直有非常大的张力和权力博弈。要知道，军队是一个极度父权的组织，它们认为这个国家他们说了算，是他们把国家带上了民主之路，它们拟定并颁布了《2008宪法》，“全国民主联盟”只是军方打造的舞台上的一个节目，或者说一个演员。而现在军方觉得“全国民主联盟”的脚本不合适了，它们就要把这个节目取消了。然后，“全国民主联盟”就被赶下了台。昂山素季尽管成长于西方，在西方受教育，早年也拥抱西方想象中的作为缅甸民主抗争的形象，但是她是非常“缅族的”，包括她的信仰、她的形象……同时，她也是民族主义的，所以她在罗兴亚大屠杀后为军方辩护。她在成为缅甸的事实领导人后，一直努力成为军政府喜欢的样子，但她始终没能赢得军方的信任。

军政府虽然一直是缅甸的“深层国家”，权力难以撼动，但是昂山素季在全球层面通过她的形象和声誉建立了非常强的软实力，很多人愿意为她而死。而她当时没有用好这个软实力。到政变后的现在，昂山素季又从建制变回了抵抗运动的一部分，成为了“春天革命”的标志符号。

端传媒：在2017罗兴亚难民危机之后，昂山素季在国际舞台上声名狼藉，缅甸人对于她作为民主象征的态度有任何分歧或转变吗？政变和继而爆发的春天革命之中，缅族人似乎开始重新反思罗兴亚人和其它少数族群的处境了，那么昂山素季还可以继续作为这场革命的象征吗？

顺雷伊：在罗兴亚难民危机后，缅甸的国际形象永远地跟大屠杀关联在了一起。这成为年轻一代抗争者身上扛的重担，就好像德国人在纳粹屠杀犹太人后背起的道德重负。在罗兴亚大屠杀发生在若开邦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都参与其中了，昂山素季公开捍卫军政府，她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只要你仍然支持昂山素季，你就难辞其咎。军队的杀戮是得到建制，也就是“全国民主联盟”的许可的，并不是擅自行动。昂山素季在国际法院为军方辩护的时候，有那么多人上街游行支持她，那一天那么多的缅族人祈祷“缅甸”在国际法院上获胜，包括一些曾经的人权捍卫者。大家都以支持昂山素季的名义，成为了屠杀罗兴亚人的共谋。

要在政变后，他们才真正的“看见了”军队，在那之前，他们视而不见。某种意义上，他们此前也相信宣传中的那些叙事，即穆斯林对于这个国家、对于佛教信仰是有威胁的。在昂山素季在国际法院出庭的时候，任何反对军方、反对昂山素季、为罗兴亚人说话的，都可能在网上收到死亡威胁，在那时，那些罗兴亚人权活动家甚至不得不逃离缅甸。我的同温层因为支持罗兴亚人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网上人们会说，他们公开支持罗兴亚人是因为他们从美国或者从穆斯林国家拿了钱，成了它们的喉舌。那是一段最黑暗的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即便知道这是巨大的不公正，也不敢站出来说话。我依然坚持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希望我们这代人揹负后代的指责。然后，网上很多人开始指控我说，她攻击昂山素季，因为她想取而代之！昂山素季可以当我奶奶了，他们觉得我在把她当做竞争对手！直到现在，如果你在街上跟随便什么缅甸人聊起我，他们对我只会有两种印象，一个是昂山素季——他们的母亲——的反对者，一个是支持罗兴亚人的人权活动家。到了政变后，这些缅族人开始后悔，他们为罗兴亚人感到难过，开始理解罗兴亚人曾经的处境，正是那个屠杀罗兴亚的系统，现在把枪对准了我们，对准了缅族。

问题是，昂山素季是罗兴亚大屠杀难以分割的一部分，现在人们努力把她从中切割掉，仿佛她完全是无辜的，而她如今被捕后，人们更无法原谅任何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对她不敬的声音。人们希望昂上素季回来，恢复到2020年昂山素季赢得大选连任时的那个缅甸。然而，不只是西方，我们同温层的人也不希望她回来，我们没有“正常的”过去可以回去。

端传媒：要或是不要昂山素季，更关键的问题是不是背后的系统？如果这个系统的机制不变，即便换了一个人可能也是一样的。缅甸从来没有成功地把这么多不同的族群整合进一个国家之中，这个“国族构建”一直都是失败的。这次是罗兴亚，下次可能就是其它的族群面临同样的屠杀。所以，国际社会接不接受昂山素季似乎并不重要，这是缅甸人自己的斗争，是否能创建出一个新系统、一个新结构。所以在当下的斗争中，在军方和昂山素季之外有没有真正的替代选择？

顺雷伊：现在我们进入了新的转型期，革命在2021年初就废除了《2008宪法》，起草了《联邦民主宪章》（Federal Democracy Charter），这是我们后续联邦民主指导原则的根基。在这个宪章中，会有很多关于族群间如何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依据。当然，在这个宪法最终被通过前的这段时间，会有在不同族群间建立共识的很多个阶段；所以，在这个宪法最终通过时，也是我们的国族构建在理论上完成的时候。

在它完成后，就会是跟曾经完全不同的政治架构。在宪章中，我们要走完12个路线图，现在已经到第6个了，下一个阶段是通过《联邦民主宪章》。当下有非常多围绕它的讨论。目前有三个政治机关，第一个是“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Committee Representing Pyidaungsu Hluttaw，CRPH），它是立法部门，由多名在2020年缅甸大选中胜选的民主联盟党议员于2021年初自发成立，也就是这个机关起草了并公布了《联邦民主宪章》（Federal Democracy Charter）。第二个是“民族团结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NUG），它依据《联邦民主宪章》第19条成立，成员包含被军方罢免的国会议员、各族裔成员，以及数名民主斗士。第三个是“民族团结协商委员会”（National Unity Consultative Council，NUCC），它是一个政策制定的协商平台，负责协调联邦框架下各民主力量开展活动，这个机关是包容性非常强的，囊括“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少数民族武装领袖和包括劳工组织、妇女组织等共同构成的公民社会等等，但是拒绝军队的参与。我也间接地参与到了NUCC当中，我们从公民社会的位置提出议案，议会讨论通过，政府来执行。不过我始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站在监督建制的位置上。

这三个政治机关互相制约和平衡——“民族团结协商委员会”通过政策，“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颁布法律，“民族团结政府”执行。这三个政治机关在12个路线图上前行，需要更多的人一起上这艘船。当然，不是所有的族群都愿意上这艘船，一些上了，一些一只脚踏上了，另一些还在观望，想看看这个系统会怎样发展，是否能充分信任它。最主要的问题，很多少数族群没法信任“全国民主联盟”，因为“民族团结政府”依然是同一拨“全国民主联盟”的人发起建立的，“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也依然受到“全国民主联盟”的人影响。在政变后，“全国民主联盟”有变化，在成长和壮大，但没有壮大到可以摆脱昂山素季。尽管昂山素季和原民选总统温敏处于羁押之中，他们依然将昂山素季和温敏视为“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人，目前的代理总统做出的每个决定，都要考虑狱中关押的领导人。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团结政府”在领导这场革命时，其自由是受限的；尽管如此，这已经是我们当下可以有的最好的选项。

我们的革命阻止了军政府顺利地取得合法性，“民族团结政府”可以在联合国与军政府竞争合法性，如果没有这个革命政府的阻力，军方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宣布政变后他们已经是缅甸的合法政府了，联合国也就会马上承认，就像他们以往对其他国家做的那样。当然，那样缅甸就“和平”了，但那对于缅甸人而言将是最黑暗的时代。

自2017年罗兴亚大屠杀到政变前夕的五年对我来说是无比黑暗的，我以为缅甸没有改变的希望了。《2008宪法》是一部难以撼动的宪法，根据那部宪法，军队在议会中占据25%的席位，他们永远在议会的框架里捍卫旧秩序，阻碍社会进步。然而你却很难说服别人说这是有问题的。而政变带来了转机，现在，《2008宪法》被我们废除了，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民主路线图让军方没办法进入决策的位置。我们现在是自己舞台上的演员，书写自己的脚本。但是，我们还是给军队留出了位置，仅仅是作为安全机构而存在，而不参与到政治之中。

端传媒：这一两年里，城市里的年轻人都跑去了丛林，组建了“人民防卫军”（PDF），拿起武器和民地武一起作战。现在不同的势力都已经武装起来了，大量的武器输送到缅甸的丛林里。你认为以后解除武装会是一个问题吗？同时，不同族群间的冲突在政变后暂时悬置了，大家有了共同的敌人，那么等军政府被赶走后，重新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大吗？

顺雷伊：这个要看不同武装力量参与其中是为了什么而战斗，比如“人民防卫军”是出于政治原因保卫我们的共同体，那么当战争结束后，它们自然愿意解除武装成为联邦的一部分。但是另一些武装力量可能会成为军阀，其中一些参与武装力量人的确可能心怀鬼胎。等战争最终结束后，一些武装起来的人可能会成为匪徒、叛军甚至恐怖分子，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这一切之前，缅甸已经是一个种族灭绝的国度了，还会更糟吗？我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所谓的民主转型之中，在国际舞台的注视下，缅甸发生了那样的大屠杀，那是对民主和对人民的巨大背叛。现在的地面武装力量中，有一些武装组织的确已经在侵犯人权了，我们不会因为大家有共同的敌人，不会因为它们是革命的一部分就对那些行为视而不见，我们公开揭露他们、谴责他们，并且号召民众不捐款给他们。每个地区都有许多不同的政治组织和自己的防卫军。比如克伦邦的“克伦民族联盟”（KNU）这样的组织，会负责观察活跃于这个地区的不同团体和他们的活动，对他们进行问责。在钦邦，也有不同的武装力量和自发问责的政治架构。但是在一些新近武装起来、这些架构没有形成的地区，可能意识很差，所以，公民社会也在帮助那些地区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

端传媒：一些缅甸人告诉我，革命必须和教育必须肩并肩，后者的缺失也许会导致前者走上“歧路”，比如你说的“恐怖主义”。与此同时，现在所有的抵抗力量都在讨论“联邦主义”（federalism），但是每个族群对于联邦制都有不同的想象。你怎么看？有一些族群，比如克伦邦、掸邦、钦邦，他们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强大，赶走军政府后，如果它们不想要“联邦”，而是要“独立”呢？

顺雷伊：我觉得人们围绕着联邦制有着不同的愿景挺好的，那就已经和《2008宪法》提供的远景不同了。他们当然可以要任何他们想要的，即便没有公民社会在场，没有“民族团结政府”的支持，边区的少数族群也一直在保卫自己的土地。但是一直以来，在缅甸的这些少数民族斗争中，他们一直在为民族“自决”和“自治”而战斗。从1947年签署的《彬龙协议》开始，每个族群被承诺的都是“自决”和“自治”，但是像你知道的，从未实现过。缅甸一直挣扎在政变、军政府统治、民主斗争的漩涡中，关于民族联邦的问题一直被搁置了。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在争取1947年承诺过的联邦愿景。

不过，在过去十年间，在若开邦成立的阿拉干军团（Arakan Army）开始喊出“邦联制”（confederation），这完全打破了共识基础，引起了很多顾虑。人们在说，“我们连‘联邦’（federation）还没有呢，何谈‘邦联’（confederation）？”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毕竟达成共识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开价更高，也许到最后更容易拿到他们本应得的。在当时阿拉干提出“邦联制”的时候，军方立即就开始轰炸若开邦，很多若开邦的人死于那场轰炸。

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又回到了国族建构的新起点，不同族群都回到了谈判桌上，共同讨论如何分权，资源又如何再分配。在这场谈判里会有很多讨价还价，甚至对于过去发展不平衡的补偿，比如一些地区认为在过去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是被掠夺的，那么重新再分配时要如何补偿他们，这个期限是多长？也许十年后，我们又要再次回到谈判桌。

彬龙协议

邦联制

端传媒：泰国政府看起来是为缅甸的流亡者提供了庇护，通缉名单上的人可以不用护照跨越泰缅边境偷渡到这里，在这里继续革命事业。但是还有一个“内部的边境”，这些人想要真正的在泰国安顿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这里不真正接受难民，没有融入机制，只是把缅甸流亡者转化成泰国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顺雷伊：是的，除了在这里做廉价劳工的缅甸人外，流亡者也为泰国带来了非常多的灰色收入。湄索的警察是全泰国收入最高的警察，因为他们不断地在街上勒索偷渡过来的无证缅甸人。但是，泰国也不能太公开地庇护流亡者、革命者，因为那会让缅甸军政府不高兴。泰国政府一直就是一个多面人的角色，他们对着缅甸军政府是一张面孔，对着国际社会又是另一张面孔，这是泰国一直以来在地缘政治中存活下来的方式。不过，越来越多地遣送也在发生，泰国政府将那些在国际舞台上不出名的缅甸革命者驱逐出境，不会获得任何关注。事实上，很多人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都只能匿名活动，于是就很难获得关注。同时，它也在阻挠联合国难民署在这里帮助缅甸人申请政治庇护的工作，泰国政府担心，如果这里成为申请政治庇护的公开渠道，会有更多受迫害的缅甸抗议人士涌过来，滞留在泰国。所以他们几乎只允许那些受迫害风险最高的人过来，而那么多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老师、医生，在缅甸也同样置身于被迫害的风险之中，就经常被拒之门外。

端传媒：你没有想过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避难到西方国家生活吗？

顺雷伊：那个过程太痛苦了，你要向那个避难系统证明你是值得被援助的，你要不断被怀疑你在编造事实以成为西方社会的公民。我的很多朋友在那个过程中充满了被背叛感，回不去自己的国家，也不被国际社会所接纳……我不想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失去尊严。更何况，我去了西方国家能干嘛呢？我不想融入那个社会。在这里，我觉得我从未远离我的国家，我还可以帮助那些逃亡过来的缅甸人。

端传媒：在这场革命中，你除了作为发言人向外界讲述缅甸的情况外，还有参与到什么具体的斗争中吗？

顺雷伊：我主要做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Sisters 2 Sisters”，是一个女性团结的运动，监督妇女所受到的侵害，除了军队对女性平民的侵害外，也监督革命中妇女受到的骚扰和伤害。这种父权的暴力不止存在于军方，它无处不在。另一个项目叫做“Peoples’ Soldiers”，致力于支持军人叛逃，这些叛逃后投入革命的军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揭露军政府的信息。

军政府除了在他们统治的民众间丧失了合法性外，连在军队内部的合法性也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士兵离开了军队。军队对女性的性侵犯、对普通公民的暴力和私刑，让越来越多良知尚在的士兵选择离开了。你可以想象这个系统对所有人做的事情，在它的内部也无二致，比如上级对下级的霸凌等等。那个系统里的人都是被非人化对待的，他们只能遵从命令，不能有任何质疑。所以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没有把士兵排除在外，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讨论士兵的处境，请士兵的妻子站出来讲士兵们在遭遇什么。

我们每周组织网络研讨会，邀请这些叛变军人分享军政府的内部情报，也向民众直接讲述他们为什么叛变。他们信任我，因为我曾经也处于他们的位置。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教育这些前军人关于公民社会的民主价值——性别平等、族群平等种种议题。在一开始很多尤其是高阶的军人是抵触的，因为我是女性，他们很难尊重我把我当作“老师”。要知道昂山素季在缅甸之所以赢得这么多的尊重，并不是因为缅甸的性别平等更好，而是因为她是缅甸国父昂山将军的女儿。我之前从未想过，我会和前士兵们一起工作，会想要将倡导做到军队的内部。

到目前为止，在民族团结政府登记了的叛变军人已经有13,000人次。还有更多出于恐惧而没有登记的叛变士兵，他们只是从军队逃走，在别处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生活。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人们思想的转变，因为地面作战的压力，因为对这一切的厌倦。要知道，缅甸全境也只有20万士兵，而有上百万的民众在反抗。若开邦开始激烈反抗时，他们要把军队部署过去，但是刚刚部署过去，克伦邦就开始了激烈的抵抗作战……斗争在全境内无处不在，人民的抵抗运动让军人疲惫不堪，地面作战已经撑不住了，所以他们只好派轰炸机。

所以，我们也需要在系统内部做努力，那个系统本身太腐败了，人们对它没有信心，作为统治者的军方和人民的纽带已经断了，仍然在系统内部的这些作为个体的士兵就必须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我们需要发动他们自身的能动性，让他们重新作为“人”，做他们认为对的事，而不是仅仅作为压制机器的一部分而存在。这也是我作为将军女儿可以发挥的作用，我可以成为一个民主活动家，他们也可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士兵离开军方，投向了革命。我们对未来的愿景，包含所有人。

端传媒：你认为“春天革命”离胜利还远吗？事实上，军政府的统治这两年来非常捉襟见肘，受教育阶层广泛参与的抵抗运动至今未曾停歇，抗议活动难以展开后，人们或者流亡到泰国继续线上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或者跑去丛林里打游击。除了合法性危机外，缅甸经济急剧下行，通货膨胀严重，外资撤离导致失业率大幅提高，长期以来在泰国的缅甸移民工处境更加恶劣了——他们回去的希望破灭，在缅甸的家人难以就业导致他们揹负了更多的经济压力。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军政府怎么做到将统治维持下去的。

顺雷伊：他们无法维持下去，正因如此，他们才会不断延长紧急状态。

已经两年过去了，反抗还在继续，尽管城市抗争已经难以为继——抗议者被抓捕被酷刑被杀害，但是在丛林、在山区，每一天都有反抗运动。拿起枪的人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以传统的游行示威的方式聚集、写标语、喊口号、罢工；那些拿起枪的人，组成人民防卫军（PDF）在那些地方保护公民抗争队伍不被政府军伤害，人们迅速聚集，在人民保卫军的护卫下，快闪抗议，然后再散去。

还有，你知不知道点一下鼠标，就可以支持革命？就像你看Youtube视频的广告，你点进去那个链接，就会给那个频道的播主打钱一样。革命有自己的很多频道，你只要点击那个广告栏位置，就会有钱捐给革命组织，积累到一定数目，他们就可以取出来。很多人即便没办法真的走出来做什么，他们也可以一直坐在电脑前点击广告栏，如果你一天重复点击几百次，就能给这个革命组织生成20-30美元。很多人每天都在不停地点击他们的鼠标，支持革命。人们不一定要扛起枪，甚至不一定走出家门，就有各种各样的有创造力的方式反抗暴政。所以我没有失去希望。讽刺的是，军事政变反倒给我们这一代青年活动家带来了希望，我们觉得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孤独，新思想和新结构正在革命中逐步生成。

革命永远没有结束的那一天，只有当人们的思想真正改变了，不再有军政府存在的土壤了，才能最终颠覆这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