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她、他，还是Gender X？一张证明不到跨性别人士身分的香港身分证

【编者按】不久前，日本演员桥本爱在社交平台发言，称在女浴室见到生理异性感到“恐怖”，再次引发有关跨性别权益的讨论。近年来，从JK罗琳关于跨性别的争议性发言、Elliot Page等跨性别明星出柜，到无性别卫生间倡导、性别重置手术与性别的制度认定等政治权益争取，跨儿群体在被更多看到的同时，也伴随著诸多犹疑与不理解。到底，性别是什么？

跨性别权益与公共空间为何争议不断？顺性别女性担忧的对象究竟是谁？跨儿群体在经历怎样的药物与性别认同的挣扎？一张更改不了性别的身分证增加了多少生活困难？改变性别的制度认定为何障碍重重？

3月31日国际跨性别现身日前后，端传媒组建“跨儿现身”专题，我们将讲述具体的生命故事，也将开展顺性别人士与跨儿的对话。我们试图在争议的漩涡中搭建一个平台，解构恐惧与不理解的不同切面，打开跨性别群体生存境况的透明柜子。

今天是专题的第二篇：《跨性别人士在香港》

2023年1月初，恩恩去了趟雇员再培训局中心，想找个课程报读，增值自己。进去后，她问接待处职员哪个课程最快开班，职员见她有兴趣，也殷勤起来，给她推荐物业维修。

“会不会很粗重的？”恩恩有点担心做不来。
“不用怕，女生读到的。”职员说。

二人一问一答，聊了半小时。职员当场让恩恩做了个笔试，从前修读理科的她也合格，于是决定报班，填好申请表。最后，职员着她交出身分证，替她核对申请表上资料是否正确。

恩恩在一旁，望着职员的眼球来回申请表和身分证之间，往逐项栏目扫去，突然像瞄到了甚么，收起了笑容，转口说：“啊，刚才那个测验你不合格”、“这个班今年不开，下年才开”，最后甚至送了恩恩一盒口罩，打发她离开。见职员这样直白，恩恩没多问为甚么。

恩恩猜想，职员看到了她身分证上，性别一栏是“男”。她是跨性别女性，外型和行为举止都和社会对女性的固有形象一致：长头发、穿裙子、长指甲、说话斯文高调子，但每当递上身分证，别人看到她生理性别是男，跨性别的身分一下子被戳破，偏见也随之而来。这样“被出柜”、接着被拒绝的情况，是她的日常。

“当我要拿出身分证，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身分证证明不了我是我。样子是妳来的，名是妳来的，但性别好像和妳有些不同？”

后来，恩恩让社工替她登入再培训局的系统，发现那职员根本没有为她报班。

对于性别小众，“M”或“F”、“男”或“女”，是日常生活中经常跨不过的制肘。有人挑战制度，以司法覆核推动改变身分证更改性别的要求，也有人寻求政府尽快落实性别承认法，明确列明如何界定性别和非二元性别，给他们一个说法。他们追求的，是无论性别是甚么，也无碍继续如常人般，过上普通而有尊严的生活。

无法证明自己

海仔是跨男，也是聋人。每次出外，他的背包里都放了一个透明A4文件夹，里面是所有可以证明他是跨性别的文件：医生、医管局、入境处发出的证明书，叠在一起厚几厘米。这习惯持续了2至3年，纸张的边沿被磨得皱起来，文件夹下方的接口位也破掉了，勉强夹着那些纸张。

他之所以这样大费周章，全因为证件无法证明自己。

最日常的例子，是坐地铁的时候。海仔持有残疾人士八达通，乘车会有折扣，所以每当拍卡出闸入闸时，拍卡系统会发出不同的声响。若有当值职员守在闸机，便多数往他冲过来，截停他，把他拉到一旁，着他出示八通达。八通达上相片那个人，是多年前的海仔，头发留长在耳垂下，不像现时短头发、两侧铲青，也没有胡须。

“真是你来的？”职员问。
“真是我来的。”海仔回应，心想：“我做错了甚么？”

海仔见状，便拿出残疾人士登记证，但样子和现在仍有出入。

“你是不是拿了朋友的证？两张都不是你来的，是不是？”职员再问。
“这真是我来的。”海仔又重申。

海仔拿出身分证，样子和现在总算接近，但上面写着“女”。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

为了让别人相信他没有冒用证件，海仔便掏出所有与他性别有关的证明文件，“一张搞不定，就给他下一张；一张搞不定，就再给他另一张。”

扰攘一轮，职员见他麻烦，才放他走。有时上班时间被截停，海仔上班就容易迟到，甚至试过迟到15分钟，老板有时能体谅，但有时也会责怪海仔——老板仍是理解不了这是跨性别的困扰。

再加上疫情期间，职员戴上口罩，海仔无法读唇，职员也不会手语。有些职员或愿意除下口罩、或把话写下来，但海仔认为这样不对等的沟通，他也失去了知情权。

除了身分认证，生活上事无大小，都惯性以性别为准，不知不觉也将跨性别人士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

“不算是困扰，有时是，很特别的过程就发生了。”跨女晴晴说。她9成时间以女性身分生活，包括上班，也向周遭的人出了柜，但晴晴从未到访性别认同诊所，没有接受荷尔蒙和动手术，身分证上是“男”。

一次，晴晴在酒吧遇上警察查牌。警员把全场人士的身分证都收起，逐个叫名搜身，轮到晴晴时，女警叫“阿妹”（女警）搜身，但马上被另一边的男警叫停。

“我看到他们混乱了5分钟。”那位军装警员拿着晴晴的身分证，想不到怎样处理，先问“三柴”（警长），警长也不肯定，便请示“一粒花”（见习督察）。晴晴便望着他们拿着她的身分证，围在一起讨论。“愈问愈高级，发现原来没有人可以给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最终他们直接问晴晴想要男警还是女警搜身，晴晴回答说女警。

她直言，那次经验，自己比较幸运，因为曾听闻有跨女被男警搜身，又被指骂“当男人好端端的，扮甚么女人”。

而恩恩一次到急症室看症，护士对着她的身分证，大叫她的名字，加上“先生”，恩恩照样举手，被问“为甚么是你来的？你是‘小姐’，为甚么是‘先生’？”

过了几秒，那护士悟到了甚么，“啊，原来你是跨性别！”

“你不要这样大声跟别人说！”恩恩心想。“救护站周围都是人，30多人都听到了。”

恩恩入院后，入住男病房，医院给她安排一间独立房间，门口写上“女病人”。

10年官司，推翻全套手术换证

不少跨性别人士，即使以自我认同的性别生活，身分证上性别标示却停留在他们的原生性别。

根据香港入境处规定，更改身分证上性别标记的申请人，必须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又称性别肯定手术），并提交由动手术的医生所签发的医学证明。女跨男的肯定手术包括“切除子宫及卵巢”和“建造阴茎或某种形式的阴茎”；而男跨女则必须“切除阴茎及睾丸”，以及“建造阴道”。

然而，2023年2月6日，终审法院推翻跨男须完成全套肯定手术才可换证的规定，裁定其违反《香港人权法案》第14条下的性别认同权利及身体完整权利，并指出全套手术不是“唯一可行、客观和可核实的标准”。

这场标志性的官司，由Q入禀司法覆核挑战入境处而掀起。离他在2013年第一次见律师征询意见，至今已有10年。

Q是跨性别男性。小学时，他已展现男性化的倾向，会把自己套入男性的角色，如足球员碧咸、C朗，偶像也一律是男性。踏入青春期后，身体出现变化，他要刻意压低声线，又驼着背，令乳房没那么突出，甚至问母亲如何令鼻子和嘴唇间的毛发变粗，像胡须那样。他也放弃了女子足球，因为觉得自己不是女生。

那时，他“很抑压、想死”。Q在班上被选为女班长，他则坚持称自己作男班长；也叫老师用男性的名字称呼自己，但老师拒绝，更喊多两次他当时那个女性名字，另一个老师就说自己忙，不会记得他的名字。在中五转校后，因知道社会不接受跨性别，他也曾强迫自己当个女生，留起长发，亦另开一个Facebook帐号重新交友。

但一切都是徒劳无功，觉得自己是男生的想法仍挥之不去。2010年，Q在网上看到一个跨性别人士的聚会，参加后“看到人生的希望”，有感“要做回自己”。他很快便把头发剪短，之后看了医生，服用了荷尔蒙和做了上身乳房切除手术。不过，在入境处规定下，他没有完成下身性别手术，在身分证上只可维持是女。

有次，Q去澳门，出境时要展示身分证。职员看到身分证上的性别和外貌有差异，便问道，“这个是你来的？”Q说对，直说自己是跨性别，然后从职员的侧面离开，他一边走，职员一边把头转向他的方向、定晴望着他。另一次，他和家人到银行开设联名户口，要出示身分证，他在表格上填了“Mr.”，但职员最终改成“Ms.”。

Q知道在跨性别圈子中，有人在外国动了部分手术，改了性别，回港后却因为那不是完整手术，被迫使用原生性别，Q也担心自己找工作时会因为样子和身分证性别不一致而遭不公对待。那时，Q得到一些法律知识，知道可以从法律途径争取，便循司法覆核挑战入境处的规定，为自己和其他跨性别发声。这群同路人，Q形容如“打仗后看到家人”。

“很简单，就是要争取自己的权利。”Q说。

之后，另外两名跨性别男性R和谢浩霖就同样规定提出司法覆核，三案同时审理，在2015年被高等法院原讼庭裁定败诉。Q和谢浩霖不服并提出上诉，再在2022年被高院上诉庭裁定败诉。二人终极上诉，终迎来迟到的胜利。

在公立医院完成性别肯定手术，须经过一连串的评估，并以年计等待。 2016年起，威尔斯亲王医院成立“性别认同障碍诊所”，为成年的性别不安人士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数年后威院把诊所名字删掉“障碍”二字。而未成年人会先被转介至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满18岁再转往“性别认同诊所”。

他们先经精神科评估，再转介至各专科如内分泌科、临床心理科、言语治疗等，之后进入下一阶段的荷尔蒙疗法，令外型和性征更接近认同的性别，同时经历“实际生活体验”，以认同的性别打扮和生活一段时间，让专家评估他们的适应能力。他们若已至少连续12个月接受激素，又以选择的性别持续生活至少12个月，并获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评估为能够适应心理转变和社会生活， 可被转介至外科医生进行手术评估。

而这里的每一关，也视乎跨性别人士的身心状态。

不过，即使进入性别肯定手术的阶段，手术复杂且风险高，也有机会诱发后遗症。女跨男的手术，有不同做法和程度，普遍的包括阴核释出术：服用荷尔蒙后，阴蒂会涨大，手术会将突出的阴核拉出来，形成仿阴茎，但形状或会较短小，未必能站立如厕和有插入性交的快感，而且可能出现漏尿或尿道堵塞；另一种是阴茎建成手术，即是利用身上的一块皮肤作材料，建造阴茎假体，再作龟头塑形手术和植入人工睾丸，医生亦可在阴茎加入填充物如棒状物，连接机关让阴茎勃起。这方法会留下大面积疤痕，而且需经过多次手术。

而男跨女的阴道建造手术，有皮瓣手术与肠道手术，分别在于皮瓣是以原生器官阴茎的包皮和阴囊的外皮用来作外阴道和阴道；另一种是以两者的皮作外阴道，但阴道用肠子。恩恩说，身边大部分动了手术的跨女，不少人术后一、两年后也持续受感染，也有人要经常进出医院补救。

不少跨性别因而选择不做手术，或因身体承受不了而却步。

2014年5月，联合国发表声明，指各国应确保任何形式的绝育手术或会引致不育的程序，不是法定性别承认的先决条件，因这做法与“身体完整、自决和生而为人的尊严”相违背。

终院裁定女跨男全术换证违宪逾1个月，入境处未有公布新的身分证性别更改申请安排，以及是次判决会否同样适用于男跨女的申请人。端传媒向入境处查询，获回复指“政府的相关决策局和部门会基于终审法院的判词共同研究和制定/修订相关的政策和／或行政措施，并争取在合理时间内完成有关工作”，但未有提及新政策实施详情。

而平等机会委员会行政总监朱崇文在2月9日向传媒指，法律判词只就个别个案判决，而且男跨女、女跨男两种性别肯定手术性质不同，自己很难评论男跨女是否适用。

假如判决适用于恩恩，她或不用完成手术便可换证。但是，下体是“痛苦根源”，令她从小到大无法如其他女孩子一样生活成长，无论如何她也会动手术。不过，她的下身手术排期至2026年，上一次会见医生时，她被告知资源紧绌，无法预视到时候还否能动手术，现在排队也是“假的”。

这几年来，恩恩见了十多份工作：文职、餐饮、包装......她工作经验符合要求，也直说不介意拿取最低工资，本来一切顺利，但最后关头要交出身分证、表明自己性别时，她陷入了僵局。最终没有一份工作能面试成功。有时，一些公司口说不介意、又告诉恩恩急需人手，最终还是把她拒诸门外。她初时相信会有奇迹，后来只好接受，再继续找工作、多试一下。

“未拿身分证之前，聊得好好的，我看得到他们有意欲想请我。是身分证，你没办法不拿身分证出来给人登记。”恩恩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听到歧视的说话，只是别人看到身分证标记和外形不同时，难免会戴上有色眼镜。

“我们被标签成‘麻烦的群体’，人家公司不会想请我们这些麻烦人。厕所不知道怎样安排，因为法律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给他们......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在公司可能会造话题。”恩恩记得她未出柜前，有位原生性别男的同事，在洗手间穿女装和化妆，成为同事们的话题，而那同事则一直被嘲笑和言语欺凌。

端传媒向医院管理局查询关于性别认同服务获拨款情况、资源预期会在哪年耗尽、现时轮候完成手术人数，以及平均轮候时间等，医管局均没有答复，只提供最近3个年度接受性别肯定手术的人次，以及正在性别认同诊所接受跟进的人数。

医管局称，2019年起，接受性别重置手术人次徘徊在18至20人；而性别认同诊所候诊人数在2019至2020年度为950人；2020年至2021度上升11%至1056人；2021至2022年度则再上升7%至1131人。

入境处一天未厘清跨女是否受判决影响，又或是恩恩未完成手术，改不了性别标记，身分证的问题也会继续缠扰她。她已有6年没有全职，有时会找兼职，有时家人会接济。她说，自己40几岁，是壮年，本应可工作贡献社会，但“这正在浪费我的人生。”

Q说：“我们都是想争取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不是要说特权，或者不是剥夺其他人的权利，是想用一个属于我们的性别身分去开银行帐户、去医院看医生、去找工作。”

裁决胜诉，所有身分证性别更改却完全停摆

终院的判决，本来是好消息，意味着更人性和友善的政策，但有完成整套手术后申请换性别的跨性别发现，入境处现时不论手术情况，暂停了所有更换性别的申请。

海仔在2017开始看医生，2018年接受荷尔蒙疗程，过程也顺利，他很快便在2021年完成乳房切除手术，并于2022年再做下身手术，一来他希望把证件一次过换掉，其次是他不想要子宫——“一个对我说多余的东西”，“是解脱的感觉”。

2023年1月时，海仔向入境处递交更改身分证性别的申请，并收到入境处寄来通知证明表示收到申请。

根据入境处的规定，海仔完成全套性别肯定手术，身分证上由“F”转“M”，本应是必然成真的事。

2月17日，海仔兴奋地来到人事登记处，想着终于可以换证。一位李姓的职员接见海仔，收取了他的医院医疗报告、医生证明书、入院纸和收据并影印。回来后，职员样子有点不好意思，给海仔传便条，一张接着一张，大概写道：因最新法院胜诉案件，会“暂停更换性别身分”，有消息会通知。海仔一边读着一边点头，礼貌地保持微笑，但内心甚是不解。

最后职员做了个屋顶的手势，两只手指扮作走路，叫海仔回家。而当他伸手想拿那些便条时，职员即把它们收走。

海仔回想，他由见医生至完成最后的下身手术，已有差不多5年时间。术前虽有担心，但海仔选择“做回属于自己的身体”，术后也面对后遗症并康复。除了身心的改变，海仔亦要向长辈和家人出柜，这是所有事情中最难挨的一关。他一路走到这样远，却突然被卡在换证上。

“由一个天堂跌到谷底。非常极度愤怒。没有可能的，我这样辛苦挨过这样多事情，那为甚么不让我换身分证呢？这样不合理的事，我们是不是就要去接受呢？我原生是女性，但我身分证是男性。但现在搞不定，可以怎么办？”海仔透过手语翻译员告诉记者。

海仔向LGBT+性别小众友善组织Pridelab求助，与手语翻译员和组织成员再次到人事登记处。同一位李姓职员接见，称因为Q和谢浩霖的案件，入境处需暂停所有申请，等待重新审视相关规定，但没有提供任何书面解释。

但海仔早于1月递交申请，而入境处亦有发确认收妥通知，他理应不受判决影响。职员却说，开始办理申请日子是由2月17日、递交文件后计起。

职员称，自己曾在1月底致电给海仔，尝试提早约见，但无人接听。海仔确认在1月20日收到人事登事处的致电，但他无法聊电话，于是请健听朋友即日回电，告知当值人员海仔是聋人，并要求人事登记处以电邮和他联络。但职员当场否认，指没有收到回电，称直到2月17日才得知海仔是聋人。

除了海仔，上诉人谢浩霖亦向Yahoo新闻表示，他在2月带上法庭命令到入境处，打算递表申请更改性别，却被职员告知“要等政策更新”。

对于“一刀切”的做法，入境处回复端传媒，指会“尽快处理”已完成手术人士的申请，并认为在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和行政措施期间，处理已完成手术人士的申请“并不会抵触终审法院的判决”。而被搁置申请的数字，以及新规定具体要需要多久才予以实施，入境处没有回应。

“我根据法例，逐样逐样去做，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身分。现在突然间被暂停，为甚么不让我用一个我认同的身分、属于我自己的身分去生活呢？”面对无了期的等待，海仔问道。

现在申请停摆，海仔便继续随身带着那文件夹。

追根究底，没了影踪的性别承认法

Q说，现在性别小众要花精力和时间，针对逐条条列提出司法覆核，争取权益，是因为政府迟迟未兑现性别承认法。

时间回到2009年，已完成整套性别肯定手术的跨女W欲与男友结婚，但婚姻登记官认为应以双方的生理性别作准，W不符合“女性”定义，拒绝为二人注册，W同年入禀司法覆核。在高院原讼庭和上诉庭败诉后，终审法院在2013年判W胜诉，判定婚姻条例中的“女性”包括已完成全套手术的女人，以及W可与男性注册结婚。

2013年的判词指，香港未有一套性别承认法律，妥善解决跨性别人士在其他法律范畴所面对的困难，包括婚姻、福利等，以及该如何看待没有接受性别肯定手术或没有完成整项手术的人。终院建议，政府应参考如英国的《2004年性别承认法令》，作为香港性别承认法的基础。

英国的《2004年性别承认法令》在2005年4日起实施，容许申请人在满足列明的规定后，获得“后天取得性别”。申请人须获性别承认审裁小组信纳并发出性别承认书，条件包括：证明有性别不安、两年实际生活体验，以及有意以后天取得的性别生活，直至离世。

2014年，政府成立“性别承认跨部门工作小组”；3年后的2017年6月展开公众咨询，为期4个月。但时至今天，性别承认法仍未有影踪。

最近，另一位女跨男人士K因未完成性别肯定手术，身分证上仍显示女性，虽然持有“厕所纸”（由医生发的医学证明，在他人质疑自己时可证明自己合理使用该洗手间，但不获法律承认），但在现行法例下，他不能进入男性公厕。他因而提出司法覆核， 要求扩阔公厕条列下，对男性和女性的定义，包括进行真实社会体验的跨性别。

性别承认法的争议性，在于性别承认的模式。2018年，平机会就咨询文件发表回应，反对医学治疗，如贺尔蒙治疗或手术，以及“实际生活验证”等规定，成为性别承认的条件。平机会认为，“最理想模式是让个人作出自我声明，且没有或只有最低限度的医学规定（诸如在医生或精神科医生接受治疗的证据）。”

晴晴从未到访性别认同诊所，未接受荷尔蒙，也没有动手术。一来风险高，二来不会令她如生理女性般来月经、生小孩，“更像一位女性”。虽然她最近考虑看医生，但现在的状态，无论在圈子内外，她都听到不少争议声音：“你把妆落掉，就可以当个正常人”、“你想好没有？你的心好像还未很纯正？”

晴晴说，“这不是分等级游戏。”她以坐地铁为例，不同人在不同车站下车，没有所谓的终点，而跨性别也可有不同形态和状态，没有划一标准。

晴晴当女生的渴望，在6岁萌起，源于穿妈妈的丝袜。她的脚太细，也只是随便套着，可能是深灰或紫色的，“有点滑溜，好像和我穿的袜子不同，有磨砂的感觉，若隐若现，看到一点又看不到。”自此，她趁家人外出，便偷偷穿起姐姐的衣服，直到成年，才拥有自己的高跟鞋和女装。第一次全装，是在23、24岁，晴晴约了朋友在晚上去尖沙咀的gay吧一转，她选了件印有英国旗的宽松T恤，穿上牛仔短裙和黑色丝袜，脚踏3吋银色高跟鞋，沿途怕跟路人对到眼，但心花怒放。

之后晴晴搬出去居住，生活自由多了，少了隐藏女生的身分，也确定了自己是跨性别。最近几年，她到处跟别人出柜，愈来愈想做一些事令自己更女性化：修身、化妆、脱毛、用3年留了一头长发、爱穿起喜欢的衣服私影......她现在9成以女性身分生活，包括上班。

晴晴说，她对身体不安和排斥不大，身分证上是女会更好，但她也不会为此强迫自己做一大堆事。生活上，这没有对她造成很大困扰，因为交朋友不用看身分证。

对于性别承认法，晴晴在想：可能可容许第3个性别？容许手术不是唯一一个选项？在某些专业的认可或签发下，就可以转？或者甚至乎，身分证上不展示性别？

若成功立法，她又会否根据新规定作一些行动，换取性别承认？晴晴说须视乎是哪些规定，但这是另一种讽刺，因为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状态，以获得认证。

如果有“Gender X”

虽然性别承认法只环绕男跨女、或女跨男，但陈惊知道香港立法工作慢，若不趁这机会，把讨论拉阔至“Gender X”，非二元性别的他也不知还要待多久，才能被承认。

原生性别是女的陈惊，小时候已不爱女生打扮，不穿裙子。妈妈替他鬓辫子，他痛得“嚎哭”起来，从此就剪了个“冬菇头”；选磁铁车票时，陈惊会主动说不要粉红色、要选粉蓝，也看龙珠和打打杀杀的港式漫画。那时，动漫美少女战士兴起，天王遥的出场，她短头发、穿西装、跟另一个女生同居，别人也分不清她是男是女。陈惊看着，觉得有点震撼：“原来人生可以这样生活。”

之后陈惊升读一间女校，以“Tomboy”（外表较男性气质的女性）打扮自己，把头发铲青，会穿背心毛衣令胸部不这么突出，甚至亦清楚自己喜欢女生。他最讨厌的，是乳房在自己身上出现，因这东西不属于他，“这性征由开始出现在我身上，我从来没接受过。”当束胸产品出现时，陈惊马上就试，后来也萌生做平胸手术的想法。

陈惊的经历，听似和跨男类似，他又想过自己究竟是Tomboy还是跨仔。但他后来认识了一班跨男，听到他们说自己“装错了身体”、觉得自己是另一个性别，陈惊则没有这个想法——他抗拒当女生，但也没有想过自己是男生，而是正正落在两者之间，“性别是有光谱的”。

“我由内到外，都有一种不男不女的状态。”陈惊说。

陈惊因为生病而动了全宫移除手术，但他并没有留恋。他到性别认同诊所，告诉医生主要希望停经和做上身手术，医生就给他男性荷尔蒙，改变身体的肌肉和脂肪分布，方便动上身手术，同时停经。但荷尔蒙给他的副作用如声音低沉、长胡须、头线向后移，并不是他特别追求的。

但是，生活在社会，规矩和社会设施都是根据二元性别而定：洗手间大多数只设男女、不同场合的服饰要求也按男女而定，陈惊就卡在两者之间。

有次他和家人到高级餐厅聚餐，以及另一次到上市公司总部参与一个正式会议，入场前他都被保安拦住，说男参加者进入前要穿长裤，必要时要即场买新裤子更换。陈惊不想，考虑了3秒，对保安说他身分证上写的是女，问这规定是否还适用。保安看到后，尴尬得很，说了声不好意思。

但当他进了医院，因为身分证上是“女”，要进女病房时，其他病人又喊他是男人，要护士把他的拉帘关了。

他原名叫“慧妍”，可能是家人想他当香港小姐，但陈惊不喜欢，小时候会把“妍”写成“研”。后来他开始以英文名Ken谐音改了“陈惊”作网名，活跃在同志社群，再顺理成章改掉身分证上的名字。但性别标记，他还是束手无策。

陈惊算是动了手术，也服用荷尔蒙，那终审的裁决，或以后性别承认法许可的话，陈惊会想过妥协，先把身分证改为男吗？

“一刻都没想过，”他说，“因为一张男性的死亡证也不是我想要的身分。”

“我希望以‘Gender X’的身分死去。”他大笑着，打趣说道：“由于健康状态欠佳......很难讲（等不等到立法。）”

希望以“Gender X”自居的，还有Linus。

他原生性别是女，但认同自己是男生或非二元偏向男生。Linus早就动了刀做上身手术，也移除了子宫。根据终院判决，他或可将身分证改成“男。”但想了很久，他反而想改为“X”。

小时候，Linus总是被教化要女性化一点。他好动，会空手道和游泳，家人却觉得不够斯文。中学时他读女校，改了英文名“Angela”，想配合当个女孩子。谢师宴上，他穿了西装和裤，是全场唯一不穿裙子的学生，老师把他拉进房间，说不让他进场当司仪，他崩溃得哭起来。但当男性的想法，还是给他压下来。直到身体出状况，生了子宫肌瘤，医生说可能要把全个子宫移除，他没有悲伤，反而合乎他的心意，他才顿觉自己从来没有放弃。

现在，他早已向身边人出柜，公司、家人也接受。他也早已训练自己如何向外人解释为何证件上是女，样貌却是男——他会直言自己是跨性别，若别人不介意，他会想被称呼作“先生”、或免去称谓。

现在，当Linus不被强迫成为女性，他反而可以拥抱那些从成长过程中、在女校时被培养的女性特质，例如花多点时间在沟通。他不担心自己会偏向阴柔，或对过往被视之为女性时的事避而不谈。而且，虽然在生活上他希望被当作男，但不代表他真心认为自己完全等同顺性别男。

“我是界乎两者中间。我很希望得到两边最好的东西，两边好的特质我也可以拥有。”而X没有偏男或女的意含，也能透露他是跨性别的身分。

终院的判决只是一个起点

终院宣布判决后，有反对者到政总请愿，举起“男跨女不是女人、女跨男不是男人”的标语。恩恩把新闻截了图，给记者看。她又听到，有人说若性别承认法立法，原生男就可以宣誓，入女厕偷窥。这些争议，她都看在眼内。

她反说，“一个正常男人，你迫他穿裙子，他肯定不肯。或者这样说，一个人如果想偷窥，他是不需要扮女生的。”

恩恩从小时对性器官的极度厌恶、长大后知道社会不容许，强迫自己当个男生、交女朋友，到后来忍受不了，情绪受到影响，直到后来到性别认同诊所，才得到认同和开展性别过渡。这跨女身分的背后，是恩恩经历半生人挣扎后找到的依归。恩恩知道圈外人不清楚甚么是跨性别、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体。

但如果因此而拖着不立法，付出代价的终究都是跨性别人士，恩恩也要继续忍受女性身分不被承认的生活。“这些事牵涉到我们的生活，长远点讲，是我们的青春、生活质素。”

“政府的角色是解决问题，你不可以因为觉得难、多争议就不做……这些事是要做的。”她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