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清洁工，废弃社会

1

很多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在本地一张报纸上班。那是一座没有新闻传统的城市，理所当然，我做的也是宣传工作。有时候，宣传部会给报社发一份名单，报社再让我按图索骥去采访，写人物小传。这些人就会入选本地类似于“感动中国”一样的名单。

大部分时候，这样的工作不用太费心，因为上下都打点好了，社区的人会带你上门，被提名的“感动中国”人物不会觉得自己是被采访，而是会尽力配合“上面”的工作。总之大家心照不宣，运气好的时候，社区的人离开后，采访对象会开一瓶酒，跟我聊一下午政治八卦，傍晚回家，再写一个完全无关的正能量故事。

夏天最热的那几天，我又接到宣传任务，要为“最美环卫工”的提名做采访。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城市的政府都热衷于表彰环卫工人，但其中一定有某种共通的道理，比如说，我在新闻系的同学或认识的刚刚成为记者的人，当他们第一次鼓起雄心壮志，决定要深入社会做一些调查，写一些货真价实的社会新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立刻想起环卫工人。

一连几天，一家服务于政府的外包清洁公司的经理会提前打电话给我，替我安排第二天的环卫工人采访。他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给工人拍照的时候，能清晰拍到工人身上印有公司名字的马甲。

我和其中一个工人约在她住的地方附近一家麦当劳，下午两点多，一位60多岁的女性带着一个小孩出现。她和丈夫带着孙子，住在城中村一间小房子里，还有患病的儿子。时间太久，我已经忘了是精神疾病，还是身体的残疾，总之儿子无法工作，也需要夫妇二人照顾。她会在早上4点起床，搭公交车到几公里外的街道清扫，工作到上午10点下班，再回到家，和自己的丈夫交班，丈夫也是环卫工人。

环卫工人的收入每个月只有不到2000元人民币（现在大概提高了一点，但也是刚好卡在最低工资），她儿子要看病，孙子要上学，老夫妇二人独力难支。听老人用方言讲完自己的经历，我意识到这个采访出现了一些错位，她不知道我具体在做什么，只知道我是“领导”派来的人，希望我可以帮到她，为她申请一些政府的资助。

而实情是，这个“最美环卫工人”评选，并没有奖金，甚至还是一个差额评选，她只是进了候选人名单，最终能不能评选上还不知道。在还没写出来的文章里，这些生活的病痛和困苦，只是为了衬托她的爱岗敬业，日复一日早起为美丽的城市做奉献。我答应她会问领导能不能给她申请一些补贴，但并不能保证，她连连感谢。

为了拍照，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她打扫的街道。早上的太阳很晒，草草拍完照片后，她拉着我，在路边的报刊亭硬塞了两瓶红牛给我，两瓶红牛10块钱。后来“最美环卫工人”的名单里没有她，大概是她的故事只有苦难而没有励志，不像另一个被选上的大叔，他的儿子上了大学，找到了不错的工作。申请补贴的事情也没有回音。那两瓶红牛一直被我放在冰箱里，直到过期，后来搬家了，下落不明。

2

丢垃圾一度是件简单的事情。我住过不同的房子，每层楼的楼梯间，都会有一个白色的大桶，把垃圾丢进去，过几个小时，它就会消失，像魔法一样，我甚至见到人丢过一整个废弃的沙发，它也消失了。

大概是人工成本的原因，这个垃圾桶后来撤掉了，垃圾要拿到小区的固定位置丢弃。垃圾站由一个干练的大姐管理，她会盯着你把垃圾袋放好，再迅速从桶里拿出来，当着面把垃圾拆分归类。我实在有点怕她，总觉得她无声的一套动作是在责怪我，压力之下，就逐渐先在家里分好类，把易拉罐、塑料、纸皮分在一起，不可回收的垃圾分在一起。有时我会在电梯里遇见她，一些邻居会把家里不要的纸皮给她，好让她卖钱。

2019年前后，中国许多城市开始推行垃圾分类运动。每天晚上7点到10点之间，小区垃圾站会站着一个由政府派驻的、戴红袖章的人在监督，要求你把厨余单独分出来，倒进一个指定的桶里。因为懒惰，我有时会逃避这件事情，就错开时间去倒垃圾。但还是常常会遇到大姐，她一如既往皱着眉头，接过我的垃圾，要求我分好垃圾，不然她就得帮我分。被她责怪几次之后，我买多了一个可以分类的垃圾桶，每天都努力把厨余分好类，在规定时间去倒垃圾，以免给她添麻烦。

有一天我又提着没分类的垃圾去丢，大姐迎面看向我，我心里紧张。但她突然挤出笑容，拿出一张纸请我签名。她说，小区的物业公司要赶她走，她跑去社区工作站（相当于居委会）求助，社区的工作人员跟她说，如果她能拿到90%的业主签名，就可以留下来。我跟她聊了一会，才知道物业公司并没有给她发工资，她的收入都来自回收垃圾，她有一个女儿在附近上学，一家人住在小区的杂物间里。我给她签了名。

过了两天，听说她已经拿到了几百人的签名，但我频繁下楼丢垃圾，试图打听事情进展，却已经看不见她的身影了。我问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人，那个大姐去哪了，他是小区的业主，同时做指导垃圾分类的志愿者。红袖章说，把她赶走了。我说，不是说拿到签名就可以留下来吗？红袖章说，留什么留，她把垃圾都收在杂物间里，又在里面做饭，搞得小区脏乱差，早就该赶她走。

大姐不在，垃圾站的负责人变成了四个年轻的男性。他们常常坐在垃圾站旁玩手机，也不关心我有没有分类垃圾，我也就不再用心分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去丢垃圾，站在旁边戴着红袖章的男人突然指责我没有分类，“垃圾分类本来就是居民的义务”，他说，如果我不分，他就得帮我分。

但我很愤怒，你戴着红袖章在这里监督垃圾分类，是因为这是一场基于领袖个人喜好而发起的政治运动，出发点并不是环境保护。其次，你们毫无同情心地赶走了一个在收垃圾的缝隙中勉力维生的大姐和她的女儿，与此同时，你们对城市整洁的要求，对居民义务的谈论都令人作呕。我不配合你们，你如果需要每天戴着红袖章去翻垃圾，是你活该。我没有把这段话骂出来，只是没理他，默默走了。

3

中国动态清零结束前的两个月，也就是政策推行得最疯狂、人人做核酸，城市动辄被拉停的两个月，J告诉我一个让她进退两难的故事。J的奶奶有病卧床，需要人照顾，J雇了一个护工，跟奶奶同住，全天照顾她。J住在城市另一端，偶尔会过去看看。

J说，有一天她去看望奶奶，突然发现家里除了护工，还多了一个女人，她很诧异。护工这才告诉她，这个女人是她的同行，但是还没有找到能住家的工作，只偶尔能接到零散的保洁订单，疫情中没有地方住，她就偷偷让她过来睡几个晚上。

后来J的护工请了一个月假，就让这个女人暂时替代她的工作。J也因此有机会了解她的经历。她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因为在抖音看到有广东的按摩店在招聘，就搭火车过来。但到了以后，她才发现这些招聘更像是某种传销。按摩店先让她交一笔钱学习按摩，学会之后，又问她要不要再出一笔钱，成为合伙人，她不知不觉之间，就在网上贷了一笔款，交给了这家按摩店。之后那个人又要她去找新的朋友加入合伙，开新的店。她觉得这是无底洞，又在抖音看到有家政公司招聘住家保姆，就离开去找新的公司。

但她来了以后，才发现并不能立即找到需要住家保姆的雇主，等待的期间没有收入。家政公司会给她一些保洁的订单，但从西双版纳来到广东的城市，她不懂得怎么搭地铁，也不会搭公交车，因此只能接走路能到的订单，其他都接不了。而这间家政公司的老板，也没有心思发展新雇主了，反而也问她要不要投一笔钱，成为合伙人。

幸好遇到J家里的护工，才让她有地方歇脚，以及偶尔有活干。但J也不能让她一直住在奶奶家里，那时动态清零还在持续，如果她感染了，自己的奶奶也感染了，所有人都需要被拉到方舱隔离。我问J，她没住在你家的时候住哪里，J说她也不知道。

4

一位家政工人，就叫她阿英好了，曾经每个月会上门帮我打扫一次。阿英很健谈，每次打扫都会跟我聊天，有时候聊家里的猫，有时候夸我已经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

阿英还会说一些见闻，比如有一个家庭主妇，不想让丈夫知道自己叫了家政工人，每次都要她在下午五点前结束打扫，以免让下班的丈夫遇见。还有一对情侣分手了，两个人都叫她打扫，会互相问她对方家里的情况。

她有一个儿子，20岁出头，跟她住在一起，每次来打扫，都会说这个儿子最近的变化。这个月儿子还在口罩工厂上班，下个月就跟她要了一万块钱学习电商，要她跟自己一起做跨境电商。有半年阿英做手术休息了，她再来的时候，说儿子想做短视频，还想写小说。

阿英说，她叫儿子去工厂上班，儿子跟她说，他不被资本家剥削，还说现在的时代不好，毛主席的时代好。儿子还跟她说，怪她没钱，没把他生成富二代。我跟阿英说，不要给儿子钱了，让他自己去打工。

阿英是我通过一个家政app认识的，第一次打扫完，她说平台会收她一些手续费。于是我们约定，我不通过平台，私下叫她来，把钱都给她。平台派的单通常排满了白天，她的“私单”则安排在晚上，我猜她没有一个晚上是休息的。

平台的价格是50元一个小时，阿英拿到手是45元，她非常客气，只想收我45元。我觉得这个价格不公平，会给她75元一个小时（实际上这个价格依然很便宜），于是每次付钱都变成我们相互客气。

但我依然有点难以面对这种雇佣关系的不平等，尤其当我知道越来越多她的故事，当她在辛苦打扫的时候，我很难只是坐在一旁不管。所以很长时间我不再叫她过来了，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代替。有朋友听完我的想法，十分鄙视，他说这种同情心不就让她减少了订单数量了。我理解其中的矫情，但还是选择了逃避。

我不断回想起在麦当劳采访那位“最美环卫工”的时刻，她期待我所代表的权力系统，可以看见她的困境并施以援手，但没有，权力系统只是再次压榨了她，让她在符号意义上再次清洁城市。她做着极为重要的工作，但被城市视如废弃物。

还有我住的小区里管理垃圾站的大姐，她寄居在字面意义上的“缝隙”中，不是一个真正的房间，而是介于垃圾桶和干净的居民楼之间的某个空间，这个缝隙也给她带来收入，她游走在垃圾和非垃圾的界限之间，通过重新分类来赚钱，从而养活女儿。

齐格蒙·包曼在《废弃社会》中写道：垃圾处理者是现代社会里的无名英雄。他们日复一日地更新和突出正常和病态、健康和疾病、想要的和不想要的、接受的和丢弃的、应该和不应该、人类宇宙空的内在和外在的界限。

大姐处在的缝隙就是包曼说的界限。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世界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被接受的，一个是被丢弃的。前一个世界越光鲜亮丽，后一个世界就越肮脏。就像居民楼能保持干净，全赖每天把垃圾丢到垃圾堆里。大姐被人注意到她穿越了缝隙，她进入了光鲜亮丽的世界，惊扰了一些人，所以被驱逐。

“最美环卫工”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因为她属于界限另一边的世界，那个世界负责承受正常社会的垃圾，欲望，卑劣的道德，和无法启齿的阴谋。

J家里住进无家可归的保姆那段时间，我在的城市，有一位保洁阿姨跳楼自杀了。她在大学校园里的物业公司工作，因为动态清零政策，学校长时间封闭校园，禁止工作人员回家。传闻她一直在学校里打地铺，在厕所洗澡、晾晒衣服，收入也锐减。也是那段时间，有朋友骑着电动单车，领我一处一处看这座城市的流浪汉都在哪里找到一个睡觉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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