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清潔工，廢棄社會

1

很多年前，我剛大學畢業，在本地一張報紙上班。那是一座沒有新聞傳統的城市，理所當然，我做的也是宣傳工作。有時候，宣傳部會給報社發一份名單，報社再讓我按圖索驥去採訪，寫人物小傳。這些人就會入選本地類似於「感動中國」一樣的名單。

大部分時候，這樣的工作不用太費心，因為上下都打點好了，社區的人會帶你上門，被提名的「感動中國」人物不會覺得自己是被採訪，而是會盡力配合「上面」的工作。總之大家心照不宣，運氣好的時候，社區的人離開後，採訪對象會開一瓶酒，跟我聊一下午政治八卦，傍晚回家，再寫一個完全無關的正能量故事。

夏天最熱的那幾天，我又接到宣傳任務，要為「最美環衛工」的提名做採訪。我不知道為什麼所有城市的政府都熱衷於表彰環衛工人，但其中一定有某種共通的道理，比如說，我在新聞系的同學或認識的剛剛成為記者的人，當他們第一次鼓起雄心壯志，決定要深入社會做一些調查，寫一些貨真價實的社會新聞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會立刻想起環衛工人。

一連幾天，一家服務於政府的外包清潔公司的經理會提前打電話給我，替我安排第二天的環衛工人採訪。他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給工人拍照的時候，能清晰拍到工人身上印有公司名字的馬甲。

我和其中一個工人約在她住的地方附近一家麥當勞，下午兩點多，一位60多歲的女性帶着一個小孩出現。她和丈夫帶着孫子，住在城中村一間小房子裏，還有患病的兒子。時間太久，我已經忘了是精神疾病，還是身體的殘疾，總之兒子無法工作，也需要夫婦二人照顧。她會在早上4點起床，搭公交車到幾公里外的街道清掃，工作到上午10點下班，再回到家，和自己的丈夫交班，丈夫也是環衛工人。

環衛工人的收入每個月只有不到2000元人民幣（現在大概提高了一點，但也是剛好卡在最低工資），她兒子要看病，孫子要上學，老夫婦二人獨力難支。聽老人用方言講完自己的經歷，我意識到這個採訪出現了一些錯位，她不知道我具體在做什麼，只知道我是「領導」派來的人，希望我可以幫到她，為她申請一些政府的資助。

而實情是，這個「最美環衛工人」評選，並沒有獎金，甚至還是一個差額評選，她只是進了候選人名單，最終能不能評選上還不知道。在還沒寫出來的文章裏，這些生活的病痛和困苦，只是為了襯托她的愛崗敬業，日復一日早起為美麗的城市做奉獻。我答應她會問領導能不能給她申請一些補貼，但並不能保證，她連連感謝。

為了拍照，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她打掃的街道。早上的太陽很曬，草草拍完照片後，她拉着我，在路邊的報刊亭硬塞了兩瓶紅牛給我，兩瓶紅牛10塊錢。後來「最美環衛工人」的名單裏沒有她，大概是她的故事只有苦難而沒有勵志，不像另一個被選上的大叔，他的兒子上了大學，找到了不錯的工作。申請補貼的事情也沒有迴音。那兩瓶紅牛一直被我放在冰箱裏，直到過期，後來搬家了，下落不明。

2

丟垃圾一度是件簡單的事情。我住過不同的房子，每層樓的樓梯間，都會有一個白色的大桶，把垃圾丟進去，過幾個小時，它就會消失，像魔法一樣，我甚至見到人丟過一整個廢棄的沙發，它也消失了。

大概是人工成本的原因，這個垃圾桶後來撤掉了，垃圾要拿到小區的固定位置丟棄。垃圾站由一個幹練的大姐管理，她會盯着你把垃圾袋放好，再迅速從桶裏拿出來，當着面把垃圾拆分歸類。我實在有點怕她，總覺得她無聲的一套動作是在責怪我，壓力之下，就逐漸先在家裏分好類，把易拉罐、塑料、紙皮分在一起，不可回收的垃圾分在一起。有時我會在電梯裏遇見她，一些鄰居會把家裏不要的紙皮給她，好讓她賣錢。

2019年前後，中國許多城市開始推行垃圾分類運動。每天晚上7點到10點之間，小區垃圾站會站着一個由政府派駐的、戴紅袖章的人在監督，要求你把廚餘單獨分出來，倒進一個指定的桶裏。因為懶惰，我有時會逃避這件事情，就錯開時間去倒垃圾。但還是常常會遇到大姐，她一如既往皺着眉頭，接過我的垃圾，要求我分好垃圾，不然她就得幫我分。被她責怪幾次之後，我買多了一個可以分類的垃圾桶，每天都努力把廚餘分好類，在規定時間去倒垃圾，以免給她添麻煩。

有一天我又提着沒分類的垃圾去丟，大姐迎面看向我，我心裏緊張。但她突然擠出笑容，拿出一張紙請我簽名。她說，小區的物業公司要趕她走，她跑去社區工作站（相當於居委會）求助，社區的工作人員跟她說，如果她能拿到90%的業主簽名，就可以留下來。我跟她聊了一會，才知道物業公司並沒有給她發工資，她的收入都來自回收垃圾，她有一個女兒在附近上學，一家人住在小區的雜物間裏。我給她簽了名。

過了兩天，聽說她已經拿到了幾百人的簽名，但我頻繁下樓丟垃圾，試圖打聽事情進展，卻已經看不見她的身影了。我問一個戴着紅袖章的人，那個大姐去哪了，他是小區的業主，同時做指導垃圾分類的志願者。紅袖章說，把她趕走了。我說，不是說拿到簽名就可以留下來嗎？紅袖章說，留什麼留，她把垃圾都收在雜物間裏，又在裏面做飯，搞得小區髒亂差，早就該趕她走。

大姐不在，垃圾站的負責人變成了四個年輕的男性。他們常常坐在垃圾站旁玩手機，也不關心我有沒有分類垃圾，我也就不再用心分類了。又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我去丟垃圾，站在旁邊戴着紅袖章的男人突然指責我沒有分類，「垃圾分類本來就是居民的義務」，他說，如果我不分，他就得幫我分。

但我很憤怒，你戴着紅袖章在這裏監督垃圾分類，是因為這是一場基於領袖個人喜好而發起的政治運動，出發點並不是環境保護。其次，你們毫無同情心地趕走了一個在收垃圾的縫隙中勉力維生的大姐和她的女兒，與此同時，你們對城市整潔的要求，對居民義務的談論都令人作嘔。我不配合你們，你如果需要每天戴着紅袖章去翻垃圾，是你活該。我沒有把這段話罵出來，只是沒理他，默默走了。

3

中國動態清零結束前的兩個月，也就是政策推行得最瘋狂、人人做核酸，城市動輒被拉停的兩個月，J告訴我一個讓她進退兩難的故事。J的奶奶有病臥床，需要人照顧，J僱了一個護工，跟奶奶同住，全天照顧她。J住在城市另一端，偶爾會過去看看。

J說，有一天她去看望奶奶，突然發現家裏除了護工，還多了一個女人，她很詫異。護工這才告訴她，這個女人是她的同行，但是還沒有找到能住家的工作，只偶爾能接到零散的保潔訂單，疫情中沒有地方住，她就偷偷讓她過來睡幾個晚上。

後來J的護工請了一個月假，就讓這個女人暫時替代她的工作。J也因此有機會了解她的經歷。她是雲南西雙版納的少數民族，因為在抖音看到有廣東的按摩店在招聘，就搭火車過來。但到了以後，她才發現這些招聘更像是某種傳銷。按摩店先讓她交一筆錢學習按摩，學會之後，又問她要不要再出一筆錢，成為合夥人，她不知不覺之間，就在網上貸了一筆款，交給了這家按摩店。之後那個人又要她去找新的朋友加入合夥，開新的店。她覺得這是無底洞，又在抖音看到有家政公司招聘住家保姆，就離開去找新的公司。

但她來了以後，才發現並不能立即找到需要住家保姆的僱主，等待的期間沒有收入。家政公司會給她一些保潔的訂單，但從西雙版納來到廣東的城市，她不懂得怎麼搭地鐵，也不會搭公交車，因此只能接走路能到的訂單，其他都接不了。而這間家政公司的老闆，也沒有心思發展新僱主了，反而也問她要不要投一筆錢，成為合夥人。

幸好遇到J家裏的護工，才讓她有地方歇腳，以及偶爾有活幹。但J也不能讓她一直住在奶奶家裏，那時動態清零還在持續，如果她感染了，自己的奶奶也感染了，所有人都需要被拉到方艙隔離。我問J，她沒住在你家的時候住哪裏，J說她也不知道。

4

一位家政工人，就叫她阿英好了，曾經每個月會上門幫我打掃一次。阿英很健談，每次打掃都會跟我聊天，有時候聊家裏的貓，有時候誇我已經把家裏打掃得很乾淨。

阿英還會說一些見聞，比如有一個家庭主婦，不想讓丈夫知道自己叫了家政工人，每次都要她在下午五點前結束打掃，以免讓下班的丈夫遇見。還有一對情侶分手了，兩個人都叫她打掃，會互相問她對方家裏的情況。

她有一個兒子，20歲出頭，跟她住在一起，每次來打掃，都會說這個兒子最近的變化。這個月兒子還在口罩工廠上班，下個月就跟她要了一萬塊錢學習電商，要她跟自己一起做跨境電商。有半年阿英做手術休息了，她再來的時候，說兒子想做短視頻，還想寫小說。

阿英說，她叫兒子去工廠上班，兒子跟她說，他不被資本家剝削，還說現在的時代不好，毛主席的時代好。兒子還跟她說，怪她沒錢，沒把他生成富二代。我跟阿英說，不要給兒子錢了，讓他自己去打工。

阿英是我通過一個家政app認識的，第一次打掃完，她說平台會收她一些手續費。於是我們約定，我不通過平台，私下叫她來，把錢都給她。平台派的單通常排滿了白天，她的「私單」則安排在晚上，我猜她沒有一個晚上是休息的。

平台的價格是50元一個小時，阿英拿到手是45元，她非常客氣，只想收我45元。我覺得這個價格不公平，會給她75元一個小時（實際上這個價格依然很便宜），於是每次付錢都變成我們相互客氣。

但我依然有點難以面對這種僱傭關係的不平等，尤其當我知道越來越多她的故事，當她在辛苦打掃的時候，我很難只是坐在一旁不管。所以很長時間我不再叫她過來了，買了一個掃地機器人代替。有朋友聽完我的想法，十分鄙視，他說這種同情心不就讓她減少了訂單數量了。我理解其中的矯情，但還是選擇了逃避。

我不斷回想起在麥當勞採訪那位「最美環衛工」的時刻，她期待我所代表的權力系統，可以看見她的困境並施以援手，但沒有，權力系統只是再次壓榨了她，讓她在符號意義上再次清潔城市。她做着極為重要的工作，但被城市視如廢棄物。

還有我住的小區裏管理垃圾站的大姐，她寄居在字面意義上的「縫隙」中，不是一個真正的房間，而是介於垃圾桶和乾淨的居民樓之間的某個空間，這個縫隙也給她帶來收入，她遊走在垃圾和非垃圾的界限之間，通過重新分類來賺錢，從而養活女兒。

齊格蒙·包曼在《廢棄社會》中寫道：垃圾處理者是現代社會里的無名英雄。他們日復一日地更新和突出正常和病態、健康和疾病、想要的和不想要的、接受的和丟棄的、應該和不應該、人類宇宙空的內在和外在的界限。

大姐處在的縫隙就是包曼說的界限。我越來越意識到，這個世界被分割成兩個部分，一個是被接受的，一個是被丟棄的。前一個世界越光鮮亮麗，後一個世界就越骯髒。就像居民樓能保持乾淨，全賴每天把垃圾丟到垃圾堆裏。大姐被人注意到她穿越了縫隙，她進入了光鮮亮麗的世界，驚擾了一些人，所以被驅逐。

「最美環衛工」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因為她屬於界限另一邊的世界，那個世界負責承受正常社會的垃圾，慾望，卑劣的道德，和無法啓齒的陰謀。

J家裏住進無家可歸的保姆那段時間，我在的城市，有一位保潔阿姨跳樓自殺了。她在大學校園裏的物業公司工作，因為動態清零政策，學校長時間封閉校園，禁止工作人員回家。傳聞她一直在學校裏打地鋪，在廁所洗澡、晾曬衣服，收入也銳減。也是那段時間，有朋友騎着電動單車，領我一處一處看這座城市的流浪漢都在哪裏找到一個睡覺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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