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大白：从暖心大白到“白色恐怖”，防疫权力将伸向何方？

【编者按】上海封城的悲剧仍在重演。8月，三座热门旅游城市——海南三亚、新疆乌鲁木齐、西藏拉萨——先后爆发疫情，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软封城”措施，曾仅见于一二线城市的核酸检测点，兀然出现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随后，疫情蔓延至四川成都、广东深圳、贵州贵阳等数十个沿海和腹地城市。

诞生于疫情初期的“大白”，从居民歌颂感谢的对象，成为居民反抗防疫措施的冲击对象。“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自戕式的愤怒与决绝，并无力撼动当局清零的决心。从健康码、行程码到核酸常态化，面对致病性越来越弱的Covid-19病毒，为巩固虚幻的抗疫胜利叙事，中国政府正以牺牲经济和民生的代价，将所有人拖入疲惫和荒诞。

刘力峰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奔赴战场了。

这是刘力峰第一次摸到实体的白色防护服，一股新鲜感涌上身。不过，没人教他穿配白色防护服的步骤，他盯着不远处的医护人员，一边上网搜索注意事项，按部就班变身“大白”。他先在场地内消毒，用酒精消毒凝胶清洁双手，戴上口罩和帽子，将身体装进白衣，最后再套上一层手套、鞋套和护目镜。在白色防护服内，一呼一吸都变得不同，面罩因水气凝结起雾，让人看不清手机屏幕。

2022年3月，上海卷起凶猛疫情，刘力峰作为一名选调生公务员，在年初刚被派到浦西（注：上海核心地段，广义指黄浦江以西，是政治、金融、文化等重要区域）驻村基层锻炼。穿上白色防护服后，他负责协助核酸采样，扫描采集信息，日日与居民见面。有时，附近的居民会认出面罩后头的刘力峰，和他打招呼。更多时候，是刘力峰认不出别人，“我像一个无情的扫码机器，也懒得去看他们的脸。”

“大白”，诞生于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彼时，特指身穿一身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也是白色防护服的代称。由于全白、隔绝式的防护服鲜明、直观，穿上大白便意味着站在抵抗病毒的前线，民间和官方都不约而同用“大白”描述防疫人员。

在疫情初期，一般只有医护人员会穿上大白。随着防疫政策层层加码，白色防护服内装着的身分也变得多元：政府公务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警察、从社会招募的志愿者、雇用的安保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大白”。

一开始，大白是抗疫的精神象征。人们对大白态度亲切，抱有寄望，积极配合大白的防疫工作。被严苛的防疫政策束缚逾两年后，大白与市民的冲突愈发频密地出现在公共视线中。有大白强行进入确诊者家中消杀，往私人物品、家私和冰箱喷洒刺鼻的消毒液；在街头，有宠物因主人被确诊，遭大白拍打致死；有人因在封控期间私自外出，被大白逮住削发，以示惩戒⋯⋯

疫情覆盖超过1000天，更多的人成为了大白，更多的权力也握在了大白手上。

变身大白

不是所有人穿上大白（白色防护服）都是为了防疫工作。陈澄听说，有人跟居委会套近乎，拿到一套白色防护服，偷偷溜出去办私事。“你穿上大白，跟关在那里的居民是不一样的。它就像一个通行证，这个感受是很普遍的。”陈澄说，“你怎么对待它（大白）、怎么去用它，这是很见仁见智的。”

刘力峰并不习惯那套包裹全身的白色防护服。

2022年1月，刘力峰硕士毕业半年，以选调生公务员身分调任到浦西的村委会。按照安排，刘力峰将在村委会进行一至两年的基层锻炼。他把这份工作比喻成“体制内延伸到基层的神经末梢”。初来乍到，他参与了工作培训、熟悉村里的情况，也参加党建活动、走访慰问和安全巡查等。三月前，防疫工作尚属轻松，例如疫苗接种，或当楼栋里出现密切接触者，他便协助卫生部门做排查和健康监测。

选调生

没想到，新型病毒攻破上海。刘力峰回忆，上海疫情刚刚爆发时，气温偏凉，穿上防护服不算闷热。但由于防护服全封闭，穿戴期间不能饮食和上厕所，仍充斥了不适感。每天经过四次消毒后，脱下防护服，刘力峰会突然被疲惫包裹，他的脸和手腕布满勒痕，手也起皱皮。

变身大白后，刘力峰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做核酸时采集信息。他意识到，穿上防护服时，自己的身分被暂时剥离，防护服代表了一种危机时期的需要，“穿上以后也会注意一点，觉得自己有职责在身。”只有脱下一身白衣，下班归家，才能回到生活中，与邻居打招呼和闲聊。

以刘力峰所在的村为样本，防疫人员主要由三类人群构成：第一，是镇上的卫生服务中心派来的医护人员，负责核酸采集；第二，由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实行“就地转化”，全员参与前线防疫；第三，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宣传招募居民志愿者，还有村委会的退休人员、工作人员家属等。大多数社区的防疫人员构成也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就地转化”在中国的基层防疫策略中是一种普遍的机制，往往反应迅速且具有强制力。在今年与上海几乎同时爆发疫情的吉林省，就采用“下层干部到基层报到”的政策，要求政府直属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到社区参与防疫工作。不过，反响未必符合动员预期。吉林一位街道办（注：乡镇一级行政区街道的管理机构）工作人员透露，疫情之初，来社区报到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并不多。直到后来，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采取通报处分的措施，才多了些人，“他们是迫不得已来社区参加。”

除了就地转化，不少人通过其他渠道参与了志愿者的工作。住在上海的李书婷，原计划在夏天硕士毕业后前往法国升学。在封城前夕，她以为只会短暂封控数天。李书婷无法忍耐无聊的居家生活，为了多抓住一点外出的自由，也为即将离别的城市作一点微小的回报，她通过街道办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成为了志愿者。

在大规模的疫情封控期间，临时志愿者的招募流程和标准各异。李书婷先在上海志愿者网实名注册，确认身份后，填写问卷等待筛选。问卷内容包括学历、工作背景和疫苗接种情况等。被选上的志愿者，由街道分配到不同社区工作。

社区也会自行招募志愿者。20多岁的陈澄是一名图书编辑，在上海生活，居家工作期间收到居委会的“邀请”。居委会联络社区内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轮班帮忙，协助检测核酸、搬运物资等。这是陈澄第一次经历大规模封控，她没多思虑，立马答应了，“最开始疫情在武汉，你在远方看着，会有一种干着急的感觉，感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当事情发生在身边，你就会想，是不是能帮上一点是一点？ ”

不是所有人穿上大白（白色防护服）都是为了防疫工作。陈澄听说，有人跟居委会套近乎，拿到一套白色防护服，偷偷溜出去办私事。“你穿上大白，跟关在那里的居民是不一样的。它就像一个通行证，这个感受是很普遍的。”陈澄说，“你怎么对待它（大白）、怎么去用它，这是很见仁见智的。”

在深圳参与防疫工作的政府职员柳桥告诉端传媒，在体制对外的宣传中，公职人员、社会招募的志愿者、保安等安保人员，这几类人都被称为“志愿者”，有时出于宣传需要，会单独把下沉干部拎出来称呼为“党员志愿者”。这些人大部分时候只需要普通著装，在进入有感染“风险”区域时才需要穿白色防护服，也因为被普通居民称为“大白”，两个名称各有语境，但志愿者与大白，基本上指向的是同一批人。

从“暖心大白”到“白色恐布”

张丽琼感到割裂，往日相处友善、温和的居委会工作人员，竟在封城期间面目全非，主动带着警察找上门。“他们不穿大白衣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正常的。”张丽琼心想，或许因为面容被遮挡，无法再平等交流，“他们的权力是这个系统赋予的。 一个东西被赋予太多神圣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意义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拿这个作文章。 ”

上海封城不久后，民间持续两年的抗疫疲劳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新增病例持续高涨，物资分配的疏漏，防疫人员与居民冲突不断，让旧日备受吹捧的“精准防疫模范生”神话破产。在望不到尽头的清零战场，市民和防疫人员的摩擦如雪球般越滚愈大。

四月初，上海居民张丽琼的社区突然出现两户阳性病例。担心疫情扩散，张丽琼室友在微信群组发信息，号召社区其他住户不要下楼聚集做核酸，亦要求医护人员到每户人家单独进行采样。不少居民纷纷支持这个做法。

没想到，穿着大白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冲到张丽琼家门外，哐哐用力砸门，破口大骂，大声喊出屋内住户的个人资讯。张丽琼向门外的大白表示自己正在录音，对方只好作罢，骂骂咧咧地道歉并作出退让，“你们做核酸是个人的意愿，不做的话后果自己承担。 你们这些小年轻不要在网上乱发那些东西，知不知道？”

时至五月初，张丽琼室友已多次没有下楼做核酸。这一次，找上门来的队伍更庞大了。“一共十个大白，警察、街道、居委、志愿者全都来了。 两个警察和居委会的人进了门，我一个女生根本挡不住。”张丽琼气愤又无奈。后来，警察通过联络房屋中介，让中介通知张丽琼的室友做核酸，居委会工作人员还吓唬他们，“以后说不定不做核酸就是犯法了。 ”

这并非单纯的吓唬，2022年8月20日，海南省陵水县行政拘留了两名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居民，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9月1日，江苏省南通市立案调查一个连续五次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居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发文批评这类处罚，她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的情况是“紧急状态”下，而地方政府无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张丽琼感到割裂，往日相处友善、温和的居委会工作人员，竟在封城期间面目全非，主动带着警察找上门。“他们不穿大白衣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正常的。”张丽琼心想，或许因为面容被遮挡，无法再平等交流，“他们的权力是这个系统赋予的。 一个东西被赋予太多神圣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意义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拿这个作文章。 ”

民间对大白的观感逐渐降温，不再如疫情初期那般。今年三月，网络流传为身穿白色防护服人员跳舞、以表感谢的片段。有的片段出现在学校，学生在操场为大白跳舞；也有身穿红衣舞裙的女士，在公共场合为排列整齐、站得笔挺的大白起舞。这些画面让不少人感到反感，人们批评这是让大白罚站、变相摆拍，大搞形式主义，其出发点仍是不要给大白添乱。

五月，浙江一所医院的核酸采样点，布置成土地庙的场景，屋内摆放了一个大白端坐其中，并附上对联“同心抗力扛疫情 大智大勇保平安”，横批为“康祥采样”。网友感到不安，认为这是在神化大白。“大消杀运动”也在多地兴起。穿上白色防护服的人员以防疫为名，强行进入居民家中消毒，有的甚至采取了撬门、翻窗入室等蛮横手段。然而，在官方口中，“入户消杀”却是“防控重要一环。”

5月11日，网络流传一则短片，一位居民称自己是阴性、拒绝被转运集中隔离，一位身穿白色防护服、胸前贴有“警察”标志的人士喝斥道：“如果你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对你进行处罚。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这位居民脱口而出：“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这则一分多钟的片段在网络激起千层浪，引起青年世代的共鸣。

当行政化盖过专业化

在庄琦看来，清零政策下基层防疫人员已经疲于奔命，“现在是纯疲惫，没有技术性的。”一个社会若要与病毒共存、且要压低死亡率，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制定专业化服务，才能实现精细化治理。

一些看似机械、重复的防疫工作，运转起来远不如想像中有序顺畅。

刘力峰解释，在疫情期间，封控资讯需要接收到上层卫生机构的消息才能公布，具体的管理措施也得等待上层机构慢慢制定，再能逐步向下传达。这意味着，前线的下层工作人员只能被动等待。同时，为了避免“网上一些断章取义的误解和舆论”，在发布消息时，要谨慎地用官方口径解释。刘力峰说，居民时常得不到实时信息，便会认为村委会在隐瞒资讯，不少矛盾由此激化。

基层的防疫人员有如一块夹心饼干。

在刚刚落实封控的时候，医疗资源的分配成为火滚的矛盾点。许多慢性病患者或重大疾病患者希望外出就医，但被封控政策锁在家中，治疗被延误。刘力峰的村里也不乏这种情况，村委会在没有接获通知的情况下，便不能让患者出行，若引发冲突，就叫警察来调和。

除了就地转化的公职人员、志愿者等，警察也是大白群体的一员。警察的威慑力成为大白推动工作的润滑剂。刘力峰说，村委会工作的微信群组里，若出现言辞激烈、“看起来就要闹起来了”的场面，警察便会进入群组，“民警作为第三方解释，村民可能会更好理解。”

在吉林一个社区居委会工作逾十年的赵悦，对防疫工作中出现的资讯真空颇为无力。今年三月底吉林封控后，赵悦在办公室住了两个月。每天从凌晨五点，开始组织核酸检测，忙到昏天黑地，凌晨两三点才能收工。

对赵悦而言，不确定性是工作中的最大阻力。街道的物资总会杀个措手不及，就算到了下班时间，她也得帮忙卸货、搬运物资。如何转运阳性确诊人士和密集接触者，没有固定安排，经常需要等到深夜才进行。“每天来转运的人不一样，走的路线也不一样，具体什么时间能到我们这里，如果能提前半小时通知，已经很不错了。 ”赵悦说，有时得等到凌晨两三点，转运的车才开到，四点半又得起身准备天亮后的核酸采样。

赵悦的社区也不乏有在封控期间需要紧急外出的情况。有天深夜两点，一位居民敲响办公室的们，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需要出门去宾馆，“这也是一个特殊情况，我们写一个说明，他才能出门。出门有通行的卡口，需要说明才能放行。”若有人需要前往医院做透析，也需要由社区联系，安排专门接送去医院的车；有人需要买药，因为街上有卡口，也得通过社区帮忙。

政治学博士庄琦今年3月至5月在南方某省份担任防疫志愿者，足迹遍布多个社区和街道。庄琦认为，整体而言，防疫志愿者的人手是不缺的。但工作效率却被累赘的行政手段拖累。

他观察并对比两个邻近的国企单位小区。小区A经历了士绅化和中产化，引进物业管理，物资配送基本没问题。在小区B，出现了志愿者被多头管理，协调能力很差的情况。小区B的防疫工作由国企的志愿者“下沉”担起，更熟悉社区运作的街道和居委会无法指挥、调动这些来自国企的志愿者，“因为它不是一个建制（系统）的，”庄琦解释，“居委算什么？街道算什么？你是国企派下来的人，需要处分也是国企来处分。最后物资就送不上去了。”

在防疫工作中，相比于盲目投入人海战术，专业程度更为重要。庄琦以社会工作为例，广州在封控后，能很快掌握当地有多少失能的孤寡老人、精神疾病患者等，“广州的社工有很多经验是学香港的，”庄琦说，“因为社工一直跟进个案，手上有一套名单。”不过，庄琦也困惑，上海同样是社工经验比较发达的城市，但在上海封城水深火热的期间，却没有发挥出这一优势，许多老人在物资、心理甚至医疗上都得不到及时的支援。

“广东的社工一开始是复制香港模式。早期社工还不完全依靠政府资助时，还有NGO性质的运作。”庄琦说，现在社工被收编到高度行政化的体系，“社工变成行政工作人员。”原因是，现在社会工作由政府购买服务，“尴尬之处在于，街道购买服务，社工能不能做自己专业的事？比如出去做个案、小组、家访、定点人群服务，完全取决于街道如何看待社工，有的高度行政化，当你是办事人员。”有社工向庄琦表示，过去两年几乎没做过小组和个案，基本都在防疫。

在庄琦看来，清零政策下基层防疫人员已经疲于奔命，“现在是纯疲惫，没有技术性的。”一个社会若要与病毒共存、且要压低死亡率，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制定专业化服务，才能实现精细化治理。“比如居家隔离，药品得怎么供应，有长期病患的人怎么和确诊人士做区隔，医院怎么安排⋯⋯”庄琦指出，这些细节都需要有很好的设计，需要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运动式的志愿服务

在清零政策的规制下，地方的自主性限制在资源和人力的使用，有些（防疫）手段甚至只是一种表演，“我有什么手段可以用就用，比如在大街上消杀，这种表演性的举动就很多。”一旦防疫运动常态化，“原本的短跑就变成马拉松，你得不断跑下去。”

志愿者的日常工作琐碎，每天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若当天社区需要做核酸，志愿者会负责登记居民信息；社区需要做抗原检测了，志愿者便挨家挨户上门分发试剂盒；有物资或快递抵达社区，志愿者得帮忙搬运送抵居民门外。

“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等，”这是李书婷最大的感受。有一天，她穿配好白色防护服后，便从上午9点挨到下午1点，没事做，只好脱掉防护服吃午餐。一套防护服可以穿6小时，“感觉整个上午都白穿了，”李书婷说。

疫情程度和与居民接触的密切程度，决定了志愿者会穿哪种防护服。涉及核酸采样的志愿者，需要穿上大白，负责维持秩序或搬运物资的人，则会穿上薄薄的、防护服较弱的蓝色防护衣。在社交平台，穿着蓝色防护衣的人被叫为“小蓝”，有志愿者甚至戏称小蓝为“防弹衣”。若一个社区的阳性确诊个案太多，全部人都需要穿上大白。

在中国大陆，志愿者属共青团下属管理。在疫情之前，例如创建文明城市这种国家级的活动，便会动员志愿者参与。庄琦回忆，他在2010年左右做志愿服务时，还是用一个手写的小本子认证、盖章。逐渐的，志愿者服务也纳入数字化管理，你的志愿记录存放在那个小小的二维码内。每天开始志愿服务时，先扫二维码，结束时再签退。

“志愿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官方想通过这套东西替代公民社会，要把这种志愿服务完全建制化。官方要主张一套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价值，大家都过来服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庄琦说，“现在有了这套数字系统，能够很好地推广，结合青年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来做这套东西。”

升级数字化管理的志愿服务，逐渐与校园奖学金、入团入党捆绑，成为中国年轻人绩优系统的一环。原本应该秉持自主的志愿活动，变成社会治理的一枚螺丝钉后，越来越“卷”。“有些大学，党员必须一学期达到24小时志愿服务时长。学生要显示出自己更积极、更热烈、更投身于社会服务，肯定得尽量多做。”今年庄琦做防疫志愿者时，观察到有的大学生会大老远跨区，到他所在的社区做志愿者，那些学生说“只能报名到这里了”。

“志愿精神本身是自主的精神，实际上却与数字化系统、个人的激励和国家动员，三者勾结在一起。”庄琦指出，“（防疫志愿者）不缺人，根本是抢着做。”

不过，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岗位不是总能得到热烈回应，尤其在资源更为紧缺的城市。上文提及的吉林省街道工作人员说，在封城期间，自己所在的社区只有三名固定的居民志愿者，但需管理2000多户没有物业负责的居民。因此，社区的志愿者团队大多由就地转化的基层干部组成。当防疫工作成为强制要求后，约有80位基层干部来到这个社区，“我们有十几个网格员，再把这七八十人全部编排起来，勉强够用。”

网格员

这位街道工作人员留意到一位邻居，疫情爆发后每日早出晚归。他以为邻居工作忙碌，对方说自己正在另一个区做志愿者，负责在路上站岗，一晚收入能有200元，“咱们这区一分钱没有，我不可能在这做志愿者。 ”

许多人本是出于公益心，或抱持疫情尽早完结的心态，热心加入志愿者队伍。但在看不到尽头的疫情中，他们的好心被一点点消磨。庄琦遇到一些民营企业家，因为疫情没生意做，闲着来当志愿者，“他们实际上真的想帮忙，想把事情做好，会提很多意见，例如做核酸的桌子应该怎么摆放，”但这些热情的提议未必会被接纳。

在防疫志愿者的工作中，不时还得接住被量身订制的分外之事。得知李书婷是新闻学专业出身后，街道询问她是否愿意做宣传工作。李书婷感到荒谬极了，不想成为唱赞歌的喇叭，“志愿者是在封城时帮忙的。（宣传）这事又不急，为什么要做？”

李书婷尝试拒绝，但最后还是被要求拍照记录。有一次，一处教师公寓的居民排队做核酸，李书婷站在不远处拍照。一位女士走过来生气地说，“小姑娘年纪轻轻，不要为他们做歌功颂德的事。他们有什么理由让健康人一遍又一遍地出来做核酸？”李书婷尝试问对方的想法，被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把拦下。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打圆场，“你别理，她就是脾气怪。”

从事图书行业的陈澄也有类似的苦恼。在临近志愿工作结束前，陈澄被社区里的其他志愿者阿姨拉到一旁，大家商量着要给居委会主任写表扬信。在其他人眼中，陈澄是大学生，有文化，自然得担起重任。陈澄以忙碌为由，拒绝了这个提议。

“我觉得特别恐怖的是，那时所有事情还没有真正的结束，就已经开始想唱赞歌。”陈澄感到不解，“明明是你自己的正常生活被扰乱，然后被强行拉入一种新的秩序，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你还要反过来谢谢他们。”

在庄琦看来，志愿服务属于运动式治理的一部分，官僚系统通过群众动员调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性，“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在清零政策的规制下，地方的自主性限制在资源和人力的使用，有些（防疫）手段甚至只是一种表演，“我有什么手段可以用就用，比如在大街上消杀，这种表演性的举动就很多。”一旦防疫运动常态化，“原本的短跑就变成马拉松，你得不断跑下去。”

“大白本身是系统内部或下沉的人，招募来的志愿者大白未必会成体系化，但对人心是有塑造的功能。”庄琦说，“如果这三年都做这种事情，最后会不会影响到你和社区中其他人的日常交往？”

运动式远去，常态化来临

深圳自2022年3月封城七天后，半年间一直维持高频率的常态化全民核酸，即24小时至72小时一次。在深圳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柳桥，刚刚经历了9月3日至4日的“软性封城”。他总结，相比于半年前靠公职人员和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人海战术的方式，现在深圳已经有了新的常态化模式。

志愿者的生活没有展开多久，李书婷居住的楼里出现密切接触者。她被封锁，无法再外出。李书婷记得，四月某天夜晚，整栋楼的居民都下楼做核酸检测，那时仅有一户人家确诊。那天做完核酸，至少多了五户人家呈阳性。李书婷也感染了病毒，她认为群体性聚集的核酸检测是罪魁祸首，为了消灭病毒，却扩大了传染面。

与许多人一样，李书婷在确诊后没有马上被转运。她年轻，身体底子不错，在家隔离期间很快恢复健康。检测结果转为阴性后，防疫人员终于上门来，把她运到方舱医院。隔离期间，李书婷发现方舱内的志愿者也有人被感染。她的手机上还留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发来的文字通知，“你有权知晓，对于不转运的阳性个人，外区已实行永远红码，永不摘帽，下一步全市可能执行此项规定。 ”

李书婷在上海生活了六年。封控后，她决定在夏天提早离开，飞往即将升学的国家。她感到彻底的失望，“反正不会再回去了。”航班中转落地，身边的人们纷纷欢呼。李书婷觉得自己搭上了一架时光机，一觉醒来，“回到了没有口罩的正常世界。”

经历上海封城后，刘力峰度过了两个月堪比996的高强度抗疫工作，他说那是“实实在在有益”的事，“我扫的每一个码是能够服务到大家的。”网络上对防疫政策、蛮横执行的批评声音，没有打击到刘力峰的乐观，“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说法‘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可能当我们身处疫情中，有时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做，觉得麻烦，群众会骂几句。不过宁愿听到群众不理解的骂声，也不要听到失去生命的哭声，因为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他说自己仍相信国家，“希望国家能根据疫情形势，研判出更好的防疫办法。经济尽快复苏，大家生活更加舒心稳定。”

封控和封城的日子可以结束，但防疫和被防疫的人仍在不停运转。

深圳自2022年3月封城七天后，半年间一直维持高频率的常态化全民核酸，即24小时至72小时一次。在深圳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柳桥，刚刚经历了9月3日至4日的“软性封城”。他总结，相比于半年前靠公职人员和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人海战术的方式，现在深圳已经有了新的常态化模式。

“现在主要由处级干部带队，科级干部带小队，再配一名最低级别的公务员负责写材料。实际参与工作的是物业公司或保安公司招聘的大哥大姐。”柳桥说，真正由居民参加的志愿者已经很少。

现在当社区有很多人感染时，政府会先对接一家保安公司，招募、安排现有的保安，“搬运物资，搭建水马，看管楼栋及出入口，巡逻。”柳桥解释，等医务人员到场，配合他们上门检测、消杀的则是政府自己的工作人员。

柳桥估计，半年前深圳封城时，志愿者里保安和政府职员的比例是 5:5，如今达到 3:7 甚至 2:8。“现在已经是产业了。”他说。

核酸检测已成为新常态，不少志愿者却得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赵悦失去志愿者的帮助后，工作量猛地翻了三倍。但她也理解，总要依赖志愿者也不是办法，“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天天这样，谁也受不了。”

踏入九月，全国逾30个城市需要封控，估计约6500万人受影响，寸步难行。在静默中，无论是包裹着大白的人，还是挤在细长核酸队伍的人，人们的情绪值有如一锅逼近煮沸的热水。

9月4日，颇受年轻人青睐的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用户发布了一张身穿白色防护服人士的相片，配文写到“帅气的大白”，贴文附上hashtag“共同抗疫”。留言说：“不穿这身或许更帅些”。

应受访者要求，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