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大白：從暖心大白到「白色恐怖」，防疫權力將伸向何方？

【編者按】上海封城的悲劇仍在重演。8月，三座熱門旅遊城市——海南三亞、新疆烏魯木齊、西藏拉薩——先後爆發疫情，並採取了不同程度的「軟封城」措施，曾僅見於一二線城市的核酸檢測點，兀然出現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隨後，疫情蔓延至四川成都、廣東深圳、貴州貴陽等數十個沿海和腹地城市。

誕生於疫情初期的「大白」，從居民歌頌感謝的對象，成爲居民反抗防疫措施的衝擊對象。「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自戕式的憤怒與決絕，並無力撼動當局清零的決心。從健康碼、行程碼到核酸常態化，面對致病性越來越弱的Covid-19病毒，爲鞏固虛幻的抗疫勝利敘事，中國政府正以犧牲經濟和民生的代價，將所有人拖入疲憊和荒誕。

劉力峰覺得自己馬上就要奔赴戰場了。

這是劉力峰第一次摸到實體的白色防護服，一股新鮮感湧上身。不過，沒人教他穿配白色防護服的步驟，他盯着不遠處的醫護人員，一邊上網搜索注意事項，按部就班變身「大白」。他先在場地內消毒，用酒精消毒凝膠清潔雙手，戴上口罩和帽子，將身體裝進白衣，最後再套上一層手套、鞋套和護目鏡。在白色防護服內，一呼一吸都變得不同，面罩因水氣凝結起霧，讓人看不清手機屏幕。

2022年3月，上海捲起兇猛疫情，劉力峰作為一名選調生公務員，在年初剛被派到浦西（註：上海核心地段，廣義指黃浦江以西，是政治、金融、文化等重要區域）駐村基層鍛鍊。穿上白色防護服後，他負責協助核酸採樣，掃描採集信息，日日與居民見面。有時，附近的居民會認出面罩後頭的劉力峰，和他打招呼。更多時候，是劉力峰認不出別人，「我像一個無情的掃碼機器，也懶得去看他們的臉。」

「大白」，誕生於2020年初爆發的疫情，彼時，特指身穿一身白色防護服的防疫工作人員，也是白色防護服的代稱。由於全白、隔絕式的防護服鮮明、直觀，穿上大白便意味着站在抵抗病毒的前線，民間和官方都不約而同用「大白」描述防疫人員。

在疫情初期，一般只有醫護人員會穿上大白。隨着防疫政策層層加碼，白色防護服內裝着的身分也變得多元：政府公務員、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警察、從社會招募的志願者、僱用的安保人員，都有可能成為「大白」。

一開始，大白是抗疫的精神象徵。人們對大白態度親切，抱有寄望，積極配合大白的防疫工作。被嚴苛的防疫政策束縛逾兩年後，大白與市民的衝突愈發頻密地出現在公共視線中。有大白強行進入確診者家中消殺，往私人物品、傢俬和冰箱噴灑刺鼻的消毒液；在街頭，有寵物因主人被確診，遭大白拍打致死；有人因在封控期間私自外出，被大白逮住削髮，以示懲戒⋯⋯

疫情覆蓋超過1000天，更多的人成為了大白，更多的權力也握在了大白手上。

變身大白

不是所有人穿上大白（白色防護服）都是為了防疫工作。陳澄聽說，有人跟居委會套近乎，拿到一套白色防護服，偷偷溜出去辦私事。「你穿上大白，跟關在那裏的居民是不一樣的。它就像一個通行證，這個感受是很普遍的。」陳澄說，「你怎麼對待它（大白）、怎麼去用它，這是很見仁見智的。」

劉力峰並不習慣那套包裹全身的白色防護服。

2022年1月，劉力峰碩士畢業半年，以選調生公務員身分調任到浦西的村委會。按照安排，劉力峰將在村委會進行一至兩年的基層鍛鍊。他把這份工作比喻成「體制內延伸到基層的神經末梢」。初來乍到，他參與了工作培訓、熟悉村裏的情況，也參加黨建活動、走訪慰問和安全巡查等。三月前，防疫工作尚屬輕鬆，例如疫苗接種，或當樓棟裏出現密切接觸者，他便協助衛生部門做排查和健康監測。

選調生

沒想到，新型病毒攻破上海。劉力峰回憶，上海疫情剛剛爆發時，氣溫偏涼，穿上防護服不算悶熱。但由於防護服全封閉，穿戴期間不能飲食和上廁所，仍充斥了不適感。每天經過四次消毒後，脫下防護服，劉力峰會突然被疲憊包裹，他的臉和手腕佈滿勒痕，手也起皺皮。

變身大白後，劉力峰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做核酸時採集信息。他意識到，穿上防護服時，自己的身分被暫時剝離，防護服代表了一種危機時期的需要，「穿上以後也會注意一點，覺得自己有職責在身。」只有脫下一身白衣，下班歸家，才能回到生活中，與鄰居打招呼和閒聊。

以劉力峰所在的村為樣本，防疫人員主要由三類人群構成：第一，是鎮上的衛生服務中心派來的醫護人員，負責核酸採集；第二，由村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黨員志願者，實行「就地轉化」，全員參與前線防疫；第三，通過微信公眾號等渠道，宣傳招募居民志願者，還有村委會的退休人員、工作人員家屬等。大多數社區的防疫人員構成也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就地轉化」在中國的基層防疫策略中是一種普遍的機制，往往反應迅速且具有強制力。在今年與上海幾乎同時爆發疫情的吉林省，就採用「下層幹部到基層報到」的政策，要求政府直屬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等工作人員，到社區參與防疫工作。不過，反響未必符合動員預期。吉林一位街道辦（注：鄉鎮一级行政區街道的管理機構）工作人員透露，疫情之初，來社區報到參與防疫工作的人並不多。直到後來，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採取通報處分的措施，才多了些人，「他們是迫不得已來社區參加。」

除了就地轉化，不少人通過其他渠道參與了志願者的工作。住在上海的李書婷，原計劃在夏天碩士畢業後前往法國升學。在封城前夕，她以為只會短暫封控數天。李書婷無法忍耐無聊的居家生活，為了多抓住一點外出的自由，也為即將離別的城市作一點微小的回報，她通過街道辦的微信公眾號報名成為了志願者。

在大規模的疫情封控期間，臨時志願者的招募流程和標準各異。李書婷先在上海志願者網實名註冊，確認身份後，填寫問卷等待篩選。問卷內容包括學歷、工作背景和疫苗接種情況等。被選上的志願者，由街道分配到不同社區工作。

社區也會自行招募志願者。20多歲的陳澄是一名圖書編輯，在上海生活，居家工作期間收到居委會的「邀請」。居委會聯絡社區內的年輕人，希望他們輪班幫忙，協助檢測核酸、搬運物資等。這是陳澄第一次經歷大規模封控，她沒多思慮，立馬答應了，「最開始疫情在武漢，你在遠方看着，會有一種幹着急的感覺，感覺自己什麼也做不了。但當事情發生在身邊，你就會想，是不是能幫上一點是一點？ 」

不是所有人穿上大白（白色防護服）都是為了防疫工作。陳澄聽說，有人跟居委會套近乎，拿到一套白色防護服，偷偷溜出去辦私事。「你穿上大白，跟關在那裏的居民是不一樣的。它就像一個通行證，這個感受是很普遍的。」陳澄說，「你怎麼對待它（大白）、怎麼去用它，這是很見仁見智的。」

在深圳參與防疫工作的政府職員柳橋告訴端傳媒，在體制對外的宣傳中，公職人員、社會招募的志願者、保安等安保人員，這幾類人都被稱為「志願者」，有時出於宣傳需要，會單獨把下沉幹部拎出來稱呼為「黨員志願者」。這些人大部分時候只需要普通著裝，在進入有感染「風險」區域時才需要穿白色防護服，也因為被普通居民稱為「大白」，兩個名稱各有語境，但志願者與大白，基本上指向的是同一批人。

從「暖心大白」到「白色恐佈」

張麗瓊感到割裂，往日相處友善、溫和的居委會工作人員，竟在封城期間面目全非，主動帶着警察找上門。「他們不穿大白衣服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都是正常的。」張麗瓊心想，或許因為面容被遮擋，無法再平等交流，「他們的權力是這個系統賦予的。 一個東西被賦予太多神聖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意義之後，就會有很多人拿這個作文章。 」

上海封城不久後，民間持續兩年的抗疫疲勞被撕開了一個口子。新增病例持續高漲，物資分配的疏漏，防疫人員與居民衝突不斷，讓舊日備受吹捧的「精準防疫模範生」神話破產。在望不到盡頭的清零戰場，市民和防疫人員的摩擦如雪球般越滾愈大。

四月初，上海居民張麗瓊的社區突然出現兩戶陽性病例。擔心疫情擴散，張麗瓊室友在微信群組發信息，號召社區其他住戶不要下樓聚集做核酸，亦要求醫護人員到每戶人家單獨進行採樣。不少居民紛紛支持這個做法。

沒想到，穿着大白的居委會工作人員衝到張麗瓊家門外，哐哐用力砸門，破口大罵，大聲喊出屋內住戶的個人資訊。張麗瓊向門外的大白表示自己正在錄音，對方只好作罷，罵罵咧咧地道歉並作出退讓，「你們做核酸是個人的意願，不做的話後果自己承擔。 你們這些小年輕不要在網上亂發那些東西，知不知道？」

時至五月初，張麗瓊室友已多次沒有下樓做核酸。這一次，找上門來的隊伍更龐大了。「一共十個大白，警察、街道、居委、志願者全都來了。 兩個警察和居委會的人進了門，我一個女生根本擋不住。」張麗瓊氣憤又無奈。後來，警察通過聯絡房屋中介，讓中介通知張麗瓊的室友做核酸，居委會工作人員還嚇唬他們，「以後說不定不做核酸就是犯法了。 」

這並非單純的嚇唬，2022年8月20日，海南省陵水縣行政拘留了兩名未參加核酸檢測的居民，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9月1日，江蘇省南通市立案調查一個連續五次未參加核酸檢測的居民。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發文批評這類處罰，她指出《治安管理處罰法》適用的情況是「緊急狀態」下，而地方政府無權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張麗瓊感到割裂，往日相處友善、溫和的居委會工作人員，竟在封城期間面目全非，主動帶着警察找上門。「他們不穿大白衣服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都是正常的。」張麗瓊心想，或許因為面容被遮擋，無法再平等交流，「他們的權力是這個系統賦予的。 一個東西被賦予太多神聖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意義之後，就會有很多人拿這個作文章。 」

民間對大白的觀感逐漸降溫，不再如疫情初期那般。今年三月，網絡流傳為身穿白色防護服人員跳舞、以表感謝的片段。有的片段出現在學校，學生在操場為大白跳舞；也有身穿紅衣舞裙的女士，在公共場合為排列整齊、站得筆挺的大白起舞。這些畫面讓不少人感到反感，人們批評這是讓大白罰站、變相擺拍，大搞形式主義，其出發點仍是不要給大白添亂。

五月，浙江一所醫院的核酸採樣點，佈置成土地廟的場景，屋內擺放了一個大白端坐其中，並附上對聯「同心抗力扛疫情 大智大勇保平安」，橫批為「康祥採樣」。網友感到不安，認為這是在神化大白。「大消殺運動」也在多地興起。穿上白色防護服的人員以防疫為名，強行進入居民家中消毒，有的甚至採取了撬門、翻窗入室等蠻橫手段。然而，在官方口中，「入戶消殺」卻是「防控重要一環。」

5月11日，網絡流傳一則短片，一位居民稱自己是陰性、拒絕被轉運集中隔離，一位身穿白色防護服、胸前貼有「警察」標誌的人士喝斥道：「如果你不執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對你進行處罰。進行處罰以後，要影響你的三代！」這位居民脫口而出：「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這則一分多鐘的片段在網絡激起千層浪，引起青年世代的共鳴。

當行政化蓋過專業化

在莊琦看來，清零政策下基層防疫人員已經疲於奔命，「現在是純疲憊，沒有技術性的。」一個社會若要與病毒共存、且要壓低死亡率，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制定專業化服務，才能實現精細化治理。

一些看似機械、重複的防疫工作，運轉起來遠不如想像中有序順暢。

劉力峰解釋，在疫情期間，封控資訊需要接收到上層衛生機構的消息才能公佈，具體的管理措施也得等待上層機構慢慢制定，再能逐步向下傳達。這意味着，前線的下層工作人員只能被動等待。同時，為了避免「網上一些斷章取義的誤解和輿論」，在發布消息時，要謹慎地用官方口徑解釋。劉力峰說，居民時常得不到實時信息，便會認為村委會在隱瞞資訊，不少矛盾由此激化。

基層的防疫人員有如一塊夾心餅乾。

在剛剛落實封控的時候，醫療資源的分配成為火滾的矛盾點。許多慢性病患者或重大疾病患者希望外出就醫，但被封控政策鎖在家中，治療被延誤。劉力峰的村裏也不乏這種情況，村委會在沒有接獲通知的情況下，便不能讓患者出行，若引發衝突，就叫警察來調和。

除了就地轉化的公職人員、志願者等，警察也是大白群體的一員。警察的威懾力成為大白推動工作的潤滑劑。劉力峰說，村委會工作的微信群組裏，若出現言辭激烈、「看起來就要鬧起來了」的場面，警察便會進入群組，「民警作為第三方解釋，村民可能會更好理解。」

在吉林一個社區居委會工作逾十年的趙悅，對防疫工作中出現的資訊真空頗為無力。今年三月底吉林封控後，趙悅在辦公室住了兩個月。每天從凌晨五點，開始組織核酸檢測，忙到昏天黑地，凌晨兩三點才能收工。

對趙悅而言，不確定性是工作中的最大阻力。街道的物資總會殺個措手不及，就算到了下班時間，她也得幫忙卸貨、搬運物資。如何轉運陽性確診人士和密集接觸者，沒有固定安排，經常需要等到深夜才進行。「每天來轉運的人不一樣，走的路線也不一樣，具體什麼時間能到我們這裡，如果能提前半小時通知，已經很不錯了。 」趙悅說，有時得等到凌晨兩三點，轉運的車才開到，四點半又得起身準備天亮後的核酸採樣。

趙悅的社區也不乏有在封控期間需要緊急外出的情況。有天深夜兩點，一位居民敲響辦公室的們，說他的父親突然去世，他需要出門去賓館，「這也是一個特殊情況，我們寫一個說明，他才能出門。出門有通行的卡口，需要說明才能放行。」若有人需要前往醫院做透析，也需要由社區聯繫，安排專門接送去醫院的車；有人需要買藥，因為街上有卡口，也得通過社區幫忙。

政治學博士莊琦今年3月至5月在南方某省份擔任防疫志願者，足跡遍佈多個社區和街道。莊琦認為，整體而言，防疫志願者的人手是不缺的。但工作效率卻被累贅的行政手段拖累。

他觀察並對比兩個鄰近的國企單位小區。小區A經歷了士紳化和中產化，引進物業管理，物資配送基本沒問題。在小區B，出現了志願者被多頭管理，協調能力很差的情況。小區B的防疫工作由國企的志願者「下沉」擔起，更熟悉社區運作的街道和居委會無法指揮、調動這些來自國企的志願者，「因為它不是一個建制（系統）的，」莊琦解釋，「居委算什麼？街道算什麼？你是國企派下來的人，需要處分也是國企來處分。最後物資就送不上去了。」

在防疫工作中，相比於盲目投入人海戰術，專業程度更為重要。莊琦以社會工作為例，廣州在封控後，能很快掌握當地有多少失能的孤寡老人、精神疾病患者等，「廣州的社工有很多經驗是學香港的，」莊琦說，「因為社工一直跟進個案，手上有一套名單。」不過，莊琦也困惑，上海同樣是社工經驗比較發達的城市，但在上海封城水深火熱的期間，卻沒有發揮出這一優勢，許多老人在物資、心理甚至醫療上都得不到及時的支援。

「廣東的社工一開始是複製香港模式。早期社工還不完全依靠政府資助時，還有NGO性質的運作。」莊琦說，現在社工被收編到高度行政化的體系，「社工變成行政工作人員。」原因是，現在社會工作由政府購買服務，「尷尬之處在於，街道購買服務，社工能不能做自己專業的事？比如出去做個案、小組、家訪、定點人群服務，完全取決於街道如何看待社工，有的高度行政化，當你是辦事人員。」有社工向莊琦表示，過去兩年幾乎沒做過小組和個案，基本都在防疫。

在莊琦看來，清零政策下基層防疫人員已經疲於奔命，「現在是純疲憊，沒有技術性的。」一個社會若要與病毒共存、且要壓低死亡率，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制定專業化服務，才能實現精細化治理。「比如居家隔離，藥品得怎麼供應，有長期病患的人怎麼和確診人士做區隔，醫院怎麼安排⋯⋯」莊琦指出，這些細節都需要有很好的設計，需要有一套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運動式的志願服務

在清零政策的規制下，地方的自主性限制在資源和人力的使用，有些（防疫）手段甚至只是一種表演，「我有什麼手段可以用就用，比如在大街上消殺，這種表演性的舉動就很多。」一旦防疫運動常態化，「原本的短跑就變成馬拉松，你得不斷跑下去。」

志願者的日常工作瑣碎，每天的工作內容不盡相同。若當天社區需要做核酸，志願者會負責登記居民信息；社區需要做抗原檢測了，志願者便挨家挨戶上門分發試劑盒；有物資或快遞抵達社區，志願者得幫忙搬運送抵居民門外。

「其餘大部分時間都在等，」這是李書婷最大的感受。有一天，她穿配好白色防護服後，便從上午9點捱到下午1點，沒事做，只好脫掉防護服吃午餐。一套防護服可以穿6小時，「感覺整個上午都白穿了，」李書婷說。

疫情程度和與居民接觸的密切程度，決定了志願者會穿哪種防護服。涉及核酸採樣的志願者，需要穿上大白，負責維持秩序或搬運物資的人，則會穿上薄薄的、防護服較弱的藍色防護衣。在社交平台，穿着藍色防護衣的人被叫為「小藍」，有志願者甚至戲稱小藍為「防彈衣」。若一個社區的陽性確診個案太多，全部人都需要穿上大白。

在中國大陸，志願者屬共青團下屬管理。在疫情之前，例如創建文明城市這種國家級的活動，便會動員志願者參與。莊琦回憶，他在2010年左右做志願服務時，還是用一個手寫的小本子認證、蓋章。逐漸的，志願者服務也納入數字化管理，你的志願記錄存放在那個小小的二維碼內。每天開始志願服務時，先掃二維碼，結束時再簽退。

「志願者是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部分，官方想通過這套東西替代公民社會，要把這種志願服務完全建制化。官方要主張一套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價值，大家都過來服務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莊琦說，「現在有了這套數字系統，能夠很好地推廣，結合青年人的職業生涯發展來做這套東西。」

升級數字化管理的志願服務，逐漸與校園獎學金、入團入黨綑綁，成為中國年輕人績優系統的一環。原本應該秉持自主的志願活動，變成社會治理的一枚螺絲釘後，越來越「卷」。「有些大學，黨員必須一學期達到24小時志願服務時長。學生要顯示出自己更積極、更熱烈、更投身於社會服務，肯定得儘量多做。」今年莊琦做防疫志願者時，觀察到有的大學生會大老遠跨區，到他所在的社區做志願者，那些學生說「只能報名到這裡了」。

「志願精神本身是自主的精神，實際上卻與數字化系統、個人的激勵和國家動員，三者勾結在一起。」莊琦指出，「（防疫志願者）不缺人，根本是搶着做。」

不過，沒有報酬的志願者崗位不是總能得到熱烈回應，尤其在資源更為緊缺的城市。上文提及的吉林省街道工作人員說，在封城期間，自己所在的社區只有三名固定的居民志願者，但需管理2000多戶沒有物業負責的居民。因此，社區的志願者團隊大多由就地轉化的基層幹部組成。當防疫工作成為強制要求後，約有80位基層幹部來到這個社區，「我們有十幾個網格員，再把這七八十人全部編排起來，勉強夠用。」

網格員

這位街道工作人員留意到一位鄰居，疫情爆發後每日早出晚歸。他以為鄰居工作忙碌，對方說自己正在另一個區做志願者，負責在路上站崗，一晚收入能有200元，「咱們這區一分錢沒有，我不可能在這做志願者。 」

許多人本是出於公益心，或抱持疫情儘早完結的心態，熱心加入志願者隊伍。但在看不到盡頭的疫情中，他們的好心被一點點消磨。莊琦遇到一些民營企業家，因為疫情沒生意做，閒着來當志願者，「他們實際上真的想幫忙，想把事情做好，會提很多意見，例如做核酸的桌子應該怎麼擺放，」但這些熱情的提議未必會被接納。

在防疫志願者的工作中，不時還得接住被量身訂製的分外之事。得知李書婷是新聞學專業出身後，街道詢問她是否願意做宣傳工作。李書婷感到荒謬極了，不想成為唱讚歌的喇叭，「志願者是在封城時幫忙的。（宣傳）這事又不急，為什麼要做？」

李書婷嘗試拒絕，但最後還是被要求拍照記錄。有一次，一處教師公寓的居民排隊做核酸，李書婷站在不遠處拍照。一位女士走過來生氣地說，「小姑娘年紀輕輕，不要為他們做歌功頌德的事。他們有什麼理由讓健康人一遍又一遍地出來做核酸？」李書婷嘗試問對方的想法，被居委會工作人員一把攔下。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打圓場，「你別理，她就是脾氣怪。」

從事圖書行業的陳澄也有類似的苦惱。在臨近志願工作結束前，陳澄被社區裏的其他志願者阿姨拉到一旁，大家商量着要給居委會主任寫表揚信。在其他人眼中，陳澄是大學生，有文化，自然得擔起重任。陳澄以忙碌為由，拒絕了這個提議。

「我覺得特別恐怖的是，那時所有事情還沒有真正的結束，就已經開始想唱讚歌。」陳澄感到不解，「明明是你自己的正常生活被擾亂，然後被強行拉入一種新的秩序，但是到最後的結果是，你還要反過來謝謝他們。」

在莊琦看來，志願服務屬於運動式治理的一部分，官僚系統通過群眾動員調動下級對上級的服從性，「上面怎麼說就怎麼做。」在清零政策的規制下，地方的自主性限制在資源和人力的使用，有些（防疫）手段甚至只是一種表演，「我有什麼手段可以用就用，比如在大街上消殺，這種表演性的舉動就很多。」一旦防疫運動常態化，「原本的短跑就變成馬拉松，你得不斷跑下去。」

「大白本身是系統內部或下沉的人，招募來的志願者大白未必會成體系化，但對人心是有塑造的功能。」莊琦說，「如果这三年都做这种事情，最後會不會影響到你和社區中其他人的日常交往？」

運動式遠去，常態化來臨

深圳自2022年3月封城七天後，半年間一直維持高頻率的常態化全民核酸，即24小時至72小時一次。在深圳一個政府部門工作的柳橋，剛剛經歷了9月3日至4日的「軟性封城」。他總結，相比於半年前靠公職人員和招募的志願者進行人海戰術的方式，現在深圳已經有了新的常態化模式。

志願者的生活沒有展開多久，李書婷居住的樓裏出現密切接觸者。她被封鎖，無法再外出。李書婷記得，四月某天夜晚，整棟樓的居民都下樓做核酸檢測，那時僅有一戶人家確診。那天做完核酸，至少多了五戶人家呈陽性。李書婷也感染了病毒，她認為群體性聚集的核酸檢測是罪魁禍首，為了消滅病毒，卻擴大了傳染面。

與許多人一樣，李書婷在確診後沒有馬上被轉運。她年輕，身體底子不錯，在家隔離期間很快恢復健康。檢測結果轉為陰性後，防疫人員終於上門來，把她運到方艙醫院。隔離期間，李書婷發現方艙內的志願者也有人被感染。她的手機上還留着居委會工作人員發來的文字通知，「你有權知曉，對於不轉運的陽性個人，外區已實行永遠紅碼，永不摘帽，下一步全市可能執行此項規定。 」

李書婷在上海生活了六年。封控後，她決定在夏天提早離開，飛往即將升學的國家。她感到徹底的失望，「反正不會再回去了。」航班中轉落地，身邊的人們紛紛歡呼。李書婷覺得自己搭上了一架時光機，一覺醒來，「回到了沒有口罩的正常世界。」

經歷上海封城後，劉力峰度過了兩個月堪比996的高強度抗疫工作，他說那是「實實在在有益」的事，「我掃的每一個碼是能夠服務到大家的。」網絡上對防疫政策、蠻橫執行的批評聲音，沒有打擊到劉力峰的樂觀，「前段時間看到一個說法『寧聽罵聲，不聽哭聲』。可能當我們身處疫情中，有時不能理解爲什麼這麼做，覺得麻煩，群衆會罵幾句。不過寧願聽到群衆不理解的罵聲，也不要聽到失去生命的哭聲，因爲人沒了就什麼都沒了。」他說自己仍相信國家，「希望國家能根據疫情形勢，研判出更好的防疫辦法。經濟儘快復甦，大家生活更加舒心穩定。」

封控和封城的日子可以結束，但防疫和被防疫的人仍在不停運轉。

深圳自2022年3月封城七天後，半年間一直維持高頻率的常態化全民核酸，即24小時至72小時一次。在深圳一個政府部門工作的柳橋，剛剛經歷了9月3日至4日的「軟性封城」。他總結，相比於半年前靠公職人員和招募的志願者進行人海戰術的方式，現在深圳已經有了新的常態化模式。

「現在主要由處級幹部帶隊，科級幹部帶小隊，再配一名最低級別的公務員負責寫材料。實際參與工作的是物業公司或保安公司招聘的大哥大姐。」柳橋說，真正由居民參加的志願者已經很少。

現在當社區有很多人感染時，政府會先對接一家保安公司，招募、安排現有的保安，「搬運物資，搭建水馬，看管樓棟及出入口，巡邏。」柳橋解釋，等醫務人員到場，配合他們上門檢測、消殺的則是政府自己的工作人員。

柳橋估計，半年前深圳封城時，志願者裏保安和政府職員的比例是 5:5，如今達到 3:7 甚至 2:8。「現在已經是產業了。」他說。

核酸檢測已成為新常態，不少志願者卻得回到自己的生活軌道。趙悅失去志願者的幫助後，工作量猛地翻了三倍。但她也理解，總要依賴志願者也不是辦法，「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天天這樣，誰也受不了。」

踏入九月，全國逾30個城市需要封控，估計約6500萬人受影響，寸步難行。在靜默中，無論是包裹着大白的人，還是擠在細長核酸隊伍的人，人們的情緒值有如一鍋逼近煮沸的熱水。

9月4日，頗受年輕人青睞的社交平台小紅書上，有用戶發佈了一張身穿白色防護服人士的相片，配文寫到「帥氣的大白」，貼文附上hashtag「共同抗疫」。留言說：「不穿這身或許更帥些」。

應受訪者要求，所有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