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米兔时代，大陆高校的反性骚扰困局

2022年7月10日，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一名女研究生在校内匿名社交平台“P大树洞”上发表万字长文，指控北大教授洪某某数次对其进行猥亵，该文引爆舆论。

北大医学部性骚扰事件曝光后不久，7月12日，复旦大学教师朱小略被曝性骚扰多名女生，包含多名受害者经历的证据帖在网络上流传。文章指出，该教师的性骚扰行为已持续数年，且涉及北大与复旦。

7月初亦有中山大学学生发文指控法学院教授杨彪对其实施性暴力。今年早些时候，南开大学三名教师被不同受害者分别实名举报，引起广泛关注。

发端于2018年的中国大陆米兔运动已过去四年，曾席卷教育界、公益圈、媒体圈的反性骚扰运动，最终在官方打压下逐渐落幕。作为回应，2018年中国教育部先后出台多部文件，但仅对高校防性骚扰提出原则性要求和指导性意见。四年过去，夹缝中高校性骚扰事件仍不时曝光于网络，高校防性骚扰制度却依旧一片空白。在性别议题空间不断被压缩的后米兔时代，高校防性骚扰制度建立的阻碍究竟何在？普通人推动高校反性骚扰还有多少行动空间？

校内申诉举步维艰

李娅不想再和学校的规则继续纠缠了。

去年期末考试前她到任课老师办公室答疑，所有同学都陆续走了，只剩她一个。六月末的上海，气温不断升高，李娅记得老师用开空调当借口，关上了办公室的门，还拉上了窗帘。李娅看着书，老师回到座位继续讲，后来却走到她身后贴近，然后触摸了她的腰、后背和左肩。

“我在巨大的震惊中全身僵化了好几秒，随后等我有能力支配自己的肢体后便借口‘老师，我还有事先走了’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李娅在回忆当天经历的文章中写道。

“遭遇了那位老师的性骚扰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跟身边的朋友哭诉，但感觉还不够，还是很崩溃。”她说。

向学校申诉的过程艰难且漫长。李娅回家躲了一个周末后回学校找了辅导员，辅导员回复说“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成绩”，和她商量等考试结束后再谈论此事。后来学院成立了包括辅导员和学院党委书记在内的调查小组。辅导员告诉李娅，当事老师解释说自己当时是马上要摔倒，所以才不小心触碰了她。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希望我能原谅他。这在我看来是他们的一个处理结果，我觉得不行。”李娅说。她向调查组的老师们表示抗议，学校最终决定取消当事老师两年内的评优评先资格。“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荒诞的一件事情，他就算不是因为这件事可能也评不上。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正式答复了。”李娅说。

她再次对学校的处理结果表示反对。暑假期间，她把这次遭受性骚扰的经历写下来，发在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上。迫于舆论压力，学校教务处决定停止当事老师秋季新学期的教学任务。

“我还是觉得处理结果并不好。”李娅说。她最后一次对学校提出了反对意见。

“学校那边是非常息事宁人的态度。有温和一点的老师过来劝说，提到我的学业和我以后的工作。也有比较强硬的老师，说根据学校师风师德的制度，这件事就是不能够怎么样了，说他们的操作完全是按照规章制度来的。”

李娅得知，学校现行的制度并未对性骚扰的具体行为进行明确界定，只是划分了轻微和严重两档。针对这两档行为的严重程度，学校的制度也并没有任何举例和评价标准。“在我看来这件事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他当时明显带着很强烈的性意图，只不过实质的行为确实算是比较轻微，何况也没有对应轻微（行为）的处罚。”

“我觉得我只要一直在这个系统里，在这个规则下去申诉，永远不可能达到想要的结果。”李娅说。

李娅所指的系统，在2018年遭遇过一场众所周知的挑战。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指控该校教授陈小武于12年前在她读博期间对她性骚扰。2018年4月，北京大学95级校友李悠悠撰文指控前北大教授沈阳20年前性侵女学生高岩致其自杀。沈阳案曝光后，以高校为始，一场继承美国“#MeToo”口号的中国内地反性侵／反性骚扰运动“米兔”拉开帷幕，网络上开始不断出现各地高校学生针对在校教师性侵和性骚扰的实名指控。

作为回应，2018年5月，教育部形成《关于高等学校防止性骚扰工作的意见》草案。同年11月，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其中第六条要求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同时推出处理师德失范行为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各校根据该意见制定师德失范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办法，向上级部门备案。这是继2014年发布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之后，教育部又一个针对性骚扰舆情事件的大动作。

红七条

“其实不是完全不存在处理依据，”李娅说，“但他们所能援引的明文规章制度，只能是关于师风师德建设的条例。但性骚扰其实远超过师风师德这件事。”

教育部官方文件虽然明确反对性骚扰，但把制订细则的责任下放到了各高校。什么是性骚扰、学生遇到性骚扰可以如何求助追责，在高校一级仍是空白。“学校没有整套的反馈和保护机制，完全没有。”

李娅的说法也在近期其他案例中得到印证。北大医学部女生在指控教授洪某某多次对其进行猥亵的文章中写道，她曾向学校反映情况，但此后长达一个月也没有实质进展，自己“像皮球一样在学院和学校的各个机构间被踢来踢去”。学校党委书记告诉她，需要为举报的书面陈述自行举证，否则无法展开调查。

理论上，中国的性骚扰受害者还可以对施害者提起民事诉讼，走司法程序。但司法渠道举证难、周期长，受害学生首先求助的，通常还是学校内部系统。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任海涛认为，高校在师德管理上，制订专门针对性骚扰的办法和规定是有必要的。他表示，办法除了要包含对机构和流程的指定，还应把校园性骚扰的界定、治理规则，放进教师入职培训中。另外，学生手册也要印上完整的关于校园性骚扰的知识，“包括哪些行为是可以拒绝的、举报电话、举报途径、如何换导师等”。

令李娅印象深刻的是，她向学校提出申诉后，院长曾找到她，提出一定会加强针对性骚扰的治理，并表示想参考她的建议，和她一起探讨如何做好这件事。

“但后来学校做的所谓可以加强这方面的东西，是在学校老师办公室楼层的墙上贴了一个类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几个词的东西，写师风师德，写老师要敬业、爱国、爱党，为人要端正。”李娅说。

道德框架下的治理惯性

李娅对任课老师涉性骚扰行为的指控和绝大多数未激起舆论声浪的高校性骚扰举报事件一样，最终被以“师风师德”问题息事宁人。女权主义行动者吕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2014年的“红七条”起，教育部就始终将性骚扰置于“师德”框架下处理。她认为，以“师德”覆盖性骚扰，是对性骚扰防治正当性的主动削弱。

“性骚扰不仅关乎个人道德修为，更是侵权和违规，而后两种属性才是校方必须介入的原因。仅视其为道德问题却又要出手惩治，等于自承权力越界，会导致反性骚扰正当性的削弱，而这正是许多仍然抵制惩治性骚扰的人乐于攻击的。”吕频写道。

而对于性骚扰受害者来说，在性别平等教育本就缺失的中国大陆，“师风师德”评判标准的模糊，加上性骚扰行为识别和认定上的复杂，让TA们在学校消极回应之外，还要承担因“灰色地带”带来的自我怀疑。

去年12月，在旁听的一堂法学课上，黎维君遭遇了一种难以言表的不适。一次课上，法学老师照旧拿学生举例，他指着黎维君旁边一位男同学，说假设我收养这位男同学会怎么样。接着，他点到了黎维君，说假设我和黎同学结婚会怎么样。

“我当时觉得蛮可怕，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讲什么。”黎维君说。她解释道，自己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个措辞感到不适，而是在和这位老师的其他互动情境下都觉得不舒服。

她回忆，自己逐渐坐立难安起来。“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我想多了，是不是我过度敏感，或者是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根据我之前研究性别议题的经验，无论我做错了什么，都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课后第二天，黎维君给那位老师发了封邮件，委婉提醒老师“给了自己过多的关注”，希望老师不要再针对自己发表奇怪的言论。然而，虽然之后的课堂情况有所改善，黎维君在不久后同那位老师的邮件往来中又觉得自己“越来越紧张”，因为“收到了老师语气暧昧的回复”。

因为几年前在台湾交换的经历，黎维君对台湾2004年制定公布的《性别平等教育法》有所了解。“我很清楚中国大陆高校校内的救济途径不完善，所以只能想办法私力救济。”她再次给当事老师发了一封邮件作为警告，试图以这种方式固定证据。但因为不确定这位老师的行为和言语是否构成性骚扰，黎维君在邮件中只能将自己的不适表述为“不希望看到任何老师在师生关系中滥用权力”。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廖雪婷和同事于2018年研究了1904名当事人对性骚扰概念的描述，发现当事人对性骚扰的定义非常宽泛。“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性骚扰首先没有一个官方、明确、可执行的法律定义，让很多人没有办法认知到TA受到的那些侮辱、欺负，或是一些羞耻的行为是性骚扰行为。”

“那个老师的言论从字面意思上来看，确实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黎维君说，“但在相处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那个老师给了我异乎寻常的关注，一种凝视的感觉。这其实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当我用语言陈述不适时，会损失掉一些信息。”

这一次，当事老师依旧没有正面回应黎维君的警告邮件，只是因引起误会向她道歉，并表示“如果你因此觉得困扰，请不必再联系。”在黎维君看来，老师巧妙的回应让固定程序和申诉变得更难。因为自己并没有受到严重侵害，甚至在他人眼中，那些言语可能根本与性意味无关，她发出的警告和表达的不安便都处在一个灰色地带。

学院党委副书记曾对黎维君说，如果当事老师有师风师德问题，她可以去举报。但黎维君发现，自己对如何判定师德失范以及举报渠道一无所知。

“师风师德这个表述很聪明，但也让人膈应（注：指讨厌和不舒服），这件事要多严重，才能上升到师德师风问题，至少也是一个会让学生受到明显损害的情况。”黎维君说，她提到“北大洪某某被指猥亵学生”案，“可能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可以证明他师德师风有严重问题。”

在黎维君看来，高校以师风师德为处理性骚扰事件的主要原则，可能会将受害者置于更不利的处境。“就好像受害者不够完美，但老师或者加害者如果可以证明道德没有问题，就会占领某种正义，或者处于有利的位置。固定证据对于受害者、投诉者来说本身就比较困难，如果再引入这样一个责备受害者的机制，就更加困难了。”

而建立在道德治理逻辑上的“师风师德”处理规范的局限在于，这种惩戒机制或许只能针对主观上的恶，但性骚扰则是一个更为盘根错节的议题。“也不是说道德约束没有用，但退一万步讲，就算道德约束有效，也只对恶意情况有效。对于不存在明显恶意的情况，比如那位老师可能就是性别意识较差，跟他讲师德师风，就是鸡同鸭讲。”黎维君说。

缺少对方的正面回复无法固定证据，学校的申诉程序也不透明，群发给学院老师的事件陈述无人理会，由于缺乏系统性支持，黎维君最终没有就此事向学校进行正式申诉。黎维君说，没有提请正式申诉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大陆高校党政体系下，举报可能会出现背离本意的后果。

“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党政程序。师德师风这个概念本身就和政治绑定，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教育部出台文件形成的行政上的东西，它审查的就是老师的政治立场。”黎维君说，如果因为性骚扰调查而启动党政程序，导致那位法学院的老师因其言论而受到政治审查，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除了“师风师德”，高校性骚扰处理的另一种“策略”是“不当言论”和“不正当男女关系”。

今年四月末，黎维君同一位研究性别议题的法学院老师聊天，谈到疑似性骚扰言论的经历。她说，当时那位老师的反应很大，认为这是件很严重的事，并且评价说“这是一个不当言论。”

但黎维君对这一界定表示质疑。“比如南开大学通报说教师和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但不会说这个人具体做错了什么，这其实不利于讨论，也不利于公众知情。”

在中国大陆，高校内部处理机制往往倾向于规避“性骚扰”这根红线，因为红线背后是更高一级的惩戒力度。“同样一种情况，界定为不正当关系或者不正当言论，事情的转圜空间就很大。但如果是性骚扰的话，处罚可能会很重。”

相比于惩罚一位老师，黎维君更期待的是性别平等教育的推广。“没有性平教育作为基底去防治性骚扰，它是一个无本之木。如果性别平等教育做得足够好，大家可以认识到这其中矛盾的地方的话，是可以促进沟通的。”

大陆某知名高校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赵宁也认为，减少高校性骚扰的根本在于提升性别平等意识。“很多人尚未能认识到师生、男女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教育的各个环节融入性别平等的观念。”

高校为何裹足不前

尽管目前中国大陆仍没有高校建立起防治性骚扰制度，但在2018年前后，有多所高校曾尝试制订针对性骚扰的处理办法。

2018年1月初，北京大学委托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组织的专家起草了《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并与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等学校部门负责人员进行了多轮讨论。2018年4月8日，前北大教授沈阳性侵案备受关注，北京大学召开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专题会议，就《规定（建议稿）》的适用范围，学校反性骚扰的机构设置，对性骚扰行为的投诉、调查、认定、处理程序以及反性骚扰的教育与预防工作进行了研讨。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北大作为中国的顶级学府，能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吴穆说。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吴穆一直密切关注公民权益事务。今年2月，徐州八孩母亲事件在网络曝光，针对地方政府的反拐行动实施细则，吴穆申请了信息公开。之后，多所高校接连曝出性骚扰事件，他又向一些高校发出关于反性骚扰制度的信息公开申请。

吴穆好奇北大为何未能将草案推行下去。“这是相对而言自下而上的一种渠道，可能教育部没这方面的规定，各个高校先在自己学校范围做这样的一种试点，我觉得这其实是可行的。”他猜测，也许是在教育部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高校缺乏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官方没有规定的事情你主动去做，做对了没事，做错了或者有纰漏的话高校就会担责，可能存在害怕担责这种情况。”

“在什么都讲究问责的文化之下，最初‘吃螃蟹’的高校，压力是蛮大的。”赵宁曾参与所在高校性骚扰治理办法的研讨，她告诉端传媒，“米兔之前就有学校做这种尝试的，反而在米兔之后，不能说不能做了，因为怕引起关注。”

中国大陆与性骚扰相关的两项法律规定，一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违揹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二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今年5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细化了对性骚扰的界定，提及言语、肢体行为、文字、图像、信息、语音、视频，“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优势地位或者照护职责暗示、明示发展私密关系或者发生性关系将获得某种利益”等具体情形。

尽管有上述规定，吴穆认为仍然不够。“从法律法规层面来说，对反性骚扰措施的规定其实很模糊，很抽象。”他认为《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还不够细化，这也导致高校缺乏动力去推进反性骚扰制度方面的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任海涛认为，目前各地各校没有制定反性骚扰文件，背后有观念的阻碍。“他们认为专门制定一个文件，叫做某某学校或者某某地区的校园性骚扰治理文件，好像这个地区校园性骚扰很严重。如果某某大学规定了老师不能在车里、办公室里、旅馆里给学生进行指导，晚上几点以后不能见学生，好像有点不好看。”任海涛认为，要求教师在合适时间、开放式场所进行学业指导，其实是可以做的规定。

后米兔时代，如何打开新的行动空间

通过校内渠道无法有效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只能借助网络舆论维权。但互联网也有局限。

廖雪婷认为，相比2018以前，现在高校对性骚扰事件的反应速度更快，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更快地针对性骚扰的指控展开调查。相反，如果一些高校侧重于网络回应，逐渐掌握一套舆情管理的话术，能够更讨巧地处理关于性骚扰事件的网路发声，那么实际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互联网也能被高校所利用。”

廖雪婷还指出网上举报的另一个缺点：社交媒体的的信息存活时间很短。“网络事件往往难以维持热度。一旦脱离大众视野，再去推进它就难上加难了。”

“我不觉得高校应对这些事情是太慢了，我觉得它是太快了。”赵宁对端传媒表示，现在高校基于舆情危机的性骚扰应对机制，“未见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生长出制度的环境”。她认为，程序正义才能保证系统性的正义，对当事双方都更加公平。

在法律人、民间行动者吴穆看来，通往程序正义的其中一条路，就是信息公开。

2022年7月8日，吴穆向浙江传媒学院提交了关于反性骚扰的信息公开申请。他的依据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他在申请书中提到，作为“关心‘反性骚扰’议题的普通公民”，自己关注到近日浙江传媒学院“叶某某偷拍事件”，并注意到浙传及所属教职工在处理该事件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包括负责老师以“女生应该多穿一点”责难受害者，学校以“去报案”为由拒绝受害者调取监控视频的申请。

“前述种种事实，都体现出被申请人性骚扰处理渠道的不通畅，以及相关教职工性别意识的淡薄。”吴穆写道。

从大一进入一所政法院校开始，他就热心学生权益等公共议题。如今在一家公司负责法务工作的他，在工作中处理的事务几乎与性别议题无关，但私下里，他仍然密切关注公民权益和法律援助事务。

通过向浙江传媒学院申请信息公开，吴穆想要更详细地了解高校建立反性骚扰措施的情况。如果高校回复不存在相关管理办法，他就可以以“没有履行民法典规定的法律义务”为由督促高校开展反性骚扰制度建设的工作。他把申请的过程、相关文件都通过文章形式发布在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上。

吴穆说，之前也想过是否要进行有组织的行动，但考虑到集体行动的风险，他决定先尝试向几所高校申请信息公开，通过公开过程及文件形成经验分享，为其他人提供行动的参照。

7月10日，“北大洪某某被指猥亵学生”事件曝光。7月12日，吴穆又向北大提交了一份针对反性骚扰措施的信息公开申请。“我们大概率会收到“相关信息不存在”的回复，或者一些现行规定的简单拼凑。”吴穆说，“总之，高校的回复绝对会是存在瑕疵的。”

“等收到高校答复之后，我们会向高校提出《关于建立反性骚扰工作制度的建议信》，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起草一版《高校反性骚扰管理办法》作为建议信附件同步提交给高校。”为之后向高校或其它上层政策制定机关提交建议信作准备，吴穆已经草拟好一版《防治性骚扰管理办法》。《办法》草稿第二章对性骚扰的概念作了详细界定，并按照言语、文字、图像、肢体等不同类别举例说明。

根据教育部2010年起施行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高校收到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期限通常是15个工作日。7月20日，吴穆接到北大信息公开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已经收到纸质申请，同时表示会尽快联系相关部门搜集信息。8月3日，北大信息公开办公室再次来电，工作人员告诉吴穆，经过初步沟通核实，北大暂时不存在反性骚扰专门文件。而​​关于反性骚扰的措施，学校各种规章制度里面有一些零星规定，如学生的处罚细则，师风师德建设相关文件，但没有专门文件或规定。

针对2018年起草的《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对方解释说，北大最终没有审议通过这份文件，也没有正式施行。另外，由于审议稿属于学校在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文件，不属于信息公开范畴，所以文件内容无法公开。

截至发稿，浙江传媒学院未能在法定答复期限内给予反馈。

为了进一步推动讨论，受Jingyao诉刘强东性侵民事诉讼案线下公开听证会启发，7月28日，黎维君向学校发出了开展听证会的申请。此前，受吴穆启发，黎维君意识到，“信息公开也是向公权力施压的一种方式”，于是也向自己学校提交了关于性骚扰处理机制的信息公开申请，学校没有正面回复。黎维君认为，学校申诉调查程序的模糊不清，让参与性骚扰事件调查的各方有了“串谋”的可能。“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能召开一个听证会的话，现场来举证质证，可以保证更有效的一些讨论。估计学校非常不乐意启动这样的程序，但我还是可以申请一下。”

发出听证会申请的那天，黎维君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恍然明白#MeToo一直鼓励着我，不是鼓励我发起#MeToo，而是鼓励我寻找合适的策略来应对和处理。终结米兔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而是一条不断试错的漫漫长路。但是即使是在迷雾中探索，可以遇到同行者也已是此生之幸。”

同路者也给了李娅行动的力量。作为法学生，在维权失利后，她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对法律的“逃离期”。“我觉得什么臭法律，什么臭规则，它根本一点都不近人情，或者说其实是保护他们的工具，很容易被利用。”

偶然认识吴穆并了解他的行动后，李娅重新认识到“用制度去打败其他的人，用制度去达成想要做的事”的可能性。

“我对高校性骚扰制度的了解仅仅发生在我经历那件事之后，可以说直到2019年之前，对于性别议题我都是比较冷漠的态度。”李娅说，自己现在一直在思考，如何在高校推动建立反性骚扰制度。今年年初，由深圳国际交流学院性少数社团彩虹社（Rainbow RnE）建立的校园反性骚扰制度建设工具包发布，李娅同吴穆一起和各行业关注这一议题的朋友开展了一次小规模讨论，黎维君也受邀参加。

“我们想利用这个工具包在国内高校社团先去影响一部分人，形成类似社团或者咨询服务部的组织。与其说是影响整个学校的决策层去做这样的事，还不如先告诉学生，他们有自己来塑造校园文化的权利。”李娅说。

尽管中国高校反性骚扰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廖雪婷认为，针对这一问题的公共讨论本身已经具有意义。“米兔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让性骚扰成为公共议题，成为一个广泛传播的词，让更多人意识到他们遭受的侵犯，同时也推动了其他性别议题的公共参与。” 今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征集到数十万条公众意见，让廖雪婷印象深刻。在她看来，公众对性别议题的参与度在逐渐加深。

“《反家暴法》的建立经历了漫长过程。从90年代开始讨论，经过妇女权益组织不断动员和宣传，直到2015年底，这项法案才正式被全国人大通过。”廖雪婷最后说，“还是要有希望。”

（应受访者要求，李娅、赵宁、黎维君、吴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