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警车驶入校园、“境外势力”无孔不入，大陆高校学子如何抗议封校？

对于中国大陆高校学生来说，2022年的春天，在压抑和无力中混杂着躁动。

三月开始，上海疫情爆发，一个月内本土感染者超10万例。疫情初期，在沪各大高校迅速启动封校措施，学生的日常生活被压缩在几平米的宿舍内。自由出入学校成为奢望，伴随着封控措施的升级物资告急，食堂餐食被爆使用过期肉类，女生卫生用品紧缺，数十天无法洗澡的生活成为常态……

不满校方对学生诉求的漠视，同济大学学生在校方线上疫情通报会上，投屏自制PPT怒斥发言人，在上海高校学生间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红蓝条二创”高潮。

进入四月下旬，上海高校学生的遭遇在北京重演。北京大学万柳校区一夜之间竖起的“隔离墙”，点燃北京多所高校抗议封校的引线。继北大万柳校区学生深夜抗议校方封控措施之后，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连接发生学生抗议事件，北京语言大学学生在封校铁皮墙上涂写“FUCK YOU”，表达长期严控学生出入的不满。

在学校的妥协、警方的介入、“境外势力”的警告，以及学生们出于风险考虑希望“点到为止”的顾虑下，这场春夏之交的封校抗议很快偃旗息鼓。学生希望改变不公待遇、改善学习生活条件的基本诉求大多得到了校方的解决，而这场小心翼翼的反抗，也令不少参与过抗议的学生重新思考，处处掣肘的不彻底反抗，是否真的没有意义？

被无力感驱使的抗议

5月24日晚8时20分左右，直到听到同学们聚集嘈杂的声音，陈界才隐约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室友问她“知不知道今晚邱季端北边发生的事情”——这件事后来被学生们称作“散步”——随后传给她一张海报，海报上用大号字体写着“BNUer，联合起来”。此时，微信已经无法直接发送海报。

“5.24晚8点前，邱季端北侧”，海报上简洁清晰地写明了号召同学集合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的诉求。

“邱季端”是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体育场”的简称，位于北师大校区西侧。陈界随即动身前往“碰头地点”，赶到现场时聚集的学生已经开始转移，从邱季端北侧前往校园主楼方向。此时，学校主干道已经出现了防疫志愿者，陈界被志愿者以限行为由拦下，只好抄了小路，8时30分左右，她到达了主楼。

主楼前已经聚集了好几百人，但不全是学生，为数不多的老师被学生们团团围住，或愤怒、或平静的学生不断向被围在中心的老师抛出问题。陈界回忆，“有很多人提到期末考试和返乡的事情，也有人提到（防疫）形式的问题。比如，有一些同学会被要求在洗澡时也戴着口罩”。

聚集持续至深夜，这是北师大被封控的第24天。前一天，中国政法大学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先是海报在学生间流传，受到感召的学生聚集起来，要求校方在停止线下授课的情况下，准许学生返家线上上课。不同的是，政法大学的老师们先于学生们一步等在了学生相约聚集的地点。

“老师一直都在，只是一开始没说话。”参与了当晚聚集的赵然说，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赵然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在发“一片祥和”，直到8时50分左右，不知为何，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赵然推测，“可能是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校领导就开始管了。”

一名负责和老师沟通的女生说，我们想问清楚考试时间。老师问“还有什么”，旁边另一名女生说我们想要一个明确的通知。“老师说明确的通知是指什么？那个女生说要政务公开。老师问什么政务公开？那个女生就说要明确的通知。”赵然对这一片段记忆深刻，“老师说，但实际的需求只有回家和考试对吧？那个女生又重复了一遍，‘我们要正式的通知。’”

赵然更想要的也是正式的通知。她的家乡是北方一座同样处于封控状态的城市，因此对回家并不执着。但她认为，回家这件事应该是自由的，为什么按防疫要求规定的渠道审批回家仍不被允许。她想不明白。

法大和北师大或多或少效仿了北京大学。5月19日，北京大学万柳校区爆发了一次“聚集”：不满于无法前往本部，教职工和家属可随意出入封控的万柳校区，学校在深夜建立围墙削减本就紧张的生活空间，学生们在深夜聚集起来，高喊“同住同权”。

当晚，围墙被拆除；第二天，北大闭环校车恢复运营；第三天，学校通知学生可以返乡——尽管“返乡”并非当晚学生的诉求。

学校的管控和社交平台的审查跟进得十分迅速，但学生们还是从各个渠道获知了当晚的情况。他们在互联网上讨论这件事，混杂着钦佩、羡慕。赵然身边有同学感叹“不愧是北大”。他们也隐隐地自问：如果他们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很多时候，北大确实是一个“特例”。五月伊始，北京疫情反复，在京高校陆续开始封控，但彼时的封控仍留有余地。清华和北大采取离校报备制度，学生在软件中说明出校目的地和途经地即可出门，而其他学校则选择限制学生出校的理由，如果理由不够“重要”，比如修电脑或看牙，则有被驳回的可能。学生们感到困惑：比起出校理由，难道不是出校行程对防疫来说更为重要吗？

即使在同一所校园，也存在着不平等。有北师大学生观察到，在防疫政策收紧之前，京籍和非京籍学生也存在待遇上的不平等，“北京学生每周申请回家就给过了，非北京学生就得‘非必要不出校’。老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也区别对待，老师和助教可以随便进出学校，本科生就要申请。”

有时，这种不平等通过“平等的一刀切”体现出来。中国政法大学在昌平区和海淀区各有一个校区。彼时，海淀区疫情更为严重，但昌平校区却采取了和海淀校区同样严格的防控措施。“难道病毒仅仅因为我们都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就会从海淀校区传过来吗？凭什么？”赵然提起此事时依旧愤愤。

公共空间受到挤压，正常出校、校内通勤也被严格限制，学生们开始用游戏《绝地求生》（一款战术竞技型射击类沙盒游戏，游戏中玩家需在不断缩小的安全区域内对抗其他玩家生存到最后）里的“缩圈”“跑毒”形容封校这件事，他们世界的边界随着防疫政策摇摆，这一次被限制在了斗室之间。

法大本科生宿舍面积较小，10平米左右住6个人，封校后赵然和同学们都感到生活质量下降了很多。陈界和同学们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北师大研究生宿舍是4人间，本科生宿舍6至8人左右。北大有学生做过估算：一旦万柳建起围墙，3000名学生的人均占地面积不足5平方米。

被封在校园内的学生们虽不情愿，但在防疫这一最大的政治面前，仍体谅着学校的不易。更何况比起上海的情况，他们的处境已经好多了。

今年三月，上海疫情爆发，一个月内本土感染者超过10万人。上海高校随即做出反应：3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实行校园闭环管理；3月11日，华东政法大学对所有在校人员进行全闭环管理；同济大学于3月9日封校；3月13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启动校园准封闭管理……一夜之间，上海高校像是进入了“战时状态”。

严苛的封校措施并未挡住病毒的传入。3月底，同济大学出现阳性病例，随后频频传出校方管理混乱、伙食奇差、缺少消杀物品、学生和防疫志愿者无法洗澡、女同学缺少卫生巾等事件。

4月26日，封校48天之后，有学生爆出学校午餐猪肉疑为猪乳房肉，有“疑似绦虫的东西”。次日，校方举办线上疫情通告会，但发言人照稿宣读、拒绝交流，甚至将提问者踢出会议室，点燃了学生的怒火。一名学生在会议时共享了自己的电脑屏幕，投屏怒斥发言人。

投屏事件一出，以设计专业著名的同济学子利用投屏PPT中的红蓝色调和现代诗般的文体，引起了狂欢般的二次创作热潮，方岳就参与其中。

谈起参与二次创作的原因，方岳略带苦涩，“大家已经被封了很久。我们14天不能去澡堂，有一些女同学卫生用品不够了……仿佛看着人们正在死去，心理压力很大。”

封控带来的不仅是行动的限制，还有萦绕不去的无力感。“你就是无能为力，最开始还说可以做核酸志愿者，但你不可以出宿舍，”方岳说，“哪怕想帮别人什么忙，想为人家服务，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一点什么，不可以，你只能干坐在宿舍里。”

苦中作乐不得不成为无力生活中的一种智慧。北京语言大学有学生在封校的铁皮墙上贴上了《甄嬛传》的表情包：“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很快被保安撕掉。学生们随即贴上贾宝玉的表情包还击：“撕得好、撕得再响亮些！”这张表情包同样没有存活很久。

铁皮墙竖立在李洋去澡堂的必经之路上，表达反抗情绪的表情包被撕掉后，有人在上面涂鸦写下“加油、一起挺过去”。大约又过了一天，她再次路过时，看到铁皮墙上画了一只巨大的眼睛，眼睛下方写着巨大的“FUCK YOU”，大约占据了铁皮墙1/3的面积。

“看到时心里有一点暗爽，终于有点像涂鸦的东西出现了，”李洋说，“我以为还可以继续，还想看看谁可能再做一个什么涂鸦。”

“公式化”的回应与警车

期待中的新涂鸦没有出现，画着大眼睛和FUCK YOU的铁皮墙被北语校方移走了。

“一直放在那里让大家表达的话，被移走也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反而更清楚，学校就是不让我们出门，该封的都封。”李洋认为，贴表情包和涂鸦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诉求表达，学校不回应并不意外，“有点可悲。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苦中作乐，不是涂给学校看的。即便我们明明很想出去，但也就只是想想，不会真的抗争什么。”

争取过的学生，确实得到了学校的回应。

“红蓝条”二创在网上传开后，方岳很高兴，“猪肉的事情终于可能因为红蓝条获得一些关注，这样才会有人来解决问题。”这不是同济学生第一次利用网络传播诉求，封控期间的宿舍问题、洗澡问题也曾在微博上传播，但并没有激起舆论的水花。

事情发酵两天后，同济校方在校新闻网做出回应，称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了学校食堂、原料仓库及留样菜品，未发现存在寄生虫及虫卵的情况。

同济大学还召集学生代表开了座谈会，承认没有政府的援助真的有困难，并向学生道歉。虽然学校没有承认猪肉质量问题，但在那之后“盒饭一下就变好了”。某种程度上，诉求得到了解决，学生们慢慢停止了“红蓝条”二创和抨击学校的行为。

万柳抗议当晚，北大举行了学生座谈会，校方承诺拆掉隔离墙不再搭建，并于5月16日出台《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期间万柳学区运行管理的相关举措》的书面文件，对学生们不满的校方沟通问题、学区间班车问题、教职工及家属住宅区问题、学生进餐等问题给出了解决办法。

北师大和法大也回应了考试方式，并允许学生陆续返乡。5月25日，北师大学生聚集抗议后的第二天，北京市召开新冠疫情防控第345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表示各高校在做好期末各项安排的前提下，允许学生返乡返家。

消息一出，#北京将组织高校学生有序离校离京#上了当天的微博热搜。微博实时里，不乏“北师，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北师，政法，敬自由”“整个北京大学生都在感谢北师和法大”这样的动态。

如果不是学生“激进”的做法，“也许等到‘上面’的政策发生变化以后，学校才会给一个更加积极的回应，感觉学校管理层很保守。”陈界这样推测。赵然认为这份感谢不该属于他们，学校应该一开始就能意识到问题，而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

但“公式化”的回应，并不能让所有学生满意。

北师大和法大规定留校学生线下考试，返乡学生线上考试。但因为线上和线下考试的严格程度不同，很难保证公平。“堂食都取消了，为什么可以线下考试呢？”带着疑问，赵然给教务处老师打了电话，老师答复不管线上线下都交纸质版的考试结果，所以没什么不一样。

“教务处的老师会来开导你、安抚你，但不会重视你的需求。决定不是他们做的，但我该去问谁呢？”继续追问显得“大动干戈”，赵然放弃了。

“红蓝条”二创事件後，同济很多学生收到了辅导员的叮嘱甚至警告。方岳的辅导员希望大家停下来，不要再主动传播这件事情，“这件事在社会上有些变味了，有一些被利用的苗头了，要紧急刹车。”

“我猜测校方担心会和八九年有一点像，会被解读为另外的东西，虽然我们最开始的目的只是不吃烂猪肉，”方岳不确定会不会被境外势力利用，“如果它发展很大的话，也是可能的。”

另一些学生等来的“回应”是警察。

警车直接开到了清华大学宿舍楼下，只因为一名清华学生在封校的铁皮围墙和路牌上喷绘了两句歌词，“他为其定义的伟大/对你有什么意义”，出自2012年邵夷贝和李志演唱的《黄昏》。

这让同为清华学生的蒋达感到夸张。在他看来，大家看到这两句歌词大多“会心一笑”，但学校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不惜让警车直接开进校园，“清华那么严格地禁止学生和老师接触，限制学生和教职工进出学校，但警察想进就可以随便进？学校说防疫最大，实际上在维稳面前，防疫的话术不堪一击。”

最后，在保卫处待了一整天后，这名喷绘歌词的学生被学校“保”了下来。

在上海一所高校就读的齐立，也遭遇了警察。同济学生的愤怒发酵之后，齐立决定加入“红蓝条”二创。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齐立所在的学校，愤怒是会共情和传染的。

上海封控期间，齐立的几位同学也因在微博发帖被警察、老师打电话警告。一开始，学生们觉得恐怖，后来便习惯了。他们发现，只要内容达到一定级别的转发量或阅读量就会接到警察电话。而只要删掉微博，警察就不会继续采取强硬措施。

“这种审查已经走向了一种歧路。”齐立感叹道。

全方位的牺牲

不止一名学生提到，聚集抗议是为了让更高级别的人注意到学生的处境。在此之前，不论哪所高校的学生都曾通过辅导员、校长信箱（有学校未设置）或其他温和的方式向上表达。但没有得到回应，处境也鲜有改变。

有学生将这一问题归咎于行政老师，认为是他们的不作为使得意见无法传达给学校。方岳认为，一部分在基层做学生工作的老师“站在很高高在上的视角”，不能体谅学生到底在经历什么，这些老师阻碍了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沟通，学生不确定意见和感受要通过多少关卡才能被看到。“如果能直接对着校长说这件事情，我才能确保意见反映到了最高层。”

然而，老师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诉求和信息无法向上传递。“很奇怪，不知道从哪一环开始就不对了。”北京一所高校的老师程泉，试图从自己的处境分析信息传递链断裂的原因，“我和同事以及科长都是正常人，包括我们的副处级干部，好像也是个正常人，你可以跟他商量，他也会帮我反馈问题。但再到他上面的领导，我们就觉得他不是正常人了，无法沟通了。都很奇怪。”

尽管身为老师，但在为自己的处境抗辩时，程泉所能做的并不比学生多多少，“在学校里更像是和学生一起身不由己。”也许是出于这种感同身受，程泉能理解学生的心情。

刚刚封校时，程泉所在高校的老师仍可以自由出入、上下班回家，虽然校方明文规定家属不得进校，但仍有老师带着孩子或老人住在家属院，和自己一起上下班，这让学生觉得很不公平。程泉也承认确实如此，但当有传言要将老师一并封在校内时，程泉又觉得，学生也就算了，“凭什么把教师也关在学校里。”

“我能感觉到这种权力地位的差距。如果我是他们的一员，也会觉得非常不公平，好像因为他们是学生，没有独立的住处、没有经济独立，就可以任意颁布一个规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程泉说。

权力地位的等级带来了权利的差距。疫情期间程泉不能进校，有工作需求需要领导审批，但如果领导进校，就是“他自己审批自己”，或简单告知他的上级或校长就可以了。

这将学生、老师和不同层级的领导分割成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彼此间隔着“可悲的厚障壁”。缺少直接反馈通道的学生，不得不选择更敏感、更“激进”的方式表达诉求，但这种“激进”也是温和的——他们要求的，除了生存所需并没有更多。

在外界看来，“红蓝条”是一个有趣的创造，但同济的学生本不想通过这样“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学生被封控在宿舍楼，有问题需先反馈给辅导员，再层层向上反映，很多问题就在这一过程中“胎死腹中”。

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根据程泉的经验，学校常用的防疫话术是“谁审批谁负责”，却从未明确具体要负哪些责。模糊的后果招致了最保守的应对，很少有人愿意冒险放人出校，即使是学生因家人去世出校。从老师到学生，高校中的大部分人都被限制在不容辩驳的防疫方案中。

面对老师的困境，学生们大多表现出一定的理解和同情。陈界觉得，北师大当晚的事件并非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对抗，而是一种沟通和交流，“他们自己的工作也不容易，”她说，“这个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拍板的。”北大学生张树也对学校表示了理解，“北大必须要封校，也是因为上面的政策确实压得比较严了，学校没有什么喘息空间。”

降低风险、维持稳定逐渐成为防疫的“第一要务”，学生和老师的诉求也随之被压至金字塔的最底层。这带来了全方面的牺牲——一句常被学生和老师们提起的话是，“大家都很惨”。这个大家包含了学生、教职工和学校。

俗称“小联合国”的北京语言大学在疫情期间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李洋回忆，疫情前学校里“来来往往路上都是外国人”，但最近两年由于留学生来中国需自费隔离，校园里几乎很难见到外国学生，学校的资金支持也因此缩减了不少。

“学校也没有别的选择，有点可怜。学校也有在努力重视我们，尽管这种努力有点寒酸。”说到这里李洋笑了起来，“比如，学校会给学生送流量，给橘子打折，但大家会想，送这些流量哪够用，而且橘子本身不打折也没人买。”

“很像姥姥给我剥鸡蛋，我说我不吃鸡蛋，但她每次都剥，说来吃。”李洋说。

“境外势力”的幽灵

在这场春夏之交的学生抗议中，几乎每所学校都以“境外势力”“煽动情绪”“制造对立”“小心被利用”这样的说辞来警告、训诫学生。

程泉提及一件让她印象深刻的事。那是一次她所在学校和北京另一所高校学生共同举办的活动，由她所在部门负责把关。其中一个环节是“组CP打卡”，为了打破禁忌，学生们在宣传海报上写了一句话，“不限制性别地组CP”。

海报在网上发出之后，部门电话被学校宣传部“打爆了”，要求两小时之内把那句话删除，如不做修改就立刻撤掉海报。但宣传部始终未说明原因。向学生解释时，部门领导相信宣传部的删帖理由是“与境外势力有关”。程泉回忆领导的说辞：“我们的学生都是很单纯的，肯定没问题，这是和校外合作的活动，很可能是对方学校拿了某些组织的钱，被要求去组织这个活动。”

程泉说，假如她是学生，很难被这套话术说服，“虽然（学校）好像是向着我的，觉得我们是单纯的，但另一个学校的学生和我一样，只是在不同的学校而已，为什么他们就是复杂的呢？”

无处不在却又仅存在于学生们想像中的“境外势力”，使得学生们对抗议的态度微妙且复杂。

北师大一名大一学生透露，本校学生聚集抗议时，身边很多同学会认为“这是被境外势力煽动的，是50万”。而在另一些同学看来，“境外势力”虽然经常被提起，但“非常虚无缥缈”，没有人真的见过它，像“鬼”一样。齐立回忆起一位自己喜欢的老师曾说：“如果境外势力真的存在的话，我倒想试试看成为这个境外势力，看它到底在哪里。”

50万

频繁的告诫、删帖、谈话甚至被警察找上门，让学生们学会了小心行事、自我审查。学生们避免自己的行为被称为“游行”和“学生运动”，担心与学校的交涉被解读成1989年那场学生运动的性质。

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他们担心“闹大了”“收不住了”“在社会上传播不好”。方岳害怕“红蓝条”二创的网络“狂欢”演变成一场全社会参与的运动，学生的本意被曲解，那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我们自己骂归自己骂，没有人真的希望全社会都来抨击我的学校。如果最后走到了反党反政府的境地，是要出大问题的，我们这可能已经是找死了。”

好在狂欢“适可而止了”，这让方岳松了一口气。

看不见的政治红线带来的是学生之间心照不宣、又切切实实的恐惧。蒋达用“寒蝉效应”形容学生们的反应，“每一次颠覆性的火花被扑灭后，留给潜在行动者的是超出一般的恐惧。”

校方的高压也让学生们自发形成了对运动发起者的保护意识。几乎所有高校的集体抗议，学生们都提出了“希望校方保证不对发起人追责”的诉求。

同济投屏事件后第二天，当事人发了一条微博，希望大家不要转发，“请保护我方成员和学校声誉，真正该骂的只有疫情期间不作为的人 ”。网友群情激愤，认为当事人的做法相当“割裂”，是“护校蛆”。与网友的看法相反，学生们大多对当事人看似矛盾的做法表示共情和理解，他们敬佩当事人的勇气，也担心他的安危。

据学生们的说法，当事人今年大一，是班长、学生志愿者、“大白”。看到当事人“触及互联网雷点”的发言之后，同济学生赵可在微博表达了与网友不一样的看法：“……等热度散去不知道同济会不会秋后算账，现在又因为‘不完美的反叛者形象’被互联网集中火力攻击，他能怎么办呢，没有几个理性人真的希望被开除来舍生取义啊……”

赵可认为，正是当事人的学生身份，导致了他作为学生对校方的态度感到愤怒，但面对外界指责时，又没办法完全放下对学校的维护。“挺复杂的也挺正常的。在扭曲的环境下生活，可能会出现几种不同类型的人格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体里的情况。”

参与了“红蓝条”二创的齐立，也受到过警察的“小小威胁”，她推测，身为原创者的当事人，可能会受到更严苛的对待。

不彻底反抗的意义

种种顾虑之下，这场抗争处处表现出“点到为止”的谨慎。

在北京和香港都有就读经验、也曾目睹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林南看来，大陆学生的反抗事件是一种“小我”的表达，目的在于争取眼下的权益。相较之下，香港反修例运动是政治态度的表达，是一种着眼更远、利他性更强的“大我”。

尽管也曾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学生运动，但中国大陆出于“大我”表达而起的学运可能还是在1989年。林南认为，中国留给“大我”声音的空间过于狭窄，“很难想象有‘大我’表达的人在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的。”

出于在香港的经历，林南曾对北语表情包事件不太认同。反修例运动期间，她就读的学校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可以让学生们贴纸条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多内地学生贴上表情包表达情绪。对比之下，香港学生更多选择贴法条、案例或是说理文章。“我觉得在港大的内地学生很二元化，他觉得你想要立法就是要独立，那我肯定不会让你独立，我想要祖国统一。”

对于林南来说，表情包是一种浮躁的方式，用观点代替了说理。这种二元化并非凭空而来，公共空间被压缩，取而代之的只有口号。但可能“在国内的情况下，先去喊一个口号才会让事件传播得更广。”

说到同济大学PPT事件，她认为，即使有人给校长写信且这封信被公开了，也不一定比投屏事件中的那句“怒斥”有力，乃至于引起众多二创。“在中国，在一个四面都需要冲破和突破的环境下，情绪的表达可能更有利于传播。”

对于贴表情包的表达方式，蒋达有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法律在两地的生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香港，大家觉得法律是必须的，但在大陆，法律不仅对政府不是必须的，对个人也不是。”

因此，在大陆含蓄地表达不满和抗议更为安全，人们能明白它的意思，贴表情包也不太会面临被追责的风险。“香港可能比较喜欢把话讲清楚，但是在大陆，如果把话讲清楚，大家就不敢出来讲了。”

在极权下的反抗，很多时候只能采取曲折的方式。蒋达认为，社会抗争的烈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反抗者与体制之间的相对距离。“在中国，一场最和平的示威，可能都比美国一场严重的骚乱威力还要大，因为它是被完全禁止的。”

学生们担心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反抗会招致风险。学校和政府也一样担心——担心学生们发现，原来争取权利是正当的。“他们真正害怕的并不是疫情的传播，而是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蒋达认为，虽然学生们的诉求仅仅是争取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回家自由，很基础也很不彻底，但抗争本身的意义远大于诉求能否得到回应。“当你做了一件权力不希望你做的事情，那种危险感本身就传递出一种态度。他们很多时候不能承认学生的诉求，不能承认自己在妥协。因为他们不能允许大家明白，原来权利是可以争取的。”

“我听说清华这个男生之所以做这件事（歌词涂鸦），是因为看到他朋友在帮助被封控的校工。虽然被学校盯防，但这是一件合法的事情，”蒋达认为，这样的事情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积累、会传染，鼓舞更多学生。

无论结果如何，抗议和表达的过程多少会在参与的学生心底留下烙印。“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教育，都要求我们在一个框架里面。当看到身边有人做了这些事，你会发现这才是人应该活的样子。大家会想，如果别人做事后遭遇的代价我可以承受的话，也许我可以做得更多。这是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蒋达说。

曾参与“红蓝条”二创的一位作者，最早的出发点是“好玩儿”，但得知有人被警察警告后，再回看这件事时，她开始用更严肃的态度对待。

原本他们眼中娱乐化的表达被当局上升至政治层面，表达者被迫成为反抗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者“成就”了反抗。恰恰是对表达的禁止和镇压，完成了反抗的所有动作。“谢谢警察先生的参与，让我们的行为艺术更加完整。”她开玩笑似地说道。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