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近西方”到“丧失理智”，普京与俄罗斯政治的二十年浮沉

普京调遣俄军入侵乌克兰，以实现他心目中顿巴斯和乌克兰困局的最终解决。这一举动既令国际社会大为震惊，也让观察家们格外困惑。尤其是那些苦心钻研国际关系的专家学者，惊讶于普京如此“非理性”的决定。当战局开始僵持，俄军在乌克兰推进受阻，对大城市久攻不下，许多人更相信普京一开始的决策源于他已经“丧失理智”，不然为何在俄军实力其实有限的情况下，一定要全面进攻一个4000万人口的国家？

这场战争也召唤出了另一个幽灵：对俄罗斯帝国和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绘声绘色的描绘。所谓的“普京国师”、俄罗斯帝国复兴的“欧亚主义”鼓吹手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的文章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对俄罗斯乃至“斯拉夫”扩张主义的“本质”理解——各种各样的冷战俄国史研究也被挖掘出来——“斯拉夫派对西化派的争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回魂”、“俄罗斯帝国天生就要扩张”、“扩张是俄罗斯民族的本质”……似乎普京只不过是这种千年以来的“扩张道统”的一部分。

过度追溯历史有害于我们理解今天发生的事实。通过普京，我们已经看到沉迷于古代历史的坏处——在他发表长文谈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千年历史的同时，乌克兰西部不到一百年前发生的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和清洗，已经基本得到双方谅解；波兰人也已经不再认为立陶宛必须是波兰国家的一部分。历史和“民族性”并不是必然的现实，也是可以遗忘和变迁的。

相反，这次战争的讨论中，仍然少见对最近二十多年来发生的事情的梳理。尽管它们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今天我们也许不太会意识到，被抨击为“普特勒”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维尔罗维奇·普京，曾经是俄罗斯自由派旗手索布恰克的门徒，刚上任时他曾向英美展现出非常亲和的姿态，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试探是否可以加入北约。22年后的今天，普京则完全是另一个人。他是如何走到今这一步的？

我们都知道人性之复杂。对政治人物尤其如是。具体到个人，二十年的漫长时光中，有些性质会发生变化，有些性质则会保持不变乃至更加坚固。要理解乌克兰危机，我们就无法回避普京在二十年中的变化与不变。至少这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下的“非理性”是如何起源，以及让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事情也许还可能更糟。

All the Kremlin’s Men: Inside the Court of Vladimir Putin

作者：Mikhail Zygar

出版社：PublicAffairs

出版日期：2016年9月

俄国自由派资深时政和国际新闻记者、独立电视台“雨”（Dozhd，今年3月1日被俄政府封杀）的创始总编辑米哈伊尔·祖加尔（Mikhail Zygar）在2016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克里姆林宫班底：在普京的宫廷中》（All the Kremlin’s Men: Inside the Court of Vladimir Putin）可以说是至今为止英文世界对普京职业生涯最好的叙述和分析之一。在书中，祖加尔亲身接触了大量的克宫圈内人，拼出了一副普京的心路地图：从他在世纪末上任，直到叙利亚战争前后，十余年中普京从一个政治根基并不成熟的新人物快速成为了“沙皇”般的角色。更可贵的是，祖加尔的这本书为读者介绍了克里姆林宫内外俄罗斯精英群体的起落浮沉，通过他们和普京的互动，我们也可以一窥这位大权独揽的人物的决策风格和情绪倾向——正是这一切共同导向了今天的战争。

从“狮心王普京”到“普京雷帝”

在《克里姆林宫班底》中，普京并非一开始就极度憎恨和反感西方、主张大俄罗斯主义。相反，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普京非常希望和西方建立稳定友善的关系。

祖加尔在书中用欧洲历史上的帝王作为隐喻，将1999年到2015年的普京统治分为了四个不同的时期。第一段是1999年到2003年，这一时期的普京是“狮心王”，隐喻此时他的心态和风格像英格兰历史上的理查一世（1157-1199）；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到2008年，这时候的普京是“大帝”，暗示他此时的状态类似俄国历史上的“大帝”彼得一世（1672-1725）或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第三个时期是“迪米特里亲王”执政，即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互换，普京担任总理的2008年到2012年；第四个时期则是“普京雷帝”，时间在2012年普京回到总统一职之后。这是暗示普京的心态和风格变得像俄国历史上多疑与专制的沙皇、“恐怖”的伊凡四世（1530-1584）。

这四个阶段分别由不同的标志性事件所分割：2003年，普京把俄罗斯最强大的寡头商人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关进监狱，标志着权力的全面巩固；2008年，普京交权给梅德韦杰夫，发动了格鲁吉亚战争——标志着和西方关系的全面破裂；2012年，普京再次回到总统任上，国内则出现了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普京游行。祖加尔的意思是，这三个时间点，以及围绕着它们前后的国际事件——乌克兰危机、格鲁吉亚危机、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构成了普京整体转向的重要航标。

在《克里姆林宫班底》中，普京并非一开始就极度憎恨和反感西方、主张大俄罗斯主义。相反，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普京非常希望和西方建立稳定友善的关系。一方面，他努力营造“西方人听得懂”的外交风格，另一方面，他努力配合美国和欧洲的外交需要，试图找到一种“你来我往”的互动方式。

根据祖加尔的描述，普京最初认为，西方主要是不太理解俄罗斯的具体情况，所以自己要向西方多解释多沟通。一个例子是，第一次和美国总统小布什会面之前，普京阅读了关于对方的各方面材料，他发现小布什年轻时离经叛道，到中年后回归虔诚的新教传统。于是，在见面时，他拿出一枚耶稣受难像，告诉布什这是自己母亲赠送的礼物，在一次火灾中只有这件圣像幸免——以此触动布什的信仰神经。除了这种个人风格之外，普京上任初期还配合和支持了美国的阿富汗战争——默许美国在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吉尔吉斯设立空军基地，并且还以撤销古巴和越南的俄罗斯海外基地向美欧示好。

不过，他和欧美之间的融洽状态没有持续太久。祖加尔指出，有几次事件一次次打击了普京对美国和欧洲的期待，使得他在2003年后不再信任英美，而2014年之后他也不再信任欧洲。

最早的危机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政策让普京怀疑美国的企图：毕竟根据俄罗斯继承自苏联时代的对伊拉克的深度认识，普京不认为萨达姆真的会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的军事行动被普京理解为美国的扩张和对地区稳定的破坏。

与此几乎同步，俄罗斯和英国的关系也从最高点向下坠落。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普京在国内的一位政治对手——一度在莫斯科高层政治中扮演“灰衣主教”角色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别氏在叶利钦时代晚期的莫斯科“宫廷政治”中拥有巨大影响力。普京也部分是因为他的推荐才平步青云。根据祖加尔的记述，别氏自信地认为普京会听从自己的指挥，结果现实并非如此。他和普京的关系很快恶化。在他经营的媒体帝国被普京打压之后，别氏流亡海外，2002年主导发行了抨击普京的阴谋论图书《吹走俄罗斯》（Blowing Russia）和纪录片《刺杀俄罗斯》（Assassination of Russia）。他指控说1999年的莫斯科爆炸不是车臣人策划的，而是俄罗斯情报部门为了让普京上台而自导自演。这些活动彻底激怒了普京。

2003年，别列佐夫斯基向英国申请政治避难，英国内政部先是予以拒绝，之后又撤回了原先的拒绝。当其时，普京本对俄英关系充满希望：他刚刚结束了对英国的盛大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的石油协议。别列佐夫斯基获得的政治避难让普京深感侮辱，成为英俄关系急转直下的开始。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的制裁尽管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经济，却令普京更加相信自己的道路正确。

2004年乌克兰爆发的“橙色革命”则是另一个关键点。在此之前，2003年的格鲁吉亚就已经爆发“玫瑰革命”，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上台。但这时的克里姆林宫对格鲁吉亚的变化并不太在意，甚至普京和萨氏个关系一开始还不错。但乌克兰不同。一方面，2000年前后俄罗斯精英就对乌克兰发生的很多事情感到不满。比如据祖加尔的描述，相对亲俄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Leonid Kuchma）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和去俄罗斯化（比如将姓名“尼古拉”改成更乌克兰发音的“米克莱”等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已经激怒了很多克宫高层。曾经有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告诉祖加尔，普京从上任第一天起就特别关注乌克兰，“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否则我们会失去它（乌克兰）”。

乌克兰问题在2004年的“橙色革命”中第一次爆发，新的政府不可避免地倒向了民族主义与反俄罗斯的位置，这令普京无法忍受。其后俄罗斯周边出现的危机更是“复刻”了橙色革命的元素：2005年2月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推翻了常年执政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2005年底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吉延出现骚乱（被当权者卡里莫夫镇压）。祖加尔形容这一连串事件使普京开始怀疑和相信存在着一个西方预谋的、针对自己和俄罗斯的巨大阴谋。

普京还认为西方背叛了自己的善意——2004年北约东扩到波罗的海三国，俄罗斯保持了克制。普京希望西方投桃报李，但布什没有在乌克兰危机中回赠任何面子或帮助。于是，在2005年，普京开始在国内构筑一系列“防御”：官方对电视台下发了黑名单和“不可批评的人”的名单，国家杜马通过了NGO管理法案，以阻止境外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2006年，布什的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在立陶宛发表演说，谈论反对俄罗斯的威权政治。据称普京事后评论道：“狼同志知道该吃谁。他下嘴的时候不会听任何人的意见。”

2007年的北约东扩进一步加深了普京的不安全感。2008年，在布加勒斯特的北约峰会上，普京已经开始公开表达非常激烈的意见。当时他就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它可能会失去东部和克里米亚。不过，尽管如此，同一时期的普京还在试图构筑一个和欧洲更亲密的安全关系：俄罗斯用各种油气项目将能源安全和欧洲绑定，欧洲则帮助他缓解乌克兰的危机局势。这一局面一度有效，但随着2014年乌克兰的“广场革命”和随后的顿巴斯战争，普京认为欧洲也不可能真的对俄罗斯友善。在外交上，这意味着他彻底倒向了不信任西方和“用力量说话”的逻辑。

这一转变也伴随着普京日益沉浸于东正教保守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祖加尔认为，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和2011年叙利亚内战之后，普京已经坚信西方的阴谋与“第五纵队”无处不在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的制裁尽管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经济，却令普京更加相信自己的道路正确。

他曾经对身边人说：“魔鬼不像你们描绘的那么黑”，意思是在坚定的信仰面前，制裁没什么可怕的。对他来说，形势恶化只会加强一种信念：现有的国际格局对俄罗斯不公平，只有更剧烈的变动才能彻底改变外交现状，并且撼动已有的国际格局。

自由派精英的退场

这二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冷战后的俄罗斯自由派从克里姆林宫决策团队中逐渐退场和边缘化。

普京的变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伴随着整个俄罗斯精英群体的起伏。这二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冷战后的俄罗斯自由派从克里姆林宫决策团队中逐渐退场和边缘化。这也代表着普京身边的决策圈子日渐封闭。

祖加尔的《克里姆林宫班底》描述了从2000年开始克里姆林宫“战略师”的变化。普京最早的战略师是叶利钦身边的沃罗辛（Aleksandr Voloshin），他是一个相当亲西方的企业家，祖加尔形容他“满口英文词”（尽管沃氏也坚定地认为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是委屈的一方）。2003年之后，这个位置换上了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苏氏是沃罗辛的门徒，也是一个擅长策划复杂的政治布局的谋士。他在之后的梅德韦杰夫时代继续服务了四年，曾经推动“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内自由化”，还给梅氏提出一个建设左右两翼两个可操控政党的“可控民主”模式。到2012年之后，普京身边最重要的战略师换成了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他曾经是普京对手，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的谋士，沃洛金的思路比起他的前任们更简单：压制反对者、强力推行他认为是“正确”的决定，遵从“民意”，尤其是推广那些容易让人民“喜闻乐见”的政策。他反对苏尔科夫那种复杂的政治设计，而热衷于简单，快速和有力量的行动。

政策战略师的流转标志着普京的施政由复杂、平衡、全面变得更加简单、粗暴、强力。任用沃罗辛的时候，普京还没有和叶利钦留下的寡头群体决裂，商业对政治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是腐蚀）仍然很大；苏尔科夫时代的普京-梅德韦杰夫则试图控制和使用民主制度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合法性；而起用沃洛金的普京，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和明了，政治就是权力，“做就是了”。

纳瓦利内在那几年的崛起甚至部分程度上得到了梅德韦杰夫和身边自由派精英的默许：他们认为社会上的反对力量有可能帮助政治环境变得更为健康。这种姿态刺激了普京和身边安全部门出身的人物。

在这其中，梅德韦杰夫时代的四年对克里姆林宫精英的迭代最为关键。祖加尔认为，梅氏一度是普京信任的“接班人”——虽然回头看，普京只让他做了四年总统就自己“大帝归来”，但梅德韦杰夫本来是有机会至少再多做一个任期的。2010年，梅德韦杰夫开始为连任布局：他将自己打造为一个更加热爱现代科技（比如用苹果手机发推特）、开明和包容的政治角色。他让苏尔科夫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连任计划：在“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的时刻，梅德韦杰夫的阵营将创造两个互相竞争的政党，一左一右，既显示出俄罗斯可以和民主制度共存，还能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自己，证明自己可以应付更复杂的社会局势，以得到连任许可。

这个计划得到了不少自由派，尤其是叶利钦家族的支持。然而，其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三重变数。其一是普京开始不信任梅德韦杰夫：梅氏在利比亚问题上尝试和美国合作，没有在联合国阻止涉利比亚决议通过，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卡扎菲被推翻并被反对派武装杀死。普京认为梅德韦杰夫在国际政治上过于软弱；其二是在新建政党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梅德韦杰夫没有平衡好各方力量，出现了权力争夺和相互攻讦，普京认为梅氏应对政治斗争没有足够能力；最后，纳瓦利内在那几年的崛起甚至部分程度上得到了梅德韦杰夫和身边自由派精英的默许：他们认为社会上的反对力量有可能帮助政治环境变得更为健康。这种姿态刺激了普京和身边安全部门出身的人物。在后者看来，梅德韦杰夫沉迷于推特上的形象营造是极其愚蠢的行为。

祖加尔认为，梅德韦杰夫试图连任的努力不但没有让自己如愿以偿，还让普京认定出现了另一个权力中心，而这个权力网络和俄罗斯的自由派拥有不少联系。随后，普京回到总统岗位上，发动了一场政治“清洗”，清除那些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时期“背叛”了自己的人。俄罗斯的自由派力量——甚至包括普京曾经极为信任的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和经贸部长格拉夫（Herman Gref），都在此后被排挤出了克里姆林宫决策圈的核心。在第三个总统任期（2012-2018）中，普京更信任那些安全部门出身的高官和自己在1990年代圣彼得堡担任副市长时的朋友。克里姆林宫精英圈子的整体保守化在这个时段内基本成型。

2014年3月18日，在克里米亚危机中，普京对俄罗斯的国家杜马议员们发表了一段讲话。在讲话中，普京回顾了自己的总统生涯，细数了自己的想法是如何转变的——如何认为西方不可依靠，必须回到俄罗斯的传统、保守和民族主义的道路上。这和早年的普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2007年，普京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还盛赞调查记者是扫除腐败的英雄。而到了2014年，在已经不再接受自由派精英的意见之后，普京和身边人和东正教快速接近——他开始宣称俄罗斯和西方人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将自己标榜为这一价值的最重要的守护者。2013年，同性恋问题被重点提出作为西方价值渗透的标志。今天的普京-俄罗斯意识形态，在那时已经基本成型。

缺少定力的大国领导

普京并非出色的战略家。他上任后到如今的许多判断和政策调整，都是被动地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临时起意，既缺乏长期的定力和坚持，也缺乏连贯性。

从2000年代初到如今，普京的政治取态和核心统治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普京个人的许多风格和个性也有不变的一面。或许，今天我们可以说，是他变与不变的结合，造成了更加致命的决策风格，最终出现了这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战争。

祖加尔笔下的普京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战术家。他非常喜欢以“军事”手腕应对政治斗争，比如“擒贼先擒王”。2003年打倒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如此。面对随时可能围攻自己的旧寡头们，普京没有一个个应付，而是专门针对其中最“露头”，开始挑战自己乃至畅想“政府换人”的霍氏力量。当时，普京的战略师沃罗辛还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不至于入狱，结果普京直接把霍氏判刑下狱。这种“用力过度”（overkill）的模式，日后证明是普京的政治特色——“找到他们的司令部（关键人物），然后摧毁之，这样就没人胆敢越界了”。这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对普京“战术手段”的描述。

然而，普京并非出色的战略家。他上任后到如今的许多判断和政策调整，都是被动地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临时起意，既缺乏长期的定力和坚持，也缺乏连贯性。容易被一时的得失所影响。

比如，2004年前后普京试图用“能源大国”作为一种地缘战略，建设和欧洲之间的能源互信去拉拢和稳定与欧洲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又迫不及待在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用天然气价格杠杆去打击上台的乌克兰尤先科政权，这一能源战最后虽然成功挑动了乌克兰政局的变化，却也伤害了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信任。普京的许多策略都存在着这种“抓小放大”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往往来自于对局势的过度自信所带来的误判——比如应对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广场革命”，普京都缺乏足够的预先准备，导致克里姆林宫在亲俄力量被挫败的情况下只能以更糟糕的方式给予反应。

更为关键的是，普京并非那种勤政的强人政治家。尽管他拥有了超凡的统治权力，却倾向于将这些权力赋予自己的下属。而在选择下属时，普京又相当任人唯亲，他还很乐于看见下属们互相争吵、冲突，从而自己可以作为调停者角色介入。但这也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无法建立更团结的施政团队，也很难维持稳定的人事安排以达成长远的目标。

2012年俄罗斯国防部长的撤换，就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梅德韦杰夫离任前的国防部长是谢尔久科夫（Anatoly Serdyukov）。他任上意识到俄军整体水平不足、装备落后，于是推行了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改革。在这场改革中爆发了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围绕军事预算的冲突。谢尔久科夫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提出了2.8万亿卢布的军费计划，普京的亲信、财长库德林要求降到9千亿。谢氏不满。这时普京介入调停将总价加到1.3万亿。谢尔久科夫还是坚持必须要更多钱，于是去找梅德韦杰夫申诉，梅氏作为总统拍板将军费加到了2万亿。

据祖加尔的描述，这件事让普京非常恼火，尤其是谢尔久科夫曾经是他提拔，却在军费问题上倒向了梅德韦杰夫那边。正好军改的强力推行得罪了军中许多高层，普京顺势在2012年重返总统岗位后的“去梅德韦杰夫化”中，对谢尔久科夫展开了反腐调查，随后让他辞职下台。国防部长也就换成了如今的绍伊古（Larisa Shoigu）。绍伊古更为忠诚、低调。然而这也意味着，普京宁可牺牲军队现代化进程，也要保证无上的个人权威。他的多疑和对忠诚下属的需要，不知如今是否在战争后勤和前线攻势上品尝到了滋味。

当然，作为自由派视角的叙事，《克里姆林宫人》更多在传递的也是反对普京的内容。许多事件本身可能带有更多复杂性：比如谢尔久科夫的军事改革的确操之过急，思路也有未必符合俄军需要之处；而自由派的起落则更有戏剧性：2018年开始的第四个总统任期上，普京又调整人事，将自由派库德林重新纳入政府，但内外整体施政又依然继续2014年之后的思路。不过，无论是军改的起伏，还是自由派的进进出出，普京都明显延续了自己的领导风格：更注重下属和自己的“关系”如何，却继续缺少大局统筹和能够一以贯之的战略设计。当然，这并不全然是普京一人的风格，根本上它也是整个俄罗斯精英阶层混乱与失能的一个缩影。

除此之外，《克里姆林宫班底》中充满了各种各样渠道得来的信息，有时候祖加尔会把相互矛盾的几种叙事摆在一起比较。可以说，其中有些故事也许失真或夸张。毕竟“克里姆林宫学”本身成立的范围也很有限。但在如今，在普京的个人决策风格越来越明显的此刻，这些克宫中的故事是值得一读的。

在书中，祖加尔还提到一件事：1979年12月12日，苏联政治局开会讨论出兵阿富汗，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Dmitriy Ustinov）和克格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热烈支持出兵，他们说阿富汗有变成苏联敌人的危险。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Nikolai Ogarkov）当时坚决反对出兵。

安德罗波夫对奥尔加科夫说：“叫你来不是为了要你的观点，是让你记下政治局的指示的”。时隔许多年，祖加尔提到，普京在2015年前后讨论这段历史时表示，他越来越理解勃列日涅夫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理由了。普京认为，那时候莫斯科面临的威胁是真实的，如同他眼中如今对俄罗斯的威胁也是真实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