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小时滞留深圳湾：他们为什么“闯关”也要离开香港？

2月9日，香港首次单日确诊covid-19人数破千（1161宗），创下这座城市自全球疫情爆发两年来的新纪录。拖着大包小包离开香港租屋的张筠，则滞留深圳湾口岸，在焦虑、无序和与海关工作人员几乎无效的沟通中，度过漫长的38小时。

受变种病毒Omicron的冲击，香港已连续5日单日确诊数破千，2月14日更录得约4500宗初步确诊，多数为本地感染。不断攀升的确诊人数令城内人心惶惶，跨境货车司机染疫和封城传言下，大陆生鲜食品、日用品被抢购一空，社区检测中心大排长龙，常常要等候数个小时才能完成检测，药店快检盒更一度断货，以至于催生出快检盒黄牛业务。

2021年12月底，香港各区开始零散出现本地确诊个案。彼时，24岁的港中大学生艾琳在香港仔附近实习，每日乘坐的大巴途径铜锣湾强检的地区，纵然那些大厦看上去已与平时无异，艾琳还是觉得心里有一块小石子膈应着，便对人事提出远程工作的申请。艾琳的申请并没有得到批准，不过，一些正在寒假实习的内地生有着相同的不安：“明天要不要上班？疫情能控制下来吗？”

农历新年过后，香港日增确诊逐渐达到三位数，晚六点禁堂食，疫苗第三针不再“walk-in即可”，各校防疫管制措施愈发严格。跃动的新增人数和空旷的货架同步出现，“戴两层口罩出门”的建议不再能让内地生们开怀大笑，连续5日确诊破千与目前合计仅7,100个隔离床位，又增添了一重恐慌。另一面，一些习惯了内地严格疫情管控的内地生们，则对港府防疫政策的漫长空窗期疑虑重重：等待检疫结果的时间为什么可以自由行动？强检大厦遍布全港，为何不划分“高中低风险区”？

在小红书和微信信息群里，“某转阳5天后收到检测报告，全屋已感染”、“某登上隔离分流大巴后出示阳性检测报告，全车隔离”、甚至“93天酒店隔离”类消息层出不穷，还有小道消息传播“即使新冠痊愈，返回大陆也困难重重”，引得众人惶恐。

所有这一切，似是唤醒了一部分内地生记忆中对疫情的恐惧和不安，一个声音在各个微信群里汇集起来：“要不，回家吧”。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逐渐舖开的网课通知成了最后那张回家的许可证。

张筠就是从收到学校全面网课通知时下定决心回家的。初来香港的新鲜感已在课业压力下逐渐磨灭殆尽，尽管来自粤语区，但她自觉无法融入本地社群。相反，她说自己厌倦香港逼仄的生存环境，厌倦港府“纯纯摆烂”的防疫政策，各种确诊延迟让她很头疼，人处在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感染”的薛定谔状态下。

但回家并不容易。自疫情爆发以来，香港和内地的通道仅剩机场、港珠澳大桥及深圳湾口岸三处，从香港入境深圳需要提前预约，并完成至少14天集中隔离（部分城市如北京，需21天隔离）。尽管港府多次公开表示将“尽快”通关，甚至一度开放香港健康码的注册，疑似释放通关信号，但陆港通关的日期迟迟未能确定。据第一财经，在香港疫情再起的2021年年底，深圳隔离酒店配额（即“健康驿站”）从此前的2000个，锐减至800，甚至600个，远远无法满足计划入境大陆的人群需求。

“健康驿站”的一位难求，伴随着确诊人数的攀升，衍生出灰色产业链，大量黄牛混迹在相关微信群中，甚至开辟了“代抢”驿站名额的淘宝购物连结，价格由400至3000元不等。张筠也曾咨询黄牛，却被告知只能抢到10天后的名额。

在恐慌和无助的气氛中，一个新的路径诞生了——“闯关”，即未预约隔离酒店，直接在深圳湾口岸申请过关。“健康驿站”的核对直到入境大陆分配隔离酒店时才会进行，留给了这些迫切返乡者一丝缝隙。自2022年1月迫近农历新年起，就陆续有人尝试“闯关”，并将成功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这些经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蠢蠢欲动。

直到2月9日、10日，数百旅客羁留深圳湾口岸，甚至部分已预约“健康驿站”名额的人也未能及时分配到隔离酒店。有人拉着行李返回在港住所，更多的人则是像张筠一样，在口岸度过一整个长夜。

9日晚，张筠裹着最厚重的粉色棉袄，趴在行李箱上睡了不到1小时，那是她38小时里唯一得到完全休息的1小时。当晚，深圳湾最低气温12度，但张筠却觉得不只如此：“真的很冷，就是你把所有厚衣服都穿上还是会很冷”。

“抽彩票”一样分配滞留者

深圳湾口岸每天10点起处理出入境旅客，这个陆路口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东角头，连结香港新界元朗区的鳌磡石。

2月9日早，张筠提前10分钟抵达口岸，10点正点入关，一切顺利。12点半，她终于填报、提交完层层文件手续，走到了深圳入境厅。因为没有预约“健康驿站”，她领到一张标有“56”的号码牌，前往旅客集散地等候分配。这块集散地包括大陆海关入境大厅及大厅外的空地，而此时，有预约的人已前去等候大巴车。

张筠猜想，依照前几日小红书经验帖及微信群里通关直播的情况，自己可能滞留延迟2-3小时。然而，她身边“56”号旅客却越来越多，直到“56”号发完，工作人员开始派发“36”号牌时，远超预期的闯关旅客数让张筠慌了神。

据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深圳湾本月共有18,155人次出境，仅近一周内，就有过万人，9日为单日出境人数最高的一天，共有2,141人。

“我不知道号码牌是干什么的，但我记得56号可能有50来个，36号有好几百个，后面进来的都是36号。”张筠说。

闯关人士大量涌入，原先有座位的等候区逐渐无法容纳所有旅客，于是后来者便把行李箱放倒，用以坐卧。在这个临时的旅客集散地中，有携带电脑继续工作或完成课业的年轻人，有带小孩的中年人，还有老人。人们大多用睡觉或划手机打发时间。张筠原本准备了阅读书目，但现场环境令她不适：焦虑、迷茫、混乱是等候区的主旋律，她只好在发呆和与朋友聊天两种模式间来回切换，试图把这段时间硬熬过去。

张筠回忆，等候区里没有中央广播，用来通知各种消息的麦克风又极小声，有时甚至得靠工作人员嘶吼。分散在室内室外的旅客听不清具体通知，每个人听到的消息也不完全一样，人们不知道当下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的等待，更不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

很快，夜幕降临，深圳湾口岸的工作人员将所有旅客集中在大厅中央的位置，收走人们的通行证，将它们集中放在一个箱子里，随后宣布他们将随机抽选旅客去到室外等候。“像抽彩票、抽幸运观众一样。”张筠形容。

工作人员每拿起一张通行证，念出一个人的名字，全场都会一阵欢呼，恭喜他运气不错。被叫到名字的人也很惊喜，欢欣鼓舞领走通行证，和大家挥手作别。尽管没有人知道，“被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在这个时间被无限拉长的环境下，人们太需要一个快乐的念头。

张筠被抽中时，她也觉得自己幸运极了，出门后才知道，这是在分配地点。“健康驿站”在预约时会要求旅客选择隔离酒店的区域，因此，未预约的“闯关者”便被随机分配，被分配区酒店的空余数量，将直接关系到旅客们继续等候的时间。张筠被分配到了罗湖区，但她对还要等多久仍旧一无所知。

发现有部分持“健康驿站”预约的旅客也被滞留过夜后，张筠才意识到，深圳可能真的没有多少空余隔离酒店房间了。

“闯关”前，张筠也犹豫过。2月4日，她收到学校全面转网课的通知，便归心似箭。打包行李，退租，查询返乡攻略。在6日至8日每天早上逼近10点，张筠都会紧张地打开“健康驿站”预约网址，和数千个屏幕另一端同样离港心切的人一起，争夺800个返回大陆的名额之一。“预约”键亮起又瞬间灰掉，回家的心情在一连三天的抢夺失败里被激得更加强烈。

急迫“闯关”的内地生心态多有类似，叠加疫后对活动空间的限制、大陆互联网大厂春招3月开始等因素，跃跃欲试的人越来越多。2月初，多个通关信息群和春招经验分享群几乎同步在港漂学生间传开，春节前社交媒体上热门的“回家经验贴”持续热传到节后。小红书上，一条2月香港回大陆的出行与隔离热门攻略，获得了两千收藏。

被建构的恐惧感

2月9日，张筠滞留深圳的同一天，内地生艾琳在香港注射了科兴疫苗的第三针。此前，她所居住的公寓附近出现了感染个案，因此每日提心吊胆。9日晚，艾琳梦到自己感染了，醒来一时间分不清梦境现实，脑中只有一句话：“天，真的不能在这待了。”随即给自己冲了一杯板蓝根。

早在12月底香港刚出现Omicron变种病毒时，艾琳就觉得恐慌如影随形。

艾琳来自中国南部的一个地级市，她回忆，大流行两年来，自己的家乡很少出现确诊。一旦有风吹草动，家族群里就会出现感染者们活动轨迹的转发连结，生怕自己成为密切接触者。

2021年，艾琳曾到广州游玩，时值广州荔湾和海珠区爆发Delta变种病毒疫情，虽然她当时身在越秀区，仍不免遭遇家族群聊里亲戚对她未做检测的阴阳怪气。在被暗讽的不适和自我担心的驱使下，艾琳到当地医院进行了核酸检测。检测前，一位医生正与前台护士闲聊，提及“看到广州回来的人就害怕”，无论是否为疫区。此话更为艾琳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我还怕外国人。”艾琳说。2021年她刚到香港读研究生时，路上​​看到外国人都会屏住呼吸。不到一年的生活中，艾琳感受到香港这座城市里很多具有人文关怀的细节，如公交车上残障人士友好措施，但人们普遍对疫情的漠视却让她无法理解：“春节期间确诊已经三位数，在内地早封城了，媒体还在写节日去哪玩。”艾琳说的媒体主要是指内地生常关注的留学生公众号。

过去的生活经验让艾琳习得了对疫情的恐慌感——既来自对疾病本身的未知，也来自对感染者污名化的不安。在网络社群豆瓣关于内地生是否要离港的讨论中，更出现“感染后若有后遗症，无法通过体制内体检”的传言。传言虽被其他网友质疑，但恐慌却可见一斑。

自1月底校方宣布延长网课持续时间后，艾琳便每逢周六出门，戴两层外科口罩，一次性买好一周的菜，在接触超市的自助结帐机、按过电梯按钮、及任何感觉不安的时刻，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酒精喷雾，喷在手上。

如今，艾琳更不时打开她的“恐慌神器”——可显示确诊个案所在大厦的地图网站“HealHK”，确认自己出门时所经路线的安全程度。某次出门，艾琳走在路上才想起打开，猛然发现当天途径大厦有确诊病例，立刻慌不迭折返了回来，去往相反方向的街市。

2月7日，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破600，但艾琳的港漂室友仍然与朋友约了在旺角吃午饭。她一整天都提心吊胆，却又自知无权限制她们的自由，最后只好说了一句“注意安全”。

“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恐慌，至少目前还没有明确后遗症到底有哪些。”刘蝉是港大的内地生，她分析，自己不恐慌的原因可能与接触的信息有关。此前，刘蝉看到不少在欧美留学的同学，分享“中招”Omicron变种病毒的经历，多数居家隔离一周左右便会康复。

“比起新闻媒体，可能身边人的分享会更降低我自己的焦虑，有一种真实感。”刘蝉说。不过，随着香港校方防疫措施的升级——要求学生录入两针疫苗卡或一周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刘蝉也开始感受到疫情的严重。她用“非必要不出门”形容自己这半个月来的日常，如有需要，出门回来后会对随身物品消毒。

刘蝉说，自己对于防疫政策的感受也很“拧巴”，既不认可大陆“一刀切”的强制政策，又对与病毒“共存”存在疑虑。

2020年大流行爆发初期，刘蝉正在西班牙留学，3月飞回中国避疫。当时，网络上关于留学生“千里投毒”、“给祖国添麻烦”等言论甚嚣尘上。相对于感染，隔离中的留学生们更担心确诊后被网民起底，甚至有人连夜删除社交媒体中牵涉真实生活的内容。

对刘蝉而言，在中国大陆初次经历隔离时更大的无力感，来自于无法对抗强制性的集体安排。隔离到第8天，刘蝉同行的航班上查出确诊，她被通知有救护车将她转移到密切接触者的隔离酒店。但因通知的时间过短，刘蝉甚至没办法收整好所有行李，只能不断跟工作人员据理力争，最后以她签字画押自愿支付房费来存放行李为这一争端划下句号。

“当时我发现，你好像在跟这个人说话，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在跟这个人说话，所有的人都是在按照规章做事的，螺丝钉不可能跟他们产生任何的交流。”刘蝉说。

工作人员说：“我要把你发到我们工作微信群里去”

9日，深圳湾。入夜后，如何度过漫漫长夜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饮水、如厕、甚至充电，都能在等候区解决，但吃饭却是个大问题。近乎一整天的等待让所有人都饥肠辘辘，海关时不时分发的“港荣”蒸蛋糕远远无法满足过夜旅客的需求。纵然旅客集体抗议，但直到第二天下午，人们才吃上了八宝粥和方便面。

过夜的辛苦和粮食的紧缺将滞留者情绪逼到极值，人们逐个去找工作人员理论。他们希望，作为传递信息的中间人，工作人员可以更积极一些，恳请他们去问上级“到底还要等多久？”、“是不是酒店不够？”，但都只能得到一句“我不知道”的答复。

张筠看到，现场有部分老年旅客本需每日服药，但因估错通关时间，他们没有随身携带必需药物。将问题反映给现场工作人员后，回应或不予受理，或被随意指给现场医疗团队。人群中还有其他表示自己身体不适的旅客，但多被工作人员视为借口，甚至被反呛：“那你打120把你拉走好了”。

张筠在焦虑中也两次询问工作人员预计的等候时间，第一次被回复“罗湖区没有名额了”，第二次工作人员则摇头表示自己负责南山区，不清楚罗湖区情况。待她再问罗湖区负责人是哪一位时，这位工作人员称不认识罗湖区的同事，随后便掏出手机对着张筠拍摄，并说：“我要把你发到我们工作微信群里去。”

另一个等候罗湖区名额的旅客见状也掏出手机，表示自己也要拍摄这名工作人员的模样。张筠记得，对方又将手机镜头对准她，让她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由于工作人员均全身包裹着白色的防护服，张筠很难辨别两次问讯对象是否为同一人，但她仍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是想问负责人是谁，还要等多久，为什么要拍我？我做错什么了？”

旅客和海关工作人员的冲突不仅发生在罗湖区集散地，在其它区域的等候区也有爆发。有工作人员沈迷手机游戏“消消乐”、不理会旅客提问的视频被旅客拍下，两边起了争执。张筠说，后来只要看到有人拍摄，工作人员就会抢手机，或发出凶狠的勒令。

“就差打起来了，”张筠说，“海关很凶，他们拍桌子骂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骂我们，明明是我们等了这么久。”

2月10日晚，各个等候区焦躁的旅客们逐渐分化出自己的意见领袖，人们开始认真讨论如何将情绪和诉求传达给海关工作人员和他们的上级领导。此时，距离张筠离开香港已过去近30小时。“不可能再回去（香港）了，回去了就没机会过关了。”她回忆那时的心情，“而且海关一定会安排我们的，只是时间问题。”

闯关大争论：“没绿码就活该在香港困住？”

2月9日数百人的通宵滞留，引起了媒体及有关部门的关注。深圳市政府9日发布公告表示，深圳湾口岸“接转资源能力严重超限，出现部分未预约旅客滞留现场情况，”呼吁入境者自觉遵守规则。关于驿站名额从此前的2000锐减到如今的800，有关人士对“第一财经”解释，是“深圳因本土疫情影响，隔离酒店房间趋于紧张”。据深圳卫健委2月14日公报，目前正在接受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共4595例。

事实上，这已非第一批因“闯关”滞留口岸过夜的旅客。1月中旬，也曾有网友在小红书和微博中发文，指无预约人士涌入深圳湾口岸并被迫滞留至第二日。有影像显示，现场部分旅客在室外寒风中通宵等候。

2月10日下午，主要由港漂内地生组成的500人的“深圳过关群”微信中，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闯关”的辩论。由于2月9日晚部分持“健康驿站”预约的人也被滞留，群中有人表示“闯关”人数太多，挤占了遵守规则者的资源，埋怨闯关旅客打破规则、扰乱秩序。另一边，一位其亲属通过“闯关”返回大陆的学生表示，自己只是想要回家，这并没有什么错，“没绿码就活该在香港困住？”（注：“健康驿站”预约成功的二维码为绿色，因此也被普遍称为绿码。）这位学生后又在社交媒体中截图群内聊天，指群中言论与疫情早期对留学生归国“建设祖国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行”的言论如出一辙。

然而，这名学生的发言引发了更激烈的争吵，最终以他被踢出群聊告终。闯关的学生也从此在这个群中消声匿迹，不再发言。

在张筠看来，两边都有自己的道理，但“闯关”的产生与深港两地政府和海关的暧昧态度脱不开关系。香港经深圳湾出境需三道关卡，第一道是香港边境，第二道是大陆海关，第三道是人员分流地，返陆人士将在这里借由大巴车被送往各地隔离酒店。“健康驿站”名额只会在第三道关卡处被要求出示，这意味着已经离开香港边境、进入大陆范围的旅客难以遣返，社交媒体中也几乎未见到被遣返者的分享。

尾声

高昂的生活水平打消了艾琳留港意愿，她准备报考一二线城市的公务员，“躺平”。因此，全面线上授课后，艾琳计划3月返回大陆，“实在不行就买黄牛”。

由于朋友多在大陆，刘蝉目前也没有留港打算，完成课业后会开始安排返乡行程。不过，刘蝉却半调侃半认真地表示自己更有心思移民。对于她来说，2020年回国隔离的经历让她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害怕”。“这个害怕不再是发生在新闻上的事情，而是真实的，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就是没有办法对抗整个机器的无力感。”刘蝉说。

2月10日晚7点，港府发布通告，全面禁止无“健康驿站”预约绿码旅客入境深圳。有黄牛对“客人”表示，因忌惮政府管控，不再运作。

晚10点，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物抵达深圳湾旅客集散地。据张筠回忆，在他到场后，海关工作人员向在场旅客表示“今天我们很荣幸请领导来到现场，指导工作”，另有一人举着相机拍摄现场状况。

“大领导”先当众开免提拨通了一个电话，挂掉后对所有人保证，10日晚上一定争取将所有旅客分流出去。半小时后，整个分配到光明区的旅客被全部拉走，再过半小时，龙岗区旅客离开了这个集散地，几小时后，被分配至罗湖区的张筠作为最后一批旅客被送往隔离酒店。此时距离她进入深圳湾口岸已经过去了整整38个小时。

而另一端，微博有关滞留人士分配至东莞隔离的新闻下方，一些网民正在要求“封关”，更有气愤的网民评论说：“凭啥啊？播种病毒吗？”

文中张筠、艾琳、刘蝉为化名。

实习记者Mavis Cai、郑沐音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