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施永青：共同富裕之下，“中国共产党要重写党纲”

8月开始，施永青于自家报纸《AM730》的专栏中，连番批评中国“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新路线：“中共是否正在走回头路？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是否正在酝酿？那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会否前功尽废？”“这条路行之惟艰，而且非常容易走上歪路。希望北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不要再令国家受到太多的折腾。”

“施永青作反？”网民质疑，因为那不是他们印象中的施永青。这名中原地产创办人，多年来都是站在年轻人，以及反对派的对立面。他批评2014雨伞运动的参与者没有清晰的政治论述、2019年反修例运动不切实际、时下香港年轻人空谈理想，“​​香港的年轻人，食屋企，住屋企，幻想一下就可以令自己进入后物质年代。”“离地”与亲建制，是他于大众眼中的形象。

后国安法年代，人人噤声，施永青发言仍然尖锐。路透社早前引述消息称，北京要求香港房地产投入资源和影响力来支持中央政府，并称“游戏规则已改变”。施永青却指“游戏规则无法更改”、“地产商又唔系佢嘅党员，点指示佢哋（地产商又不是党员，如何指示他们）”。无怪乎香港网民笑称担心施永青触犯国安法，亦有人嘲笑他“依家先知惊（现在才知道要害怕）”。

施永青对此嗤之以鼻。“这些（言论）我讲了很多年，是我一向推祟的社会改革方法……他们讲到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生意。为了自己生意，不出声更好啦，对不对。”他亦不觉得自己最近的言论有多冒进。在这个国安法已立，廿三条、仇恨罪、假新闻法也许亦步亦趋的年代，施永青仍觉得，“香港是最多自由的地方。即使到了今天，有共产党睇住（看著），你都算自由过很多地方。”

一头灰发的施永青，脸上总是挂著笑容，笑得眼晴都瞇起来。也难怪他笑得如此开怀，多年来，施永青在现实里如鱼得水。少时曾参与六七暴动、与托派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关系密切的他，多年来批判资本主义，却在资本主义下做生意，还做出不俗成绩；他声称不认同中共某些地方，但中原地产却是少数率先进军中国大陆的香港地产商。他自诩：“我以前遇到一些大环境的转变 ，我最后都适应了下来，或者找到生存的空间。”

然而，这次的“现实”似乎不易应付。“共同富裕”四只大字下，香港政坛风声四起，似是山雨欲来。多年来游刃有余、强调接受现实的施永青于访问期间，那招牌的笑容消失了数次。

不惊讶中共要搞“共同富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7日于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将“共同富裕”列入第二个百年目标，声称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以，这个由毛泽东于1953年提出的原始概念，以复兴之姿重回共产党纲领。

会议翌日，腾讯立即宣布追加500亿元人民币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阿里巴巴紧随其后拿出1000亿元。结合早前蚂蚁金服上市风波、马云疑“消失”，对娱乐圈的整治、打撃全国的教培事业等，各界惊讶之余，亦暗自揣测，这把迅猛针对“资本”的火，会烧多旺，又会烧多久。

施永青对此并不惊讶。小学六年级时，他在几位任职于父亲公司、“思想左倾”的职员的宿舍中发现《共产主义原理》；中学时于旧书摊买来一本《共产党宣言》、在学校组织读书会，读马列、毛泽东选集；他认为“共同富裕”一直是共产党的初衷。“共产党开会都会唱一首歌，叫做《国际歌》。《国际歌》就是讲到‘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他指出，在共产党成立初期，他们曾以更直接的方式，尝试实现共同富裕。由50年代的“斗地主”，以暴力充公地主富农的财产，乃至以后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那年，直接迫使资本家吐出口中的肥肉，或者以左倾路线推行社会政策，才是共产党。

“只不过，之后（共产党）发觉效果不好，就打回头……他们得出的意见，就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党由最开始打倒资本家，变为劳动人民掌握生产工具，掌握分配权。”这一转向，转了几十年，“共同富裕”变为“先让少数人富起来”。

今时不同往日。施永青认为，习近平于第二任期以后，不断强调“共同富裕”概念，全因中国于经济层面已大国崛起：“中国的生产力上升到一个水平， 他觉得已经脱离初级社会主义， 已经成为生产大国。”

施永青指出，习近平初上任的一连串打贪、打大老虎之行，足证他对党内情形早已看不过眼：“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生产变了硬道理，不讲姓资姓社，就变成共产党姓资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我见共产党的人‘下海’去从商， 开口埋口就是怎样发达。研究怎样发达，并不是共产党的初衷……（习近平）他觉得党贪污腐化。”

2012年，习近平刚上任，即提出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觉得要先复兴了党，才可以复兴国家， 所以就将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制，重新摆上历史的议程。”

锐意复兴的中共，又于国际舞台上找到自信。近年美国总统选举风波、疫情肆虐、阿富汗乱局，似乎显示民主与西方价值，并未为人类找到出路。“如果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真的扮演到国际领袖的角色，带领世界走入和平繁荣昌盛， 那就不会轮到习近平搞依啲嘢啦（做这些事啦）。”尤其于应对疫情期间，“中国模式”似乎优于西方诸国：“最近对付疫情的政策令他制度自信大增……他觉得现在条件成熟了。”

“中国共产党要重写党纲”

以前与革马盟关系密切的施永青，当上资本家后，仍不改批判资本主义的态度，亦不反对“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人类的共同理想， 本身没有不妥，问题是如何达致。”

当年轻人抱怨香港的社会环境令人无法上游时，施永青总认为是年轻人力有未逮；他却同意资本主义带来的分配不公，正是贫富悬殊的本源。“现在资本主义明显是不对的，又1% vs. 99%，又金融风暴，又（企业）欠债无法偿还。”施永青认同共产党寻觅另一条路的尝试，“但是不可以用粗暴简单的方法，谁有钱就叫他拿出来。这是唔work的（行不通的），以前都试过。”

根据中国官网的说法，三次分配最早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意指“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2019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亦首次明确了“三次分配”为中国收入分配体系的其中一环，当时将其定位为慈善等公益事业。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定位一尊的体制下，施永青忧虑本来自愿的捐献会变为强迫。“不是强迫，为什么个个（企业）以前又不见他们捐几十亿出来， 现在捐几百亿，一千亿？你现在走过来，说要为祖国尽力，为什么他不用尽力，我要尽。”

他觉得，中国的资本家其实并非不愿作慈善公益：“原因并不是没有人肯捐，而是大陆没有这个机制。大陆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将股票，捐去自己组织的慈善基金。”他指出，中国一直担心，慈善组织一旦成形，或会威胁管治，是以官方一直未有提供适合的土壤。

事实上，习近平提出此论同时表示，分配时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但是，这些说法并未释除施永青的疑虑。

“我认为没有说清楚什么是合法。”在施永青眼中，从首次分配著手，方是公平分配的最佳方法。他以自己于中原地产推行的“333制”，即员工、股东和公司发展各分3成利润，以令劳动者可以享受享劳动成果；再以中原的出色成绩，令市场上其他公司仿效，最终达至整体社会的共同分配，比现时不知就里的三次分配，更能实践社会主义的理论。

他质疑，中央这次推行的政策，背后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你要恰当地将自己的政治任务理论化，解释自己的行为。别人就可以知道你会走到哪里，过火就会返转头（回头）。现在是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件事。唔知佢几时煞车（不知他何时煞车）。”他越说越兴起：“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除了没有做党的组织建设之外，这段时间更加缺乏党的理论建设。”甚至连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亦认为“好皮毛，没有几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重写党纲。”他如是总结。

似乎过火，似乎高傲。但施永青有资格对此发表意见。回顾他的人生，他可能是香港最熟悉马克思的资本家，亦可能是唯一一位曾为此走上街头抗争的大老板。他这一生，与共产党脱不了关系。

“年轻的施永青，绝对会看不起现在的施永青”

1949年，本名施永庆的施永青于上海出生。那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解放军进入上海。“我来香港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我老豆工作的公司，觉得在上海空间受制，所以来香港发展，这个是事实。”他父亲花了些时间安顿，3年之后，把施永青及家人接来香港。

由于“庆”字的繁体太难写，名字改为施永青的他，居于长沙湾的工人宿舍。施永青回忆时，总称往日居住地为“红蕃区”——那时，香港生活环境恶劣，弃婴、难民、黑社会冲突，只道是平常。

年幼的施永青听到弃婴哭声，有想过前去一探究竟；间或目睹黑社会仇杀，耳闻受害者哀鸣，施永青亦有过争扎。每次，父亲都会拉著他：“拳头在近，官府在远。自己都顾不好，怎么照顾别人？”

现在，施永青回想时，仍觉得父亲所教实为正确。惟在当时，踏入青春期的施永青，年轻的躁动冲破了教诲。何况，那年香港有如烧热的洪炉。

1967年，长期身处贫困环境，早已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施永青，放学回家时中途下车，前往新蒲岗，一家人造胶花厂正好爆发工潮。本身只是围观的他，看著看著，竟融入了工人暴烈的洪流：别人叫喊口号，他也跟著叫喊，又与群众在街角朝一个落单警官扔石头。由始，对左翼思想深感兴趣的施永青，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之路。

中学时期，他是学校眼中的搞事分子：带领同学拒绝为学校的体操表演包销门票，在校内组织“斗委会”，设计巨幅标语悬挂于学校，上书“打倒黄老板（即校长）”五个大字。因而同学视他为英雄，更以一人一票推举他为班长。校方甚为为难，决定推翻选举结果。当时，施永青抛下一句“我不想做老师的傀儡”，决定退出选举。

中五毕业以后，他从事收入微薄的夜校教师，教导劳苦阶层学生，只为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他又劝说十多位朋友入行，共同授课。“年轻的时候，我踢过很多人入会”，施永青状甚自豪的说。期间，他又认识了倡导“不断革命”的革命马克斯主义者同盟，日夜来往的朋友，是穿著哲古华拉大头满街走的长毛梁国雄和刘千石等左翼分子。

那个年代，施永青和香港近年的示威者，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不同外，近乎一样。他甚至觉得，年轻的施永青，绝对会看不起现在的施永青。

左翼之路，断绝于左翼共党之手。1976年四五运动，北京于天安门血腥镇压群众。自此，施永青对社会主义的希望，就此死去。70年代末，他面对现实，从革马盟转往地产业，创立中原地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你只能接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去生活。”

创立中原后，做了一年，赚了一百万，那颗反叛的心又再蠢动。年轻的施永青向现实作出最后一次反抗：他退出中原，回家看书，“追求另一些生活”，星期一读哲学，星期二读自然科学，星期三读社会科学。

就这样过了一年，现实回归。积蓄渐少，女朋友由于缺乏安全感，也离他而去：“后生的一段时间就跟你啫，大部分人长期都不会跟你。”这次，施永青真正向现实低头：“就觉得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做出成绩的就只有创业。你做出了成绩，就掌握了资源，你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

二次再入中原，正式宣告青春的死亡。他成为了现实的施永青。

“转左从来不是好事”

回到现在，新的现实袭来，新的香港，新的规则。正在迷惘的香港传统建制派，也似找到代罪羔羊，将矛头指向地产商，却又与中央的“共同富裕”话风似乎一脉相承。

以往，令广大香港人所恐惧的，令他们走上街头的既得利益者们，总可置身事外，并对反抗者口诛笔伐，当中当然也包括施永青等人。今天，如同网上一句名言“共产党杀到嚟，九龙新界无得避”，一直似是左右逢源的施永青，又将如何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

9月，中国大陆疯传一篇名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作者李光满引用最近中国的一连串变动，声称“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因此，这是一场政治变革，人民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变革的主体，所有阻挡这场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都将被抛弃。”

纵使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批评该文章，称中国近期一系监管市场的措施，仅为纠正资本野蛮生长，并非文中所说的革命。施永青却认为，这切实是一场深刻革命。“我就是属于感觉到的人才写 （这么多文章）……向社会主义方向走， 现在是无可避免，会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影响中国的政治。”

事实似乎正如施永青所说。10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等。同日，中国网购平台美团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罚款34.2亿元人民币。李光满亦再次撰写文章，称近期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未有就此文作出回应。

施永青再以习近平打贪行动作例子：“他现在没有用文革的用词，实际上……如果用毛泽东的说话，他是要对付党内的走资当权派，只不过没有用那些字眼。”他没有掩饰自己对这条改革路线的质疑。他研判，中国在历史上，转左从来不是好事：“60年代初（大跃进时期）都好伤，到64、65年，陆续先至好返（才慢慢变好）。66年无几耐，毛泽东就身痕（技痒），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左了。又辛苦一轮。到邓小平上台，这次右得最长，所以好得最久。这次由78年，右到去2010年咁济。现在就开始左了，有些人觉得唔好玩啦（不要玩下去）。”

“中国改革开放，是靠党管少了，而不是靠党管多了。现在却似是全靠党的伟大领导下产生。”他的招牌笑容，此时消失了一刹。“如果处理得不好，中国人对过左的路线，犹有余悸，惊的……在中美角力的情况下，好多人都会支持中国。基于民族主义，我都是支持中国的。但，是否支持中国走文革路线呢？大部分人都不支持啦。”

那香港呢？被问及“共同富裕”会否引进香港，香港地产商又如何避免受压，施永青只是重复同一套说法：《基本法》105条规定了香港行一国两制，资本主义，“中央不可能去指使地产商做什么什么。”

“我为香港做了一个示范”

2019年9月，《新华社》发表文章《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将反修例运动的责任引导至地产商身上。压力之下，地产商随即回应。同年11月，五大地产商之中，有四家先后捐出或借出地皮作公共用途。施永青却表示，当年他“早叫他们不要捐……那时很多人捐，是发展商的愚昧。”他认为，若果北京迫得太紧，“中央亦要面对，地产商以后不玩的风险，逐步减少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就算不减少，他不再增加，将香港的资金调走。”

几个月以前，整体融资金额达到了约68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教育行业，在中央一声令下，于数夜之间化整为零。前车可鉴，施永青如何肯定，中央会对香港的地产商手下留情？

施永青上弯的嘴角再次下沉，一直侃侃而谈的他首度停顿了两、三秒。“所有错误的行为，都会受到后果的惩罚。当然，在历史上，在世界层面上，这些惩罚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来。不会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然未报，时辰未到的。”

对于香港的未来，他坦承：“我只是意识到，有些东西在改变，我未看得好清楚，所以不可以好清晰作出评价。现在是处于异变的前奏。”

毫无疑问，施永青并不想接受这次现实；他对中国共产党，亦多有不满之处。2019年反修例运动正酣之时，施永青于专栏文章《为甚么我还是选择做建制派》中写道：“对于中共的所作所为，我其实有很多都不认同；但中共的存在已是一个短期里不可改变的现实，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也得接受。”

在这次他不愿面对的现实之前，他仍未能与香港的示威者产生共鸣。除了批评中央，他亦批评香港的反对派不切实际：“有些事是达不到的，我只是指出他们达不到……你在阿富汗，追求驱逐美国离开阿富汗，你怎可能在阿富汗的议会中达到目的。你想驱逐美国离开阿富汗，你要加入塔利班嘛。香港都是一样，你要打倒一党专政，你要上山打游撃才行。”

谈及政治道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他断然表示，赤柬的波尔布特也很有理想。“一条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是要看行出来的结果，是不是理念正确就可以。”

“你反抗了，结果如何？结果是自己就……不坐监的，就走佬。其他人就被迫接受一国两制的第二个版本。”他的笑容三度消失。“你将香港本来得到的，也抛弃了。”

讽刺的是，在这个第二版本的一国两制之下，他对抗现实的方式，竟是继续发声。“其实我为香港做了一个示范，香港还有一国两制，还可以妄议中央。”

“我是一个笃信真理，坚持真理的人。”他笑得自豪。

若果有天，政权定性他的发言亦违反了国安法，他仍会坚信、宣传真理吗？他眨了一下眼，“若果当地的法律不容许，到时再决定我是否走向地下……现在互联网时代，更加难去阻止信息的传递。”

他没有说清“走向地下”的意思，只道：“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有限。”

访问尾声，在多次追问“如何应对你绝不想接受的现实”之下，他坐直了身子，正眼看著记者。“我有不信命运的一边，也有（相信）宿命的一边。我的宿命就是，我在中国人的家庭出生，就注定做中国人。我不接受命运，例如我不信风水，不信相命，我认为人的努力是可以扭转一些事。但是，每个人都受到一定的时空局限。”

答毕，他又挂回熟悉的笑容说，他已经72岁了：“我都没有几耐日子啦。我年纪唔细（我都没有多少日子了。我年纪不小）。”

死亡在前，他的确无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