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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能縮小中國貧富差距嗎?共同富裕的錢從哪來,到哪去?

中國的稅收情況加劇了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在三次分配前,先要改善一次和二次分配。


2017年12月4日中國北京,一名中國女孩坐在一輛踏板車的後面,經過政府拆除的建築物瓦礫,該地區曾經有住房和服裝市場。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7年12月4日中國北京,一名中國女孩坐在一輛踏板車的後面,經過政府拆除的建築物瓦礫,該地區曾經有住房和服裝市場。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8月1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個百年目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久後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也確定了2035年遠景目標——「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進展」。習近平曾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單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

按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在《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解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初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二次分配則通過政府側重公平原則,以稅收、社會保障支出來進行再分配,三次分配則倚賴道德力量,個人資源以自願捐贈的方式完成分配。

早在1953年,毛澤東就提出「共同富裕」,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者的決議》,指農民可以通過生產合作社,「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但經歷一系列政治浩劫後,到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227美元——是彼時全球人均GDP最高的摩納哥的1/164。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鄧小平提出,讓先富帶動後富,以達致最終目標共同富裕。

不過,在中國經濟大幅增長的40年間,貧富差距高居不下。隨著近年政府扶貧力度加強,城鄉收入差距總體而言在逐漸縮小。但就2020年的數據來看,全國城鄉收入差距比只有三個城市小於2,中西部貧窮省份收入差距比依舊在3上下徘徊。

受疫情衝擊,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不過,中國富豪的財富增長卻十分顯眼。據2021胡潤全球富豪榜報告,中國2020年新增259位億萬富豪,總數達1058人,成為全球首個擁有超過千人億萬富豪的國家,這個數字超過第二至四名的美國、印度和德國的總和。全球億萬富豪數量最多的城市也落在中國,頭兩名分別為北京和上海,前十名中有6個城市來自中國,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的杭州市,也進入前十。胡潤報告還顯示,去年中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為4.5萬億美元,較上年增長73%。若以國民總收入做參照,頭部富豪的財富總額約佔28.8%。胡潤報告如此寫到,「億萬富翁沒有跟上慈善事業的步伐,他們賺錢的速度比捐錢快得多。」

共同富裕被寫入官方目標後,中國科技巨頭迅速響應,捐出數百億資產、成立共同富裕相關的常設機構。同時,浙江省被定為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省委書記帶領各級官員表態,捐出一日工資。一時間,包括政府部門、國企、民企、大學和街道等力量,從上而下掀起一股捐款熱潮。

有評論指出,三次分配是向私企開刀,以「綁架式」的手段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那麼,「自願捐贈」這塊蛋糕從哪兒來,又會分到誰人手上?為什麼選擇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的首個示範區?三次分配能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大的痼疾嗎?端傳媒整理現有數據,嘗試做出回答。

 2021年2月25日中國柳州,中國共產黨成員觀看電視屏幕播放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脱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

2021年2月25日中國柳州,中國共產黨成員觀看電視屏幕播放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脱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攝:Tai Kaixing/VCG via Getty Images

一. 共同富裕的錢從哪兒來,到哪兒去?

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結束翌日,騰訊立即宣布追加500億元資金,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據最新彭博億萬富翁指數(Bloomberg Millionaires Index),其創始人馬化騰個人資產已達476億美元,全球排名26位。騰訊宣布,這筆資金將主要用於民生領域。此前,在今年4月,騰訊已投入500億資金,設立「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項目,騰訊稱,這筆資金將投放做基礎科學、教育創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與水)和養老科技等「前瞻性探索」。

處於風口浪尖的阿里巴巴亦拿出1000億元(阿里巴巴2020財年淨利潤約1325億),成立工作小組,要在2025年前落實10項具體行動,包括對欠發達地區扶持數字化建設、扶持中小微企業、提高靈活用工群體的福利保障、基層醫療能力等。總部在浙江杭州的阿里,還稱將投入200億元幫助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

近年成長勢頭猛烈的電商拼多多也表示,將把上市以來的首次淨利潤和日後的利潤捐贈給農民和農業地區,並啟動了「百億農業科技」項目。

不乏有科技公司創辦人或領頭人以個人名義捐贈。字節跳動創始人、個人資產達445億美元的張一鳴,表示將向家鄉捐贈5億元成立教育基金會。小米董事長雷軍掏出6.6億股份(約22億美元),投入由雷軍參與創立的小米基金會和雷軍基金會。前者業務包括資助貧困家庭、病患就醫、學校基礎建設改善等。外賣應用美團創始人王興亦將價值約23億美元的股票轉予慈善基金會,將用於推動教育和科研等公益事業。

除了互聯網巨頭公司外,不少民企在今年也掏出大筆捐款。例如身家坐擁500億、被稱為中國芯片首富的虞仁榮,於1月拿出200億,在浙江寧波建立一所非營利性的研究型大學「東方理工大學」。經營玻璃企業的曹德旺夫婦則捐出100億在福州創立福耀科技大學。

浙江企業、主營汽車業務的吉利控股集團,則在7月發布共同富裕計劃行動綱領,稱將完善員工收入增長計劃、家庭健康保險和職業提升等。8月,吉利董事會通過總額不超過3.5億的股份獎勵計劃,向10884名被激勵對象授予市值約44.9億港元的股份。

據彭博報導,截止8月底的兩個星期內,至少73家在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地上市的公司,在業績報告中提及「共同富裕」。報導指,調查的4000多份申報表中,提及共同富裕的公司數量不到2%,但其中包括了最具影響力的公司。

有獨立學者向BBC表示,由於中國公民社會過去數年受到嚴重打擊,完全獨立運作的NGO幾乎不復存在,他預計企業捐贈的對象大部分會是政府扶持的基金會和NGO。

彭博在報導中指出,中國近來對科技公司的監管和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令全球的投資者不安,騰訊過去一年的股價跌幅逾10%,阿里巴巴今年跌幅則超過30%。

前述獨立學者表示,中國企業家因中美關係緊張、中國在全球化中受到不信任、中國底層民眾對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滿,成為「替罪羔羊」。他還認為,中國慈善的意義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新興階層面對的壓力,來自國家對貧富差距導致社會動盪的擔憂,而非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不過,這一觀點或許無法得到中國企業家認同。美團創始人王興就稱「共同富裕」不僅紮根於公司的DNA之中,還體現在取名上,「『美』代表『更好』,『團』代表『一起』,所以美團意思就是『一起變得更好』」。阿里巴巴首席執行官張勇則稱,阿里在過去22年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國家好,社會好,阿里巴巴才會好。」

2015年9月23日華盛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微軟總部受到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右)的歡迎。

2015年9月23日華盛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微軟總部受到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右)的歡迎。攝:Ted S. Warren/Reuters/達志影像

二. 浙江為何成為共同富裕首個示範區?共同富裕的目標是什麼?

中國國家發改委表示,共同富裕是「艱巨而長期的任務」,「難以短時間內全面鋪開,迫切需要選取部分條件相對具備的地區先行先試、作出示範。」

為何共同富裕的首個示範區是浙江?首先,浙江人均GDP超過10萬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24萬元,僅次於上海和北京。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連續20年和36年列全國第一,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96,也遠低於全國平均數——2.56。同時,浙江民營經濟發達、民營企業多。中國國家發改委指,浙江有多項改革先進經驗,包括「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註:由毛澤東提倡,1960年代初在浙江省楓橋出現的「發動群眾、對階級敵人加強專政」,用以解決基層矛盾。2013年就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曾強調堅持楓橋經驗,將之稱為「黨的群眾路線」,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

作為全國首個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官員帶頭捐錢。根據浙江媒體報導,9月3日,浙江舉辦「慈善一日捐」活動,浙江省黨委、人大、政府和政協(註:這四個單位被稱為「四套班子」)的領導捐出「一日所得」,不過並未透露具體金額。浙江省還將鼓勵機關、事業及社會團體單位的職員「自願」捐出一日工資或一筆開支。捐贈風潮也刮往其他省市,江蘇常州市的「四套班子」和法院、檢察院、市各部委辦局等也舉辦「慈善一日捐」活動,據媒體報導,江蘇捐款活動統計約有411萬。

在浙江省第一個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方案五年規劃中,超過25000字的報告列出了52點發展目標,提及經濟高質量發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務、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社會治理等。

此外,浙江還選取了28個試點地區,歸類6個領域,分別是:縮小地區差距、縮小城鄉差距、縮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務優質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和建設共同富裕現代化基本單元。實施方案稱,這些試點將通過三年行動,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成果。

在9月18日浙江「建設示範區 邁向新征程」發佈會上,官方公布,為構建中等收入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將通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中)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提低),到2025年,將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至7.5萬元。2020年浙江全年居民可支配收入首次超過5萬元,為全國省份第一(僅次於上海、北京)。

在縮小城鄉差距方面,中國農業部打造「浙江樣板」,提出《高質量創建鄉村振興示範省推進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行動方案(2021—2025年)》。這份報告對比十四五規劃給出了一些更具體的數字目標,例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4.4萬元,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縮小到1.9以內,全面消除年家庭人均收入1.3萬元以下情況。」

需要補充的是,中國的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僅僅體現在收入上。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實撰文指,農村長期落後城市發展,主要表現在教育、健康等人力資本投入。李實認為,應消除戶籍制度制約,為農民工及其子女提供平等就業、受教育機會,提供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也應均等化。

2016年3月3日廣州,一名男子坐在一個城中村内拆毀的住宅樓房旁。

2016年3月3日廣州,一名男子坐在一個城中村内拆毀的住宅樓房旁。攝:Zhong Zhenbi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三. 「分蛋糕」能消弭貧富差距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還要做什麼?

在2019年10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明確三次分配為收入分配體系的重要組成,慈善等公益事業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佔據重要地位。但,僅靠三次分配可以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大的問題嗎?

據官方說法,三次分配的提出,並不意味著要拋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中心副主任陶金接受界面新聞訪問時,中央財經會議提及「加大稅收、社保和轉移支付」,意味著中央將通過稅收調節提高再分配的效率。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蔡昉則在2020年12月一場財經會議上表示,過去更多靠初次分配和勞動力市場的機制解決問題,但現在看來,單靠初次分配機制不足以把收入差距縮小到更合理水平,「必須有收入分配政策的轉變、有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和更大的再分配力度」。

端傳媒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整理可見,初次分配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均偏高,透過二次分配,各國基尼系數的差值有較明顯拉近。

若要真正改善貧富差距,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需著手改革。不過,中國稅收結構並不樂觀。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宋曉梧於2018年指出,在初次分配中,資本收益高於勞動收益,作為再分配的手段,中國的稅收情況加劇了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中國稅制結構中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直接稅指納稅人直接承擔的稅收,如人頭稅、所得稅、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等;間接稅則是能轉嫁給他人負擔的稅收,例如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這些稅收可以通過提高商品售價或勞務價格等方法,將稅收轉移到消費者身上。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陳斌開在《再分配政策與不平等》一文中解釋,稅收分配效應可以用累進、累退和比例稅收衡量。隨著收入增加而提升的稅收具累進性,反之則為累退性,稅率與收入無關則為比例稅收。陳斌開指,累進性稅收改善收入分配,累退性稅收則會惡化。

陳的文章指出,研究顯示,中國間接稅稅收情況呈現累退性,即會惡化收入分配。文章續指,個人所得稅具有累進性,是可以幫助改善收入不均的稅種,但由於中國直接稅中的個人稅比例較低(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統計,間接稅約佔中國稅收七成左右,直接稅佔比較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效應無法抵銷間接稅的累退效應,以致整體稅收呈累退性,無法改善收入分配的問題。

導致個人所得稅無法實現累進性的原因,與高收入階層有關。陳的文章解釋,由於高收入階層大量收入來自資本利得,其稅率遠低於勞動所得稅利率。因此,高收入階層將勞動所得轉化為資本利得,整體稅率甚至可以低過中等收入群體。

另一方面,陳的研究還顯示,農村群體的稅收呈現累退性。而直接稅中的房產稅,被視為調節收入分配的一種手段,目前僅有少數城市作試點,調節的效果有限。

今年三月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十四五規劃」)提及,將調整直接稅體系、個人所得稅制度,並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中國曾在2018年進行個人所得稅稅改,目前還未有具體的新稅改方案。

此外,政府的公共支出亦是二次分配的重要部門。端傳媒整理OECD以及《中國財政年鑑》數據,可見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公共支出佔GDP比例較低。同時,在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公共支出在GDP中的佔比都不高。

實習記者嚴月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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