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事故十周年：大国速度与困在记忆中的失亲者

50岁的金显乃时不时会感到力不从心。10年前，弟弟金显眼和其9岁的儿子在动车追尾事故中去世后，金显乃成了家中唯一的儿子、大家庭的主心骨：老人过世需要他打点，弟弟留下的孤儿寡母也要他照顾。

金显乃心里还为一件事耿耿于怀：弟弟一家曾因生二胎交了计划生育罚款，大约28000元。弟弟和侄子去世后，家里只剩下小儿子和遗孀。因为弟媳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金显乃想去计划生育部门，看能不能把罚款要回来。工作人员却说：“这个东西，政府已经赔给你了。你别说死了两个，就算死了100个，也与我们无关。”

“你想想看，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的话，有素质、有文化的人。说出这种话，你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属，接受得了吗？”金显乃气道。

同样在那场事故中失去亲人的，还有河南省驻马店市的徐留根、范平夫妇。他们的大女儿徐配配是D301车次的乘务员，遇难时年仅23岁。女儿出事后，范平在家 “天天哭”，自此，眼睛就看不太清楚，“白天嘞，有人说话，还好点，一到歇了嘞（睡觉时），想想就该不是味儿（不是滋味），该掉泪，掉泪掉到不远的人都认不清、都看不清脸。”范平指着记者的脸说，就连你长什么样子，我也是看不清楚的。

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由杭州开往福州南的D3115列车，在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瓯江特大桥上，被北京开往福州的D301次列车追尾，六节车厢脱轨、四节坠桥，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逾1.9亿（人民币，下同）。这起“‘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事故”，是迄今为止中国伤亡最大、造成最多经济损失的铁路事故。

而在事故后的十年，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不但没有刹车，反而一路高歌猛进，截止2020年底，运营里程已达3.79万公里，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⅔。“中国速度，领跑世界”——官方媒体这样写到，这个遥遥领先的铁路网络改变了中国整体的交通结构，也制造了逾五万亿的巨额债务。而十年前的那场事故，以及被事故改变人生的普通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慢慢遗忘。

丈夫和大儿子出事后，金显眼的妻子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她再也没有坐过动车。

“那动车给那上跑，也没啥挡着，咋会出车祸呢”

十年了。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至今在高东心中有着余响，他仍清晰记得那时由于惊吓而颤抖的身体，以及，那些血肉模糊的遇难者。

高东和妻子林芳在温州市鹿城区下岙村已生活数十年。下岙村是距离温州动车失事地点最近的村庄，当年，两辆列车相撞后，掉下来的车厢便落在下岙村的菜地里，夫妇俩距离事故发生点仅有百余米，亲眼目睹了两列火车相撞。

“雨下的很大，雷声一直在响，天上一闪一闪的。”高东说，在他五十多年的人生里，像那晚一样恶劣的天气并不多见。下岙村停了电，周围漆黑一团。大约晚上8时，林芳回忆，她听到“好像漏电一样很响的声音。” 俩人住在四楼，正好跟高铁的轨道保持平行，因此看得很清楚。

高东回忆，他看到第一辆动车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停滞了一会儿，而后面那辆车仍然保持平常速度驾驶，没有停下来，一直发出与铁轨摩擦的“空”“空”“空”的声音。两车随即追尾，高东看到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前面一列车“后面全部压瘪了。”“那一幕特别惊人。”相撞后，后面那辆列车的几节车厢脱离车体、掉下了铁轨。

高东被吓得浑身颤抖，立即报警，报警电话那头，接线的警员却根本不相信高东说的话。由于惊吓过度，高东自己话也说不清楚，接线的警员把他“当作神经病一样”跟他聊了十几分钟。

社交媒体微博是当时传播信息最快速的渠道。事故发生仅4分钟后，微博用户“袁小芫”——一名事故幸存者，就通过微博发出状态：“D301在温州出事了,突然紧急停车了,有很强烈的撞击。还撞了两次!全部停电了!!!我在最后一节车厢。保佑没事!!现在太恐怖了!!”13分钟后，“羊圈圈羊”发出求救信息，“求救！动车D301 现在脱轨，在距离温州南站不远处！现在车厢里孩子的哭声一片！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来！快点救我们。”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官方媒体在事发半个小时后才发布相关信息。

打完报警电话后，高东赶往动车掉下来的地方。现场一片混乱，已有一些村民聚集此处抢救还活着的人。高东清晰地听到人的呼救与惨叫，也有人已经讲不出来话来。他看到有些人仍然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上前搭把手，帮助他们爬出列车。“有些人员自己方便，扶一个手让他出来。有些人找行李什么的。”而列车最前面的一节车厢则是血肉模糊的景象，高东说：“56个位置，都没人了，只看到有一点点肉跟骨头。人尸体没了，全部压瘪了、成肉沫了。”

当晚金显乃接到动车失事的消息，带上20多个亲戚立即前往温州，事故现场已被封起来了，大家散开在各大医院寻人。金显乃说：“活着要见人，死了我也要见尸。”

今年58岁的范平还记得7月23日当晚那个陌生的电话，告诉她配配出事了。“我还以为是骗子。” 范平说，“那动车给那上跑，也没啥挡着呢，咋会出车祸呢。”她和那时在外面的丈夫徐留根联系，找到村子里会使用网络的人，确定了事情的真实性。俩人便想着赶快前往温州。

即使是在驻马店农村，徐留根、范平夫妇的经济状况都算较差的，当晚接到电话后，夫妇俩翻遍了整个家，也只凑出800块钱。他们本想先到达离驻马店最近的省会城市郑州，然后坐飞机去温州，这样能最快看到配配。俩人甚至不太清楚温州具体在哪里。

但到了郑州，夫妻俩才发现身上仅有的800元根本买不起去温州的机票。徐配配所在的铁路服务公司“洁丽雅”的工作人员跟他们说，可以先到北京，公司会承担他们从北京到温州的飞机费用。夫妇俩便用这800块买高铁票去了北京，那也是他们第一次坐高铁。

直到7月26日，金显乃才找到弟弟和侄子的遗骸，他有些不忍回想那些情景，只记得找到的尸体已经不完整了：“小孩好像屁股断开了一样。”

当徐留根、范平夫妇从北京赶到温州时，配配已经躺在殡仪馆里了。范平看到尸体“一溜一溜”地摆放在火化场，感到“寒心”。她不敢去细看女儿的遗体，唯一记得的画面是配配“脚趾头半拉没有了”。夫妇俩给配配买了新衣服，打扮打扮，就这么送走了女儿。

“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2003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上任，提出了“铁路跨越式发展战略”。次年，中国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7年，中国高铁网络开通，以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命名为“和谐号”。

在《大国速度：中国高铁崛起之路》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2008年11月27日，铁道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宣布中国高速铁路网规划升级，未来中国将建设1.6万公里高速铁路！这一刻全世界都震惊了。要知道当时全球高速铁路建了40多年，总里程都还没有那么多。中国人居然一出手就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高铁里程的总和！”

动车与高铁

2009年，中国正式提出高铁“走出去”战略。次年，原铁道部针对不同国家成立了十几个工作小组，构想中，将建成欧亚高铁、中亚高铁和泛亚高铁。其中，欧亚高铁从伦敦出发，经巴黎、柏林，过莫斯科后进入中国境内的满洲里。中亚高铁起于乌鲁木齐，经哈萨克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家，最终到达德国，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重合。泛亚高铁将从昆明出发贯穿东南亚，经由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抵达新加坡。

到2010年底，中国高铁投入运营里程已达8358公里，高居世界第一。此外，中国和泰国、老挝签订合作协议，将建一条连接中国、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的高速铁路，即前述“泛亚高铁”，包括中越、中缅、中老泰等线路，原计划在2015年建成，但至今仍未规模化开通。

与此同时，相对应铁道负债疾速攀升，到2011年上半年，铁道部所属运输企业盈利仅42.9亿元，而总负债已经突破2万亿。这样的发展速度也为安全埋下了隐患，事后发布的事故调查报告指出，刘志军违反基本建设程序，未经批准擅自将甬温铁路项目批复的设计标准由200公里/小时提高到250公里/小时。

时任《财新周刊》主编胡舒立在2011年8月的评论中，将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以来高铁的“跨越式发展”类比为1958年的“大跃进”。她指出：“从出行方式的便捷到生活形态的变革，高铁被塑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座新神像，‘突破’缤纷而至，‘革命’旋踵即来，高铁兴奋弥漫于整个社会。”

沉迷于“突破”、“革命”的铁道部，显然没有对“失败”做出任何准备。事故发生后的搜救过程草率、慌乱，让公众极为不满。

事发次日24日凌晨，有媒体援引现场搜救人员报导，生命探测仪显示，出事列车上已无生命迹象。此后有铁路方面的人员提出把桥面上的车厢吊装到桥下，这一指令遭温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邵曳戎拒绝。邵曳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不同意，万一有生命迹象呢？怎么向人家交待？我坚持在铁轨上也就是原地清理。”“这样的吊装我们怕二次伤害，不管机体怎么动，都会在内部产生挤压，空中可能也有散落。”

尤为令人诟病的是，在事发后不到24小时，7月24日5时30分，现场负责人、上海铁路局原常务副局长王峰下令就地掩埋受损车头和散落部件。金显乃提到，当年当挖掘机对车厢进行拆解时，曾有一些家属在现场试图阻碍填埋，因为他们觉得事情还没有弄明白前不能掩埋车体，但未能成功阻止。

后来，赶到现场的时任副总理张德江下令“残骸不能埋”。

掩埋车体的行为令公众空前愤怒，很多网民怀疑试图吊装、掩埋车体的举动是在销毁证据。王峰因此被给予记过处分，根据媒体报导，他在事故后第三年——2014年4月24日就任了兰州铁路局局长。

而就在掩埋车体的同日，17点40分左右，搜救人员在对桥面上的D3115次列车第16节车厢进行搜救中，发现一名还活着的两岁半女孩“小依依”。 女童名叫项玮伊，其父母双双遇难。抢救后小伊伊左腿被诊断为挤压综合症，先后进行了多次手术，但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左腿功能。

在7月24日晚铁道部的发布会上，记者提问为何要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时就掩埋车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解释说此举主要是为了便于抢险，并称：“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当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王勇平答道：“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新闻发布会视频显示，王勇平的回答让提问的记者直接失控，大声吼道：“这不是奇迹”。底下其他记者也纷纷大喊：“这不是奇迹”。王勇平的回答一度被记者们的声音完全压住。

位于广东的市场化媒体《南方都市报》以《他妈的“奇迹”！！！》为标题直接质疑铁道部的说辞，并称“铁道部‘撕碎了一个国家的天真’”，并且呼唤“必须打断铁道部的垄断”。南方电视台《今日最新闻》主持人彭维纳在节目中表示：“老百姓都不是傻子。不是你位高权重，讲句话我们就会听的！如果打雷都会出事，还依然有胆量说技术过关，这个动车组是安全的，鬼才信你！”

官方媒体也对王勇平的言论表示质疑。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评论道：“现在我不敢信，不能信。”

在网络舆论相对活跃、审查较少的2011年，网民们在微博发起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造句大赛。例如：“足协说，中国足球能进2014世界杯，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此外，网友们还制作了各类广为流传的表情包，不少淘宝店也设计了T恤，印着王勇平的名句和铁路的标志。

在愤怒的舆论包围下，王勇平卸任新闻发言人的职务，被派去波兰华沙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代表。

28日，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来到事故现场为遇难者哀悼、献花。看到温家宝献花情景的高东说，自己对温家宝的三个深鞠躬印象深刻，而在场的近百个中国记者都显得那么悲伤，“我们中国第一个铁路，这样有名气。出了这样子的事情。”

一名当时在现场、曾驻华多年的美国记者在端传媒的电话采访里说，动车事件是他印象中少有的中国记者空前愤怒的时刻。在温家宝前来视察时，一名CCTV的女记者直接冲到温家宝面前，质问他为什么容忍下属官员没有将精力放在抢救幸存者身上，而是为了迎接他的到来，将本来坑坑洼洼的土路铺上了整洁的石板。这位美国记者说，他驻华近20年的生涯中，从未见到有中国记者对高层领导表现出如此的愤怒。

也是在温家宝鞠躬的同一个地方，徐留根、范平夫妇虔诚地烧了纸，期冀女儿的魂魄能够同自己一起返乡。

“那妮子受苦了”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徐配配是徐留根、范平唯一的慰藉。夫妇俩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这在农村是一件憾事。因为家中没有男孩，范平觉得，跟村里其他人站在一块，都觉得心里不得劲。

徐配配刚出事时，村里面说起老两口的遭遇，也跟着掉泪。徐配配是家里的大女儿，二女儿有智力缺陷，说话不清楚，在徐配配过世后几年，二女儿嫁到邻村，但因智力缺陷，范平说二女儿遭婆家嫌弃、日子不好过。

徐配配的日子也没好过。

1990年前后，徐配配刚出生不久，正是村里严抓计划生育的时候。夫妇俩想生个男孩，没想到，二胎仍然是女儿。徐留根说：“计划生育抓住的话，不执行的话，就弄左右邻居。”如果继续生三胎的话，村里面的计划生育干部就要扫荡他们的房子，围绕自家房子画一个圈，50米内的所有的邻居都会受到自家超生的牵连，家里值钱的东西都会被村干部拿走充当罚款。

之前因为生了二女儿，左右邻居已经被骚扰了一圈，范平已经很长时间都不敢回家，而这些邻居们被拿走的东西，都需要俩人事后去补偿。俩人说，虽然十分想要生个儿子，但因为实在没能力偿还邻居们的损失，也就不敢再继续生了。

因家境贫困，初中毕业后，15岁的徐配配就出外打工挣钱了。这件事也是范平心中的遗憾，徐配配当时其实是想上学的，但是家里交不起学杂费。徐配配赌气说，“不上就不上。” 女儿出事后，范平想起来这件事就难过：“她愿意上，因为经济撵不上，咱供不起，等她死了后，我才后悔呢。”

徐留根听着妻子的话，插了一句，“起啥作用呢？” 人已离世，说这些话似乎显得多余。范平机械地重复了一遍丈夫的问题，“起啥作用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妮子受苦了。”

读书的时候，徐配配看到下雨天同学有父母带伞来接，也会抱怨，说父母不够爱她，不给她送伞。后来在外打工，没有什么技能的她辗转多地，大部分工作月工资仅一千元出头。范平说：“小妮子可好啊。”

有次，女儿打电话给范平说，“给你买个褂子（衣服）穿穿。” 范平说自己在农村不用穿的多好，因为自己有腰疼的毛病，干活也不中，不必讲究穿戴。

徐配配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三间瓦房摇摇欲坠，属于危房，很快就会塌掉。她在外面“也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喝。”时不时会给家里寄上100或200块钱。

尽管节俭，收入微薄的徐配配是真的攒不下来钱，出事后，家里拿到徐配配留下的银行卡，范平发现里面是空的，一分钱都没有。就把那张卡扔掉了。

徐配配经人介绍到动车上去工作的时候，家里还是挺高兴的，徐配配在D301的一节车厢做乘务员，一个月工资不到两千块。

女儿跟范平打电话说，在动车上干活“不累”。 范平嘱咐女儿在车厢好好干，努力打扫卫生，“不管干啥活，你只要弄干净不就妥了嘛。” 范平还问女儿：“那车跑的快不快呀。” 女儿说：“快呀，妈，那可快。”

消失的质疑声

金显乃迫切地想弄明白事故的因果，特别是“当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它就把你车埋了”这种情况下。他说自己和其他家属都很关心“到底是人为事故，还是天造事故。要是人为事故，原因到底是啥？”

金显乃的诉求也是所有遇难者家属的诉求。杨峰有5位亲人在事故中遇难，包括他怀孕7个月的妻子。 杨峰当年的诉求包括：铁道部公开道歉，相关领导鞠躬道歉，查清事实真相，以及建立受害者帮扶基金，并且称自己可以“一分钱不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言辞激烈，指责铁道部急于通车、而没有全力救人：“為什麼铁路部门一介入，消防施救馬上就退下去了？是生命重要還是鐵路通車更重要？”他提到自己的家属尸体被找到时，已经被挖掘机毁的面目全非：“我老婆的臉被挖得面目全非，姐姐（大姨）的頭沒有了一半。”

對於鐵道部發言人的鞠躬道歉，杨峰对媒体说：“如果死了人，只要鞠個躬下個台就能把問題解決，我相信中國的事故會愈來愈多。鞠個躬下個台，我太太、丈母娘，他們都不能回來！”

杨峰是与温家宝会面的家属之一，他对温家宝说：“我太太、我妈、我姐姐、我外甥、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五条人命！”

温家宝回应：“你那么多亲人都去世了，我替你很难过。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

杨峰说：“希望我们家的血能推动铁道事业和动车事业继续发展，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太残忍了。”

事故发生后，2011年8月起，在中国之前数年连续6次铁路大提速、多次冲击高铁最高时速后，高铁首次统一降速。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300公里运行；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200公里运行；提速到时速200公里的线路按时速160公里开行。

但事故原因迟迟未有定论。最初，7月25日，上海媒体《东方早报》援引铁路轨道专家说，初步判断事故主要原因指向信号控制系统，又称防止动车追尾的自动闭塞系统，本应将两列动车组的间隔时间控制在5分钟，但没有发挥应有作用。7月28日，上海铁路局称，动车事故是因温州南站信号设备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错误显示为绿灯。但这一说法随后被各方专家证伪。据《华夏时报》报导，一位接近铁道部的人士表示，“通号院匆匆出来‘顶包’实属无奈，作为与铁道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并从铁路建设中获得很大利益的企业，其虽然在产权关系上与铁道部分离，但决策仍难以摆脱铁道部控制。”因此“在这种时候被推上前台，其实也是在为铁道部作缓冲”。《财经网》报导随后指出，如若按上海铁路局说法，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方则不是铁道部，而是设备供应商。但相关铁道部电务、调度部门在事故中是否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成了关键问题。

8月，一度非常高调的杨峰在与铁道部官员会面后，于网络上销声匿迹。据媒体报道，他最后一条微博暗示如果他不噤声，将会给自己家人带来更多麻烦。这条微博现在已经消失。

针对事故原因的调查在2011年进度缓慢，预计9月释出的官方调查报告，直到12月才姗姗来迟。

这份报告指出，经过国务院的调查，这起事故是因列控中心设备研发存在严重设计缺陷、设备招标及使用过程中审查不严、以及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信号显示被错误控制等多种因素造成。 相关54名责任人员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此前，《财经》杂志曾发表长文，指出调查报告迟迟不出是因为高层对责任认定难以取舍。“若认定信号设备供应商承担主要责任，则对中国高铁的国际形象乃至出口更为不利；若认定铁道部调度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则牵涉责任人众多；若信号设备缺陷说被推翻，供应商不再担责，铁路系统也不会全然接受此说，相应会要求承担较轻的管理责任，缩小处理范围。”

而调查报告发布后，有些微博上的讨论提及，这一调查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而这两人此前便因贪污舞弊相关罪名被逮捕。而报告指出的另一相关责任人国营企业通号集团公司总经理马骋，则在动车事故发生一个月之后，就因心脏病去世。将责任归结到已经去世或者身陷囹圄的相关人士身上的做法，引发争议。2013年7月8日，北京市一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刘志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前述受访美国记者提到，比起当下，2011年的媒体环境相对宽松，记者还有相当的自由度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未经过筛选的问题，外国记者也有提问的机会。而现在，外媒记者已经很少有机会参与到高级别的新闻发布会中。新闻发布会提出的问题和答案很多也是事前被筛选过。

2011年，白岩松做主持人的《新闻1+1》这样官方媒体还能直接提出对公权力的质疑，各类市场化媒体不但能够跟进对事故的调查，还可以对官方的事故调查报告提出质疑。过去十年间，舆论监督的空间愈发收紧，针对市场化媒体和官媒的审查也日益严格。2012年，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被叫停。2013年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在出刊前遭强行修改，将呼吁宪政的内容换成了对当局的颂歌。与此同时，对网络空间的审查也一再收紧，各平台雇佣了数量庞大的内容审查团队，在社交媒体“说错话”，动辄被扣以“造谣”的罪名，甚至被刑拘。

动车事件时媒体和网民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早已不复存在，一同消失的，还有反思的空间，与“慢下来”的选项。

“刘志军虽然不在了，刘志军的思想还在”

2011年12月，调查报告发布后，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虽然高速铁路存在重重问题，它的确“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出行条件，促进了经济发展。建设发展高铁的方向是正确的。”

会议总体基调肯定了高铁发展的主旋律，高铁在十年间也未停止发展的脚步。2012年12月，京广高铁开通运营，全程2,298公里，成为世界上干线最长的高速铁路。2013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超过10,000公里，约占全球高铁运营历程的45%。

按照“十三五”规划，至2025年中国铁路规模将达到17.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3.8万公里。但实际上，2020年全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达3.79万公里，提前五年完成了任务目标。

北京交通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赵坚教授在端传媒电话采访中说，2011年动车出事后，在官方内部并没有系统性的反思，中国的高铁建设仍然是靠债务融资集中资源进行大规模建设。但除了京沪等少数高速铁路外，高速铁路总体空置率较高，收支严重不平衡，需要靠地方和中央政府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及背上负债。只有在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的地区，才可能有足够大的客运需求，从而产生足够的收入覆盖高铁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而另一方面，赵坚说，大规模的高铁建设也扭曲了整体的交通结构。高铁造价通常是普通铁路的两倍以上，但是高速铁轨上并不能跑低速列车，也不能用来运输货物。长期高速轨道与低速轨道建设的失衡可能会造成低速轨道承担更大的运输货物的负担，并且同时也让一部分货物运输的压力转移到公路运输上，造成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他指出一种更好的选择也许是将资金投入到普通铁路的修建上。

高速铁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跟地方政府对高铁的追求息息相关。据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欣的文章，近几年的高铁项目中地方政府的出资份额逐步增加。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不少中西部的高铁项目中资本金的比例已降至20%到40%，而地方政府的出资比例攀升。比如，重庆至黔江高铁，重庆地方政府承担资本金的比例为76%，而国铁只需出资24%。

赵坚说，这种发展模式的根源部分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政绩”的追求，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可以有效拉动GDP，成为在任官员的“政绩”，而日益攀升的债务则往往会由继任官员背负。这种发展模式可能会造成“灰犀牛”事件（指大概率发生且影响巨大的潜在性危险），特别是对于财政负担本身就较重的中西部地区，修建高铁可能会加重已经巨大的债务负担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添加不确定因素。

“刘志军虽然不在了，刘志军的思想还在。”赵坚说。他认为高铁的发展应该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与经济水平相适应地发展高铁，而不是尽全力举债做大做强。

“一个家庭没了，你再多的钱，那也是空的”

如今，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温州市鹿城区下岙村正面临拆迁，几栋空置了大半的楼旁，有半人高的杂草。每隔二三十分钟便会有一列动车疾速驶过。拆迁旧房、新建建筑扬起的尘土在空中飘扬，阴沉沉的天空下，建筑工地零零碎碎的动工声音与高铁疾速驶过的声音混杂在一起，百米开外，一个似乎已经废弃的教堂顶上，一个巨大的“爱”字格外显眼。骑着摩托车路过的工人大声喝止了记者对动车失事地点照相的行为。当年动车车厢掉下去砸出的坑现在已经是建筑工地，新楼也要在旁建起。

高东说，2012年，还有一些家属在清明节和周年纪念日前往失事地点哀悼自己逝去的亲人，在事故现场放上鲜花、焚烧纸钱和祭奠品。这块地方因为发生了如此深痛的灾难，被当地一些人认为是“鬼地”。或许也因为这样，当地官员觉得影响不好，逢重要时间，会在现场劝告家属这样的行为是没必要的。再加上后面遗址也被改变了样子，原来的土坑不见了，渐渐就不再有人前来祭奠。

现在，金显乃已经不再执迷于寻找那个“真相”。他觉得自己无力、也不想去花时间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想用鸡蛋碰石头，找寻代价也许高昂的“真相”。“后来赔偿就赔了嘛，人就散掉了，我们是农民嘛，也就没有追究这个事情，也追究不到。”（据公开资料，每个遇难者家庭得到铁道部91.5万的赔偿金。）

弟弟过世前，因为做生意有一些欠债，赔偿款部分用来偿债，此外一部分给了高龄的金显眼母亲。但她几乎从未动用过那笔钱，觉得这是儿子的命换来的，舍不得用，直到这几年身体陆续出了毛病，才花了一点。后来，母亲也过世了，只有金显乃一个人前前后后照应葬礼事宜。

金显眼和大儿子离世后，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金显眼的妻子没有工作，主要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小孩，除了赔偿款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事发时，金显眼的小儿子当年1岁，到了今年，小孩已经是小学高年级了。金显乃说，其他小孩都有家长去接，侄子就会问，“那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去接呢，那我爸爸到底去哪里了呢？” “他妈妈就骗他，说你爸爸在外面赚钱，等你长大了吧，他就回来了。”而过了几年，小孩渐渐懂事后，知道了自己曾经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和爸爸都在温州动车事故中过世了。

即使是现在，侄子也没有完全理解这件事，金显乃说：“有时候他想起来就不肯吃饭，不肯睡觉，说哎，那我为什么没有爸爸呢。他经常会这样说。”

“我弟死了以后，我终于想开了，钱真的是没用。” 金显乃说：“钱没了可以再去赚，人死了的话，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家庭没了，你就是再穷也接受不了。你再多的钱，那也是空的、没用的。”

徐留根、范平夫妇有两亩薄田、栽种了梨树，每年老两口能通过梨树的收成获得约2000元的收入。除此之外，每个月他们能从地方政府获得两百多块钱的“低保”（一种针对贫困户的补贴）。徐留根没有工作，有糖尿病、高血压。范平有冠心病，心肌梗塞，此外因为腰痛和眼疾也没有太多劳动能力，俩人每个月吃药需要一千块钱出头。

夫妇俩想到未来的养老问题，就觉得日子很难捱。“老了，俺也没有儿嘞，你也不能干嘞（干活），你说咋弄（怎么办）。”范平一边说话，一边剥着花生，剥好的花生可以榨油吃。女儿出事前，家里房子已经是危房。后来房子倒了，用女儿过世的赔偿款盖了这个仅有一间卧室的房子。透过房子的窗外望去，便是家里的两亩梨树。眼下，河南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雨，夫妻俩的梨树地也全被淹了，徐留根估摸着今年收成估计没什么了。

范平说：“不是那（女儿的赔偿款），这房子俺俩住都住不起。”“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等于给俺们养老了。”

应受访者要求，村民高东、林芳为化名。

实习记者王炫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