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動車事故十週年：大國速度與困在記憶中的失親者

50歲的金顯乃時不時會感到力不從心。10年前，弟弟金顯眼和其9歲的兒子在動車追尾事故中去世後，金顯乃成了家中唯一的兒子、大家庭的主心骨：老人過世需要他打點，弟弟留下的孤兒寡母也要他照顧。

金顯乃心裏還為一件事耿耿於懷：弟弟一家曾因生二胎交了計劃生育罰款，大約28000元。弟弟和侄子去世後，家裏只剩下小兒子和遺孀。因為弟媳沒有工作和經濟來源，金顯乃想去計劃生育部門，看能不能把罰款要回來。工作人員卻說：「這個東西，政府已經賠給你了。你別說死了兩個，就算死了100個，也與我們無關。」

「你想想看，作為一個工作人員的話，有素質、有文化的人。說出這種話，你說像我們這樣的家屬，接受得了嗎？」金顯乃氣道。

同樣在那場事故中失去親人的，還有河南省駐馬店市的徐留根、范平夫婦。他們的大女兒徐配配是D301車次的乘務員，遇難時年僅23歲。女兒出事後，范平在家 「天天哭」，自此，眼睛就看不太清楚，「白天嘞，有人說話，還好點，一到歇了嘞（睡覺時），想想就該不是味兒（不是滋味），該掉淚，掉淚掉到不遠的人都認不清、都看不清臉。」范平指着記者的臉說，就連你長什麼樣子，我也是看不清楚的。

2011年7月23日20時30分，由杭州開往福州南的D3115列車，在甬温線浙江省温州市甌江特大橋上，被北京開往福州的D301次列車追尾，六節車廂脱軌、四節墜橋，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逾1.9億（人民幣，下同）。這起「『7·23』甬温線特別重大鐵路事故」，是迄今為止中國傷亡最大、造成最多經濟損失的鐵路事故。

而在事故後的十年，中國高速鐵路建設不但沒有剎車，反而一路高歌猛進，截止2020年底，運營里程已達3.79萬公里，佔全球高鐵運營里程的⅔。「中國速度，領跑世界」——官方媒體這樣寫到，這個遙遙領先的鐵路網絡改變了中國整體的交通結構，也製造了逾五萬億的鉅額債務。而十年前的那場事故，以及被事故改變人生的普通人，隨着時間的流逝被慢慢遺忘。

丈夫和大兒子出事後，金顯眼的妻子再也沒有出過遠門。她再也沒有坐過動車。

「那動車給那上跑，也沒啥擋着，咋會出車禍呢」

十年了。那個雷電交加的夜晚至今在高東心中有着餘響，他仍清晰記得那時由於驚嚇而顫抖的身體，以及，那些血肉模糊的遇難者。

高東和妻子林芳在温州市鹿城區下嶴村已生活數十年。下嶴村是距離温州動車失事地點最近的村莊，當年，兩輛列車相撞後，掉下來的車廂便落在下嶴村的菜地裏，夫婦倆距離事故發生點僅有百餘米，親眼目睹了兩列火車相撞。

「雨下的很大，雷聲一直在響，天上一閃一閃的。」高東說，在他五十多年的人生裏，像那晚一樣惡劣的天氣並不多見。下嶴村停了電，周圍漆黑一團。大約晚上8時，林芳回憶，她聽到「好像漏電一樣很響的聲音。」 倆人住在四樓，正好跟高鐵的軌道保持平行，因此看得很清楚。

高東回憶，他看到第一輛動車不知因為什麼原因停滯了一會兒，而後面那輛車仍然保持平常速度駕駛，沒有停下來，一直發出與鐵軌摩擦的「空」「空」「空」的聲音。兩車隨即追尾，高東看到巨大的衝擊力使得前面一列車「後面全部壓癟了。」「那一幕特別驚人。」相撞後，後面那輛列車的幾節車廂脱離車體、掉下了鐵軌。

高東被嚇得渾身顫抖，立即報警，報警電話那頭，接線的警員卻根本不相信高東說的話。由於驚嚇過度，高東自己話也說不清楚，接線的警員把他「當作神經病一樣」跟他聊了十幾分鐘。

社交媒體微博是當時傳播信息最快速的渠道。事故發生僅4分鐘後，微博用戶「袁小芫」——一名事故倖存者，就通過微博發出狀態：「D301在温州出事了,突然緊急停車了,有很強烈的撞擊。還撞了兩次!全部停電了!!!我在最後一節車廂。保佑沒事!!現在太恐怖了!!」13分鐘後，「羊圈圈羊」發出求救信息，「求救！動車D301 現在脱軌，在距離温州南站不遠處！現在車廂裏孩子的哭聲一片！沒有一個工作人員出來！快點救我們。」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官方媒體在事發半個小時後才發布相關信息。

打完報警電話後，高東趕往動車掉下來的地方。現場一片混亂，已有一些村民聚集此處搶救還活着的人。高東清晰地聽到人的呼救與慘叫，也有人已經講不出來話來。他看到有些人仍然有一定的活動能力，就上前搭把手，幫助他們爬出列車。「有些人員自己方便，扶一個手讓他出來。有些人找行李什麼的。」而列車最前面的一節車廂則是血肉模糊的景象，高東說：「56個位置，都沒人了，只看到有一點點肉跟骨頭。人屍體沒了，全部壓癟了、成肉沫了。」

當晚金顯乃接到動車失事的消息，帶上20多個親戚立即前往温州，事故現場已被封起來了，大家散開在各大醫院尋人。金顯乃說：「活着要見人，死了我也要見屍。」

今年58歲的范平還記得7月23日當晚那個陌生的電話，告訴她配配出事了。「我還以為是騙子。」 范平說，「那動車給那上跑，也沒啥擋着呢，咋會出車禍呢。」她和那時在外面的丈夫徐留根聯繫，找到村子裏會使用網絡的人，確定了事情的真實性。倆人便想着趕快前往温州。

即使是在駐馬店農村，徐留根、范平夫婦的經濟狀況都算較差的，當晚接到電話後，夫婦倆翻遍了整個家，也只湊出800塊錢。他們本想先到達離駐馬店最近的省會城市鄭州，然後坐飛機去温州，這樣能最快看到配配。倆人甚至不太清楚温州具體在哪裏。

但到了鄭州，夫妻倆才發現身上僅有的800元根本買不起去温州的機票。徐配配所在的鐵路服務公司「潔麗雅」的工作人員跟他們說，可以先到北京，公司會承擔他們從北京到温州的飛機費用。夫婦倆便用這800塊買高鐵票去了北京，那也是他們第一次坐高鐵。

直到7月26日，金顯乃才找到弟弟和侄子的遺骸，他有些不忍回想那些情景，只記得找到的屍體已經不完整了：「小孩好像屁股斷開了一樣。」

當徐留根、范平夫婦從北京趕到温州時，配配已經躺在殯儀館裏了。范平看到屍體「一溜一溜」地擺放在火化場，感到「寒心」。她不敢去細看女兒的遺體，唯一記得的畫面是配配「腳趾頭半拉沒有了」。夫婦倆給配配買了新衣服，打扮打扮，就這麼送走了女兒。

「至於你們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2003年，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上任，提出了「鐵路跨越式發展戰略」。次年，中國通過了《中長期鐵路網規劃》。2007年，中國高鐵網絡開通，以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命名為「和諧號」。

在《大國速度：中國高鐵崛起之路》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2008年11月27日，鐵道部舉行新聞發布會，面向全球宣布中國高速鐵路網規劃升級，未來中國將建設1.6萬公里高速鐵路！這一刻全世界都震驚了。要知道當時全球高速鐵路建了40多年，總里程都還沒有那麼多。中國人居然一出手就相當於世界其他國家高鐵里程的總和！」

動車與高鐵

2009年，中國正式提出高鐵「走出去」戰略。次年，原鐵道部針對不同國家成立了十幾個工作小組，構想中，將建成歐亞高鐵、中亞高鐵和泛亞高鐵。其中，歐亞高鐵從倫敦出發，經巴黎、柏林，過莫斯科後進入中國境內的滿洲里。中亞高鐵起於烏魯木齊，經哈薩克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國家，最終到達德國，與歷史上的絲綢之路重合。泛亞高鐵將從昆明出發貫穿東南亞，經由越南、馬來西亞等國，抵達新加坡。

到2010年底，中國高鐵投入運營里程已達8358公里，高居世界第一。此外，中國和泰國、老撾簽訂合作協議，將建一條連接中國、老撾、泰國等東盟國家的高速鐵路，即前述「泛亞高鐵」，包括中越、中緬、中老泰等線路，原計劃在2015年建成，但至今仍未規模化開通。

與此同時，相對應鐵道負債疾速攀升，到2011年上半年，鐵道部所屬運輸企業盈利僅42.9億元，而總負債已經突破2萬億。這樣的發展速度也為安全埋下了隱患，事後發布的事故調查報告指出，劉志軍違反基本建設程序，未經批准擅自將甬温鐵路項目批覆的設計標準由200公里/小時提高到250公里/小時。

時任《財新週刊》主編胡舒立在2011年8月的評論中，將劉志軍主政鐵道部以來高鐵的「跨越式發展」類比為1958年的「大躍進」。她指出：「從出行方式的便捷到生活形態的變革，高鐵被塑造成了這個時代的一座新神像，『突破』繽紛而至，『革命』旋踵即來，高鐵興奮瀰漫於整個社會。」

沉迷於「突破」、「革命」的鐵道部，顯然沒有對「失敗」做出任何準備。事故發生後的搜救過程草率、慌亂，讓公眾極為不滿。

事發次日24日凌晨，有媒體援引現場搜救人員報導，生命探測儀顯示，出事列車上已無生命跡象。此後有鐵路方面的人員提出把橋面上的車廂吊裝到橋下，這一指令遭温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隊支隊長邵曳戎拒絕。邵曳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我不同意，萬一有生命跡象呢？怎麼向人家交待？我堅持在鐵軌上也就是原地清理。」「這樣的吊裝我們怕二次傷害，不管機體怎麼動，都會在內部產生擠壓，空中可能也有散落。」

尤為令人詬病的是，在事發後不到24小時，7月24日5時30分，現場負責人、上海鐵路局原常務副局長王峰下令就地掩埋受損車頭和散落部件。金顯乃提到，當年當挖掘機對車廂進行拆解時，曾有一些家屬在現場試圖阻礙填埋，因為他們覺得事情還沒有弄明白前不能掩埋車體，但未能成功阻止。

後來，趕到現場的時任副總理張德江下令「殘骸不能埋」。

掩埋車體的行為令公眾空前憤怒，很多網民懷疑試圖吊裝、掩埋車體的舉動是在銷燬證據。王峰因此被給予記過處分，根據媒體報導，他在事故後第三年——2014年4月24日就任了蘭州鐵路局局長。

而就在掩埋車體的同日，17點40分左右，搜救人員在對橋面上的D3115次列車第16節車廂進行搜救中，發現一名還活着的兩歲半女孩「小依依」。 女童名叫項瑋伊，其父母雙雙遇難。搶救後小伊伊左腿被診斷為擠壓綜合症，先後進行了多次手術，但仍然沒有完全恢復左腿功能。

在7月24日晚鐵道部的發布會上，記者提問為何要在事情沒有調查清楚時就掩埋車頭，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解釋說此舉主要是為了便於搶險，並稱：「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當被問到「為何救援宣告結束後仍發現一名生還兒童」時，王勇平答道：「這只能說是生命的奇蹟」。新聞發布會視頻顯示，王勇平的回答讓提問的記者直接失控，大聲吼道：「這不是奇蹟」。底下其他記者也紛紛大喊：「這不是奇蹟」。王勇平的回答一度被記者們的聲音完全壓住。

位於廣東的市場化媒體《南方都市報》以《他媽的「奇蹟」！！！》為標題直接質疑鐵道部的說辭，並稱「鐵道部『撕碎了一個國家的天真』」，並且呼喚「必須打斷鐵道部的壟斷」。南方電視台《今日最新聞》主持人彭維納在節目中表示：「老百姓都不是傻子。不是你位高權重，講句話我們就會聽的！如果打雷都會出事，還依然有膽量說技術過關，這個動車組是安全的，鬼才信你！」

官方媒體也對王勇平的言論表示質疑。中央電視台《新聞1+1》節目中，主持人白岩松評論道：「現在我不敢信，不能信。」

在網絡輿論相對活躍、審查較少的2011年，網民們在微博發起了「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造句大賽。例如：「足協說，中國足球能進2014世界盃，至於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此外，網友們還製作了各類廣為流傳的表情包，不少淘寶店也設計了T恤，印着王勇平的名句和鐵路的標誌。

在憤怒的輿論包圍下，王勇平卸任新聞發言人的職務，被派去波蘭華沙任鐵路合作組織中方代表。

28日，時任國家總理溫家寶來到事故現場為遇難者哀悼、獻花。看到溫家寶獻花情景的高東說，自己對溫家寶的三個深鞠躬印象深刻，而在場的近百個中國記者都顯得那麼悲傷，「我們中國第一個鐵路，這樣有名氣。出了這樣子的事情。」

一名當時在現場、曾駐華多年的美國記者在端傳媒的電話採訪裏說，動車事件是他印象中少有的中國記者空前憤怒的時刻。在溫家寶前來視察時，一名CCTV的女記者直接衝到溫家寶面前，質問他為什麼容忍下屬官員沒有將精力放在搶救倖存者身上，而是為了迎接他的到來，將本來坑坑窪窪的土路鋪上了整潔的石板。這位美國記者說，他駐華近20年的生涯中，從未見到有中國記者對高層領導表現出如此的憤怒。

也是在溫家寶鞠躬的同一個地方，徐留根、范平夫婦虔誠地燒了紙，期冀女兒的魂魄能夠同自己一起返鄉。

「那妮子受苦了」

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裏，徐配配是徐留根、范平唯一的慰藉。夫婦倆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這在農村是一件憾事。因為家中沒有男孩，范平覺得，跟村裏其他人站在一塊，都覺得心裏不得勁。

徐配配剛出事時，村裏面說起老兩口的遭遇，也跟着掉淚。徐配配是家裏的大女兒，二女兒有智力缺陷，說話不清楚，在徐配配過世後幾年，二女兒嫁到鄰村，但因智力缺陷，范平說二女兒遭婆家嫌棄、日子不好過。

徐配配的日子也沒好過。

1990年前後，徐配配剛出生不久，正是村裏嚴抓計劃生育的時候。夫婦倆想生個男孩，沒想到，二胎仍然是女兒。徐留根說：「計劃生育抓住的話，不執行的話，就弄左右鄰居。」如果繼續生三胎的話，村裏面的計劃生育幹部就要掃蕩他們的房子，圍繞自家房子畫一個圈，50米內的所有的鄰居都會受到自家超生的牽連，家裏值錢的東西都會被村幹部拿走充當罰款。

之前因為生了二女兒，左右鄰居已經被騷擾了一圈，范平已經很長時間都不敢回家，而這些鄰居們被拿走的東西，都需要倆人事後去補償。倆人說，雖然十分想要生個兒子，但因為實在沒能力償還鄰居們的損失，也就不敢再繼續生了。

因家境貧困，初中畢業後，15歲的徐配配就出外打工掙錢了。這件事也是范平心中的遺憾，徐配配當時其實是想上學的，但是家裏交不起學雜費。徐配配賭氣說，「不上就不上。」 女兒出事後，范平想起來這件事就難過：「她願意上，因為經濟攆不上，咱供不起，等她死了後，我才後悔呢。」

徐留根聽着妻子的話，插了一句，「起啥作用呢？」 人已離世，說這些話似乎顯得多餘。范平機械地重複了一遍丈夫的問題，「起啥作用呢？」 她沉默了一會兒，說：「那妮子受苦了。」

讀書的時候，徐配配看到下雨天同學有父母帶傘來接，也會抱怨，說父母不夠愛她，不給她送傘。後來在外打工，沒有什麼技能的她輾轉多地，大部分工作月工資僅一千元出頭。范平說：「小妮子可好啊。」

有次，女兒打電話給范平說，「給你買個褂子（衣服）穿穿。」 范平說自己在農村不用穿的多好，因為自己有腰疼的毛病，幹活也不中，不必講究穿戴。

徐配配知道自己家裏的情況，三間瓦房搖搖欲墜，屬於危房，很快就會塌掉。她在外面「也捨不得吃，也捨不得喝。」時不時會給家裏寄上100或200塊錢。

儘管節儉，收入微薄的徐配配是真的攢不下來錢，出事後，家裏拿到徐配配留下的銀行卡，范平發現裏面是空的，一分錢都沒有。就把那張卡扔掉了。

徐配配經人介紹到動車上去工作的時候，家裏還是挺高興的，徐配配在D301的一節車廂做乘務員，一個月工資不到兩千塊。

女兒跟范平打電話說，在動車上幹活「不累」。 范平囑咐女兒在車廂好好幹，努力打掃衞生，「不管幹啥活，你只要弄乾淨不就妥了嘛。」 范平還問女兒：「那車跑的快不快呀。」 女兒說：「快呀，媽，那可快。」

消失的質疑聲

金顯乃迫切地想弄明白事故的因果，特別是「當事情還沒有處理好，它就把你車埋了」這種情況下。他說自己和其他家屬都很關心「到底是人為事故，還是天造事故。要是人為事故，原因到底是啥？」

金顯乃的訴求也是所有遇難者家屬的訴求。楊峰有5位親人在事故中遇難，包括他懷孕7個月的妻子。 楊峰當年的訴求包括：鐵道部公開道歉，相關領導鞠躬道歉，查清事實真相，以及建立受害者幫扶基金，並且稱自己可以「一分錢不要」。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言辭激烈，指責鐵道部急於通車、而沒有全力救人：「為什麼鐵路部門一介入，消防施救馬上就退下去了？是生命重要還是鐵路通車更重要？」他提到自己的家屬屍體被找到時，已經被挖掘機毀的面目全非：「我老婆的臉被挖得面目全非，姐姐（大姨）的頭沒有了一半。」

對於鐵道部發言人的鞠躬道歉，楊峰對媒體說：「如果死了人，只要鞠個躬下個台就能把問題解決，我相信中國的事故會愈來愈多。鞠個躬下個台，我太太、丈母孃，他們都不能回來！」

楊峰是與溫家寶會面的家屬之一，他對溫家寶說：「我太太、我媽、我姐姐、我外甥、我老婆肚子裏的孩子，五條人命！」

溫家寶回應：「你那麼多親人都去世了，我替你很難過。你的親人就是我的親人。」

楊峰說：「希望我們家的血能推動鐵道事業和動車事業繼續發展，不要再發生這樣的流血事件，太殘忍了。」

事故發生後，2011年8月起，在中國之前數年連續6次鐵路大提速、多次衝擊高鐵最高時速後，高鐵首次統一降速。設計最高時速350公里的高鐵，按時速300公里運行；設計最高時速250公里的高鐵，按時速200公里運行；提速到時速200公里的線路按時速160公里開行。

但事故原因遲遲未有定論。最初，7月25日，上海媒體《東方早報》援引鐵路軌道專家說，初步判斷事故主要原因指向信號控制系統，又稱防止動車追尾的自動閉塞系統，本應將兩列動車組的間隔時間控制在5分鐘，但沒有發揮應有作用。7月28日，上海鐵路局稱，動車事故是因温州南站信號設備設計上存在嚴重缺陷，遭雷擊發生故障後，本應顯示為紅燈的區間信號機錯誤顯示為綠燈。但這一說法隨後被各方專家證偽。據《華夏時報》報導，一位接近鐵道部的人士表示，「通號院匆匆出來『頂包』實屬無奈，作為與鐵道部有着千絲萬縷聯繫並從鐵路建設中獲得很大利益的企業，其雖然在產權關係上與鐵道部分離，但決策仍難以擺脱鐵道部控制。」因此「在這種時候被推上前台，其實也是在為鐵道部作緩衝」。《財經網》報導隨後指出，如若按上海鐵路局說法，本次事故的主要責任方則不是鐵道部，而是設備供應商。但相關鐵道部電務、調度部門在事故中是否需要承擔主要責任成了關鍵問題。

8月，一度非常高調的楊峰在與鐵道部官員會面後，於網絡上銷聲匿跡。據媒體報導，他最後一條微博暗示如果他不噤聲，將會給自己家人帶來更多麻煩。這條微博現在已經消失。

針對事故原因的調查在2011年進度緩慢，預計9月釋出的官方調查報告，直到12月才姍姍來遲。

這份報告指出，經過國務院的調查，這起事故是因列控中心設備研發存在嚴重設計缺陷、設備招標及使用過程中審查不嚴、以及雷擊導致設備故障後信號顯示被錯誤控制等多種因素造成。 相關54名責任人員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此前，《財經》雜誌曾發表長文，指出調查報告遲遲不出是因為高層對責任認定難以取捨。「若認定信號設備供應商承擔主要責任，則對中國高鐵的國際形象乃至出口更為不利；若認定鐵道部調度管理承擔主要責任，則牽涉責任人眾多；若信號設備缺陷說被推翻，供應商不再擔責，鐵路系統也不會全然接受此說，相應會要求承擔較輕的管理責任，縮小處理範圍。」

而調查報告發布後，有些微博上的討論提及，這一調查將大部分責任歸咎於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鐵道部原副總工程師張曙光，而這兩人此前便因貪污舞弊相關罪名被逮捕。而報告指出的另一相關責任人國營企業通號集團公司總經理馬騁，則在動車事故發生一個月之後，就因心臟病去世。將責任歸結到已經去世或者身陷囹圄的相關人士身上的做法，引發爭議。2013年7月8日，北京市一法院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判處劉志軍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前述受訪美國記者提到，比起當下，2011年的媒體環境相對寬鬆，記者還有相當的自由度在新聞發布會上提出未經過篩選的問題，外國記者也有提問的機會。而現在，外媒記者已經很少有機會參與到高級別的新聞發布會中。新聞發布會提出的問題和答案很多也是事前被篩選過。

2011年，白岩松做主持人的《新聞1+1》這樣官方媒體還能直接提出對公權力的質疑，各類市場化媒體不但能夠跟進對事故的調查，還可以對官方的事故調查報告提出質疑。過去十年間，輿論監督的空間愈發收緊，針對市場化媒體和官媒的審查也日益嚴格。2012年，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新世紀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被叫停。2013年年初，《南方週末》新年獻詞在出刊前遭強行修改，將呼籲憲政的內容換成了對當局的頌歌。與此同時，對網絡空間的審查也一再收緊，各平台僱傭了數量龐大的內容審查團隊，在社交媒體「說錯話」，動輒被扣以「造謠」的罪名，甚至被刑拘。

動車事件時媒體和網民對政府的輿論監督，早已不復存在，一同消失的，還有反思的空間，與「慢下來」的選項。

「劉志軍雖然不在了，劉志軍的思想還在」

2011年12月，調查報告發布後，溫家寶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雖然高速鐵路存在重重問題，它的確「改善了人民群眾的出行條件，促進了經濟發展。建設發展高鐵的方向是正確的。」

會議總體基調肯定了高鐵發展的主旋律，高鐵在十年間也未停止發展的腳步。2012年12月，京廣高鐵開通運營，全程2,298公里，成為世界上幹線最長的高速鐵路。2013年底，中國高速鐵路運營里程超過10,000公里，約佔全球高鐵運營歷程的45%。

按照「十三五」規劃，至2025年中國鐵路規模將達到17.5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3.8萬公里。但實際上，2020年全國高速鐵路運營里程已達3.79萬公里，提前五年完成了任務目標。

北京交通大學的經濟管理學院趙堅教授在端傳媒電話採訪中說，2011年動車出事後，在官方內部並沒有系統性的反思，中國的高鐵建設仍然是靠債務融資集中資源進行大規模建設。但除了京滬等少數高速鐵路外，高速鐵路總體空置率較高，收支嚴重不平衡，需要靠地方和中央政府進行大量的財政補貼及背上負債。只有在人口規模大、密度高的地區，才可能有足夠大的客運需求，從而產生足夠的收入覆蓋高鐵的建設和運營成本。

而另一方面，趙堅說，大規模的高鐵建設也扭曲了整體的交通結構。高鐵造價通常是普通鐵路的兩倍以上，但是高速鐵軌上並不能跑低速列車，也不能用來運輸貨物。長期高速軌道與低速軌道建設的失衡可能會造成低速軌道承擔更大的運輸貨物的負擔，並且同時也讓一部分貨物運輸的壓力轉移到公路運輸上，造成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的問題。他指出一種更好的選擇也許是將資金投入到普通鐵路的修建上。

高速鐵路近年來的快速發展跟地方政府對高鐵的追求息息相關。據上海交大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陳欣的文章，近幾年的高鐵項目中地方政府的出資份額逐步增加。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在不少中西部的高鐵項目中資本金的比例已降至20%到40%，而地方政府的出資比例攀升。比如，重慶至黔江高鐵，重慶地方政府承擔資本金的比例為76%，而國鐵只需出資24%。

趙堅說，這種發展模式的根源部分在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對「政績」的追求，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投資可以有效拉動GDP，成為在任官員的「政績」，而日益攀升的債務則往往會由繼任官員揹負。這種發展模式可能會造成「灰犀牛」事件（指大概率發生且影響巨大的潛在性危險），特別是對於財政負擔本身就較重的中西部地區，修建高鐵可能會加重已經巨大的債務負擔和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為未來的經濟發展添加不確定因素。

「劉志軍雖然不在了，劉志軍的思想還在。」趙堅說。他認為高鐵的發展應該堅持「有多少錢辦多少事，」 隨着經濟發展的需求，與經濟水平相適應地發展高鐵，而不是盡全力舉債做大做強。

「一個家庭沒了，你再多的錢，那也是空的」

如今，距離事故現場最近的温州市鹿城區下嶴村正面臨拆遷，幾棟空置了大半的樓旁，有半人高的雜草。每隔二三十分鐘便會有一列動車疾速駛過。拆遷舊房、新建建築揚起的塵土在空中飄揚，陰沉沉的天空下，建築工地零零碎碎的動工聲音與高鐵疾速駛過的聲音混雜在一起，百米開外，一個似乎已經廢棄的教堂頂上，一個巨大的「愛」字格外顯眼。騎着摩托車路過的工人大聲喝止了記者對動車失事地點照相的行為。當年動車車廂掉下去砸出的坑現在已經是建築工地，新樓也要在旁建起。

高東說，2012年，還有一些家屬在清明節和週年紀念日前往失事地點哀悼自己逝去的親人，在事故現場放上鮮花、焚燒紙錢和祭奠品。這塊地方因為發生瞭如此深痛的災難，被當地一些人認為是「鬼地」。或許也因為這樣，當地官員覺得影響不好，逢重要時間，會在現場勸告家屬這樣的行為是沒必要的。再加上後面遺址也被改變了樣子，原來的土坑不見了，漸漸就不再有人前來祭奠。

現在，金顯乃已經不再執迷於尋找那個「真相」。他覺得自己無力、也不想去花時間知道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他不想用雞蛋碰石頭，找尋代價也許高昂的「真相」。「後來賠償就賠了嘛，人就散掉了，我們是農民嘛，也就沒有追究這個事情，也追究不到。」（據公開資料，每個遇難者家庭得到鐵道部91.5萬的賠償金。）

弟弟過世前，因為做生意有一些欠債，賠償款部分用來償債，此外一部分給了高齡的金顯眼母親。但她幾乎從未動用過那筆錢，覺得這是兒子的命換來的，捨不得用，直到這幾年身體陸續出了毛病，才花了一點。後來，母親也過世了，只有金顯乃一個人前前後後照應葬禮事宜。

金顯眼和大兒子離世後，家裏只剩下孤兒寡母，金顯眼的妻子沒有工作，主要在家裏操持家務、照顧小孩，除了賠償款外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事發時，金顯眼的小兒子當年1歲，到了今年，小孩已經是小學高年級了。金顯乃說，其他小孩都有家長去接，侄子就會問，「那為什麼別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去接呢，那我爸爸到底去哪裏了呢？」 「他媽媽就騙他，說你爸爸在外面賺錢，等你長大了吧，他就回來了。」而過了幾年，小孩漸漸懂事後，知道了自己曾經還有一個哥哥，哥哥和爸爸都在温州動車事故中過世了。

即使是現在，侄子也沒有完全理解這件事，金顯乃說：「有時候他想起來就不肯吃飯，不肯睡覺，說哎，那我為什麼沒有爸爸呢。他經常會這樣說。」

「我弟死了以後，我終於想開了，錢真的是沒用。」 金顯乃說：「錢沒了可以再去賺，人死了的話，什麼都沒有了。」

「一個家庭沒了，你就是再窮也接受不了。你再多的錢，那也是空的、沒用的。」

徐留根、范平夫婦有兩畝薄田、栽種了梨樹，每年老兩口能通過梨樹的收成獲得約2000元的收入。除此之外，每個月他們能從地方政府獲得兩百多塊錢的「低保」（一種針對貧困戶的補貼）。徐留根沒有工作，有糖尿病、高血壓。范平有冠心病，心肌梗塞，此外因為腰痛和眼疾也沒有太多勞動能力，倆人每個月吃藥需要一千塊錢出頭。

夫婦倆想到未來的養老問題，就覺得日子很難捱。「老了，俺也沒有兒嘞，你也不能幹嘞（幹活），你說咋弄（怎麼辦）。」范平一邊說話，一邊剝着花生，剝好的花生可以榨油吃。女兒出事前，家裏房子已經是危房。後來房子倒了，用女兒過世的賠償款蓋了這個僅有一間卧室的房子。透過房子的窗外望去，便是家裏的兩畝梨樹。眼下，河南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雨，夫妻倆的梨樹地也全被淹了，徐留根估摸着今年收成估計沒什麼了。

范平說：「不是那（女兒的賠償款），這房子俺倆住都住不起。」「說的不好聽點，那就是等於給俺們養老了。」

應受訪者要求，村民高東、林芳為化名。

實習記者王炫迪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