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宗仪：在大写的政治下，我写情感政治是无力的书写

黄宗仪，台湾学者，2014年至2016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学系任教，现任教于台湾大学地理学系。她多年来以东亚作为研究与观察的场域，曾研究上海、香港、台北等都市的演变和互动，“中港台”之间政治与社会文化的拉扯，尤其重视性别与情感政治的视角。

黄宗仪在本次访谈中所说的一段话，是她长年以来的关怀核心：“这些年来两岸三地的生活让我看到了来自大江南北、复杂多样的中国人；让我看到辛苦求生存、不愿放弃香港价值的港人，逐渐了解他们的痛苦从何而来；也让我眼见台湾一路本土化的历程，走上今日这个坚决反中的道路，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台湾的这个身分。”

“我思考的是，这些理解如何可以让我产生一套论述，让我们或许可以不必那么绝望，不必停止交流与互相了解，不需退回一个你死我活的位置。”

偶遇黄宗仪的新书《中港新感觉：发展梦里的情感政治》，是在书店里。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作者，但已被封面上“中港新感觉”与“情感政治”这两个词牢牢吸引。预感自己有一些长期的困惑、总在思考但说不出口的感受会在书中得到共鸣，甚至疏通。读了其中几篇之后，不仅手难释卷，也的确共鸣。

《中港新感觉：发展梦里的情感政治》从电影、流行文化为文本切入，记录了黄宗仪2010年代研究中港台情感政治的论述文章合集。令人唏嘘的是，在她研究、写作到发表的十年，中港之间正一步步由密切交流走向水火不容。当时事落幕成了历史，跟着学者的眼睛重新细细读来，仿佛以潜水的方式，潜进暗藏的伏线，重新走了一遍2010年代。而她书写的方式——在“中国因素”这样的“大政治”论述之外，建立起细致的“小政治”解剖：情感、梦想、共通的集体感觉（feelings）——在此时此刻，好像让人格外能体会到，为什么我们走到了这里。

这是我所说的“共鸣”，一方面是缘于许多人曾共同经历过、现在甚至都已忘记了的2010年代，书中透过流行的文化文本，精准地捕捉到了关键片段。另一方面，却也因为思考的推进，同理的增加，许多模糊的创伤经验被准确描述出，在这种梳理之下重新面对今天，会进入一种更清晰、也可能更无解的困惑。

书里有《杜拉拉升职记》和女企业家张茵的故事，都市里兴起的女性传说，表面看来是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实际上却被包裹进更牢不可破的资本逻辑：女性出头天，却变成了女性成功学。有郭敬明的《小时代》和贾樟柯的汾阳，细致地书写了“小城”夹在明星城市与凋敝乡土之间，尴尬的存在。也有《老炮儿》与《山河故人》里的世代离散，如何把穷人和新富都变成“历史厨余”：在中国崛起、步入全球化的城市里，个人曾经以共同的地方生活为基础的爱情、亲情与友情，如何走向割裂破碎乃至无法修补，这并非专属私人，而是一种集体溃散的叙事。

书里写香港，从《低俗喜剧》写香港本土情绪的爆发，但同时又犀利点出在中港合拍片的经济格局中，导演与电影公司如何两边获利，展示出一种男性中心的本土意识。也从电影写不同年代内地女性到香港的不同阶层面貌。书中捕捉的文化文本，一直延续到2017年之后香港的“哈台”风潮。

台面上的政治，这十年，中国国力大增，从“韬光养晦”进展到“一带一路”、“战狼外交”，周边地区则把中国释放的负面外部性归结为“中国因素”，逐渐形成“反中联盟”。黄宗仪的文集，试图绕开了板结、固化的政治叙事，穿透亲中、反中各方同样遵从的发展叙事，而贴近这十年来，被框定的不同行动主体，如何跌跌撞撞展开自身有血有肉的叙事。

黄宗仪在前言中写，这本书希望建立在对中港台政经文化拉扯的整体性理解之上，她说自己不想割裂、孤立地看任何一个单一事件、或者文本，而是要理解两岸三地的历史过程。她在书里引述了贺照田的一句话，是她仍然希望回应的跨区域视野：“在他者的脉络理解他者。”

这句话也是我与作者约定访谈的起点。对于曾经验过中港台之间开放年代的人来说，无一不在面对今天三地从开放走向封闭的幻灭，黄宗仪在访谈中，自己也对这句话流露了彻底的悲观：“今天的关系已经不是『他』与『我』，而是『敌』与『我』。如果是他我，还有一种“在他者的情境下理解他者”的可能性，但是在敌我的时候，就是你死我活。”

但在访谈结尾，她还是说希望寻找到一种论述，让我们可以不用停止交流，不用退回你死我活的位置。说完，她补充：“即使这个初衷看来如此不切实际又不明哲保身。”

以下是我与黄宗仪的访谈摘要。在剑拔弩张的时代下，这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访谈，反而可能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黄宗仪说，这是学者的本分：“如果要赚钱、或者发家致富，不会做学术。既然干了这行，如果我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那我做这行没意思。”她也说，这是香港的礼物。许多事情都要感谢香港。香港像一个容器，让黄宗仪与访谈中提及的那么多人遇见、让不同地方的思想碰撞、让那么多事发生，也让那么多痛苦与矛盾，曾经可以这样激烈而自由地被表达。

张=张洁平；黄=黄宗仪

身为台湾人，在那时候有个微妙的位置——香港人会认为我是跟他们同一边的，都是反中；但同时，陆生对台湾也有些好感，或许也因为我的国语以及外省第二代的背景，我被认为好像也可以懂他们。

张：谈谈你201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经历吧，你当时遇见了一个什么样的香港？

黄：我在一个微妙的时间到香港，2014年9月，雨伞运动开始罢课时。当时中大应该有两个系，不但学生罢课、老师还罢教，我们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是全系加入罢教。2014年我刚好前半年先经历了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再去香港，那一年的经验就是“先出太阳再下雨”，完整经历了两次学运的动荡。

我不是那种什么事都上街头的人。但是在伞运一开始的时候，我受到一种集体的情绪的召唤，记得刚开学就跟同事在中大地铁站前举牌沉默抗议，尤其那时候催泪弹一发，我的香港同事都非常激动，开系务会议时，一位比较资深的老师，讲一讲就流泪了，他说六四的时候如何如何。当时传言满天飞，说是解放军要来了，孩子们怎么办？老师们都非常紧张。我在山雨欲来的时候到香港，整个学期都非常混乱。后来校园里剑拔弩张的气氛，其实很辛苦，大家压力都很大，学生里陆生港生也已经壁垒分明，后来有非常多的纷争。

当时所见有些陆生对伞运反弹很强。譬如有陆生觉得罢教令他受教权受损。这么说也是合理的，因为香港的硕士课程学费很贵，他是花那么多钱来的。也有人想休学了，因为她特别伤心，觉得被系上的老师背叛了，觉得罢教的老师“只爱港不爱国”……我记得开会讲起这件事的时候，系上一位向来对学生非常好的老师直接说， “maybe she should not stay here”。不同的学生情绪反应差异很大，本地的香港学生是上街头无法撤退的前线战士。罢教一段时间后，大家觉得毕竟还是要上课，就劝学生回来，但学生泪流满面，有人已经跟家里决裂了，他们是处于那种可以为香港战死沙场的状态。这些港生也觉得老师劝他们回来，对他们是一种背叛。

当时系里规划了工作坊，就是请老师们针对罢课与伞运，分组给学生做谘商会谈，带他们座谈讨论并分享心情，有点集体治疗的意味。我是被指派去主持陆生小组的。身为台湾人，在那时候有个微妙的位置——香港人会认为我是跟他们同一边的，都是反中；但同时，陆生对台湾也有些好感，或许也因为我的国语以及外省第二代的背景，我被认为好像也可以懂他们。

主持这个座谈的时候，我其实挺惶恐的，因为不确定要如何引导他们抱持开放的心态看待伞运。来参加的学生也都有些忧惧，因为他们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担心资讯被监控，家里的人也特别担忧他们在香港从事反政府的活动。那时还没像现在这么风声鹤唳，但大家也需要对政治事件非常谨慎小心。讨论开始的时候，我让他们先说说自己的看法。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有个云南来的学生，本来就是思想比较开放又热爱香港，她第一个发言说：“幸好中国有香港，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开放态度给后来的讨论定了基调，大家就比较愿意参与。

那一次的讨论，我对陆生表达政治态度的方式印象深刻。其中有不少支持伞运的，但她们觉得只因为自己是陆生，就被周围的港生认为一定站在反方，这让她们彷徨失落。当然也有陆生抱持反对立场，但是在那个大家表达对民主的追求的环境与氛围里，他们会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有一个女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不该去绝食抗议，你不该上街头冒这个险”，或者说，“你上街头做这种政治运动，三天五天就该回来啦，倦鸟要归巢啊！”你知道，很多很有意思的说法。

我记得自己安慰她们的方式是：你想想，你生在中国最好的时代，中国发展的确是这么多年来最好、最安定和平又富裕的时代，那你就得照单全收——你既然享受国家发展的好，那你也得承受中国崛起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周边地方受到各种负面影响与压迫的反弹。

张：所以你一到香港，就切入了学校里最尖锐的矛盾现场。在教学的环境里，你和陆生、港生的具体交往是什么样子？

黄：我确实在香港认识许多港生与陆生。港生多半务实聪明（粤语的“叻”），可惜与我很亲近的比较少，语言或许是个障碍，加上港生通常比较忙，有不少是兼职学生。也有一方面是，不少港生的生活重心更放在如何在学院生存。香港的竞争压力很大，其他环境或者职场这样，学术环境里也是如此。在香港的两年里，我常常觉得，香港人是为了生存而活着的一群人。可能为了谋生，就已经用尽所有精力与时间，已经没有办法谈生活了，所以大家能给彼此的时间跟支持也都很有限，非不为是不能。但陆生有很多类型，中国很大，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这些差异性，使得在香港教书对很多像我这样外地来的老师而言是个有趣的挑战。

举例来说，我认识几个文科女生，她们来念硕士或博士，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她们有各式各样的兴趣与才华，从占星塔罗、琴棋书画甚至中医武术等等，她们很真诚，与我的关系亦师亦友，一直维持到现在。当然我也遇过很功利的陆生，但缘分使然吧，刚好结识了几个聪慧有趣的学生，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很多陆生来香港，是很向往中国以外的世界的。他们告诉我，真正主流派的中国学生，例如那种立志当公务员的，一般不会来香港，因为来香港念书本身可能就是个政治污点。我比较亲近的几个学生，例如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云南女孩，她其实想留在香港的，所以毕业之后又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来她决定回中国的时候告诉我，在香港工作时，其实同事都对她很好，但偶尔讲到品味之类的议题，还是有被歧视的感觉；更不要说日常生活中因为粤语不好，遇到的港人少有好脸色。我认识的她性情特别好，对什么人都很有礼貌，在政治态度上也很开明，但是她在香港遭遇的反中经验没有比别人少。虽然她也明白反中的脉络，但这个氛围还是让她难过与挫折。她最后决定回中国，因为没有信心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留下来生活。

以我有限的时间，观察到的留在香港的中国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不在乎，不学广东话，常是不屑于学的心态，这类人多半是菁英，从事银行、金融、地产这些主流行业，学术界也不少。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圈里，“我也不跟你香港人混，你外面的人什么打打闹闹，那个都跟我无关”。某个程度上他们是很去政治化的，在香港生活主要就是为了高薪的工作。但有另一种，像这个云南女孩，她是热爱香港与香港文化的，但这个环境后来变得没办法让她爱香港。我身边至少三、四个这样的学生，本来想要留港工作与生活，后来都觉得伞运之后大环境的敌意太深了，留不下来，家人也觉得在香港非常危险……当她们那样哀伤地跟我道别的时候，我其实挺难受的。

我记得自己安慰她们的方式是：你想想，你生在中国最好的时代，中国发展的确是这么多年来最好、最安定和平又富裕的时代，那你就得照单全收——你既然享受国家发展的好，那你也得承受中国崛起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周边地方受到各种负面影响与压迫的反弹。

过去三本书，香港一直是我研究的重心，我热爱这个城市的复杂历史与都会文化，但是写完这一本，我几乎觉得，这应该是我香港研究的终章，我觉得已经......没办法再说下去了。

张：你在书里对中国与香港社会的情感结构分析很细腻，想问问香港读者有什么样的反馈？

黄：出书之后受到一些香港读者的喜爱与鼓励，但这本书的很多章节在先前发表的时候，曾深刻地感受到香港人的负面情绪。

我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演讲，还没进入正题，只是放了一张《苹果日报》“反内地孕妇”（骂中国人是蝗虫入侵）的海报，一个年轻的香港学者很不开心地打断我的报告跟我说，“你应该要把脉络讲清楚的，我们这不是种族歧视，你要看中国人怎么对我们的，我们绝对是情有可原……”就是，几乎是敏感到一个点，让人不停地要先补充脉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要先讲“撑香港”与“反中”立场，否则我便没有发言的正当性。

我写内地孕妇问题，在中文大学地理系演讲的时候，起来提问的香港学生是带着情绪发言的，她说所有的婚姻移民本来就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凭什么中国大陆来的不该守法？我回答她的问题并解释说，我讨论内地孕妇事实上是要讲阶级问题等等，但我想她终究没有被我说服。后来我发现在香港已经没办法谈阶级，大家都是“左胶”了。有阵子从脸书上看到连香港的社工都非常辛苦，帮助新移民的社工，都被骂到无以为继，更何况我想替“单非孕妇”（嫁给香港人的内地女性）发声，对很多香港人而言，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只要是大陆来的都是“不可靠的中国人”（unreliable Chinese）。

这些事件让我觉得恐怕无法再做香港研究了。过去三本书，香港一直是我研究的重心，我热爱这个城市的复杂历史与都会文化，但是写完这一本，我几乎觉得，这应该是我香港研究的终章，我觉得已经......没办法再说下去了。当我们只剩下国家本位的时候，阶级的故事没办法讨论、性别的、种族的议题也不重要。最后只有大香港主义、大台湾主义与大中国主义，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其实情感政治是，你在大写的政治上无力的一种表现，其实是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情感政治书写，也是一个无力的书写。

张：很明白这种难以为继的感受⋯⋯也想起，你在书里提到，还是要努力建立跨区域的视野，“在他者的脉络理解他者”。但对普通人而言，这是不是和情感政治的直觉方向是相背离的，很难实践？

黄：自我批判这件事很重要，如果大家不要那么坚持大香港主义、大台湾主义、大中国主义的话，也许“在他者的脉络下理解他者”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会高一点。当然同时需要了解的是，这么大的中国，这庞然大物崛起的过程，中国自己都不能处理那些暴力式的发展，台港在旁边，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与实际上的政治压力，真的是非常庞大，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要求港台不要本位主义、不要本土主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合理的，因为这对于港台来说，几乎是一个存亡的问题。

太阳花学运时，我有一个研究生，她喜欢弹吉他、做音乐，她告诉我自己决定参加反服贸运动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心爱的吉他被中国人抢走了。嗯……对于占领行政院的行动，我自己有一些困惑，但她跟我讲这个梦之后，我开始从情感政治的角度理解这些政治行动。有很多东西就是很情感的，没法讲道理。就像中国人讲“中国梦”，也很感性，但这个梦不能召唤我们了。对我的学生来说，这就是个梦魇啊，它事实上是 nightmare。

对很多香港人也是一样。香港回归，跨境经济产生了利益，但这个利益不是雨露均沾，绝大部分的香港普通人真的只能感受到陆客来了、小店没了、都变成莎莎化妆品店、钟表店、药行这一些对大家没用的店铺，然后内地孕妇进来、本地妈等不到产房，也抢不到奶粉……普通人的感受就是大陆人侵门踏户、他们一再蒙受各种损失，自然会从地缘政治转向情感政治的方向。他们只能在行动上做一些游击式的突破，在语言上，通过仇恨语言去做一些情感表现。因为他们并不是地缘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与得利者。

所以我要讲一个很哀伤的话，其实情感政治是，你在大写的政治上无力的一种表现，其实是无能为力。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情感政治书写，也是一个无力的书写。

当某些人的梦实现的时候，恰恰是其他些人梦碎梦醒的时候。

张：在书中，你的确用到了“中国梦”这样一个框架来分析，而不是更流行的“中国因素”。可以说说是为什么吗？

黄：中国因素对我来说，是政治经济取向的分析。譬如说讲《低俗喜剧》这部电影，从中国因素来讲，就会是分析 CEPA 怎样影响香港电影产业，可是我真正想谈的不是那个，我想讲导演怎样打动香港观众，然后以什么策略，再去召唤南中国粤语区的观众，这些是“中国因素”的论述无法处理的。所以我用“中国梦”来切入，可以容许我把感性的东西放进来讨论。

梦的主体是人，中国的发展梦，要连结到不同阶级、不同个人的梦想，这里就可以发问，国家的梦跟个人的梦要怎么连结在一起？不同阶级的梦想常常是互相冲突的，怎么办？当某些人的梦实现的时候，恰恰是其他些人梦碎梦醒的时候。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是所有人都做同一个梦，拿我刚讲的学生做例子，就是中国梦之于港台，不只是异梦，而是恶梦或者是梦魇。我最后书里头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梦没办法召唤香港呢？是不是这个梦的本质就是不同呢？

张：我其实也很怀疑，它到底能不能召唤中国人。中国梦的内涵对我来说，有非常功利的一面，它讲生活美满、富国强兵，是一个只有利益没有理想的东西，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或者仅仅以发展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也不讲公平、不讲正义，甚至不讲共产主义。你讲共产主义、讲革命也行啊，那些都没有。你只讲物质发展，讲国家富强，这可以收买人，但怎么感召人呢？

黄：是，中国梦本来的设定是“民族复兴”，是中国好、港台才会好，就是“一衣带水”的那一套论述，或是“香港本来就是靠中国的”这个非常大中国意识形态的说词。所以目前中国梦的官方版本，可能就像你说的，连很多中国人都召唤不了，更何况港台。

可是，那到底要什么东西才能够召唤？就例如台、港之间，现在看起来很热络，也不见得是真正的那种想像的共同体，而是建立在一个共同反中的情感结构下。这几年非常多香港人来台湾读书、移民，未来我预期这也会成为台湾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意识到香港“移民”，现在我们还觉得他们愿意来我们就打开门啦，香港应该都是发展比我们好啊，可是他们也会来炒房地产，等到人数比较多的时候，也一样会“抢工作”，香港人讲大陆人的蝗虫问题，未必不会在台湾发生，只是目前人数还没这么多，还没到有强烈反弹那样的情形，但是这个趋势是值得观察的。这样一个台港的情感结盟，它距离想像的共同体还很遥远。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跟港台这样的关系，已经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创造出新的连带，或者至少不是那么封闭、敌对、僵化的关系。今天的关系已经不是“他”与“我”，而是“敌”与“我”。如果是他我，还有一种，“在他者的脉络下理解他者”的可能性，但是在敌我的时候，就是你死我活。我很悲观，以我个人的训练以及在两岸三地的生活经验，让我觉得走向敌我的路线，是没有回头路的，未来回望，这或许是一件非常感伤的事。我也没有答案。所以我才说，情感政治是大写政治下无力的东西。

张：流动本身，似乎是你贯穿全书的研究主题？也想请你再谈谈，在中港台穿梭，是怎样选择“感觉结构”这样一个研究框架的？

黄：对，流动，与流动过程中主体的经验跟情感。博士时，我一直做单一城市研究，当时我看了《重庆森林》这部电影，开始决定在博士论文加入香港研究，并把城市延伸到区域的视角。如果要谈城市区域，没有比香港更复杂、更有代表性的，因为所谓“背靠祖国”的意思是，它后面是整个珠三角。当它从单独的一个“全球城市”、骄傲的东方明珠，变成是“珠三角”龙头，得要回去面对那个大珠三角的腹地。当我们观察单一城市的时候，可能受限于这个城市内的既定框架，但其实下面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就超出城市的范畴。所以，这个区域的视角就慢慢延伸到第二本与第三本书。

做城市研究比较常见是从城市史、经济史的方式切入，但我一直都想谈个体的情感跟经验，所以用了文化研究的方式。我谈杜拉拉、谈小城青年、谈富二代，都是在某一个发展的特殊年代里头，长出来的一些流动的主体、新兴的主体，让我能够去处理大的政治经济无法讨论的经验跟情感。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写，就用了“感觉结构”这个文化研究里很重要、用了很久的概念。

这不是一个全面的研究。我处理的范畴跟主体都是有限的，我也没办法处理台湾的小确幸青年，也没办法真的处理到农村——现在中国的农村青年如果没有选择流动，他们的主体经验跟情感在发展的脉络下会是什么？即使是城市青年，几年之内从积极竞争、追求阶级晋升的狼性文化到今日“躺平”文化的盛行，又该如何理解？本书只是取样地选了几个群体。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我其实是在文化的尺度上，处理了明显包含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跟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选取的框架里其实没有办法真的解决，这是限制。

我想透过书写表述的是，面对现在的情感困境，理解这些混杂的情感背后都是创伤经验，研究怎么摆脱这些创伤经验和语言的暴力，有没有一些理性的、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沟通的可能性，我是抱持这样的立场与期望。

张：你研究情感政治，常常要穿梭在许多不同的立场之间，你是怎么摆放自己的情感与立场？你自己的立场位置在哪里？

黄：其实我的立场，你在这两个小时应该可以推敲的出来。我不愿看到港台跟中国如此……几乎是……全面决裂的局势，不愿看到大家退回完全无交流的歧视与仇恨的关系上。我是在美国那种政治正确的环境下读博士的，对仇恨语言很敏感。今天在中港台的生活里，有非常多的右派，不管是反中、小粉红、反同婚运动，常见各种极端、非常国家主义的语言等等。这些话语与事件常冲撞我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

我的立场，简化地说，人与人的互动连结，看的是性格与品德，而不用管你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同志、异性恋，或者什么阶级身份，我觉得那些不重要。当然从事政治运动或者斗争这些很重要，可是如今的世界，我们似乎越活越回到一个窄化的、而且很无趣的身分政治里，而社群网路又给情感政治一个巨大的舞台，它可以让情绪极致化，这种极致化最后缩限到一种身分政治的绝对区分。所以在所有的议题上，大家都要表态，而且常常只有一种正确的立场，同温层越来越厚。

举例来说好了，如果没有挺同婚挺到底，在讨论同婚议题时稍微有一些摇摆，或者稍微同情那些反同的人的立场，可能就会被严厉批判，我很难接受这样的文化。

所以我这本书写香港时，有些章节的发问起于一个困惑，我想了解许多仇恨语言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知识分子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仇恨语言。我在书里的回答是，香港人因为没办法讲爱香港，所以对香港的爱最后是用仇恨中国的语言来表达。来香港生活之后，我也明白仇恨语言与中国的压迫相比或许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反抗方式。这是回答我自己的问题，让我即使不能认同那样的语言，也可以理解使用这些语言的动机。在香港两年，我知道香港是穷人的地狱，甚至也是中产阶级的地狱，因为所有人都处于向下流动的恐惧或者现实中。

有次和香港同事聊天，我们说到今日香港反中问题，香港因为殖民时期开始的政治经济原因，使得贫富差距很大，很多中下阶层真是过得很辛苦，这几年大陆人来了，像是地狱里的魔鬼出现了，港人可以指认敌人（name the enemy），找到自己为何这么痛苦的罪魁祸首了。但我们也同意这些魔鬼可能并非都是大陆人，一直都有香港的富商，香港的各种中间人。居港期间，我努力去理解香港的痛苦，理解为何各行各业遇到的香港人似乎总是脾气不好。但在各种讨论中，当我没有立刻站在绝对的、激烈的“反中”立场的时候，我的同事还是会说：“因为你不是香港人”。那个本质论会出来。

当然我也对大中国情结非常厌恶。有一次在国外开会遇到一个中国学者，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位长期在台湾的美国学者说：“I think China has a few things to learn from Taiwan.”，这个中国的学者马上不以为然地说“Like what? I don\"t think so…” 我在上海的研究计划，同事有一个香港人，她请了一位台湾学者去上海演讲，那次的演讲题目用了中港台并列的这三个字，因此被人检举，当天晚上同事就被带走去盘查。这些事件都让我对中国非常反感。

总而言之，我想透过书写表述的是，面对现在的情感困境，理解这些混杂的情感背后都是创伤经验，研究怎么摆脱这些创伤经验和语言的暴力，有没有一些理性的、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沟通的可能性，我是抱持这样的立场与期望。

这些年来两岸三地的生活让我看到了来自大江南北、复杂多样的中国人；让我看到辛苦求生存、不愿放弃香港价值的港人，逐渐了解他们的痛苦从何而来；也让我眼见台湾一路本土化的历程，走上今日这个坚决反中的道路，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台湾的这个身分。我思考的是，这些理解如何可以让我产生一套论述，让我们或许可以不必那么绝望，不必停止交流与互相了解，不需退回一个你死我活的位置。

我觉得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吧，即使这个初衷看来如此不切实际又不明哲保身。当然，这本书的完成要感谢香港这座神奇的城市，让我一再反覆书写讲述它的故事，让我遇见那么多难忘的人与事，希望有幸相遇的他们知道我无比珍惜曾经共度的香港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