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宗儀：在大寫的政治下，我寫情感政治是無力的書寫

黃宗儀，台灣學者，2014年至2016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學系任教，現任教於台灣大學地理學系。她多年來以東亞作為研究與觀察的場域，曾研究上海、香港、台北等都市的演變和互動，「中港台」之間政治與社會文化的拉扯，尤其重視性別與情感政治的視角。

黃宗儀在本次訪談中所說的一段話，是她長年以來的關懷核心：「這些年來兩岸三地的生活讓我看到了來自大江南北、複雜多樣的中國人；讓我看到辛苦求生存、不願放棄香港價值的港人，逐漸了解他們的痛苦從何而來；也讓我眼見台灣一路本土化的歷程，走上今日這個堅決反中的道路，無論如何也要堅守台灣的這個身分。」

「我思考的是，這些理解如何可以讓我產生一套論述，讓我們或許可以不必那麼絕望，不必停止交流與互相了解，不需退回一個你死我活的位置。」

偶遇黃宗儀的新書《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是在書店裡。在此之前，我並不認識作者，但已被封面上「中港新感覺」與「情感政治」這兩個詞牢牢吸引。預感自己有一些長期的困惑、總在思考但說不出口的感受會在書中得到共鳴，甚至疏通。讀了其中幾篇之後，不僅手難釋卷，也的確共鳴。

《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從電影、流行文化為文本切入，記錄了黃宗儀2010年代研究中港台情感政治的論述文章合集。令人唏噓的是，在她研究、寫作到發表的十年，中港之間正一步步由密切交流走向水火不容。當時事落幕成了歷史，跟著學者的眼睛重新細細讀來，彷彿以潛水的方式，潛進暗藏的伏線，重新走了一遍2010年代。而她書寫的方式——在「中國因素」這樣的「大政治」論述之外，建立起細緻的「小政治」解剖：情感、夢想、共通的集體感覺（feelings）——在此時此刻，好像讓人格外能體會到，為什麼我們走到了這裡。

這是我所說的「共鳴」，一方面是緣於許多人曾共同經歷過、現在甚至都已忘記了的2010年代，書中透過流行的文化文本，精準地捕捉到了關鍵片段。另一方面，卻也因為思考的推進，同理的增加，許多模糊的創傷經驗被準確描述出，在這種梳理之下重新面對今天，會進入一種更清晰、也可能更無解的困惑。

書裡有《杜拉拉升職記》和女企業家張茵的故事，都市裏興起的女性傳說，表面看來是對男權社會的反叛，實際上卻被包裹進更牢不可破的資本邏輯：女性出頭天，卻變成了女性成功學。有郭敬明的《小時代》和賈樟柯的汾陽，細緻地書寫了「小城」夾在明星城市與凋敝鄉土之間，尷尬的存在。也有《老炮兒》與《山河故人》裏的世代離散，如何把窮人和新富都變成「歷史廚餘」：在中國崛起、步入全球化的城市裏，個人曾經以共同的地方生活為基礎的愛情、親情與友情，如何走向割裂破碎乃至無法修補，這並非專屬私人，而是一種集體潰散的敘事。

書裡寫香港，從《低俗喜劇》寫香港本土情緒的爆發，但同時又犀利點出在中港合拍片的經濟格局中，導演與電影公司如何兩邊獲利，展示出一種男性中心的本土意識。也從電影寫不同年代內地女性到香港的不同階層面貌。書中捕捉的文化文本，一直延續到2017年之後香港的「哈台」風潮。

檯面上的政治，這十年，中國國力大增，從「韜光養晦」進展到「一帶一路」、「戰狼外交」，周邊地區則把中國釋放的負面外部性歸結為「中國因素」，逐漸形成「反中聯盟」。黃宗儀的文集，試圖繞開了板結、固化的政治敘事，穿透親中、反中各方同樣遵從的發展敘事，而貼近這十年來，被框定的不同行動主體，如何跌跌撞撞展開自身有血有肉的敘事。

黃宗儀在前言中寫，這本書希望建立在對中港台政經文化拉扯的整體性理解之上，她說自己不想割裂、孤立地看任何一個單一事件、或者文本，而是要理解兩岸三地的歷史過程。她在書裡引述了賀照田的一句話，是她仍然希望回應的跨區域視野：「在他者的脈絡理解他者。」

這句話也是我與作者約定訪談的起點。對於曾經驗過中港台之間開放年代的人來說，無一不在面對今天三地從開放走向封閉的幻滅，黃宗儀在訪談中，自己也對這句話流露了徹底的悲觀：「今天的關係已經不是『他』與『我』，而是『敵』與『我』。如果是他我，還有一種「在他者的情境下理解他者」的可能性，但是在敵我的時候，就是你死我活。」

但在訪談結尾，她還是說希望尋找到一種論述，讓我們可以不用停止交流，不用退回你死我活的位置。說完，她補充：「即使這個初衷看來如此不切實際又不明哲保身。」

以下是我與黃宗儀的訪談摘要。在劍拔弩張的時代下，這不是一個明哲保身的訪談，反而可能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黃宗儀說，這是學者的本分：「如果要賺錢、或者發家致富，不會做學術。既然幹了這行，如果我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那我做這行沒意思。」她也說，這是香港的禮物。許多事情都要感謝香港。香港像一個容器，讓黃宗儀與訪談中提及的那麼多人遇見、讓不同地方的思想碰撞、讓那麼多事發生，也讓那麼多痛苦與矛盾，曾經可以這樣激烈而自由地被表達。

張=張潔平；黃=黃宗儀

身為台灣人，在那時候有個微妙的位置——香港人會認為我是跟他們同一邊的，都是反中；但同時，陸生對台灣也有些好感，或許也因為我的國語以及外省第二代的背景，我被認為好像也可以懂他們。

張：談談你2014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的經歷吧，你當時遇見了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黃：我在一個微妙的時間到香港，2014年9月，雨傘運動開始罷課時。當時中大應該有兩個系，不但學生罷課、老師還罷教，我們是其中之一，而且我們是全系加入罷教。2014年我剛好前半年先經歷了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再去香港，那一年的經驗就是「先出太陽再下雨」，完整經歷了兩次學運的動盪。

我不是那種什麼事都上街頭的人。但是在傘運一開始的時候，我受到一種集體的情緒的召喚，記得剛開學就跟同事在中大地鐵站前舉牌沉默抗議，尤其那時候催淚彈一發，我的香港同事都非常激動，開系務會議時，一位比較資深的老師，講一講就流淚了，他說六四的時候如何如何。當時傳言滿天飛，說是解放軍要來了，孩子們怎麼辦？老師們都非常緊張。我在山雨欲來的時候到香港，整個學期都非常混亂。後來校園裡劍拔弩張的氣氛，其實很辛苦，大家壓力都很大，學生裡陸生港生也已經壁壘分明，後來有非常多的紛爭。

當時所見有些陸生對傘運反彈很強。譬如有陸生覺得罷教令他受教權受損。這麼說也是合理的，因為香港的碩士課程學費很貴，他是花那麼多錢來的。也有人想休學了，因為她特別傷心，覺得被系上的老師背叛了，覺得罷教的老師「只愛港不愛國」……我記得開會講起這件事的時候，系上一位向來對學生非常好的老師直接說， “maybe she should not stay here”。不同的學生情緒反應差異很大，本地的香港學生是上街頭無法撤退的前線戰士。罷教一段時間後，大家覺得畢竟還是要上課，就勸學生回來，但學生淚流滿面，有人已經跟家裡決裂了，他們是處於那種可以為香港戰死沙場的狀態。這些港生也覺得老師勸他們回來，對他們是一種背叛。

當時系裡規劃了工作坊，就是請老師們針對罷課與傘運，分組給學生做諮商會談，帶他們座談討論並分享心情，有點集體治療的意味。我是被指派去主持陸生小組的。身為台灣人，在那時候有個微妙的位置——香港人會認為我是跟他們同一邊的，都是反中；但同時，陸生對台灣也有些好感，或許也因為我的國語以及外省第二代的背景，我被認為好像也可以懂他們。

主持這個座談的時候，我其實挺惶恐的，因為不確定要如何引導他們抱持開放的心態看待傘運。來參加的學生也都有些憂懼，因為他們並不是完全自由的，擔心資訊被監控，家裡的人也特別擔憂他們在香港從事反政府的活動。那時還沒像現在這麼風聲鶴唳，但大家也需要對政治事件非常謹慎小心。討論開始的時候，我讓他們先說說自己的看法。沉默了一會兒之後，有個雲南來的學生，本來就是思想比較開放又熱愛香港，她第一個發言說：「幸好中國有香港，我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她的開放態度給後來的討論定了基調，大家就比較願意參與。

那一次的討論，我對陸生表達政治態度的方式印象深刻。其中有不少支持傘運的，但她們覺得只因為自己是陸生，就被周圍的港生認為一定站在反方，這讓她們徬徨失落。當然也有陸生抱持反對立場，但是在那個大家表達對民主的追求的環境與氛圍裡，他們會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例如有一個女生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你不該去絕食抗議，你不該上街頭冒這個險」，或者說，「你上街頭做這種政治運動，三天五天就該回來啦，倦鳥要歸巢啊！」你知道，很多很有意思的說法。

我記得自己安慰她們的方式是：你想想，你生在中國最好的時代，中國發展的確是這麼多年來最好、最安定和平又富裕的時代，那你就得照單全收——你既然享受國家發展的好，那你也得承受中國崛起帶來的問題，尤其是周邊地方受到各種負面影響與壓迫的反彈。

張：所以你一到香港，就切入了學校裡最尖銳的矛盾現場。在教學的環境裡，你和陸生、港生的具體交往是什麼樣子？

黃：我確實在香港認識許多港生與陸生。港生多半務實聰明（粵語的「叻」），可惜與我很親近的比較少，語言或許是個障礙，加上港生通常比較忙，有不少是兼職學生。也有一方面是，不少港生的生活重心更放在如何在學院生存。香港的競爭壓力很大，其他環境或者職場這樣，學術環境裡也是如此。在香港的兩年裡，我常常覺得，香港人是為了生存而活著的一群人。可能為了謀生，就已經用盡所有精力與時間，已經沒有辦法談生活了，所以大家能給彼此的時間跟支持也都很有限，非不為是不能。但陸生有很多類型，中國很大，他們來自五湖四海，之間的差異性非常大，這些差異性，使得在香港教書對很多像我這樣外地來的老師而言是個有趣的挑戰。

舉例來說，我認識幾個文科女生，她們來唸碩士或博士，除了專業知識之外，她們有各式各樣的興趣與才華，從占星塔羅、琴棋書畫甚至中醫武術等等，她們很真誠，與我的關係亦師亦友，一直維持到現在。當然我也遇過很功利的陸生，但緣分使然吧，剛好結識了幾個聰慧有趣的學生，培養了深厚的感情。

很多陸生來香港，是很嚮往中國以外的世界的。他們告訴我，真正主流派的中國學生，例如那種立志當公務員的，一般不會來香港，因為來香港念書本身可能就是個政治污點。我比較親近的幾個學生，例如座談會上第一個發言的雲南女孩，她其實想留在香港的，所以畢業之後又在香港工作了幾年。後來她決定回中國的時候告訴我，在香港工作時，其實同事都對她很好，但偶爾講到品味之類的議題，還是有被歧視的感覺；更不要說日常生活中因為粵語不好，遇到的港人少有好臉色。我認識的她性情特別好，對什麼人都很有禮貌，在政治態度上也很開明，但是她在香港遭遇的反中經驗沒有比別人少。雖然她也明白反中的脈絡，但這個氛圍還是讓她難過與挫折。她最後決定回中國，因為沒有信心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裡留下來生活。

以我有限的時間，觀察到的留在香港的中國人大致有兩種，一種是不在乎，不學廣東話，常是不屑於學的心態，這類人多半是菁英，從事銀行、金融、地產這些主流行業，學術界也不少。他們在自己的小圈圈裡，「我也不跟你香港人混，你外面的人什麼打打鬧鬧，那個都跟我無關」。某個程度上他們是很去政治化的，在香港生活主要就是為了高薪的工作。但有另一種，像這個雲南女孩，她是熱愛香港與香港文化的，但這個環境後來變得沒辦法讓她愛香港。我身邊至少三、四個這樣的學生，本來想要留港工作與生活，後來都覺得傘運之後大環境的敵意太深了，留不下來，家人也覺得在香港非常危險……當她們那樣哀傷地跟我道別的時候，我其實挺難受的。

我記得自己安慰她們的方式是：你想想，你生在中國最好的時代，中國發展的確是這麼多年來最好、最安定和平又富裕的時代，那你就得照單全收——你既然享受國家發展的好，那你也得承受中國崛起帶來的問題，尤其是周邊地方受到各種負面影響與壓迫的反彈。

過去三本書，香港一直是我研究的重心，我熱愛這個城市的複雜歷史與都會文化，但是寫完這一本，我幾乎覺得，這應該是我香港研究的終章，我覺得已經......沒辦法再說下去了。

張：你在書裡對中國與香港社會的情感結構分析很細膩，想問問香港讀者有什麼樣的反饋？

黃：出書之後受到一些香港讀者的喜愛與鼓勵，但這本書的很多章節在先前發表的時候，曾深刻地感受到香港人的負面情緒。

我記得有一次在日本演講，還沒進入正題，只是放了一張《蘋果日報》「反內地孕婦」（罵中國人是蝗蟲入侵）的海報，一個年輕的香港學者很不開心地打斷我的報告跟我說，「你應該要把脈絡講清楚的，我們這不是種族歧視，你要看中國人怎麼對我們的，我們絕對是情有可原……」就是，幾乎是敏感到一個點，讓人不停地要先補充脈絡，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要先講「撐香港」與「反中」立場，否則我便沒有發言的正當性。

我寫內地孕婦問題，在中文大學地理系演講的時候，起來提問的香港學生是帶著情緒發言的，她說所有的婚姻移民本來就是要遵守當地的法律，憑什麼中國大陸來的不該守法？我回答她的問題並解釋說，我討論內地孕婦事實上是要講階級問題等等，但我想她終究沒有被我說服。後來我發現在香港已經沒辦法談階級，大家都是「左膠」了。有陣子從臉書上看到連香港的社工都非常辛苦，幫助新移民的社工，都被罵到無以為繼，更何況我想替「單非孕婦」（嫁給香港人的內地女性）發聲，對很多香港人而言，這是多此一舉，因為只要是大陸來的都是「不可靠的中國人」（unreliable Chinese）。

這些事件讓我覺得恐怕無法再做香港研究了。過去三本書，香港一直是我研究的重心，我熱愛這個城市的複雜歷史與都會文化，但是寫完這一本，我幾乎覺得，這應該是我香港研究的終章，我覺得已經......沒辦法再說下去了。當我們只剩下國家本位的時候，階級的故事沒辦法討論、性別的、種族的議題也不重要。最後只有大香港主義、大台灣主義與大中國主義，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其實情感政治是，你在大寫的政治上無力的一種表現，其實是無能為力。在這個意義上，我的情感政治書寫，也是一個無力的書寫。

張：很明白這種難以為繼的感受⋯⋯也想起，你在書裡提到，還是要努力建立跨區域的視野，「在他者的脈絡理解他者」。但對普通人而言，這是不是和情感政治的直覺方向是相背離的，很難實踐？

黃：自我批判這件事很重要，如果大家不要那麼堅持大香港主義、大台灣主義、大中國主義的話，也許「在他者的脈絡下理解他者」這件事情的可能性會高一點。當然同時需要瞭解的是，這麼大的中國，這龐然大物崛起的過程，中國自己都不能處理那些暴力式的發展，台港在旁邊，所承受的心理壓力與實際上的政治壓力，真的是非常龐大，是完全不對等的。所以，要求港台不要本位主義、不要本土主義，其實是非常困難、甚至不合理的，因為這對於港台來說，幾乎是一個存亡的問題。

太陽花學運時，我有一個研究生，她喜歡彈吉他、做音樂，她告訴我自己決定參加反服貿運動之前，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心愛的吉他被中國人搶走了。嗯……對於佔領行政院的行動，我自己有一些困惑，但她跟我講這個夢之後，我開始從情感政治的角度理解這些政治行動。有很多東西就是很情感的，沒法講道理。就像中國人講「中國夢」，也很感性，但這個夢不能召喚我們了。對我的學生來說，這就是個夢魘啊，它事實上是 nightmare。

對很多香港人也是一樣。香港回歸，跨境經濟產生了利益，但這個利益不是雨露均霑，絕大部分的香港普通人真的只能感受到陸客來了、小店沒了、都變成莎莎化妝品店、鐘錶店、藥行這一些對大家沒用的店鋪，然後內地孕婦進來、本地媽等不到產房，也搶不到奶粉……普通人的感受就是大陸人侵門踏戶、他們一再蒙受各種損失，自然會從地緣政治轉向情感政治的方向。他們只能在行動上做一些游擊式的突破，在語言上，通過仇恨語言去做一些情感表現。因為他們並不是地緣經濟的主要參與者與得利者。

所以我要講一個很哀傷的話，其實情感政治是，你在大寫的政治上無力的一種表現，其實是無能為力。在這個意義上，我的情感政治書寫，也是一個無力的書寫。

當某些人的夢實現的時候，恰恰是其他些人夢碎夢醒的時候。

張：在書中，你的確用到了「中國夢」這樣一個框架來分析，而不是更流行的「中國因素」。可以說說是為什麼嗎？

黃：中國因素對我來說，是政治經濟取向的分析。譬如說講《低俗喜劇》這部電影，從中國因素來講，就會是分析 CEPA 怎樣影響香港電影產業，可是我真正想談的不是那個，我想講導演怎樣打動香港觀眾，然後以什麼策略，再去召喚南中國粵語區的觀眾，這些是「中國因素」的論述無法處理的。所以我用「中國夢」來切入，可以容許我把感性的東西放進來討論。

夢的主體是人，中國的發展夢，要連結到不同階級、不同個人的夢想，這裡就可以發問，國家的夢跟個人的夢要怎麼連結在一起？不同階級的夢想常常是互相衝突的，怎麼辦？當某些人的夢實現的時候，恰恰是其他些人夢碎夢醒的時候。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不是所有人都做同一個夢，拿我剛講的學生做例子，就是中國夢之於港台，不只是異夢，而是惡夢或者是夢魘。我最後書裡頭問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夢沒辦法召喚香港呢？是不是這個夢的本質就是不同呢？

張：我其實也很懷疑，它到底能不能召喚中國人。中國夢的內涵對我來說，有非常功利的一面，它講生活美滿、富國強兵，是一個只有利益沒有理想的東西，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或者僅僅以發展為意識形態的東西。它也不講公平、不講正義，甚至不講共產主義。你講共產主義、講革命也行啊，那些都沒有。你只講物質發展，講國家富強，這可以收買人，但怎麼感召人呢？

黃：是，中國夢本來的設定是「民族復興」，是中國好、港台才會好，就是「一衣帶水」的那一套論述，或是「香港本來就是靠中國的」這個非常大中國意識形態的說詞。所以目前中國夢的官方版本，可能就像你說的，連很多中國人都召喚不了，更何況港台。

可是，那到底要什麼東西才能夠召喚？就例如台、港之間，現在看起來很熱絡，也不見得是真正的那種想像的共同體，而是建立在一個共同反中的情感結構下。這幾年非常多香港人來台灣讀書、移民，未來我預期這也會成為台灣要面對的問題。我們現在還沒意識到香港「移民」，現在我們還覺得他們願意來我們就打開門啦，香港應該都是發展比我們好啊，可是他們也會來炒房地產，等到人數比較多的時候，也一樣會「搶工作」，香港人講大陸人的蝗蟲問題，未必不會在台灣發生，只是目前人數還沒這麼多，還沒到有強烈反彈那樣的情形，但是這個趨勢是值得觀察的。這樣一個台港的情感結盟，它距離想像的共同體還很遙遠。

另一方面，中國現在跟港台這樣的關係，已經不知道要怎樣才可以創造出新的連帶，或者至少不是那麼封閉、敵對、僵化的關係。今天的關係已經不是「他」與「我」，而是「敵」與「我」。如果是他我，還有一種，「在他者的脈絡下理解他者」的可能性，但是在敵我的時候，就是你死我活。我很悲觀，以我個人的訓練以及在兩岸三地的生活經驗，讓我覺得走向敵我的路線，是沒有回頭路的，未來回望，這或許是一件非常感傷的事。我也沒有答案。所以我才說，情感政治是大寫政治下無力的東西。

張：流動本身，似乎是你貫穿全書的研究主題？也想請你再談談，在中港台穿梭，是怎樣選擇「感覺結構」這樣一個研究框架的？

黃：對，流動，與流動過程中主體的經驗跟情感。博士時，我一直做單一城市研究，當時我看了《重慶森林》這部電影，開始決定在博士論文加入香港研究，並把城市延伸到區域的視角。如果要談城市區域，沒有比香港更複雜、更有代表性的，因為所謂「背靠祖國」的意思是，它後面是整個珠三角。當它從單獨的一個「全球城市」、驕傲的東方明珠，變成是「珠三角」龍頭，得要回去面對那個大珠三角的腹地。當我們觀察單一城市的時候，可能受限於這個城市內的既定框架，但其實下面盤根錯節的關係早就超出城市的範疇。所以，這個區域的視角就慢慢延伸到第二本與第三本書。

做城市研究比較常見是從城市史、經濟史的方式切入，但我一直都想談個體的情感跟經驗，所以用了文化研究的方式。我談杜拉拉、談小城青年、談富二代，都是在某一個發展的特殊年代裡頭，長出來的一些流動的主體、新興的主體，讓我能夠去處理大的政治經濟無法討論的經驗跟情感。很多東西放在一起寫，就用了「感覺結構」這個文化研究裡很重要、用了很久的概念。

這不是一個全面的研究。我處理的範疇跟主體都是有限的，我也沒辦法處理台灣的小確幸青年，也沒辦法真的處理到農村——現在中國的農村青年如果沒有選擇流動，他們的主體經驗跟情感在發展的脈絡下會是什麼？即使是城市青年，幾年之內從積極競爭、追求階級晉升的狼性文化到今日「躺平」文化的盛行，又該如何理解？本書只是取樣地選了幾個群體。以文本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我其實是在文化的尺度上，處理了明顯包含更廣泛的政治經濟跟社會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我選取的框架裡其實沒有辦法真的解決，這是限制。

我想透過書寫表述的是，面對現在的情感困境，理解這些混雜的情感背後都是創傷經驗，研究怎麼擺脫這些創傷經驗和語言的暴力，有沒有一些理性的、不受意識形態束縛的溝通的可能性，我是抱持這樣的立場與期望。

張：你研究情感政治，常常要穿梭在許多不同的立場之間，你是怎麼擺放自己的情感與立場？你自己的立場位置在哪裏？

黃：其實我的立場，你在這兩個小時應該可以推敲的出來。我不願看到港台跟中國如此……幾乎是……全面決裂的局勢，不願看到大家退回完全無交流的歧視與仇恨的關係上。我是在美國那種政治正確的環境下讀博士的，對仇恨語言很敏感。今天在中港台的生活裡，有非常多的右派，不管是反中、小粉紅、反同婚運動，常見各種極端、非常國家主義的語言等等。這些話語與事件常衝撞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價值觀。

我的立場，簡化地說，人與人的互動連結，看的是性格與品德，而不用管你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同志、異性戀，或者什麼階級身份，我覺得那些不重要。當然從事政治運動或者鬥爭這些很重要，可是如今的世界，我們似乎越活越回到一個窄化的、而且很無趣的身分政治裡，而社群網路又給情感政治一個巨大的舞台，它可以讓情緒極致化，這種極致化最後縮限到一種身分政治的絕對區分。所以在所有的議題上，大家都要表態，而且常常只有一種正確的立場，同溫層越來越厚。

舉例來說好了，如果沒有挺同婚挺到底，在討論同婚議題時稍微有一些搖擺，或者稍微同情那些反同的人的立場，可能就會被嚴厲批判，我很難接受這樣的文化。

所以我這本書寫香港時，有些章節的發問起於一個困惑，我想了解許多仇恨語言的背後是什麼。為什麼知識份子也可以毫無顧忌地使用仇恨語言。我在書裡的回答是，香港人因為沒辦法講愛香港，所以對香港的愛最後是用仇恨中國的語言來表達。來香港生活之後，我也明白仇恨語言與中國的壓迫相比或許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反抗方式。這是回答我自己的問題，讓我即使不能認同那樣的語言，也可以理解使用這些語言的動機。在香港兩年，我知道香港是窮人的地獄，甚至也是中產階級的地獄，因為所有人都處於向下流動的恐懼或者現實中。

有次和香港同事聊天，我們說到今日香港反中問題，香港因為殖民時期開始的政治經濟原因，使得貧富差距很大，很多中下階層真是過得很辛苦，這幾年大陸人來了，像是地獄裡的魔鬼出現了，港人可以指認敵人（name the enemy），找到自己為何這麼痛苦的罪魁禍首了。但我們也同意這些魔鬼可能並非都是大陸人，一直都有香港的富商，香港的各種中間人。居港期間，我努力去理解香港的痛苦，理解為何各行各業遇到的香港人似乎總是脾氣不好。但在各種討論中，當我沒有立刻站在絕對的、激烈的「反中」立場的時候，我的同事還是會說：「因為你不是香港人」。那個本質論會出來。

當然我也對大中國情結非常厭惡。有一次在國外開會遇到一個中國學者，吃飯的時候，另外一位長期在台灣的美國學者說：“I think China has a few things to learn from Taiwan.”，這個中國的學者馬上不以為然地說“Like what? I don\"t think so…” 我在上海的研究計畫，同事有一個香港人，她請了一位台灣學者去上海演講，那次的演講題目用了中港台並列的這三個字，因此被人檢舉，當天晚上同事就被帶走去盤查。這些事件都讓我對中國非常反感。

總而言之，我想透過書寫表述的是，面對現在的情感困境，理解這些混雜的情感背後都是創傷經驗，研究怎麼擺脫這些創傷經驗和語言的暴力，有沒有一些理性的、不受意識形態束縛的溝通的可能性，我是抱持這樣的立場與期望。

這些年來兩岸三地的生活讓我看到了來自大江南北、複雜多樣的中國人；讓我看到辛苦求生存、不願放棄香港價值的港人，逐漸了解他們的痛苦從何而來；也讓我眼見台灣一路本土化的歷程，走上今日這個堅決反中的道路，無論如何也要堅守台灣的這個身分。我思考的是，這些理解如何可以讓我產生一套論述，讓我們或許可以不必那麼絕望，不必停止交流與互相了解，不需退回一個你死我活的位置。

我覺得這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吧，即使這個初衷看來如此不切實際又不明哲保身。當然，這本書的完成要感謝香港這座神奇的城市，讓我一再反覆書寫講述它的故事，讓我遇見那麼多難忘的人與事，希望有幸相遇的他們知道我無比珍惜曾經共度的香港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