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一座红色之城里的荒诞中国

编按：中共建党百年，端传媒将推出重磅专题，欢迎点击订阅。我们将在系列文章中解读中国年轻人为何热衷于入党、建党百年纪念将如何奠定习近平的政治命运，以及，中共如何论述自己的百年历史，这其中突出了什么、又抹去了什么。今天是专题的第一篇，记录了一座红色之城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与建党百年发生了怎样的关系。

贵州遵义，大乌江镇，深邃碧绿的乌江渡口，两岸群山连绵高耸，江水看似平缓，水面下却是急流涌动。渡口岸边，树立着几个红色大字，构成了一句奇妙的、与众不同的标语。在中国各个城市、乡村，标语处处可见，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所擅长的宣传方式。最初有“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后来，“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宣传独生子女政策。“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这是为了破除重男轻女的传统。在去年疫情严重时，标语更无处不在，比如：“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

但乌江岸边的口号，却让人在咋见之时感到诧异。它既不是提醒人们做出思想改变，也不为宣传政策，却是追忆往昔的感叹。标语是这样的：“当时要是过不去就危险了。”

看上去没有头尾的一句话，放在乌江岸边，却很容易明白：1935年1月初，中国共产党所率领的红军在此抢渡乌江，取得长征途上的第一次胜利，突破了国民党封锁，成功活了下来，并为后续关键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打开了可能性。

确实，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里曾进行了一场决定命运的战斗。但是，为什么这样一句感叹会成为标语矗立在岸边？

谜底很快就揭开了。从江岸往上走，抵达半山腰的广场，你会看到一幅标牌，记载了2015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遵义的内容。在乌江岸边，他面对浮雕驻足感叹：“当时要是过不去就危险了……”

这很中国。在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下，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会被基层政府奉为圭杲，以至于让他们做成标语展示出来。就像广场上那座建造于2020年的巨型雕塑“突破乌江”，你很难说清它的修建和习近平到访之间是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座雕塑意味着可能高达2000万元的工程项目。这个数字是带我们在乌江镇和它所属的余庆县四处走访的司机老王说的。他是一位搞雕塑的小老板。2019年，他十分渴望能拿下这个项目，它意味着据称达几百万的收入，意味着他和老婆、三个孩子更好的生活，意味着他有更多时间、更好的心情去河边钓鱼。可惜，他缺乏足够的资质，失败了。

不止于此，整个“突破乌江”纪念园的投资高达1.5亿元，对于偏远山区县城来说，是一个大项目。在没有任何工业产业的县城，红色旅游投资是为数不多的机会。

余庆县所属的遵义市更是一个意味深重的红色之城。这座城市的核心城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纪念馆，从遵义会址到红军山烈士陵园，再到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中共核心领导人的住处，每一处都是精心保留、修复。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团队——几乎全部是公务出行——这也是习近平上任之后实行的严厉反腐败政策之下，公务人员为数不多可以外出团队建设的理由。遵义，这座红色城市，弥漫在热闹的气氛之下——尤其是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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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名为“突破乌江”的雕塑矗立在广场上，通体淡淡的玫红色，高达19.35米，意味着具有纪念意义的1935年。它试图用艺术的方式讲述发生在1935年1月2日到6日乌江岸边的故事：红军在得到大量本地民众支持后，通过自制竹筏、浮桥的方式，渡过乌江，突破了国民党黔军防线，也摆脱了后方围堵。所以雕塑上有高举着枪支和拳头、互相扶持的红军战士，也有帮助红军制做竹筏渡江的本地村民。他们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神和姿态，那是与人战斗时的凛烈、坚定与斗志昂扬，一如中小学教科书里宣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老王触摸着红色岩石，从上到下打量着雕塑。面对这个没拿下的大项目，他的脸上挂着明显的遗憾和落寞，还有一种隐隐的仰视。老王生在余庆县城旁边的一个农民家庭，初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去过北京，误入传销，和几个同伴趁着外出买东西的机会，躲过监视人视线，没命狂奔才逃了出来。后来他去广东学习雕塑，几年后成为一名能独挡一面的雕刻师，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多的工资。再后来，他回家自己干，成立公司，有了五六个人的小团队，四处接项目，正儿八经当起了小老板。

对于雕塑，他的经验是不一定要会画画、会设计（他就不会），但得手巧，至少要雕啥像啥。遗憾的是，他难以提出自己的设计理念，不会用电脑做设计图——他指望着正在贵阳一所大学读计算机的大女儿毕业后，能帮他用电脑设计。

所以，面对这个对当地具有重大意义的雕塑，他大概难以达到政府要求。没有人敢对这样一个项目掉以轻心，尤其是——它可能会面对来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注视。

自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对革命老区极为重视。迄今，在公开报导中，他到过山东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福建古田会议会址、陕西铜川照金纪念馆、江西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还有贵州遵义、安徽六安、宁夏将台堡、山西吕梁、江苏徐州、辽宁抚顺等许多革命老区。在官方媒体记录中，他时常“一下飞机，便直奔烈士陵园”。

“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5月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中，习近平这样写道。

这也推动了各地兴起的革命老区建设。在余庆，2019年开工建设的突破乌江纪念园，沿江两岸修建了红军抢渡乌江指挥部、陈列馆等许多场所。在遵义，一个名为“伟大转折演艺综合体”的项目也在进行改造修建。

但对老王来说，这些大项目不是他轻易能够获得的。原因很多，比如他越来越难贷到款，没有贷款，无法前期投入购买材料，生意不好做。

除此以外，他缺乏的是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抵达广场时，来自余庆商会的成员正面对纪念碑、准备开始那套无数团体在此进行的仪式。他们一行13人，都是身着白衬衣、T恤和西裤的中年男士，挺着发福的肚子，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了入党誓词，并集体喊到：“共和国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突破乌江，挺进遵义！”

老王也拿起手机，绕着正在进行仪式的中年男人录像。他边走边录，神色谨然，好像正在记录非常重大的事件。穿着朴素的深蓝色汗衫、蓝色牛仔裤，晒得略黑的老王，与眼前这些代表着余庆县中上层社会的商会人士之间，像是隔着某种无形的屏障。当我们在村民家走访的时候，他可以轻易和村民们打成一片、聊得热火朝天，但要跨入商会的大门或许会略显艰难。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抱着打破阶层、追求共产主义的信仰，但100年后，中国社会依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层分化和壁垒。

但你也不能小瞧老王这样从底层闯荡出来的人。凭借着头脑和热情，他亦从那1.5亿元的投资里分了一小杯羹：拿下乌江岸边一段投资几十万的观光护栏。不仅如此，老王在几处烈士陵园、旅游风景区都做过雕塑或者观光护栏，向我们展示的时候脸上满是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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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江镇是一个只有两条街的小镇，老王说，这是“余庆县最小的镇”，它仿佛就为渡口、烈士纪念碑、红军战斗指挥所这些红色旅游景点而存在，人们大多在这里短暂停留和参观后，便离开了。

从大乌江镇到遵义，要走过起伏盘旋的山路。先是70公里的国道，再是70公里的高速公路，坐汽车要两个半小时。直达的高速还在修建中。

1935年1月，渡过乌江的部分红军便大致沿着这条线路走过松烟镇、湄潭县，抵达遵义市。路途艰辛，一如中共领导人陈云彼时发表在《共产国际》上的文章《英勇的西征》所说：“红军英勇的西征，是在最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我们经过的是什么道路呢？当然不是柏油马路，或者石板筑的大路。我们走的多半都是崎岖艰险的羊肠鸟道。我们爬过了中国最高的山……我们渡过了十多条地图上著名的大河：扬子江、乌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等等。我们依凭什么工具渡过这些大河呢？什么现成的、便利的工具也没有。”

这是陈列在遵义市区陈云纪念馆里的影印文字。在这个纪念馆里，你可以看到陈云走过的一生：年幼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由舅父抚养长大，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店员，再到领导罢工、参加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陈云的人生就像许多中共领导人一样，曲折坎坷。你也不得不感叹，这是那个时代最聪明优秀的头脑之一。

领导人纪念馆分布在遵义老城区。大多是仿古的木质阁楼，布置成民国风格，展览的内容时不时让人吃惊：许多影印资料、历史报导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书刊中不算常见，其中不乏对小人物的命运讲述。

在邓小平纪念馆，记录了一位遵义妇女的故事。这位自来水厂的退休职工刘碧珍，丈夫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她也失去工作，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儿女无法生存。1958年夏天，当邓小平来到遵义考察，在毛主席住处附近吃羊肉粉时，刘碧珍抱着孩子冲了出去，跪在邓小平面前，请求解决工作。那之后，刘碧珍得到了一份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作，但她和家人的命运也随着邓小平政治生涯的起伏而摇摆不定，有过好日子，也曾被下放、进监狱，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后才走向安稳。

这些纪念馆对历史资料的选择、人物描述的偏向各有滋味。就像在毛泽东住处，你看到的大多是对他的诗词歌赋的赞美，人物生平与历史作为却鲜有笔墨。获得最丰富记录的是陈云，一位多年来主管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事实上，中共绝大部分领导人都曾在遵义留下足迹。毛泽东也是在1935年1月15日到17日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决定了中共和红军此后的走向。因此，遵义也被称为“转折之城”，这赋予了遵义重大的历史色彩。近年在习近平对革命老区、红色教育的重视下，遵义也迎来了非同一般的热闹时期。

在遵义会址，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团体在大门处合影留念，他们身着淡蓝色红军装或海魂衫，在炎炎日头下摆出战斗姿势拍照。在红军山烈士陵园，一拨又一拨的团体在纪念碑前重复着入党誓词、少先队宣言，向烈士敬献花篮和挽联。

烈士陵园的讲解员还会声情并茂、泫然欲泣般向来访团队讲述烈士的英勇事迹。在一位红军卫生员的雕塑前，一位女讲解员带着悲情说：“在那个年代，像红军卫生员这样的革命先烈们，他们牺牲的时候都非常年轻，年龄最小的十几岁，最大的五十多岁，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好的年龄，但是，他们却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龄奉献给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事业，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应该备加珍惜……”

她的音调抑扬顿挫、饱含悲情，就像正在舞台上表演。旁边，另一支队伍的讲解员情绪更加激昂，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带着哭腔，令人数次以为她就要哭出来了，转瞬之间她又面色如常。

那位被歌诵的红军卫生员是一位无名的医生。在碑文的介绍中，他“翻山越岭为患伤寒的乡亲治病，第二天回来时，部队已紧急转移，他在追赶部队途中，不幸被敌人杀害”。1953年，遵义市根据流传中美丽善良的女红军卫生员形象塑了铜像。

魔幻的是：这座铜像成了近似于神佛一般的雕像，普通民众就像进寺庙一般对她朝拜。她的腿、脚、手臂、手上的药罐都被摸得掉了色，露出了金灿灿的铜本色。“摸一摸吧，据说很灵的，可以治病。”一位带着妈妈前来朝拜的年轻女孩对我说，“摸她的腿，意思是不用走进医院。摸药罐的意思是药到病除。”而在铜像后方，据说是卫生员的“红军坟”，人们更是像敬菩萨一般鞠躬、上香！

在这个缺乏宗教信仰、官方以无神论自居的国家，普通民众以实用主义精神将一切可能的雕塑转化为朝拜的对象——无论是佛像、道像，还是红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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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人民已经见惯了身着红军军装、川流不息的红色旅游团。“这几年一直如此。”一位在遵义任医学老师的老先生说。在市中心龙山脚下的水厂，他拎着六个5升的矿泉水瓶准备打山下200米挖出的井水。“这水好，没有水垢。”老先生说，他时常开着车前来打水。

这座山峦起伏、湘江穿城而过的地级市风景极其秀美，湘江两岸种满了层叠茂盛的樟树、梧桐。青山如画，山下水资源丰富，大大小小的水厂竞争激烈。龙山下的这家水厂，一壶5升水只要7毛钱，一桶18.9升水送到家里也只要8块钱。

这座房产均价5000元到7000元每平米、人均月收入四五千元的三线小城，也有其繁华的一面。夜晚的湘江边上，即便不是周末，精酿酒馆里也坐满了人，年轻男女们成双结队来喝酒、听歌。一杯啤酒48元，一扎340元，与许多大城市酒馆的价格相近，打扮时髦、描着红唇眼线的年轻女孩们一杯接一杯、一扎扎地买，看上去毫无负担。

而立于城市中心大楼楼顶的广告牌，又在提醒你这里是中国股市头号白马股茅台酒厂的所在地，它所在的仁怀市是隶属于遵义的县级市，距离遵义90公里。茅台是A股市场不可撼动的风向标和财富象征，也在中国官场与商场生态中拥有微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2000多元一瓶的飞天53度茅台酒一直被称为“硬通货”，多年来价格水涨船高，还得靠抢。

这一切赋予遵义以某种意味深长的混合味道，无论政治还是商业，它在中国版图上都拥有不可忽视的奇妙地位。而在红色旅游兴盛时期，它成为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纷涌前来的城市，便也不足为奇。“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会特别一点，来的人更多。”那位老先生说。

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共筹划了密集丰富的纪念活动。在常规性的会议、展览、文艺演出之外，不同部门和省市争相举办与众不同的活动。在南京市，官员为在建党百年纪念日前渴望表达爱党之情的居民提供一项额外福利：在6月为100对新人举行（酒店、化妆费和婚礼服装全包的）免费集体婚礼，中国现有的9100多万党员优先。

在接受《纽约时报》报导中，南京官员严滇建（音）说，举办集体婚礼是为了在建党百年之际向党“献礼”。他说，婚礼的几个主题活动受党的口号启发，包括习近平常挂在嘴边的：“牢记使命爱相随。”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宣部等部委还联合发布了“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把诸多中国革命和抗战老区纳入红色旅游目的地。遵义所在的线路名为“红色贵州·雄关漫漫”精品线路，遵义市红军山烈士陵园、遵义会址、乌江渡景区均在线路中。

入选中央部委编选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意味着各地党政机关或也将这些地方作为红色党建目的地，从而为当地带来更多的人流量。据中国文旅部统计数据，从2004年到2019年，中国红色旅游人数增长迅猛，从每年1.4亿人次增长到14.1亿。

在100条精品线路所涉及到的几百个城市中，遵义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在市中心的红军山烈士陵园，一拨拨党政团体和中小学生轮番上前，为烈士献上花篮和挽联。广场两侧也站满了等待的人们。

你时而能听到他们在等待中感叹出行的不易。“我没想到还能出来。”一家位于湖北的国有投资公司人士颇为感慨。一位女士接话说，领导上周一才通知她可能要出来，他们才开始做方案，没想到竟然真的成行了。

一个意外的小插曲让他们在烈士陵园等待了许久：拍照时，党旗竟然拿反了。“这肯定得重拍。”负责制定行程的女士说。“要放几十年前（意指文革年代），我们可倒大霉了。”另一位男士说，人们都笑了起来，“这帽子可不能乱扣。”

但他们最终也没能等到重拍的机会——前来纪念的团队太多了，一拨拨地无缝衔接。在他们之后，是广西来的一家制糖公司党支部，接着是中石油某部下属的纪检中心党支部。与此同时，贵阳市一所初中初一年级七个班的几百名学生，早已排班站队地等候。他们身后，贵阳市清镇市四中的几百名高一学生也刚爬上山，正在排队集合。而在花蓝店里，写着浙江农信系统、广西地矿局、大同电力等名称的花篮还在等待主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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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烈士陵园参观纪念的中小学生，有些来自遵义，有些来自贵阳等城市。穿着统一的校服，排成整齐的队列，站在烈士纪念碑前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现场一位初中校长的讲到：“传承革命先烈的精神，好好学习，努力成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看起来卓有成效。在年轻人中，爱国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和热情。它既激发了年轻人的民族自信，也带来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走向极端和排外。

中国的社交平台上时常会出现这样的讨论：“男朋友穿耐克，我应该和他分手吗？”“好朋友一提华为就破口大骂、认为成都坠楼事件学校门口的聚集是好心市民自发组织，我是不是应该离远一点儿？感觉救不回来了。”……这样的想法往往拥有大量的拥护者。

这种自觉、保守的爱国热情，还会延伸到现实生活，制造出紧张情绪。

在余庆县，我们碰到的第一位出租车司机是一位30岁出头的男士。行驶在乡村路上，司机在得知我们想采访火箭残骸掉落的故事（将在日后发表，敬请关注）后警惕起来。“你们的证件呢？单位派你们出来，应该都有证件吧？”在车里，他开始盘问我们，表现得像一位警察。中途，他把车停在路边，拿着自己的黑色手提包去上厕所，我一度怀疑他是借机打电话报警。

重新开车上路后，我们继续在沉默不安中行驶。他突然打破沉默：“还请你们理解，没有证件我也不好办。……对了，明天你们要去大乌江吗？包我的车没问题，价格好说哈，发票都有。”

警报解除。这位热心爱国的司机，大概是被敏感的大氛围训练出了警惕的本能。此前，为了减轻他的怀疑和担忧，我告诉他，我们将走访红色旅游景区，报导建党100周年。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下，这是被广泛认可的安全题材，这或许让他感到安心。除此以外，“谁会跟钱过不去呢？”一句在中国耳熟能详的话，也是他的行事准则，实用主义才是最通用的中国式生存哲学。

老王也是这一哲学的践行者。在余庆县烈士陵园，老王再一次劝说管理员，把大门外的围墙刻上浮雕，“那就好看多了嘛。”一边说，一边上前，递了一支烟给管理员。管理员接过烟，满脸含笑，说：“跟领导说啦，就是批不下来款，哪个来给钱嘛。”

他们抽着烟，烟雾缭绕之中，脸上带着平静又淡漠的神情。没有多大希望，但又仿佛期盼着什么，一笔红色旅游投资，一次大领导的光临与重视。毕竟，在这座偏远的深山小城，这是与外界为数不多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