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示威怎样判刑？这群律师和旁听师做了一个庭审资料库

一场反修例运动至今，过万人被捕、2608人被检控，案件排山倒海式进入法院审理，社交媒体上的法庭报导不断。在裁判法院，有人因为藏有雷射笔被判入狱8个月，有人因为藏有索带被判入狱半年，也有人脱罪，或被判处100小时社会服务令。

大量没露面的被告，藏在庞杂而零碎的报导之中，他们面对的裁决理由以及量刑准则，随著年月，变成一个个黑洞。

现在，有年青律师联同法律系旧生和学生，组成一支约8人团队，仔细整理在裁判法院审理的反修例运动案件，建立起一个资料库。该资料库将于今年6月12日推出。打开网页，公众可以按被告姓氏、年龄或事件搜索，也可按关键字查询，例如输入“雷射笔”，便可以看到案情中出现雷射笔的所有案件，也可以输入某位裁判官的名字，一览他审理案件的细节。

在香港，裁判法院是所有司法案件的入口。严重的大案件，大多在裁判法院提堂后，呈交到更高级的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等审理。在这个入口处留下来的，更多是罪成后、最高被判处两年刑期的被告人。

司法机构回复端传媒指，2019年6月至今年4月，各级法院已处理或正处理超过1800宗与反修例运动相关的案件，其中裁判法院负责约1200多宗，占6成多案件。这些被告，有的被控刑事毁坏、袭警或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不过，裁判法院多年来只颁布口头裁决，大多案件并无书面判词，公众人士要获得判词并不容易，只能在现场抄录。

2020年夏天，年青的事务律师廖家忻和梁子澄想到，要为这些散佚的纪录做整理，为司法系统，也为整个香港留下一份历史。大半年来，她们忙着编汇《香港裁判法院示威案件判例汇编》（《判例汇编》，Compendium Project），一路上，大律师吴霭仪、吴宗銮和各界学者，其他大律师、法律系学生和电脑编程人员陆续加入帮忙；另一边，民间力量如Telegram频道“法庭文字直播台”、旁听师也加入协助。

“这个时候，叙述（Narrative）很重要。裁判法院的审讯没有书面判词，可能不用等10年，一年后他们便可以说这些都是暴徒，是做了很差很差的事才惹来这个后果，”梁子澄说，“如果没有资料库的话，没有人会知道他只是书包里有一支雷射笔。”

最底层的法庭里，公义是怎样的？

藏有一支雷射笔，意味著什么？

以前，雷射笔在香港深水埗到处可见，蓝绿的光束曾多次出现在2019年示威的风景之中。然而，不少人正因为一支雷射笔被告上法庭，控罪多与藏有“攻击性武器”有关。

在法庭上，雷射笔有时被视为文具，有时则被认定具有杀伤力。2020年9月，一名24岁女子被指在2019年用雷射笔照射警车内的警员，该名裁判官认为雷射笔为常见文具，最终裁定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名不成立。2个多月后，同样涉及雷射笔照射警车的案件中，20岁男子同时被搜出一罐喷漆，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及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这名裁判官认为，雷射笔有杀伤力和危险性，他最终被判监禁8个月。

廖家忻和梁子澄在裁判法院旁听，感觉这些被告人从被捕至审讯，经历很长的时间，身心备受折磨，而且除了某些案件以外，大量案件不太被留意。廖家忻说，“当然有很多高调案件判决很离谱，媒体会报导，很多人会留意。但也有很多不被注意的小人物，他们也经历了很多。”

至今，团队已整理进资料库的案件近500宗，最多记录的控罪为“刑事损／毁坏”，有140条控罪；其次为“管有攻击性武器”，有138条控罪。其中，有257人认罪、有过百人就358条控罪接受审讯，260条控罪判处监禁、106条控罪判处劳教中心、更生中心、教导所等刑罚。

梁子澄说，“我们做一个资料库，就是不想他们被遗忘。”

2019年反修例运动最炽热的时候，无数个周末，示威人士于日间游行集会，入夜后爆发警民冲突，警方开始不同规模的拘捕行动；例如11月18日，市民在尖沙咀、红磡附近声援理工大学示威者，警方单日拘捕了1071人。晚上，义务律师游走警署接触被捕人，而廖家忻和梁子澄在主攻商业法律的公司工作，每天读着新闻，深感无力。

“我们平时做商业法，完全不会接触到抗争的案件，刑事、或者行政法全部离我们都很远。一直都想研究一下，我们的身位可以做到什么。”廖家忻说。一天，梁子澄传来一则访问大律师吴霭仪的报导，她们联络上吴霭仪。

“她们联络我，说想做些事。”现年73岁的吴霭仪形容自己当刻“很开心”，“因为大家都说‘法治已死’，你现在读法律（可以）做什么事呀？但大家又不忿气，觉得读法律是有用的，除了上班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到什么呢？”

多年来，裁判法院的判词透明度不足，一直是法律界人士的关注议题。廖家忻和梁子澄一听到吴霭仪提出汇编裁判法院纪录的计划，就被其所吸引，廖家忻说，“大家士气很低，都觉得香港的法治情况很差，和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事情距离很远。但是如果有些事，我们做到，身边的朋友都会有兴趣。”

于是，她们便着手写计划书，申请大律师Albert Sanguinetti 去世前留下的信托基金。Sanguinetti 是直布罗陀人，1958年来港，曾担任检控官和裁判官，后来转私人执业。1966年爆发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市政局议员杜叶锡恩收集民间签名反对，被指为骚乱发起人，Sanguinetti 代表她与政府对簿公堂，仅收她一元。吴霭仪形容他活跃于法律改革，爱抱打不平，“对于挑战建制权力分外骁勇”。

Sanguinetti 去世前留下了一笔钱，成立信托，希望日后辅助法律企划。最终，汇编团队拿著裁判法院汇编的计划书，投得这笔金钱。

“以前没有人对裁判署的审讯有很大的兴趣，（审讯的案件）一是吸毒，一是黑社会开片（打架），一是偷窃…… 裁判署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人关心的，”吴霭仪说，直到现在，大家终于需要去认真审视，“最低层次的司法系统内的公义，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香港，司法机构由各级法院组成，包括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法院等，各级法院均有其法定权力。如律政司判断一宗案件一般最高判处2年监禁，此类案件归于裁判法院处理。香港有7所裁判法院，按司法机构数字，每年处理超过2万宗刑事案件，部分案件可能审讯时被移送更高级别的法院。有别于其他法院的法官，裁判官并非终身制。

有份参与计划的大律师方浩彦形容，裁判法院是最多普通市民接触到法治的地方，“法治（Rule of law）在裁判法院的体现很重要，影响最多人。”

不过，为什么裁判官一般只口头宣布判词？司法机构回复端传媒指，裁判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数量庞大，判决一般以口头作出，不会以书面形式颁发判决及判案理由。

近年，不少重大政治或社运案件在裁判法院审理。在司法机构网站里，收载1946至1948年间、及自1966年起区域法院及以上级别法院颁布的判案书；而在裁判法院一栏目中，新近载有的书面裁决书为2020年政府控告港台《铿锵集》前编导蔡玉玲查册时作虚假陈述一案，但其他纪录为数不多。

那么，司法机构如何判断是否上载一宗案件的书面判案书？他们回答指，具有重要性及广受关注的案件的书面判案理由、裁决理由或判刑理由，会在颁发当日上载至网站，也会按情况制作摘要，供公众参阅。至于会否把口头判决转为文字版本上载，他们指需要在切合公众利益及审慎运用司法资源之间作平衡，亦必须考虑有关判决是否具有司法参考价值。

“一个搭一个”的力量

不过，对公众、法律界、新闻界甚至学术界来说，每一宗反修例案件可能都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告诉汇编团队，法律界一直对裁判法院在裁决和量刑判刑上的一致性存有疑问。梁子澄举例说，为何一个人携带79条索带罪名不成立，另一个人身上有48条则成立，判囚5.5个月？为何有些人带雷射笔判8个月刑期，有些人就不用坐监？

梁子澄说，希望收藏大量案件的资料库可以协助人们更公允地理解裁决。“公众现在大多会抽一两宗案件，或者某个裁判官的说法，觉得（某些判决）是个别例子。如果我们的汇编可以涵盖到大部分案例，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抑或是个别案例？”

不过，要整理成千上百的案件详情，工作量非常庞大。

2020年10月，廖家忻和梁子澄他们尝试自己动手做纪录，往往耗时两小时才完成一项纪录。头痛之际，他们想到可以联络Telegram频道“法庭文字直播台”的成员，借用他们的旁听纪录作汇编数据。

“法庭文字直播台”（下称直播台）是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直播员多为学生。2019年7、8月开始，他们就义务到各级法院旁听反修例运动的案件，并且每日在通讯平台Telegram作即时文字直播。

市民用课余、业余时间负责旁听记录，律师们也想回馈他们最擅长的法律知识。后来，汇编团队举办了一场旁听工作坊，与旁听师见面，分享法庭程序、罪行元素等知识。当天，前“法政汇思”召集人、大律师吴宗銮亦在席上。

吴宗銮认为，旁听和记录的工作，对正在前线打官司的律师团队来说，是极好的参考。他指出，某些罪行没有既定的量刑原则，如袭警，裁判官会有很大的量刑酌情权。但是，律师团队一直缺乏载有裁决纪录的平台，去了解裁判官在同类案件上考虑过什么重点，所以难以作评估，更遑论向被告提供法律意见。

他举例，直至2020年有裁判法院的袭警案件被控方上诉至高等法院，律师们才有较实质的书面案例，作袭警的量刑参考。根据普通法体系，一般经区域法院或以上法院所作出的判刑，才会成为此后同类案件的判例参考。

“我们打官司时，常会疑惑究竟谁是旁听师？前面是法官，后面有人坐着，看起来像是一般市民。但每次出庭不久，就会在直播台看到法庭的东西。”吴宗銮说，据他了解，甚至连控方也会追看坊间的庭审纪录。

“以前我们（在裁判法院）多做毒品、非礼的案件，但今次运动中，许多公众安全、公众集会有关的案件，大家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新手的律师更加战战兢兢。这个时候，直播台的纪录很有用，他们详细记录法律程序，在一个大律师眼中，是很有意思的。”吴宗銮说。

更早之前，修读信息科技出身的吴宗銮跟几个电脑编程人员合作，编写了一个“法庭文字转播台”，定期整合直播台的信息。他发现《判词汇编》团队以人手整合庭审纪录，事倍功半，于是跟团队共享资源和意见，介绍电脑技术人员帮忙编写程序，完善他们的网上平台。

原本庞杂繁琐的一个个Excel档案，摇身一变成为简易的网上搜寻平台和后台系统。目前，只要在资料库输入关键词，便可以找到裁判法院部分案件的案情、裁决及判刑理由、控辩双方的理据等等。同时，旁听师也会摘录额外细节，例如被告脱罪后申请讼费，结果是如何，哪宗案件的警方申请匿名。

其中，保释结果、条件和还柙日数观乎被告人身自由，是公众关注的重点之一，团队亦有特别留意。廖家忻说，“譬如有些人要（在家里）装闭路电视，这些很离谱的保释条件，或者是一个成年人有很夸张的宵禁时间，我们都会记录在内。”为了确保资料无误，具有法律知识的团队成员会负责后期编辑，检查每项资料初稿，并尽量找回不同案件的辩方律师，覆查纪录是否真确。

各路人马云集，吴霭仪形容，这是一个神奇的过程。“一个搭一个、一个搭一个，然后一拉，有一个新的阶段出来。”

不要抄写的时刻

三月的一个周日晚上，40多人齐集在汇编团队举办的第二次旁听法庭工作坊，这里有穿花衬衫的姨姨，也有脚边放着背囊的学生。他们听着法律系学生的分享，边用电话、纸笔抄写笔记。

法律系学生、旁听师郑一鸣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和被告席上的人连结很深，如何避免负面情绪影响到记录？”

郑一鸣是法律系学生，亦是Facebook专页“中大法律关注组”成员。2020年初，因为有被告的大学同学开始受审，他前往旁听，仔细记录庭审。去年4月，关注组开始整合这些纪录，制作了“反送中暴动检控资料库”，详列多宗案件进度、细节。

团队都形容，郑一鸣是“一个传奇”——他加入汇编工作后，注入了很多扎实的审讯纪录。早就2016年，郑一鸣受旺角骚乱的事件影响，萌生修读政治学的想法，但因家人反对，最后选修法律。

最近，他常常去西九龙裁判法院听审，理大暴动案的被告中，也有他的朋友。目前，部分理大暴动案的审讯分批排期2023年审理，最迟于2024年审结，被告一旦不获保释便须被长期拘押。在现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公众的反应，“马拉松式（讨论）保释，坐了一整天，后面的人，宣布没有保释就哭，有保释也在哭。”

郑一鸣记得，曾经旁听一宗被控告管有任何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的案件，被告人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少年选择认罪，求情时透露自己一直受精神困扰，近年确诊精神分裂，有幻听。“说完一大轮，裁判官严舜仪宣判将他还柙，待取精神报告，然后他妈妈就很激动，”郑一鸣回家上网搜寻这名被告，发现他以前参加过跳舞比赛，“别人可能觉得他是个普通人，但原来他也有很多自己的挣扎。”

在幕后看着众多审讯纪录的梁子澄，有时也会想像一个被告经历法庭程序，是怎样一回事？“他们都是一个人，很多是学生，有些在工作、有家室。刑事的审讯，最后可能要坐监、有案底，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所有事——你都可能代入到，如果整件事要弄很久，其实很折磨。”

尽管拥有情绪，团队仍要强调庭审纪录上要保持客观和准确。在庭内庭外，公众对于审讯的反应是其中一部分历史，他们会纳入作记，“公众反应可能是不对的，是不是？但事实上是有那么大的回应。这个不是他们（团队）的评论、他们的反应，”吴霭仪说，“汇编工作的编辑室并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旁听工作坊上，郑一鸣的声线冷静、平稳地跟旁听师分享自己的答案，“尽量抄写，作为纪录目的，避免对主控评头品足，避免个人的想法较好，”他建议，“当你跟被告席上的人连结很深，审讯时感觉到自己太集中和紧张，不如先不要抄写。”

没时间伤春悲秋

2021年3月1日清晨，大律师方浩彦赶往警署见一名因理大事件被拘捕的年轻人。少年被控暴动罪，一边饮泣一边问他，“我会怎样啊？我是不是十年后才出来？”方浩彦对他说，明天上庭先讨论保释，后面的事再想吧。

少年继续问道：“明天有没有人来看？那些人会不会忘记了我们？”

方浩彦当刻呆了。他执业不久，已处理不少反修例运动官司，“人类都很怕被遗忘，有这一种恐惧。”他记得另一个被控袭警等罪名的客人曾说，在囚车上听到追车的人大喊，很受鼓励。

“在囚车进入收押所那条路，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你和世界最后一个连结。”方浩彦说。

在他眼中，2019年开始的旁听文化是支撑被捕者的重要一环。近年，法庭因疫情未能如期处理检控，不少审讯也被控方要求押后，以让他们准备好检控素材。有时旁听人士清晨轮候入庭，不一会就散庭。倘进入正式审讯，法庭争辩控罪元素，一般市民也未必能迅速消化。

方浩彦说，“除了宣判这些比较澎湃的时刻，法庭大部分时间都是无聊和冗长的。我常常觉得人们听无限押后的审讯很犀利，每次开庭，检控都说未准备好，但那些人还是会排很久的队入去法庭。”

而他代表的被告，总会在步入犯人栏时看看公众席，“看看有什么人。”

大半年来，方浩彦参与协助团队的联络、校正工作，也是想为香港司法的一部分历史作见证。但是，在香港，不断有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行动的人被送上法庭，做庭审记录的人，会否落入被动记录和只能等待的无力感？他认同，“（这些纪录）是需要等待，才会知所谓有没有用、有没有转型正义﹐”但是他觉得，在香港当下的时局，所有人都处于被动的位置，而记录裁判法院的示威者情况，即使未能破局，仍然是主动的行动。

有份为47人案、12港人案等被告辩护的吴宗銮，最近要不游走法庭，要不是到监狱探望被告。“还有很多人在等你帮忙，多恶劣的情况也好，尽量去保障他（被告）的权益。真要坐监的话，坐少一日也是一日。”

“想像你在一个房间里，四幅墙都向你逼近。你无力，它还是会压过来。墙的力量很大，你唯有死顶烂顶，说不定还有少少生机。”吴宗銮说。“在我们这个行业留下来的人都放软手脚，那班人（被告）怎算？他们到（律师放弃的）时候才真的是无力。在前线打的律师，根本没时间伤春悲秋，说自己无力。”

现时，《判词汇编》计划运作大半年，载有近500宗在裁判法院审理的反修例运动案件纪录，并正补完未及涵盖的案件。

身为新生代的事务律师，廖家忻不否认自己的悲观。“最重要是纪录。实体的记载，你可以留在香港或是拿去别处。将来，在历史洪流里，希望可以有转型正义……”她顿了一顿，续道：“我觉得（转型正义）是不会在我有生之年出现的，因为（我）非常悲观。但是，悲观不代表我们不去做这件事。”

“乐观与悲观对我毫无意义，因为这是我的家……”方浩彦笑着读出吴霭仪写于著作《拱心石下——从政18年》的一句话，话的下半句，是“我决定了留下来，就要尽力而为”。

去年，吴霭仪和法律系学生在媒体上有过激烈的辩论，学生认为“法治已死”，但在她眼中，年轻人仍然不忿气，“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来的，”她说，“每一代我也见到，大家觉得很悲观、很无力，但我在每一代我都见到一些好的东西。”

今年4月，吴霭仪因为2019年8.18流水式集会一案，与黎智英、李柱铭、李卓人等民主派人士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访问后不久，她被判囚一年，缓刑两年。

这次庭审于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及后提交至区域法院审理，她和其他许多被告的名字，一同录入反修例运动资料库的其中一页。

（应受访者要求，廖家忻、梁子澄、方浩彦、郑一鸣均为化名。）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李智贤、实习记者郭海渝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