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示威怎樣判刑？這群律師和旁聽師做了一個庭審資料庫

一場反修例運動至今，過萬人被捕、2608人被檢控，案件排山倒海式進入法院審理，社交媒體上的法庭報導不斷。在裁判法院，有人因為藏有雷射筆被判入獄8個月，有人因為藏有索帶被判入獄半年，也有人脫罪，或被判處100小時社會服務令。

大量沒露面的被告，藏在龐雜而零碎的報導之中，他們面對的裁決理由以及量刑準則，隨著年月，變成一個個黑洞。

現在，有年青律師聯同法律系舊生和學生，組成一支約8人團隊，仔細整理在裁判法院審理的反修例運動案件，建立起一個資料庫。該資料庫將於今年6月12日推出。打開網頁，公眾可以按被告姓氏、年齡或事件搜索，也可按關鍵字查詢，例如輸入「雷射筆」，便可以看到案情中出現雷射筆的所有案件，也可以輸入某位裁判官的名字，一覽他審理案件的細節。

在香港，裁判法院是所有司法案件的入口。嚴重的大案件，大多在裁判法院提堂後，呈交到更高級的區域法院、高等法院等審理。在這個入口處留下來的，更多是罪成後、最高被判處兩年刑期的被告人。

司法機構回覆端傳媒指，2019年6月至今年4月，各級法院已處理或正處理超過1800宗與反修例運動相關的案件，其中裁判法院負責約1200多宗，佔6成多案件。這些被告，有的被控刑事毀壞、襲警或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不過，裁判法院多年來只頒布口頭裁決，大多案件並無書面判詞，公眾人士要獲得判詞並不容易，只能在現場抄錄。

2020年夏天，年青的事務律師廖家忻和梁子澄想到，要為這些散佚的紀錄做整理，為司法系統，也為整個香港留下一份歷史。大半年來，她們忙着編彙《香港裁判法院示威案件判例匯編》（《判例匯編》，Compendium Project），一路上，大律師吳靄儀、吳宗鑾和各界學者，其他大律師、法律系學生和電腦編程人員陸續加入幫忙；另一邊，民間力量如Telegram頻道「法庭文字直播台」、旁聽師也加入協助。

「這個時候，敘述（Narrative）很重要。裁判法院的審訊沒有書面判詞，可能不用等10年，一年後他們便可以說這些都是暴徒，是做了很差很差的事才惹來這個後果，」梁子澄說，「如果沒有資料庫的話，沒有人會知道他只是書包裏有一支雷射筆。」

最底層的法庭裏，公義是怎樣的？

藏有一支雷射筆，意味著什麼？

以前，雷射筆在香港深水埗到處可見，藍綠的光束曾多次出現在2019年示威的風景之中。然而，不少人正因為一支雷射筆被告上法庭，控罪多與藏有「攻擊性武器」有關。

在法庭上，雷射筆有時被視為文具，有時則被認定具有殺傷力。2020年9月，一名24歲女子被指在2019年用雷射筆照射警車內的警員，該名裁判官認為雷射筆為常見文具，最終裁定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不成立。2個多月後，同樣涉及雷射筆照射警車的案件中，20歲男子同時被搜出一罐噴漆，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這名裁判官認為，雷射筆有殺傷力和危險性，他最終被判監禁8個月。

廖家忻和梁子澄在裁判法院旁聽，感覺這些被告人從被捕至審訊，經歷很長的時間，身心備受折磨，而且除了某些案件以外，大量案件不太被留意。廖家忻說，「當然有很多高調案件判決很離譜，媒體會報導，很多人會留意。但也有很多不被注意的小人物，他們也經歷了很多。」

至今，團隊已整理進資料庫的案件近500宗，最多記錄的控罪為「刑事損／毀壞」，有140條控罪；其次為「管有攻擊性武器」，有138條控罪。其中，有257人認罪、有過百人就358條控罪接受審訊，260條控罪判處監禁、106條控罪判處勞教中心、更生中心、教導所等刑罰。

梁子澄說，「我們做一個資料庫，就是不想他們被遺忘。」

2019年反修例運動最熾熱的時候，無數個周末，示威人士於日間遊行集會，入夜後爆發警民衝突，警方開始不同規模的拘捕行動；例如11月18日，市民在尖沙咀、紅磡附近聲援理工大學示威者，警方單日拘捕了1071人。晚上，義務律師遊走警署接觸被捕人，而廖家忻和梁子澄在主攻商業法律的公司工作，每天讀着新聞，深感無力。

「我們平時做商業法，完全不會接觸到抗爭的案件，刑事、或者行政法全部離我們都很遠。一直都想研究一下，我們的身位可以做到什麼。」廖家忻說。一天，梁子澄傳來一則訪問大律師吳靄儀的報導，她們聯絡上吳靄儀。

「她們聯絡我，說想做些事。」現年73歲的吳靄儀形容自己當刻「很開心」，「因為大家都說『法治已死』，你現在讀法律（可以）做什麼事呀？但大家又不忿氣，覺得讀法律是有用的，除了上班之外，我們還可以做到什麼呢？」

多年來，裁判法院的判詞透明度不足，一直是法律界人士的關注議題。廖家忻和梁子澄一聽到吳靄儀提出匯編裁判法院紀錄的計劃，就被其所吸引，廖家忻說，「大家士氣很低，都覺得香港的法治情況很差，和我們在書本學到的事情距離很遠。但是如果有些事，我們做到，身邊的朋友都會有興趣。」

於是，她們便着手寫計劃書，申請大律師Albert Sanguinetti 去世前留下的信託基金。Sanguinetti 是直布羅陀人，1958年來港，曾擔任檢控官和裁判官，後來轉私人執業。1966年爆發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收集民間簽名反對，被指為騷亂發起人，Sanguinetti 代表她與政府對簿公堂，僅收她一元。吳靄儀形容他活躍於法律改革，愛抱打不平，「對於挑戰建制權力分外驍勇」。

Sanguinetti 去世前留下了一筆錢，成立信託，希望日後輔助法律企劃。最終，匯編團隊拿著裁判法院匯編的計劃書，投得這筆金錢。

「以前沒有人對裁判署的審訊有很大的興趣，（審訊的案件）一是吸毒，一是黑社會開片（打架），一是偷竊…… 裁判署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什麼人關心的，」吳靄儀說，直到現在，大家終於需要去認真審視，「最低層次的司法系統內的公義，究竟是怎樣的呢？」

在香港，司法機構由各級法院組成，包括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區域法院、裁判法院等，各級法院均有其法定權力。如律政司判斷一宗案件一般最高判處2年監禁，此類案件歸於裁判法院處理。香港有7所裁判法院，按司法機構數字，每年處理超過2萬宗刑事案件，部分案件可能審訊時被移送更高級別的法院。有別於其他法院的法官，裁判官並非終身制。

有份參與計劃的大律師方浩彥形容，裁判法院是最多普通市民接觸到法治的地方，「法治（Rule of law）在裁判法院的體現很重要，影響最多人。」

不過，為什麼裁判官一般只口頭宣布判詞？司法機構回覆端傳媒指，裁判法院處理的刑事案件數量龐大，判決一般以口頭作出，不會以書面形式頒發判決及判案理由。

近年，不少重大政治或社運案件在裁判法院審理。在司法機構網站裏，收載1946至1948年間、及自1966年起區域法院及以上級別法院頒佈的判案書；而在裁判法院一欄目中，新近載有的書面裁決書為2020年政府控告港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查冊時作虛假陳述一案，但其他紀錄為數不多。

那麼，司法機構如何判斷是否上載一宗案件的書面判案書？他們回答指，具有重要性及廣受關注的案件的書面判案理由、裁決理由或判刑理由，會在頒發當日上載至網站，也會按情況製作摘要，供公眾參閱。至於會否把口頭判決轉為文字版本上載，他們指需要在切合公眾利益及審慎運用司法資源之間作平衡，亦必須考慮有關判決是否具有司法參考價值。

「一個搭一個」的力量

不過，對公眾、法律界、新聞界甚至學術界來說，每一宗反修例案件可能都具有參考和研究價值。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告訴匯編團隊，法律界一直對裁判法院在裁決和量刑判刑上的一致性存有疑問。梁子澄舉例說，為何一個人攜帶79條索帶罪名不成立，另一個人身上有48條則成立，判囚5.5個月？為何有些人帶雷射筆判8個月刑期，有些人就不用坐監？

梁子澄說，希望收藏大量案件的資料庫可以協助人們更公允地理解裁決。「公眾現在大多會抽一兩宗案件，或者某個裁判官的說法，覺得（某些判決）是個別例子。如果我們的匯編可以涵蓋到大部分案例，那麼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抑或是個別案例？」

不過，要整理成千上百的案件詳情，工作量非常龐大。

2020年10月，廖家忻和梁子澄他們嘗試自己動手做紀錄，往往耗時兩小時才完成一項紀錄。頭痛之際，他們想到可以聯絡Telegram頻道「法庭文字直播台」的成員，借用他們的旁聽紀錄作匯編數據。

「法庭文字直播台」（下稱直播台）是一個民間自發組織，直播員多為學生。2019年7、8月開始，他們就義務到各級法院旁聽反修例運動的案件，並且每日在通訊平台Telegram作即時文字直播。

市民用課餘、業餘時間負責旁聽記錄，律師們也想回饋他們最擅長的法律知識。後來，匯編團隊舉辦了一場旁聽工作坊，與旁聽師見面，分享法庭程序、罪行元素等知識。當天，前「法政匯思」召集人、大律師吳宗鑾亦在席上。

吳宗鑾認為，旁聽和記錄的工作，對正在前線打官司的律師團隊來說，是極好的參考。他指出，某些罪行沒有既定的量刑原則，如襲警，裁判官會有很大的量刑酌情權。但是，律師團隊一直缺乏載有裁決紀錄的平台，去了解裁判官在同類案件上考慮過什麼重點，所以難以作評估，更遑論向被告提供法律意見。

他舉例，直至2020年有裁判法院的襲警案件被控方上訴至高等法院，律師們才有較實質的書面案例，作襲警的量刑參考。根據普通法體系，一般經區域法院或以上法院所作出的判刑，才會成為此後同類案件的判例參考。

「我們打官司時，常會疑惑究竟誰是旁聽師？前面是法官，後面有人坐着，看起來像是一般市民。但每次出庭不久，就會在直播台看到法庭的東西。」吳宗鑾說，據他了解，甚至連控方也會追看坊間的庭審紀錄。

「以前我們（在裁判法院）多做毒品、非禮的案件，但今次運動中，許多公眾安全、公眾集會有關的案件，大家都是一邊做一邊學，新手的律師更加戰戰兢兢。這個時候，直播台的紀錄很有用，他們詳細記錄法律程序，在一個大律師眼中，是很有意思的。」吳宗鑾說。

更早之前，修讀資訊科技出身的吳宗鑾跟幾個電腦編程人員合作，編寫了一個「法庭文字轉播台」，定期整合直播台的資訊。他發現《判詞匯編》團隊以人手整合庭審紀錄，事倍功半，於是跟團隊共享資源和意見，介紹電腦技術人員幫忙編寫程式，完善他們的網上平台。

原本龐雜繁瑣的一個個Excel檔案，搖身一變成為簡易的網上搜尋平台和後台系統。目前，只要在資料庫輸入關鍵詞，便可以找到裁判法院部分案件的案情、裁決及判刑理由、控辯雙方的理據等等。同時，旁聽師也會摘錄額外細節，例如被告脫罪後申請訟費，結果是如何，哪宗案件的警方申請匿名。

其中，保釋結果、條件和還柙日數觀乎被告人身自由，是公眾關注的重點之一，團隊亦有特別留意。廖家忻說，「譬如有些人要（在家裏）裝閉路電視，這些很離譜的保釋條件，或者是一個成年人有很誇張的宵禁時間，我們都會記錄在內。」為了確保資料無誤，具有法律知識的團隊成員會負責後期編輯，檢查每項資料初稿，並儘量找回不同案件的辯方律師，覆查紀錄是否真確。

各路人馬雲集，吳靄儀形容，這是一個神奇的過程。「一個搭一個、一個搭一個，然後一拉，有一個新的階段出來。」

不要抄寫的時刻

三月的一個周日晚上，40多人齊集在匯編團隊舉辦的第二次旁聽法庭工作坊，這裏有穿花襯衫的姨姨，也有腳邊放着背囊的學生。他們聽着法律系學生的分享，邊用電話、紙筆抄寫筆記。

法律系學生、旁聽師鄭一鳴問大家一個問題：「當你和被告席上的人連結很深，如何避免負面情緒影響到記錄？」

鄭一鳴是法律系學生，亦是Facebook專頁「中大法律關注組」成員。2020年初，因為有被告的大學同學開始受審，他前往旁聽，仔細記錄庭審。去年4月，關注組開始整合這些紀錄，製作了「反送中暴動檢控資料庫」，詳列多宗案件進度、細節。

團隊都形容，鄭一鳴是「一個傳奇」——他加入匯編工作後，注入了很多紮實的審訊紀錄。早就2016年，鄭一鳴受旺角騷亂的事件影響，萌生修讀政治學的想法，但因家人反對，最後選修法律。

最近，他常常去西九龍裁判法院聽審，理大暴動案的被告中，也有他的朋友。目前，部分理大暴動案的審訊分批排期2023年審理，最遲於2024年審結，被告一旦不獲保釋便須被長期拘押。在現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公眾的反應，「馬拉松式（討論）保釋，坐了一整天，後面的人，宣布沒有保釋就哭，有保釋也在哭。」

鄭一鳴記得，曾經旁聽一宗被控告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的案件，被告人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年。少年選擇認罪，求情時透露自己一直受精神困擾，近年確診精神分裂，有幻聽。「說完一大輪，裁判官嚴舜儀宣判將他還柙，待取精神報告，然後他媽媽就很激動，」鄭一鳴回家上網搜尋這名被告，發現他以前參加過跳舞比賽，「別人可能覺得他是個普通人，但原來他也有很多自己的掙扎。」

在幕後看着眾多審訊紀錄的梁子澄，有時也會想像一個被告經歷法庭程序，是怎樣一回事？「他們都是一個人，很多是學生，有些在工作、有家室。刑事的審訊，最後可能要坐監、有案底，他們的家人，他們的所有事——你都可能代入到，如果整件事要弄很久，其實很折磨。」

儘管擁有情緒，團隊仍要強調庭審紀錄上要保持客觀和準確。在庭內庭外，公眾對於審訊的反應是其中一部分歷史，他們會納入作記，「公眾反應可能是不對的，是不是？但事實上是有那麼大的回應。這個不是他們（團隊）的評論、他們的反應，」吳靄儀說，「匯編工作的編輯室並不會發表自己的意見。」

在旁聽工作坊上，鄭一鳴的聲線冷靜、平穩地跟旁聽師分享自己的答案，「盡量抄寫，作為紀錄目的，避免對主控評頭品足，避免個人的想法較好，」他建議，「當你跟被告席上的人連結很深，審訊時感覺到自己太集中和緊張，不如先不要抄寫。」

沒時間傷春悲秋

2021年3月1日清晨，大律師方浩彥趕往警署見一名因理大事件被拘捕的年輕人。少年被控暴動罪，一邊飲泣一邊問他，「我會怎樣啊？我是不是十年後才出來？」方浩彥對他說，明天上庭先討論保釋，後面的事再想吧。

少年繼續問道：「明天有沒有人來看？那些人會不會忘記了我們？」

方浩彥當刻呆了。他執業不久，已處理不少反修例運動官司，「人類都很怕被遺忘，有這一種恐懼。」他記得另一個被控襲警等罪名的客人曾說，在囚車上聽到追車的人大喊，很受鼓勵。

「在囚車進入收押所那條路，那個過程，其實就是你和世界最後一個連結。」方浩彥說。

在他眼中，2019年開始的旁聽文化是支撐被捕者的重要一環。近年，法庭因疫情未能如期處理檢控，不少審訊也被控方要求押後，以讓他們準備好檢控素材。有時旁聽人士清晨輪候入庭，不一會就散庭。倘進入正式審訊，法庭爭辯控罪元素，一般市民也未必能迅速消化。

方浩彥說，「除了宣判這些比較澎湃的時刻，法庭大部分時間都是無聊和冗長的。我常常覺得人們聽無限押後的審訊很犀利，每次開庭，檢控都說未準備好，但那些人還是會排很久的隊入去法庭。」

而他代表的被告，總會在步入犯人欄時看看公眾席，「看看有什麼人。」

大半年來，方浩彥參與協助團隊的聯絡、校正工作，也是想為香港司法的一部分歷史作見證。但是，在香港，不斷有參與社會運動和政治行動的人被送上法庭，做庭審記錄的人，會否落入被動記錄和只能等待的無力感？他認同，「（這些紀錄）是需要等待，才會知所謂有沒有用、有沒有轉型正義﹐」但是他覺得，在香港當下的時局，所有人都處於被動的位置，而記錄裁判法院的示威者情況，即使未能破局，仍然是主動的行動。

有份為47人案、12港人案等被告辯護的吳宗鑾，最近要不遊走法庭，要不是到監獄探望被告。「還有很多人在等你幫忙，多惡劣的情況也好，盡量去保障他（被告）的權益。真要坐監的話，坐少一日也是一日。」

「想像你在一個房間裏，四幅牆都向你逼近。你無力，它還是會壓過來。牆的力量很大，你唯有死頂爛頂，說不定還有少少生機。」吳宗鑾說。「在我們這個行業留下來的人都放軟手腳，那班人（被告）怎算？他們到（律師放棄的）時候才真的是無力。在前線打的律師，根本沒時間傷春悲秋，說自己無力。」

現時，《判詞匯編》計劃運作大半年，載有近500宗在裁判法院審理的反修例運動案件紀錄，並正補完未及涵蓋的案件。

身為新生代的事務律師，廖家忻不否認自己的悲觀。「最重要是紀錄。實體的記載，你可以留在香港或是拿去別處。將來，在歷史洪流裏，希望可以有轉型正義……」她頓了一頓，續道：「我覺得（轉型正義）是不會在我有生之年出現的，因為（我）非常悲觀。但是，悲觀不代表我們不去做這件事。」

「樂觀與悲觀對我毫無意義，因為這是我的家……」方浩彥笑着讀出吳靄儀寫於著作《拱心石下——從政18年》的一句話，話的下半句，是「我決定了留下來，就要盡力而為」。

去年，吳靄儀和法律系學生在媒體上有過激烈的辯論，學生認為「法治已死」，但在她眼中，年輕人仍然不忿氣，「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動力來的，」她說，「每一代我也見到，大家覺得很悲觀、很無力，但我在每一代我都見到一些好的東西。」

今年4月，吳靄儀因為2019年8.18流水式集會一案，與黎智英、李柱銘、李卓人等民主派人士被控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訪問後不久，她被判囚一年，緩刑兩年。

這次庭審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及後提交至區域法院審理，她和其他許多被告的名字，一同錄入反修例運動資料庫的其中一頁。

（應受訪者要求，廖家忻、梁子澄、方浩彥、鄭一鳴均為化名。）
（端傳媒特約撰稿人李智賢、實習記者郭海渝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