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樊嘉扬的两个祖国

七岁来到美国时，樊嘉扬还不会说英语。她的梦和日记都是中文的。她曾觉得失去语言是“一个创伤”，“就像盲目地走进了一个我不懂得规则的游戏。”在学校，她听不懂老师讲课，也不敢发言。她带去学校的米饭和鱼冻在中午化开，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与周遭格格不入，而她甚至听不懂同学们对她的嘲弄。在起初的几年里，她几乎没有朋友。“很长时间里，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久，因为我只有她可以交谈。”她和母亲常去借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电视剧录像带，比如《北京人在纽约》和《爱你没商量》。母亲从中国带来了小学语文课本，读课本成了樊嘉扬的“娱乐活动”。她们常看中国的新闻，1997年香港回归，电视上五星红旗飞扬在香港的码头，她和母亲拥抱在一起，激动地大喊“终于！”

如今，樊嘉扬不再是不敢说英文的移民女孩，而是继何伟（Peter Hessler）、欧逸文（Evan Osnos）之后第三位在《纽约客》（New Yorker）因报道中国而成名的作家，也是《纽约客》第一位出生于中国的记者。她笔下的中国故事超越了地理边界，成名作之一是报道曼哈顿唐人街一家华人银行的借债内幕。但她常因为报道而受到中国网民的攻击。2019年，在一篇刘慈欣的人物访问中，她写道刘慈欣在酒后表示民主不适合中国社会，并向刘慈欣询问了关于新疆、中美关系等问题。中国网民指责她的采访是对刘慈欣“设套”，是“歪曲、阴阳怪气”的“诱供”，并控诉她的写作动机是为自己的“叛徒心理”辩护。

樊嘉扬曾表示，她的母亲离开中国几十年，但从未放弃对祖国的忠诚与爱。2011年，母亲确诊渐冻症，身体肌肉逐渐萎缩，无法移动，甚至无法吞咽，只有眼睛能够眨动。需要交流时，樊嘉扬就会拿起字母表，用手指一个个划过，而母亲会在她想说的字母前眨眼。即便如此，每当樊嘉扬要报道中国议题时，母亲都会用双眼慢慢眨出她的嘱咐：“不要说中国坏话（donot against China）。”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樊嘉扬作为《纽约客》的记者到香港采访，和示威者们一起走在街头，给遭遇催泪弹的人们提供盐水，却因为讲普通话而被怀疑是大陆间谍。她不得不出示美国护照和《纽约客》记者证自证清白。她将现场争执的视频发到推特上，感叹“我的中国面孔成了我的负担”。之后，许多大陆网民揪住“中国面孔”和“负担”的措辞，控诉她背叛祖国，不愿当中国人；而一些香港网民因为她在报道中没有完全支持示威者的立场而感到不满——她在报道中记录了普通话人士在香港遭遇的歧视，以及示威者的一些暴力行为。

更激烈的风暴在几个月后着陆。2020年3月，Covid-19疫情在美国爆发，纽约面临封城，平日照料母亲的两位护工被要求撤离医院。“她自己无法吞咽，如果她噎到怎么办？毫不夸张，没有护工，她不可能活下去。”樊嘉扬在视频电话里看着母亲发出含混不清的哭声。她将视频截图发在推特上求救，因为这是她“能想到的救母亲的命的唯一方式”。她知道母亲痛恨别人的同情，甚至可能怨恨她把自己的困境公之于众，将这次公开求救视作一种对她的背叛，“但我不能失去她。我们的牵绊是如此深入骨髓，她的死亡就是我的死亡。”在曼哈顿哈林姆区的一家咖啡馆里，樊嘉扬对端传媒记者回忆。

樊嘉扬的推特得到了纽约市健康与医院管理局局长的注意，母亲的护工回到了医院。然而，当帖子传到中国时，樊嘉扬收到了如洪水般涌来的谩骂、诅咒和恐吓。人们说她“活该”、“遭报应”。当她第一次看到“nmsl”的时候，她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搜索之后才明白这些网民在诅咒她的母亲。让她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充满画面感的语言：“想吃掉你妈的尸体”，“想扬了你妈的骨灰”……

这并不是樊嘉扬第一次因为写作而被指责“背叛”——最初的指责来自于她的母亲。十五岁时，樊嘉扬想通过写作来了解母亲的复杂性——在母亲钢铁般的外表下同时存在的无力感和绵延不绝的付出。她写日记，对于那些羞于、或是不敢写下的情绪，她就把它们藏在虚构的人物背后——青涩的暗恋，对母亲的严厉的不满，或是成为作家的梦想。母亲读了她的日记，看到女儿对自己的描述，指责女儿忘恩负义。“她说我‘有病’，编造谎言来羞辱那个把一切都给了我的人。她已经为了我把自己都杀死了，而我却在筹划着背叛她、抛弃她。”樊嘉扬说。

母女之绊

1984年，樊嘉扬出生在重庆，她记忆中“扬子江边沉睡的的大都市”。母亲在市郊的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当医生，他们一家就住在附近的军区大院。她两岁时，父亲被公派去哈佛大学进修生物。她后来回忆，自己“基本上一直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相比母亲的陪伴，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逐渐和美国融为一体——遥远，抽象，又被蒙上薄雾似的理想光彩。改革开放之后，美国的文化元素渗透到中国的内陆：樊嘉扬记得电视里的Cheerios（燕麦圈早餐）广告，流行的年历上有着完美笑容的美国家庭，母亲和朋友讨论的热播电视剧《豪门恩怨》（Dynasty） ，这一切都向她展示着美国“完美的八十年代”。在现实生活中，樊嘉扬住在军区大院五层高的煤灰水泥公寓楼里，墙皮剥落，没有热水供应，几个家庭共用的洗手间在另一层楼上长长走廊的尽头。大院里唯一的便利店——当时被称作“服务社”——要服务两万居民，虽然售卖Cheerios，价格却令人望而却步。她的生活与其它大院里的孩子无异：去有电视的人家看电视，春游时去白公馆、渣滓洞，写《小萝卜头》读后感，期待着加入少先队，期待着去市中心买奶油蛋糕和《格林童话》。唯一的区别，或许是她藏着一个秘密：母亲已经为两人申请了去美国与父亲团聚的签证。

她们在1992年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已经在耶鲁大学工作的父亲接她们去康州纽黑文的住处。天色暗沉，街道萧索，七岁的樊嘉扬不敢相信这就是美国。一路上，她不断等待着“真正的美国”揭开面纱。母亲曾告诉她美国人都住在大房子里，所以当她看到父亲的公寓楼，心想，“这一整栋都是我们家的吗？”但父亲带她们走上二楼，打开门，是一个只有一间房间的小公寓，床垫直接放在地上。“我花了一些时间才适应，这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了。”

抵达美国一年多后，母亲发现父亲有了外遇。不久，父亲离开了她们。“母亲不会讲英语，全身上下只有200美元，举目无亲。但她觉得在美国，我会有更好的机会，所以她决定接受这场赌局，留在美国。”此外，樊嘉扬觉得，母亲是一个骄傲的人，她无法面对回国后周围人对她的评判，对她家庭的破碎和生活的失败指手画脚。不久前，樊嘉扬找到母亲当年的日记，里面写着：“是不是去死会比较容易，只是扬扬怎么办呢？”

从那时开始，樊嘉扬和母亲就过上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我一半是她倾诉的密友，一半是她的宠物小狗。”樊嘉扬对端传媒回忆，“除了我，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同时，作为一个孩子，我又是如此完完全全地依赖于她。”

母亲得知，在美国，公立学校的名额取决于家庭住址的邮政编码，好的公立学校几乎都在富裕的街区。为了让樊嘉扬进入好学校，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有钱人家当住家保姆。在康州小城格林威治（Greenwich） ——全美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母女两人挤在狭小的女佣房里，但母亲心中已经给女儿设计了未来蓝图：好的公立小学，私立初中，寄宿高中，最终到达东海岸提供奖学金的顶尖文理学院。此后，母亲的人生便围绕着这蓝图运转。樊嘉扬每一步都依照母亲的期待完成了：格林威治中学，迪尔菲尔德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后进入《纽约客》工作。她们像是激流里困在同一条孤舟上的两个人：同仇敌忾，一荣俱荣。

母女挣扎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偶尔去纽约，母亲和她直奔唐人街，买九层塔炒鸭舌、韭菜竹笋炖猪蹄和凤爪，就好像余下的、喧闹繁华的纽约与她们无关。即便在英文流利之后，她仍觉得自己是“临时美国人”——“假定的局内人，永远的局外人（putative insider and perpetual outsider）”。她生活在几乎全是白人的社区，像是走进了“白得刺眼的暴风雪（blindingly white as the blizzards）”。五年级时，樊嘉扬第一次在历史课本上读到美国南部邦联的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的故事，以为李将军是中国人，感到一阵激动：“就好像我和这个我以为将永远把我拒之门外的国家，产生了一些联系。”

还是孩子的时候，樊嘉扬对社会阶级并没有清晰的概念，而她的感受全来自于与母亲的共情。她想象中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在美国艰难的生活状态起初没有让她觉得自己是“穷人”，直到她意识到母亲为当保姆而羞耻。“既然我们过的是几乎完全一样的生活，我或许也该感到羞耻。”她记得小时候牙疼，但她们没有钱买牙科保险，“想到母亲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的恐惧就能让我暂时忘记疼痛。”

“比起‘宠物小狗’，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我是母亲的‘作品’。我知道，我是她生活的中心。”樊嘉扬对端传媒说。

这么多年的相依为命，让我们几乎成了同一个个体。但成长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和对世界的理解，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如果一个雕塑家的作品开始不依照她的心愿而长成自己的样子，这对她来说会是令人不安的、毁灭性的。”樊嘉扬解释母亲指责她“背叛”的原因，“她不会意识到我的不快只是对她的严格要求的正常的、人性的回应，而会觉得，你就这样回报我的牺牲吗？这也让我觉得，她的牺牲是我永远无法完全回报的。”

“这么多年的相依为命，让我们几乎成了同一个个体。”樊嘉扬说，“我对她的爱是如此出于本能、如此切肤。母亲总觉得她不用解释，我就能理解她。确实如此。但成长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和对世界的理解，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她总是赢的那个。她知道怎样能伤害到我。”樊嘉扬说。“但这些冲突并不让我对她的爱和责任减少半分。”

母亲与母国

樊嘉扬解释，她对中国——她的母国（motherland）的柔情与对母亲的爱相似。十几岁时，她为《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而感到生气，甚至和朋友争执。“我对中国有一种对家一样的依恋。任何人对它白眼相看的时候，我都想要维护它。我当时觉得他们批评中国，要么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要么是因为嫉妒，要么是因为他们对一切异域的、陌生的东西充满怀疑。”

依恋也表现在食物上。“我的胃是我身上最中国的部分。”樊嘉扬说。几十年来，她不喜欢吃芝士，但痴迷奶茶，最热爱川菜。她的社交媒体大多是中餐照片：豆瓣鱼头、马上要下进火锅的冬粉、腊肠、山楂糕、凉拌海带丝、辣腐乳……“在食物里，我找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感受到了对那个我还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并热爱的家乡的乡愁。”

每次回到中国，“我的胃感到无比快乐，”樊嘉扬说。她能流利地用中文和人交流，但不仅需要VPN上网，也时常感觉与中国社会脱节。而她的肠胃却仍是毫无保留、完全属于那里。

2020年春天，《纽约客》希望樊嘉扬写一篇关于“小粉红”的报道，讲述她经历的网络暴力。她开始重新阅读那些攻击。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反思自己描述“网络喷子”的语气。“叫他们‘喷子’（troll）太片面了，相当于拿走了他们的人性。那些充满画面感的语言很伤人，但也让我意识到，屏幕背后打下这些字的是活生生的人。我想要写出他们的复杂性，不管他们有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对我。不是说我要赞同所有人的观点，但我需要展示出他们的动机和背景造成的局限。”

更重要的是，她从他们身上、从他们对她的愤怒和轻视里看到了自己。“那些人说我母亲该死、我该死，这些都让我想起我和母亲的关系。这些情绪我都体会过，而且是在最私人、最亲密的情境下——我心中最爱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这样发泄过。我知道这愤怒来源于一种无力感，来源于无处发泄这些深入骨髓的情绪。”樊嘉扬对端传媒说。

母亲和母国不是一个完美的比喻，但帮助她理解自己和母国的关系。“当你停留在一个地方，而另一个人却越走越远，成了你不能理解的样子，这会让人恐惧。对于你视作真理的事情，你身份的基石，她却并不愿受其拘束，就像是在攻击你的身份、你的信念一样。那些攻击我的人，他们将自己和国家身份的融为一体，一荣俱荣，我完全能理解——这就像我和我母亲的关系一样。我也会想，如果在平行世界里，我留在了中国，我会不会也成为一个‘喷子’呢？”

“何伟和欧逸文都是出色、严谨的记者。对他们来说，中国是‘外国’，因此他们会如手术刀一样精准，尽力给出客观的视角。”但对樊嘉扬来说，“中国并不是‘外国’。在我写的每个人身上，我都能看到我父母、祖父母、阿姨、童年好友的影子。就像亲人之间很少说‘谢谢’——我和母亲之间从不说‘谢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是爱彼此的，‘谢谢’是不言自明的。当我写中国的时候，我就像在写自己一样。常有人觉得我写中国的负面报道，是希望中国衰落——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对中国人民的责任，而人民理应受到更好的对待。”

她继续以食物举例。《纽约客》在近两年才开始雇佣全职美食评论作家，所以樊嘉扬早年在《纽约客》做事实核查员的时候，常有机会探访纽约的餐馆，写美食评论。从充满上海滩风情的玲珑酒廊（Salon de Ning），到正宗原味、备受年轻人推崇的麻辣计划（Málà Project），从奥兰治街上最早由非裔美国人运转的酒吧，到西村新兴起的素食餐馆……“食物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会记录文化的变迁，”樊嘉扬说，“它又是如此基础、对生存——各种意义上的生存——都如此重要。它没有边界，也不在政治上站队，有一种纯粹。”

这些情绪我都体会过，而且是在最私人、最亲密的情境下——我心中最爱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这样发泄过。我知道这愤怒来源于一种无力感，来源于无处发泄这些深入骨髓的情绪。

但她也知道食物不完全脱离于政治。在中餐馆点左宗鸡的时候，她会感到不安：连服务生都会提醒她“这主要是给老外吃的”，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读这道菜名。“我的美国朋友们有时候会纠正我的发音，他们把‘四川’读成‘Sze Chuan’，把‘左’读成‘Tso’。”她在2015年的一篇报道里写道，“有人把是否能用当地语言来做梦，作为衡量是否融入当地社会的标准；而我的标准是，是否像我的‘真正的美国人’朋友们那样讲中文。”

她不排斥中餐在美国的改变。“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背叛，因为‘背叛’的概念要基于一种恒定不变的忠诚的对象，但食物和文化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比如说菜肴，原始的食谱是基于当时当地的环境——年代、地理位置和便利，但如果人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而然他们就会开始采用当地的原料。这并非背叛，而是生存。”她补充。

同样地，“中国”和“美国”并没有在她心中此消彼长——“我觉得我自己的边界在蔓延，而不是说，我中国的部分被倒出我的身体，而美国的部分替代了它。”

“我在一个地方出生，在另一个地方感到被排斥；我在美国受教育，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但这些地方都不能定义我，因为我的‘自我’是在经历这一切、思考这一切中形成的。对于母国的爱就像对母亲的爱一样无法被切断，即便我成长成了一个和她完全不同的人。但这柔情与‘忠诚’不同。我的‘忠诚’不再属于一个国家、甚至一种价值观，而只属于我的良心。”

最终，樊嘉扬在《纽约客》的报道并不以网络暴力为重点，而是介绍了她和母亲作为移民的经历和她们在新冠期间的境遇，讲述了她经历的来自中美两国人出于不同原因的蔑视和敌意——“中国人觉得我在异国生活太久，思想被污染；而美国人在疫情期间觉得我是带着病毒在他们中间生活。”她不想指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对待，不想像许多移民故事那样，指责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或是中国人的闭塞狭隘。她只想呈现出她的故事最真实的样子，因为她的经历所反映的是全球化下人们共同的挣扎—— “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在当下这个同时扩展而又收紧的世界里生活。”这篇文章是当月《纽约客》的封面报道，标题叫做《我的母亲和我的祖国》（My Mother and My Motherland)）。（编注：这篇文章的网络版标题为《我和我的母亲如何成为中国的宣传品》，How My Mother and I Became Chinese Propaganda）

在写作的过程中，她穿梭于电脑桌和母亲的医院之间，昼夜颠倒，一条条阅读别人对她的谩骂，再次体会那些伤害。但“最困难的部分是对自己赤裸裸的审视，”她对端传媒说。她向世界道出了藏了多年的秘密，她“卑微的出身”，她和母亲生活的窘迫。她担心人们会同情她，或是因为她经历了这些创伤而对她降低要求；她还担心写出这些故事，就像暴露了令她有些与众不同的秘密，她因此就不再那么特别。但同时，她又觉得不那么恐惧，也不那么愤怒了，因为世界变得更加“可知”。许多移民的孩子留言说产生共鸣，“觉得自己被看见了”。她亦确信自己写出了能给出的最接近真实的故事，因此感到自由。“我挺直胸膛了，别人或许还会轻视我，但我挺直胸膛了。评判是他们的，但故事是我的。”

在推特上求助和遭遇网络暴力的事情最终传到了母亲那里。视频电话里，樊嘉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母亲的回应，但母亲只是用眨眼示意她：“清者自清”。

回忆那一幕，樊嘉扬说，“这或许是她的疾病带来的意外的礼物——她不再能给我带来什么物质上、现实上的好处，于是她终于可以相信我对她的爱是无条件的。她学会了相信我的爱。”